精神是一种特殊意识的抽象和升华，任何一支军队的精神特质，都深深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中。东北抗联精神以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基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东北抗联广大官兵艰苦卓绝的14年抗日战争中，伴随着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发展、壮大的历程逐步确立、完善，东北抗联精神孕育于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关键时刻，产生于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和发展过程，炼就于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和惨烈斗争之中。

党的领导是东北抗联精神形成的先决条件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始，就十分重视东北工作。1923年10月，东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哈尔滨组成立。1927年10月，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后改为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东北三省各地党的工作开展。到1931年，东北党组织发展到2个特委、3个市委、3个中心县委，党团员有2000余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

在这民族危急的关键时刻，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而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高举抗日旗帜，最早发出抗日号召，毅然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宣言》。这是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出现的第一篇抗日宣言。它的及时发表，在于中国共产党对日本发动侵占东北阴谋活动早有察觉和清醒的认识，在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珍重和关注。

这篇宣言是由当时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赵毅敏（刘昆）起草的。70年后的2001年6月，已经98岁高龄的赵毅敏对这篇宣言的发表仍记忆犹新。他说：“那天（指1931年9月18日）晚上10点多钟，日本人借口南满铁路被炸，向北大营中国军队发起突袭，并分几路进攻沈阳城。当时我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在沈阳从事地下工作，住在南三经路81号。突然听到枪声四起，我知道，日本人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我党一直密切关注着日军的动向，对当时的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知道日军早晚要发动这场侵略战争。外面到处都是日本兵，老百姓慌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省委的同志又分住在各处，无法开会。怎么办？我想，中国共产党一定要首先发表宣言，告诉老百姓是怎么回事。我是满洲省委的宣传部长，这个宣言只有由我来写。在枪炮声中，我连夜赶写了一份《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宣言》。第二天一早，省委的同志一起研究通过了我写的宣言，决定立即以省委的名义发出去。宣言经秘书处刻字油印，秘密发到党员手中。在日本兵到处搜捕抗日人士、随意杀人的危险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公开散发宣言，地下党员们巧妙地把宣言送到商场、学校、工厂和老百姓家的院子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于9月20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同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发表《满洲事变宣言》。此后，中共中央、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华苏维埃政府连续对九一八事变发表宣言、决议和告全国民众书，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侵略阴谋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指明了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道路。”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和东北各地党组织，领导东北人民迅速投入到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中共满洲省委要求各级党团组织“积极的扩大罢工、罢课、罢市，做反抗占领满洲的运动”，立刻紧急动员党内全体同志到群众中去开展活动。提出满洲党的主要策略路线和工作方针之一是：“努力发展反日斗争，尤其是要设法打入与领导农民义勇军反日的革命战争。”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满洲省委强调在满洲士兵与农民义勇军的反日战争中，“我们党的任务是加入这一战争，夺取这一战争的领导”。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指示，对武装抗日斗争起到了推动作用。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抗日战场上，首先兴起的抗日武装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为了进行武装抗日，东北党组织在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对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和发展，在可能的条件下给予领导与援助。

东北各地党组织不仅发动群众支援义勇军的斗争，动员工农参加义勇军，而且派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到义勇军中工作。仅1931年末到1933年初，派往义勇军工作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互济会和反日会成员就有500余人。

斗争的实践使中国共产党和东北党组织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一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部队，是无法使这场战争坚持下去并取得最后胜利。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即开始在东北创建独立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日军占领下，在130万平方公里、3000万人口的东北，靠当时仅有的2000多名，且大部分工作在城市工人中的党团员来创建抗日武装极为艰难。为中华民族根本利益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在大敌面前毫不退却，全力去创建自己的抗日武装，并且从创建之日起，就以中国工农红军的建军原则来建造这支军队。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号召东北人民发动游击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明确指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逐出中国”，“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9月20日，中共中央号召民众开展游击战争，抗击日本侵略者。随后，中共中央先后派出大批优秀党员创建抗日武装，领导组织发动抗日斗争。有来自河南的杨靖宇、云南的周保中，有毕业于黄埔军校的赵尚志、赵一曼，有清华、北大学子冯仲云、张甲洲，以及李兆麟、童长荣、李延禄等，他们或参加抗日义勇军的领导与组织工作，或直接创建反日游击队。1932年底，东北党组织先后建立了巴彦、磐石、海龙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开启了党

在东北直接领导抗日武装的历史。创建伊始，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十分明确的。一是这些游击队都是在中共满州省委及其所辖的地方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它受省委和各地方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二是遵循了党的工农红军建军原则，在游击队中都建立了党支部。这就为东北抗联部队建立发展和东北抗联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政治基础。

为了壮大抗日武装队伍，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东北党组织团结各种力量共同抗战。1933年，根据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精神，东北党组织着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义勇军、山林队等各种抗日武装协同作战。1935年末至1936年初，已经建立起东北人民革命军6个军，使东北各地的抗日游击战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1935年，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发表后，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开始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1936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发表，明确指出“为收回东北领土，为保卫中华祖国……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抗日本强盗帝国主义，作游击战争，誓必奋斗到底。”这标志着东北抗日联军的正式成立和东北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东北抗日联军其成员出身有共产党员，有农民和手工业者，有知识分子，有东北军旧军人，也有“绿林好汉”。这些原本信仰各异的爱国军民，在东北抗日联军这一共同旗帜下团结在一起，站到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最前线，戮力同心，并肩作战。东北抗联第十军军长汪雅臣，原是一支反日山林队首领，后接受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改编，加入东北抗联。他率部征战沙场，屡立战功，最后在突围战斗中壮烈殉国。可以说，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没有东北抗联和其14年艰苦卓绝、英勇顽强对日作战的历史。到1937年10月，东北抗联扩编到11个军，约3.5万人。

东北抗日联军从反日游击队到东北人民革命军，再到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过程中，任凭时局变化，始终坚持党对东北抗联的绝对领导。1935年后，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联逐渐失去与党中央的联络。1936年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撤销中共满洲省委，建立了南满、北满、吉东省委和哈

尔滨特委。东北抗联各军按照活动区域分别置于各省委领导之下。凡有重大军事活动都通过召开省委会议或军队与地方党组织联席会议作出决定。1938年下半年，东北抗日战争进入极端艰苦时期。从1940年11月开始，受困难形势所迫，东北抗联各部主力先后进入苏联境内，进行集中整训。1942年8月，东北抗联教导旅在苏境建立，9月建立了独立步兵旅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即中共东北委员会），明确规定“特别支部局要执行中共政治路线，中共党组织的基本不改变”， 特别支部局同教导旅内联共党组织的关系是“兄弟党的关系”，既要保持工作上的紧密联系与合作，又要各自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抗战14年里，东北抗联始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即使是中共满洲省委撤销，后期主力转入苏境，中共党组织对抗联的绝对领导也没有变。

孤悬敌后的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联，与党中央的联系是极端困难的。但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联在斗争中不断争取党中央的指示，坚定不移地服从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曾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的冯仲云，1939年10月12日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从1935年5月—1939年5月，整整4个年头了。这是多么悠久的岁月啊！这4个年头中，北满党完全是处在四外隔绝的状态中，他们与外部没有任何的联系，得不到任何直接的援助，没有得到上级组织上的领导，他们简直好像《随军西行见闻录》里所说的‘化外党部’一样。但是值得中国人民的嘉许、中国共产党足以自豪的，是他们在敌寇空前严重压迫之下，在巨艰万难的环境中，本着共产党员的真正革命的精神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不惜流血的向前迈进。‘一息尚存，誓死抗日’，使我大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呈现灿烂的光辉。”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也是如此，抗战胜利后他曾对著名记者穆青说，东北抗联与中共中央及关内失去联系后，完全陷于孤军奋战的困境。最难忍受的还不是弹尽粮绝、挨饿受冻，而是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接不到党的指示。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想念延安真像孩子想娘一样。杨靖宇为打通与党中央和延安的联系曾组织东北抗联部队进行两次西征。 被称为“中国的夏伯阳”的赵尚志，是历经波折而信念坚定的东北抗联将领，他曾两次被错误地开除党籍，但他仍然说“我一天也不能离开党”。仍然百折不回，与日寇浴血奋战，无论多么险恶的逆境，都无法动摇他对党、对党中央的坚定信念，直至壮烈殉国。1942年东北抗联教导旅建立，编入了苏军序列，为保持教导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教导旅领导人周保中、李兆麟坚持保持中共党组织对教导旅的独立领导，使这个特殊的国际旅保持了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的独立性，直到中国抗战胜利后，把东北抗联的党组织关系移交给中共中央东北局。

东北抗联指战员正是有了对党的信任，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在白山黑水间，广泛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消灭了大批日伪军有生力量，取得了辉煌战绩。仅在七七事变前就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成百上千次战斗，为全国抗战谱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所以说党的坚强领导和东北抗联指战员始终保持心向党中央、心向祖国的崇高信仰，是东北抗联精神形成的先决条件。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东北抗联精神形成的基石

东北抗联孤悬敌后，在战争环境艰苦到了挑战生命极限时仍然能够坚持抗战，这源于在中华民族的危难之中，东北抗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树立起驱逐日本侵略者，取得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坚定信念。正是在这一崇高信念的激发下，东北抗联指战员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以“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的情怀，赴汤蹈火、浴血奋战，始终坚守信念，对党和祖国忠贞不渝。

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曾发出过这样的誓言：“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为民族解放事业，头颅不惜抛掉，鲜血可以喷洒，而忠贞不贰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最后胜利的决心是坚定的。”正是有了这样坚定的信念，他在1940年2月被数百名日、伪军包围在濛江县三道崴子一高地时，宁死不屈，壮烈牺牲。1938年10月，东北抗联第五军妇女团8名女战士为了掩护大部队突围，英勇反击敌人。在弹尽路绝、战友援救无效的情况下，面对敌人的军事威胁和诱惑劝降，她们毫不动摇，以绝不屈服，誓死不当俘虏的坚定信念，在政治指导员冷云带领下，手挽手悲壮地投入到乌斯浑河，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牺牲时，最大的仅23岁，最小的只有13岁。

中共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政治部主任魏拯民，是1927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从入党那天起，就坚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和信念。他说：“要革命要建设新社会，推翻旧社会，并不是容易可做，并不是无准备可以成功的。所以要做空前绝后的为人类的幸福的一桩伟大事业，必须在以前有充分的预备与准备，方可以有胜利之操，成功之可能。”他教育战士说：“革命不能只靠勇敢和热情，要有政治头脑和远大的理想。政治是武器，它不但能使我们进步，更能有力地打击敌人。”他在给战士制作的桦树皮课本第一页就庄严地写上了：“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他不但这样说，而且用自己的行动为这个毫不动摇的理想信念而斗争。在生命垂危之际，他想到的是让身边人把“比生命更重要的文件”交给党组织。艰苦的环境、无情的病痛折磨得他筋疲力尽，时时处于昏迷之中，在生命垂危之际还断断续续地说：“天快亮了，同志们要坚持……”

拥有信仰的军队是强大的军队，拥有信仰的战士是无敌的战士。用马克思主义信仰武装起来的东北抗联，是一支意志坚强的钢铁队伍。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东北抗联指战员以钢铁般的坚强意志与敌人顽强作战。周保中在作战中肠子被打了出来，他把肠子塞回肚子里，用绷带缠上继续指挥战斗。陈翰章腿部中弹后越肿越粗，在没有任何药品的情况下，他用一条纱布从伤口的一头捅进去，从伤口的另一头把带着脓血的纱布拉出来，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继续战斗。东北抗联第六军第十二团朱连长在送信途中，因过于疲乏，取暖时双脚被烧烂无法行走，但他想着“上刀山下油锅也要把信送到”的誓言，经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爬行两天两夜把信送到目的地，才如释重负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用崇高理想信念武装起来的东北抗联英雄群体，在与日本侵略者的顽强拼搏中英勇不屈、义无反顾，锻造为一支打不垮、剿不灭、困不死的钢铁队伍。坚定的理想信念为这支队伍建设和东北抗联精神的形成奠定了牢固基石。

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是东北抗联精神形成的重要保证

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东北抗联的生命线，也是东北抗联精神形成的政治保证。面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东北抗联将士之所以始终以生命和鲜血高擎抗日旗帜，是有效的政治工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东北抗联从创建之初就明确了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教育全体指战员为祖国的解放而战。同时注重政治工作制度的建设，在东北抗联部队军、师设立了政治部，这些政治部依照上级领导机关对于党和政治工作的指示，直接指导本级的党和政治工作。在组织保障上，东北抗联以人民军队建军思想为指引，党支部建在连队上，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在人员设置上，于政治部内设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作为东北抗联的“政治代表，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抗联中的全权代表”。这种组织和人员的双重保障制度对东北抗联部队保持人民军队本色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为加强东北抗联的政治工作，从建立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开始就根据部队发展的不同情况，适时制定军队的政治工作条例。1934年6月，中共满洲省委为加强游击队和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制定并颁发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1940年，东北抗联处于极为艰苦时期，为发挥政治工作优势，克服困难，3月8日，中共北满省委又制定了《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这些条例根据东北抗联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军队性质，政治工作目的、任务和方法等。这就为东北抗联开展政治工作提供了依据和规范，使政治工作有章可循。

为提高干部的政治军事素质，发展抗日武装，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中共满洲省委于1932年4月在磐石开办了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政治和军事素质的干部。5月，巴彦反日游击队建立时，就设立了教导队，负责对队内干部战士政治、军事素质教育的提高工作。以后通过办训练班、教导队等形式来提高东北抗联部队政治军事素质的工作持续不断。为了加强对军政干部的培养，1936年5月，在伊春河口创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该校由东北抗联总司令赵尚志任校长，李兆麟、冯仲云、侯启刚先后任教育长。这所学校是按照正规的方式建立。该校《临时简章草案》明确规定：本校决定以适合于伟大动荡时代之新的政治知识、军事战斗技术，为创造大批军政干部，以形成有系统之政治领导与军事领导为宗旨。这所以政治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军事学校共办了三期，培养了200多名政军干部，这些学员回到部队后，对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东北抗联通过生动活泼的政治工作形式对广大指战员进行爱国反日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启发战士的阶级觉悟，锻造广大抗联指战员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激发抗联战士的家国情怀和抗争精神，将成分复杂、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队伍打造成为一支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

把散兵游勇式的山林队、绿林武装、义勇军改造成一支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并非易事，有的东北抗联干部为此而献身。于洪仁是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小学教师，1932年初，在各地自发的抗日队伍蜂拥而起时，中共宁安县委为有效地把这些队伍纳入党的领导下，派于洪仁到李荆璞领导的100多人的农民抗日队伍中去工作。于洪仁以他的聪明才智使部队取得了一些胜利，赢得李荆璞的信任。经过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党的抗日主张得到了认可，李荆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队伍中建立了党支部。但在局势动乱之中，涌进这支队伍的人员，成分不纯，动机各异。有的对废除私有制度、枪马财产归公、官兵一律平等的严格纪律不满，密谋杀掉于洪仁而投敌。1934年8月，于洪仁被两个叛徒杀害，牺牲时年仅26岁。1938年6月，派到东北抗联第八军的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发现第八军三师师长王子孚有策动叛变的活动，同他进行了坚决斗争。刘曙华利用各种机会向三师的干部战士宣传抗日，讲解党的抗日政策。他说：“中国人不应甘做亡国奴，中华民族只有抗战到底才是出路。”王子孚认为刘曙华是他们投敌的障碍，就把他绑了起来，妄图胁迫他一起投降。刘曙华大骂王子孚是民族的败类，大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一些准备投敌的战士在他的感召下犹豫了。这时，王子孚恼羞成怒，把刘曙华绑在大树上，惨无人道地割下他的舌头。刘曙华威武不屈，挺立在大树下，他虽然不能说话了，但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却无限深情地凝视着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挺胸昂头，怒视着王子孚这伙无耻的叛徒，表示誓死不投降的决心。最后，王子孚等人竟残忍地用刀子一点一点地割下刘曙华的皮肉，直到他断气。由此可见，锻造一支真正为中华民族利益而斗争的东北抗联部队是多么不易。

在东北抗联部队中，无论在多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政治工作始终是有条不紊进行。北满抗联第三批西征部队的西征是在“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冬季进行的，条件的艰苦可想而知。可是在艰苦的情况下，政治工作一点也不少。负责记载这次西征过程的东北抗联第十一军秘书长张中孚，在日记中这样写到：“七点半（1938年12月6日晚），张政委（指李兆麟）向部队进行政治讲话，报告国内外新闻。与一师分开行军后一师于主任（指于天放）及解秘书到达王把头密营，令其立即开展政治工作，以期树立革命的基础，同时还令李师长（李景荫）务必督促这项工作。”“十月二十一日（1938年12月12日），上午八点全体在王把头密营前集合，准备出发。出发前，由总政治部主任（指李兆麟）宣布有关军纪的训练和纪律上的几项条款。” “今天我要讲的话，希望各位充分注意听取，切实加以遵守。首先第一点所要讲的是，各位必须了解此次西征将会有光辉的成就和历史意义。它是东北反日战线新的大发展的起点，是为了争取发展与扩大民族革命运动的胜利事业。其次，有关行军纪律的几项条款，希望各位必须无遗憾地牢牢记住并切实遵守。”以后还有许多开会、写工作报告、印刷传单、谈话做思想工作等的记载。从这些片断的日记中可见政治工作贯穿于东北抗联活动的始终。正是依靠这种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东北抗联的战斗力才不断增强，成为团结各种抗日武装的核心，成为东北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东北抗联还贯彻“人民军队不仅是战斗队，也是宣传队工作队”的原则，用各种方法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抗联部队的宗旨，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东北抗联的政治工作，最重要的还是抗联内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各级党组织和各抗联部队，采取了各种办法，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各部队曾经普遍组织政治讨论会和读书会，利用战斗的间隙学习民族解放的革命理论，学习文化知识；在部队中设立宣传员，建立宣传队，写标语，教唱歌，办小报，组织小型文艺娱乐活动；制定严格的纪律，实行军内民主，树立新型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使部队充满战斗的生机。由此可以说，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是东北抗联精神形成的政治保证。 

共产党员和抗联将领的率先垂范是东北抗联精神形成的内在动力

战争是残酷而血腥的，东北抗联进行的战斗更是惨烈，而东北抗联指战员能够顽强地坚持抗战14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共产党员、抗联将领率先垂范，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以不怕流血牺牲的行动感染、影响着部队的战士。当我们翻开东北抗联的历史，不难发现在这支队伍中，许多指挥员都是优秀的知识分子和早期的共产党员，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河南省立第一工业学校毕业，在开封学习期间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是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委员。中共南满省委书记、抗联第一路军总政治部主任魏拯民曾是北平私立弘达学院的学生。抗联第三军军长、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1925年2月考入哈尔滨市许公工业学校，同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入黄埔军校学习。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曾在云南省立大理第三中学读书，后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毕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曾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营长、团长、副师长。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1931年入华北大学学习，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根据党组织派遣，在辽阳一带组织义勇军。抗联第三路军总政委冯仲云，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以22岁的年龄到哈尔滨出任东北商船学校教授。抗联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是北平中国大学学生，抗联第五军政治委员季青是北平朝阳大学学生。巴彦游击队是以北平清华大学学生、共产党员张甲洲为代表的一批从北平回东北的大学生建立起来的，在这支队伍中有30多名大学生，被称为“大学生队”。从以上这些抗联主要领导人来看，他们并不是草莽之人，也不是因处境坎坷而参加东北抗联的，而是有知识、有志向，经历过革命斗争考验的杰出群体，为了抗日救国而创建和参加抗联。这些人不但给抗联增加了新鲜血液，也为抗联部队的素质提高和抗联精神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东北抗联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大多战死，这是有史以来，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所没有的。据不完全统计，自1933年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陆续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起，到1945年8月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东北抗联共牺牲师级以上指挥员100余人，其中军级30余人。

这些共产党员、抗日将领的率先垂范作用影响着整个部队。在日军日夜不休的军事“讨伐”，时时刻刻的政治诱降，苛刻严密的经济封锁下，东北抗联的旗帜始终不倒，就是因为这些英雄们顽强不屈的民族气节和不畏强敌、为祖国解放和独立而献身的斗争精神在支撑着。抗联第九军政治部主任魏长魁，在战斗中负伤，双腿不能行走，竭尽全身力气烧毁文件，然后自戕殉国。抗联第六军副官黄有，曾是汤原县远近闻名的富户，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他将全部财产献给了游击队，烧掉自家的房屋，参加抗联部队，最终英勇牺牲。总之，东北抗联党员干部的形象就是抗联的希望，以上率下是抗联发展和东北抗联精神形成的原动力。

特殊的艰苦环境是东北抗联精神形成的客观因素

东北抗联斗争的极端艰苦在世界战争史上极为罕见。抗战胜利后，著名记者穆青采访周保中等抗联将领后写道：“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亲身经历了无数苦难。在晋西北吃过黑豆糠米，在冀中钻过地道。但是，比起东北抗联遇到的困难，实在是算不了什么。我也读过中外战争史，看到过不少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事迹的报道。但是，论其战争的残酷性、艰巨性，没有一支是超过东北抗联的。”这个阐述足以说明，东北抗联是在特殊的艰苦斗争环境中与日军作战的，东北抗联精神也是在这种环境中磨砺而成。

东北抗联的斗争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环境下进行的。首先是政治环境不断恶化。东北抗联被日本侵略者视为心腹大患、“满洲治安之癌”，于是采取了残酷的“讨伐”镇压手段。1933年前后，日伪当局就开始收缴民间武器，禁止在公路两侧等特殊地区种植高秆作物，压缩抗日武装的生存空间。1933年和1937年，先后颁布《暂行保甲法》和《市街保卫法》。1934年10月，实行“省官制”，将原东北3省及热河划分为14省，实行分区的军事统治。1934年12月，正式实施“集团部落”政策，强制归屯并户，驱赶农民迁到指定居住地，企图从根本上割断东北抗联与群众的血肉联系。1936年4月，关东军司令部制定实施《满洲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毁灭根据地，切割游击区，实施攻心战，强化机动力，实施坚壁清野、拉网建点、封堵退路、分割围歼等毒辣手段。还组成“挺进队”“搜索班”等各种名目的小股部队，搜索抗联部队，一旦发现踪迹，就会“像壁虱一样叮住不放”。由于日军兵力是东北抗联的数十倍乃至上百倍，每与敌人交火一次，部队都要连续不停地奔走上百公里，以摆脱追击。

在日军的残酷“讨伐”下，东北抗日斗争形势日趋恶化，抗日游击区域不断缩小。日本侵略者还大量收买奸细、叛徒、特务，每年的“特别机密费”高达百万元以上。这些奸细、叛徒出卖抗联情报，配合日军动摇抗联军心，甚至冲在杀害抗联指战员的第一线，给抗联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东北抗联将士不仅要与残暴的日本法西斯进行殊死战斗，而且还要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东北地处高纬度地带，冬季漫长而寒冷。在长达半年的冬季里，缺乏御寒衣鞋的抗联战士们，经常在零下30到零下40摄氏度的天气里，风餐露宿，行军打仗。为此，有无数抗联战士被冻伤、冻残，甚至被严寒夺去生命。抗联老战士单立志曾回忆道：“在1939年那一年，我一个冬天都没有棉衣穿。晚上睡觉时，在大雪堆里挖个坑，架上松木烧，每天就靠烤火活着。向火的一面烤热了，背火的一面早冻透了，就来回翻着面地烤。在长期严寒摧残下，一大部分年纪稍大的战友都被冻死饿死了。人是先从脚往上冻，最后脑袋都冻坏了，走着走着，抱着树就痴呆了，还有知觉的人让我们给他一枪，可是谁能忍心给他一枪呢，只能活生生地看他冻死。”

在日军“讨伐”和严密封锁下，战士们经常处于缺粮断炊的境遇，只得以山果、野菜、草根、树皮充饥，有不少战士因无粮入口而被活活饿死。周保中曾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他说：在一次战斗转移中，有十几个重伤员无法行动，他们怕连累部队，就主动要求留下来。于是就找了一个隐蔽的山洞，留下一名炊事员和一名卫生员及一些粮食，让他们在这里安心养伤，待部队回来时再接他们。然而，由于敌人的残酷“讨伐”，形势变得极其恶化，部队没有及时回来接他们。日后待部队回来找他们的时候，只见山洞里伤员们有的死在铺上，有的死在锅台旁，锅里没有一粒米，只有一锅黑乎乎的稀汤。炊事员也倒在附近的水沟里，扁担、水桶都在身边不远的地方，他们一个不少地被饿死。

面对极端恶劣的环境，东北抗联指战员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决心，用赤子般的忠诚与热情，在最为恶劣的斗争环境中，孤军奋战，爬冰卧雪，奔波于深山老林之间，征战于日伪横行之地，同日军进行殊死的斗争。于天放经历了从抗日游击队的创建到抗联最艰苦的斗争时期，一直坚持到1944年底被捕入狱。他对那段斗争的艰苦刻骨铭心。他说：自1938年开始，抗联一年四季都是在露天里宿营。火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一天也离不开它。在《露营之歌》中，春、夏、秋、冬都着重提到“火”。在春天“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在夏天“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在秋天“草枯金风急，霜晨火不燃”；在冬天“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最寒冷时达到零下四五十摄氏度。每逢在“穷阴凝闭，凛冽海隅；积雪没胫，坚冰在须；鸷鸟休巢，征马踟蹰；缯纩无温，堕指裂肤”的情况下，大家就不言而喻地想起了祖国、人民和为革命而牺牲了的同志，于是浑身是劲，热血沸腾，坚定了我们抗敌的决心和毅力。在恶劣的环境下，东北抗联队伍减员非常严重，由最多时的3万余人锐减到不足2000人。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白山黑水，洒遍了大、小兴安岭。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一支军队，像东北抗联这样，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大半战死；也从来没有一支军队，像东北抗联这样，无论是总司令还是普通士兵，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时刻面临着饿死、冻死和战死的威胁。正是这种恶劣环境炼就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