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以德修身，为政以德。立德是立身做人之本，官德是为官从政之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官德，亦即从政道德，是一种特殊的职业道德，基于一般的社会道德规范，又高于一般的社会道德规范，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榜样的示范性。官德是领导干部应具有的政治态度、道德品质和思想作风，涵盖着感情趋向、思想投向、奋斗方向，是作为掌权者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的权力道德，体现于领导、管理、服务、协调等各项领导工作之中，是为官之魂、从政之基、用权之道。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党员干部加强道德修养的重要思想宝库。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用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人、启迪人、培养人，指出：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引用“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强调领导干部在道德建设中的示范作用；引用“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说明讲政德重修养的重要性；用“堤溃蚁孔，气泄针芒”，告诫党员干部须从小事小节入手加强修养锻炼。
人以品为高，官以德立身。官箴云，“廉非为政之极，而为政必自廉始。”（元揭傒斯《文安集》）。“廉”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范畴，清廉是实现德政的前提，是为政者的基本道德操守。学习和践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何为廉”“为何廉”和“何以廉”问题上的系统阐释，对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一、廉为政德
官德思想在中国历史悠久，其渊源可以上溯到尧禹时期。西周统治者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刑”思想，孔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儒家“德治”理论体系，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提倡“为政以德”与“廉平之守”的德治学说。
儒家伦理要求为官者必须具备道德修养，把“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患禄之不厚，而患知之不博” （《后汉书•张衡列传》 ）作为判断官德人品的价值标准，认为官员应比普通百姓具有更高的道德修养与道德追求，这样才能“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
1、廉的含义
什么是“廉”？廉，本义为厅堂的侧边。《说文》“堂之侧边曰廉，故从广”。郑玄注:“侧边曰廉。”因堂之侧边有棱有角，方方正正，所以引申出正直、清廉等，比喻有节操、端正的品行和操守。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廉，有分辨，不苟取”。意思是“廉”能分辨义与不义，不义之财不可妄取，除此取之可也。
孔子在《论语》中，讲过“为政以德”、“廉平之守”，“行己有止”、“欲而不贪”等思想内容。先秦时期，儒家主要是从道德伦理层面来认识“廉”的，把“廉”作为君子所具有的一种基本道德操守。汉代以后，“廉”更多地与政治行为联系在一起，出现了专门的“举孝廉”科，将“孝廉”作为官员选拔、任用的主要依据。我们现在常说的廉洁、廉政、廉德、清廉等词语，早在周代和春秋战国时期就见诸于世了。
廉洁，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伟大的诗人屈原的《楚辞•招魂》中:“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尔未沫。”东汉著名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释说:“不受曰廉，不污曰洁”，也就是说，不接受他人的馈赠的钱财礼物，不让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玷污，就是廉洁。“廉洁”一词，《辞源》上解释为“公正，不贪污”。《辞海》上解释为“清廉，清白”。廉是清廉，就是不贪取不应得的钱财；洁是洁白，就是指人生光明磊落的态度。
清廉，指的是清白廉洁、清正廉明、廉洁无私。比喻为官廉洁公正，不贪污徇私。
廉政，“廉政”一词最早出现在《晏子春秋》：“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现在所说的“廉政”主要指政府工作人员在履行其职能时不以权谋私，办事公正廉洁，同“廉正”。
廉德，从西周开始，就注重官吏的清廉，制定了考核官吏政绩及其廉德的标准。“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周礼·天官冢宰》）用评判官府的六计来判断群吏的政绩：一为是否廉洁并且善于办事，二为是否廉洁并且推行政令，三为是否廉洁并且谨敬勤劳，四为是否廉洁并且公正，五为是否廉洁并且守法，六为是否廉洁并且明辨是非。从以上考核官吏政绩的六条标准来看，都体现了“廉”是为官之本和考核之要的基本精神。
2、政者正也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意谓做官，就是首先端正自己，你自己端正了，谁还敢不端正？这是鲁国执政季康子问政时孔子回答的话。季康子遵其父季桓子“相鲁，必召孔子”（《史记·孔子世家》）的遗嘱，把孔子请回国内，不时请他问政。
“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礼记·哀公问》）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孔子结束了周游列国的生活回到鲁国，哀公问孔子怎样才能把政事治理好？孔子说：国家的管理者行得端、做得正，人民就有了方向，也跟着正道直行。如果管理者心术不正、行事不正，百姓怎么能遵守秩序和法律，怎么能正道直行？
孔子说：“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大戴礼记·主言》）意谓居于上位的君臣，是民众的表率，表率正了还有什么不正呢？“上好礼，则民易使也。”执政者如果崇尚礼仪，百姓很自然地就容易管理了。做官的只要率先垂范，世风、民风自然趋正。
孔子还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意思是说：当政者如果能端正自己的行为，对于管理政事来说还有什么难的？如果不能端正自己的行为，怎么去端正别人的行为呢？
孟子也说：“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滕文公下》）人格扭曲、行为乖张的人不可能引导别人做到行为正派。他提出“正己而物正”（《孟子·尽心上》）的要求，意谓自己正了，所行的事也就正了。做人必须自己先正，才能正人。自己廉洁了，才能为他人作出清廉的榜样。
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以修身正己为开端。在个人、家庭、国家的关系中，个人“正心、修身”是起始，接着是“齐家”，是“治国”，最后是“平天下”。孔子“政者，正也”的话，穿越时空走进我们今天的生活，如能终身行之，必定受益无穷。
3、廉平之守
孔子的学生子贡将出任信阳的长官，向孔子辞行，并请教为政。孔子说：“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说苑•政理》）意谓做官为政没有比公平更好的美德，面对财货没有比廉洁更好的节操。一个人如果拥有廉洁公平的操守，就可以经受各种考验，没有人能打倒你。孔子讲这四句话，希望他能做一个廉洁公正的官员。子贡后来也确实在从政时践行了孔子教诲，做出了不凡业绩。
为政公平，是孔子倡导的为官之道。孔子说：“善为吏者树德，不能为吏者树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意谓善于做官的人树立恩德，不善于做官的人树立仇怨。“概”是推平量器的（工具），官吏如概，是平正执法的。治理国家的人，不可失去平正。
孔子还说过，“义，利之本也。委利生孽。”（《大戴礼记•四代》）告诉我们利在义中，重义方能有利。委，积也。不尚义而积利则生害。意思是积利不当会产生祸害。宋代陈师道说：“百年富贵今谁见，一代功名托至公。”意思是历史上那些富贵显赫的人，谁还能记住他们？功德美名，只会记在那些一心为公的人身上。这两句话可谓深得“廉平”之旨。
4、为政以德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意思是为政关键要有良好的品德，有了良好的品德，这才像北斗星那样，处在浩瀚的苍穹，群星依然拱手仰望。“官德正，则民风淳；官德毁，则民风降。”政德就是居官从政者的权力道德、职业道德。公正清廉，是最重要的政德。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和名臣都从不同角度申论官德之内涵，都强调居官者必须具备“公正无私”之德。
《尚书》说：“以公灭私，民其允怀”，“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能以公心灭私欲、除私利，百姓才能信赖归服；不偏袒少数人利益，不结党营私，政令就能畅行通达，国家就能兴旺发达。
《荀子》说：“公生明，偏生暗。”意思是公正就耳聪目明，明断是非；偏私就昏暗愚昧，断事昏庸。《淮南子》说：“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意为为官从政者有公正无私之德，一句话就能使万民听从，团结一致。
金臣元好问诗云：“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清朝陈宏谋《从政遗规》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又说：“亲民之官，以廉为基。”
中国历朝对官德都有规定，如西周有知（智）、仁、圣、义、中、和“六德”和孝、友、睦、姻、任、恤“六行”；汉有质朴、敦厚、逊让、节俭等“光禄四行”；唐有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等“四善”。纵观历朝对官德的规定，最主要的内涵就是：公正无私，清廉勤谨。
5、官德如风
自古以来，为官者的道德示范对整个社会的信仰体系和道德规范都起着引领和典范作用。良好的为政之风、为官之道，必将带动形成风清气正、崇德尚善的社会风气。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是说在上位的君子，为政之德若风；在下面的百姓，从化之德如草。风吹到草上，草就必定跟着倒。所以称君子为政之德为“德风”。
曾子曰：“敢问何谓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此之谓七教。”“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孔子家语·王言》）
孔子说：“上位尊敬老人，下民就更孝敬；上位重次列，下民就更顺长者；上位爱施舍，下民就更宽厚；上位亲近贤者，下民就选择交良友；上位德行好，下民就不会隐藏错处；上位不贪利，下民就耻于争斗；上位廉洁谦让，下民就会耻于供上的太少，这就叫七教。”“凡是身居上位的人，都是百姓的表率，表率正，那么还有什么不正呢？”
孟子说：“不仁者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如果道德低的不仁者处于统治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群众。唐太宗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 “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竟进。”
宋代清官包拯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乞不用赃吏》）
正所谓“官德如风、民德如草，风行则草偃。”良好的为政之风、为官之道，必将带动形成风清气正、崇德尚善的社会风气。
二、廉政之道
何为廉政之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这方面的经典论述比较多，包括欲而不贪，见利思义，近小害政，节用有度，戒奢宁俭，与民同利，慎终如始，敬小慎微，心存敬畏，知耻知止等。
1、欲而不贪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 意谓富裕和显贵，是人们所期望得到的，但不用正当方法得到，是君子不能接受的。
儒家承认人有“富与贵”的欲望，但是如何得到富贵，孔子回答是要走正道，以正当途径获取，固守做人的节操，做到欲而不贪，取舍不苟。就是说，富与贵不得离道而求，否则就是不仁不义。
在回答子张问政时，孔子说：“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意谓君子为政惠民，不劳民伤财；让民众做事，但并不被怨恨；有欲望，但不贪婪；泰然，但不傲慢；威严，但不凶猛。
作为君子治政的五种美德，“惠而不费”，强调的是为政利民、无费于财的思想；“劳而不怨”，讲的是合理劳民的意思；“泰而不骄”，讲的是待民的一种谦恭态度；“威而不猛”，讲的是虽有威严形象，但能和民的意思。
什么是“欲而不贪”？孔子作了如下解释：“欲仁而得仁，又焉贪？”（《论语•尧曰》）意谓为政者自己如果追求仁德便会得到仁德，又有什么可贪的呢！孔子的仁德思想，包括两个层面：对人，讲的是爱人利物；对己，讲的是去私慎独。有了爱他利他的境界，怎么可能为满足私欲而把国家或他人的财物贪为己有呢！
欲望人皆有之，关键是做到“欲而不贪”。孔子说：“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礼记•儒行》）意谓儒者不因贫困而丧失志向，不因富贵而丧失节操。对于富贵，问题不是该不该追求，而是该如何追求。遵循道德约束去追求富贵才是正当之道，如此才能既促进发展，又不至于造成祸乱。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著的一部政论性史书。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时的讨论、劝谏、奏议等，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书中提出了"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重民思想，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施政方针，用人惟贤、广开言路的开明措施，尊儒重教、仁德先行的统治策略，以及俭约慎行、善始慎终的人格要求。《贪鄙》篇记载了唐太宗与大臣们关于戒贪尚俭，善始慎终的言行。
2、见利思义
孔子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关于“浮云”的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篇》）。孔子说，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像浮云一样。
子路问怎样才能做一个“完人”，孔子回答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论语·宪问》）意谓在利益面前，要想到道义；在国家危亡关头，不惜付出生命。成语“见利思义”和“见危授命”皆出于此。
鲁哀公问：“想提高德行应崇尚什么？”孔子明确回答：“义，利之本也。”（《大戴礼记·四代》）利在义中，重义方能有利。孔子“见利思义”的思想，就是不取不义之财，只求合义之利。是说在符合“义”的前提下，可以去追求“利”，而不义之利，则分文不取。
孟子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反对的是“见利忘义”和“后义而先利”。他认为，如果“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孟子· 告子下》），那就会导致人们不顾廉耻，天下大乱。孟子进一步说:“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天下弗愿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道也，非其义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上》）。如果不符合道义的准则要求，那么即使一根小草也不随便交给人或不随便从别人那里取得。
孟子《鱼我所欲也》论述了义重于生，更大于利，不能两全时应该舍生而取义。孟子在齐国任客卿，因与齐宣王意见不合而辞归。宣王托人挽留，准备在都城给孟子建一座房子，并送给万钟粮食，遭到孟子的拒绝。他说:“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孟子·滕文公下》）表现了孟子重义轻利的道德取向。
孟子天性高傲，不趋附权势。孟子认为:“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 ;“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孟子·尽心上》）“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居住在天下最广大的居所里，站立在天下最正大的位置上，行走在天下最广阔的道路上，能实现志向就与百姓一起去实现，不能实现志向时就独自施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就是大丈夫!
孔子“见利思义”的思想，孟子对“舍生取义”的称颂，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把“舍生取义”奉为行为的准则，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奉为士大夫道德的典范，为形成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品格作出了贡献。
3、近小害政
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意谓不要图快，不要贪占小利益。图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占小利则办不成大事。
子夏做了莒父的长官，临行前，向孔子请教如何把官当好，孔子告诉他这段话。孔子对弟子们的优点与缺点了如指掌，回答弟子提问时总是因人而异，针对性很强。子夏的毛病是“常在近小”（《四书集注》），孔子便以开头这段话告之。
孔子曾告诫为官者：“好见小利，妨于政。”（《大戴礼记•四代》）他认为：“隐小物以害大物者，灾必及身矣。”（《韩诗外传》卷六）
意谓关心小事以致损害大事，灾祸就必定降临到他身上来。做人成事要学会权衡利弊，不可因小失大，包括对财富的追求。凡见小利而动心的人，没有几个能成大事的。只有抛弃小利的干扰，才可能有实现目标的大思路、大智慧和大手笔。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正是因为利益有如此大的诱惑，孔子才告诫我们不可因利而误入歧途。
自古以来，“获利显而伏隐患，得利近而播远忧”。一个人经常想着怎样才能占便宜的时候，也一定是他要开始吃大亏的时候。《大学》里有“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话，意思是通过不正当的路径得到的财富，也会以各种方式丧失掉。现在对不少贪官宣判的判词说“没收全部非法所得”，不也是最好的注脚吗？
古往今来，凡成大事者，没有一个是见小利而动心的。凡见小利而心动者，没有大眼光，必定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4、节用有度
孔子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节用”，即不奢侈，是指生活上革奢务俭，经济上节约财政开支，宽厚民力，使民以时。
孔子说：“中人之情，有余则侈，不足则俭，无禁则淫，无度则失，纵欲则败。”（《说苑•杂言》） 意谓就一般人的性情而言，手里的钱多了，就会奢侈挥霍，不足就节俭。没有禁令就放纵，没有节度就逸乐，放纵欲望就败亡。
孔子说：“饮食有量，衣服有节，宫室有度，畜聚有数，车器有限，以防乱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听也。” （《说苑·杂言》）意谓饮食要有定量，衣服要有节制，住宅要有限度，聚敛要有常数，车辆器物要有限额，以此来杜绝祸乱的根源。所以法度不能不明确，教育的话不能不听从。
孔子说的“度量”和“善欲”两条，体现的是法治和德治并重的原则。这就是说，一方面须设立一定的法律条令给予指导、调节和节制，使人举足有措而适归于治；一方面要通过教育，让人有是非标准和是非之心，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
孔子认为，“凡夫之为奸邪、盗窃、靡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无度。无度，则小者偷盗，大者侈靡，各不知节。”（《孔子家语•五刑解》）意谓凡是邪恶、偷窃、犯法、恣意妄行的人，是由于不满足，不满足是因为没有限度。没有限度，往小的说是偷盗懒惰，往大的说是奢侈浪费，都是没有节制造成的。
孔子的“节用、善欲、有度”思想是我国古代廉政思想中的宝贵财富，历代廉吏无不以此为其廉政的基本出发点，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曾激励了许多从政者廉洁自励，拒贿反贪，对后代臣民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5、与民同利
鲁哀公问礼，孔子说：“即安其居，节丑其衣服，卑其宫室，车不雕几，器不刻镂，食不贰味，以与民同利。”（《礼记•哀公问》）
意谓有安定居住的地方就可以了，穿俭朴的衣服，宫室不求豪华，车子不雕刻花纹，器物不加刻饰，用餐不吃和他人不同的两样饭菜，以体现和民众一样的利益。治国之道，在于永远不脱离民众，与民众同甘共苦。国家有难，官员与民同利，政局才能稳定。而政局稳定，才能在国家遇有困难时，上下同心同德共度难关。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在孔孟看来，天时也好，地利也罢，都不如人和重要。人和，要义在于“与民同利”。
6、戒奢宁俭
戒奢宁俭，意思是宁愿节俭，也要戒除奢侈。“奢者狼藉俭者安”，尚俭戒奢、俭以养廉，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官德的重要内容。
“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周易•否》）君子因以节俭为德，避开危险，不可追求荣华，谋取禄位。孔颖达曰：“言君子于此‘否’时，以节俭为德，避其危难，不可荣华其身以居禄位。”
孔子至，景公问政焉。孔子答曰：“政在节财。”（《孔子家语》）齐景公向孔子询问为政，孔子说：“为政在于节约财物。
孔子说：“贪于味不让，妨于政。”（《大戴礼记·四代》）意谓贪恋美味而不加克制，就会妨害政事。一次鲁哀公问孔子，希望能够去掉妨害政事的毛病时，孔子把“贪于味”列为妨害政事的十二种毛病之首，还曾提出“不为酒困”（《论语·子罕》）的要求，足见孔子也重视官场上的风气。
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简。” (《论语·八佾》)孔子弟子林放请教礼仪的本源是什么。孔子说，你问的问题意义重大，礼仪与其奢侈，不如节俭。
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论语·述而》）“孙”即“逊”。孔子说：“奢侈了就会越礼，节俭了就会寒酸。与其越礼，宁可寒酸。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孔子说：一个读书人既专心追求真理，却以自己吃穿不好为耻辱，那便不值得和他讨论真理了。意为追求生活享受的人不足以言学问道德.
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盈室，莫能守也。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道德经》）
老子说，如果执持并追求进一步的盈满，不如适可而止。显露锋芒，锐势难以长久保持。金玉充盈于房屋，无法完好守藏。富贵并且骄纵，必然咎由自取。功业成就而含藏收敛，乃为符合天地规律的道理。
唐太宗李世民从隋朝败亡的教训中，看到了“治安则骄奢易生，骄奢则危亡立至”，所以他能以隋亡为镜，在治国创业中坚持尚俭戒奢，有名的贞观之治与此举关系甚大。“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诗人李商隐的这一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之所以能传诵至今，正是因为它揭示了一条不容忽视和背离的警世真理。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出于诸葛亮《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指恬静以修善自身，俭朴以淳养品德。诸葛亮因为蜀国效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写下《诫子书》给八岁的儿子，教育他要正直做人，今后要为国效力，做一个有用的人。
司马光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主持编撰了大型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一文中，紧紧围绕着“成由俭，败由奢”这个古训，以他深邃的政治眼光，敏感地洞察到了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这个真理。司马光认为俭朴是一种美德，并大力提倡，反对奢侈腐化。“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在今天看来，司马光的见解和主张，也是很有现实的积极意义的。
7、慎终如始
《尚书•蔡仲之命》曰：“尔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终，终以不困；不惟厥终，终以困穷。”这是“慎终”最早的出处。意为，谨慎地对待事情的开始，也谨慎地对待事情的结局，这样才不会最终招致困窘；若不考虑事情的结局，最终一定会陷入困窘的境地。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道德经》）
老子说，合抱的粗木，是从细如针毫时长起来的；九层的高台，是一筐土一筐土筑起来的；千里的行程，是一步又一步迈出来的。人们做事，常在接近成功的时候失败，慎终如慎始，就不会有败事。
笃初诚美，慎终宜令。出自南北朝周兴嗣《千字文》，是说做人做事要善始善终。 无论修身、求学、重视开头固然不错，认真去做，有好的结果更为重要。
孔子对曾子曰：“君子不以利害义，则耻辱安从生哉！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少愈，祸生于怠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终如始。”（《孔子集语》引《新序》）
孔子对曾子说：“君子不因为名利而危害道义，也就不会有产生耻辱的可能。官员的怠惰产生于坐享其成，疾病难愈产生于还没有痊愈之前就放弃治疗，祸乱产生于怠慢懒惰，孝道的衰减产生于对妻子孩子的妄从与溺爱。完全明白了这四个方面的人，就会知道慎终如始的重要性。
《诗经·大雅·荡》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华严经》所述:“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系辞》里讲：惧以始终，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作人做事要意识到任何事物是开始也是结束，做事时始终要有谨慎之心。天下事都是既开始又是结束，既是结束又是开始，不到最后的时候不要放弃。成功就在于再多坚持一下，坚持一步，成功就属于自己。“ 慎始勿被蝇头小利所惑，慎终勿让正气名节不保”。因此，君子要善始善终，有惧以始终、不懈不怠的毅力。
《礼记•曲礼上》：“敖（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人们比较容易做到的是慎始，也就是在成功之前能做到谨慎小心，但是难以守成，成功之后常常放纵自己。人没有病时，最容易忽视的是保养；国家安宁的时候，最容易忽视的是居安思危和防患于未然。安不忘危，防患未然，警钟长鸣，慎终才知慎所当慎。要慎终，必须做到功成不骄，戒满守谦。居功易骄，骄则不慎，放松修养，难保晚节。功成不骄，正确看待和严格要求成功后的自己，是“慎终”思维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这句千古名言，出自《谏太宗十思疏》。意思是：许多人做同一件事，开始做的好的有很多，但能够把整一件事做好的就寥寥无几了。古往今来，多少人贪名图利，结果殒名殉财，究其原因，都是由于不知足、不知止，最终才跌入罪恶的深渊。前车之鉴代不绝书，后来者却如飞蛾扑火一往无前，实在引人深思。
善始不易，慎终更难。古人曾经有言“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唐太宗在贞观之初“抑损嗜欲，躬行节俭”，造就了“内外康宁，遂臻至治”的贞观之治。然而到其晚年尤有“敦朴之理，渐不克终”之豫，幸而有魏徵等敢于犯颜直谏的耿直大臣归纳出他渐不克终的十种现象，促使他“思而改之，与物更新”，而唐太宗本人又确实能够“畏义好贤，屈己从谏，刻历矫揉，力于为善”，这才成就了一代伟业。唐太宗善始而尽量慎终的前车之鉴格外发人深省。
魏徵针对唐太宗晚期渐增骄奢之心，且日益变得懈怠和荒疏，于贞观十三年上了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从十个方面对比了太宗贞观前后十年的成败，劝谏太宗务必居安思危，慎终如始，保持贞观初年的开明作风。
7、敬小慎微
“圣人敬小慎微，动不失时，百射重戒，祸乃不滋。”（汉刘安《淮南子•人间训》）对细微的事物也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形容待人处事非常谨慎。做到慎独慎微，从细微处防守，包括慎独、慎初、慎微、慎欲。
慎独，即在独处时能谨慎不苟。是指一个人在独处时也能谨慎自律，操行自守，不欺暗室。古人云，君子不以冥冥堕行。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未闻。（《中庸》）做人行事应该“事无不可对人言”，光明磊落，心胸坦荡，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慎初，就是戒慎于事情发生之初，三思而行，行有所止。古人云，“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一次”既是“缺口”，也是“关口”，第一道“防线”被突破了，欲望的“洪水”就会一泻千里。不论是修身、用权、律己还是谋事、创业、做人都要守住底线，慎始慎初，走好第一步，把好第一关。
慎微，就是要警惕小毛病、小问题。“道自微而生，祸是微而成”。（《艺文类聚》）不虑于微，始贻大患；不防于小，终累大德。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严防诱惑之“微”，杜绝蜕变之“渐”。
慎欲，就是要节制自己的欲望，谨慎地把握好度。古人说：“罪莫大于多欲，欲不除，如蛾扑火，粉身乃止。” (《劝诫全书》)欲多则心散，心散则自衰。要“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出自《道德经》和佛经），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去锻造自己，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
9、心存敬畏
敬畏是既恭敬又畏惧。常怀敬畏心，就是心有所畏，行有所止。敬畏是一种道德自觉，是人们始终处在“清醒”而又“戒惧”的状态。
中国传统文化对“敬畏”有很深入的思考。孔子讲，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孔子说：“君子有三种敬畏：敬畏天命，敬畏在上大人，敬畏圣人的言论。老子云：“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一个人只有心存敬畏，才会三思后行，行有所循，行有所止。
孟子说，“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荀子提出敬畏的内容：“天地者，生之本也；祖先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儒家以此概括出“天、地、君、亲、师”五者为敬畏的对象。曾国藩曾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无所畏惧而不亡者也。上畏天，下畏民,畏言官于一时,畏史官于后世。”
道家老子最敬畏的是天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佛家敬畏浩瀚的宇宙、无限的虚空和生命的觉醒，倡导“五戒”、“十善”。敬畏不是惧怕，而是一种心怀神圣感的“尊敬”和“惶恐”。
现代最主要的应该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敬畏人民，敬畏法律、道德和良心。只有心存敬畏，才能防止心灵和道德的滑坡。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在做、天在看”，“头上三尺有神灵”。一个人有了敬畏之心，就会严于律己，谨慎从事，有所为有所不为。人要是没有了敬畏，就没有了廉耻之心，什么事情都会做得出来。有了这种敬畏心，“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并非因担心受到惩罚才不去做恶，而是会从自己生命中体会到一种人性的神圣感。
10、知耻知止
从政必先做人，做人必先修身，修身必先知耻。知耻感，是指人的羞耻之心、羞耻之感, 是人们基于道德的是非观、 善恶观、 荣辱观而产生的反省与自律。古人特别强调为政的官吏要“知耻”, 将廉洁知耻视为官吏的最基本的道德修养。
“行己有耻”。（《论语•子路》）孔子的意思是讲要用羞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耻”的核心是“不从枉”，即不做不符道德的事，知耻、远耻便可“邪事不生”，不会伦理失序，道德失范。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四字并提，最早出自管子：“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管子·牧民》）
礼义廉耻是维系国家的极为关键的支撑，是对历代治国理政，对中国思想文化了不起的贡献。《管子》不仅将“耻”提高到“国之四维”，而且强调“耻”既是“国之四维”中底线，也是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危的最后一道道德防线。这个底线如果守不住，则国家的命运便不是“倾”或“危”，乃至不是“覆”，而是“灭”，“灭不可复错也”。
那么，君子以什么为耻呢?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论语·宪问》)孟子称这种情况属于“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孟子·离娄下》）
《礼记·表记》有一段孔子的话：“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意谓士君子穿衣服是为了使容貌的气质更加凸显，说出话来也是士君子应该说的话，更重要的是要有“君子之德”。如果达不到士君子必须有的这些要求，那就是服其服而无其容，有其容而无其辞，有其辞而无其德，有其德而无其行，件件都是可耻之事。
《礼记·杂记》上说，“君子有五耻: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众寡而己倍焉,君子耻之。”
君子感到可耻的事有五件：身居职位却不能发表应有的意见；发表了意见却不能实行；已得到的东西又失去了；土地有余而劳动力不足；大家平均而自己多得一份。羞耻心是君子立身行事的道德边界，是儒家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
“行己有耻”是为人处世的底线，从伯夷叔齐饿死不食周粟，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不仕于清，再到近代以来为了民族复兴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严义利之辨，有所为有所不为，一直是华夏文明世代传承的核心价值。
传说明朝重臣洪承畴降清后，受到清朝重用。当时一些重气节的文人对此十分不齿，于是有人给洪承畴送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忠义孝悌礼仪廉”，下联是“一二三四五六七”。洪承畴一看是幅隐字联，上联短一个“耻”字，分明是在暗讽他“无耻”。
“知止不殆”。《大学》中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朱熹有言“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向有定”。“知止”思想，对于本分做人、干净做事、正直为官，有着重要的警示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说，做到“知止”比“知足”难，知止意味着心中有“界”与“戒”，需要懂得“知足者富，知止者久”的哲理。因为知止是给自己“叫停”，意味着心中有度，行有所节。或者说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能不能“知止”，是一个人高尚与卑鄙、成功与失败的分水岭。知耻乃做人之本，“知止”更需定力。
三、清官廉吏
唐太宗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清官廉吏，不仅是历史上为官从政的楷模，也是一面面明镜，可以帮助我们端正衣冠、出汗排毒、修德养廉，做一个经得起时代和历史检验，党和人民满意的党员干部。
1、晏子廉洁如水
晏子，名婴,春秋时做过齐国的相，是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廉政思想，突出表现在爱民的主张上。他强调“德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国君对于平民不能“夺其财而饥之，劳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严听其狱，痛诛其罪”；应该体察平民的痛苦，“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要“散百官之财，施之民”。(《晏子春秋》)
齐景公时朝政腐败，晏子予以尖锐地批评和揭露。一年连续17天降大雨不止，洪涝灾情严重。景公不闻不问，饮酒作乐“日夜相继”，还派人到各地去寻找“能歌者”。晏子多次奏请救济灾民，都被景公拒绝了。晏子把自家的粮食分给了灾民。把车马、器物等放在路旁供人使用，徒步去见景公说：百姓“冻寒不得短褐，饥饿不得糟糠”，而“君不恤”，“民氓百姓，不亦薄乎?”然后气愤地“请身而去”，逼使景公不得不下令开仓救济灾民。
晏子反对穷奢极欲，主张“善政”，减轻赋税。他大声疾呼奢侈腐化就是“与民为仇”，其结果会导致“民叛”，得罪于民的国君将遭到“民诛”。他说“桀纣不是被百姓诛灭的吗?”
晏子很注重廉洁节俭。他上朝办公，总是坐一辆破旧的车，驾车的马也不好。景公派人送给他一辆新车、四匹好马，晏子拒收。’景公很不高兴，说：“夫子不受，寡人也不乘。”晏子回答说：“君使臣临百官之吏，臣节其衣服饮食之类，以先国之民，然犹恐其侈靡而不顾其行也。今辂车乘马，君乘之上，而臣也乘之下，民之无义，侈其衣服饮食而不顾其行者，臣无以禁之”。因此，晏子为相多年，始终不置家产，两袖清风。
《晏子春秋》有一段关于廉政著名的对话：景公问：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晏子答：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意思是说，廉洁正直的人能长久，他们的品性就像水一样。清清的流水美好啊，它浑浊的时候没有什么不被涂脏，它清澈的时候没有什么不能洗净，所以他们能够长久。
2、羊续悬鱼拒贿
东汉庐江太守羊续，为政清廉。他憎恶当时官僚权贵的贪污腐败，奢侈铺张。他生活朴素，平时穿着破旧衣服，盖的是有补丁的被子，吃的粗茶淡饭，乘坐着一辆破旧马车。
府丞焦俭，是他的下级，为人也很正派，与羊续关系很好，他看自己的上级生活太清苦了，他听说羊续喜欢吃生鱼，就买一条鱼送给羊续。焦俭怕羊续拒收，就笑着说:“大人到南阳时间不长，可能不知这就是此地有名的三月望饷鲤鱼，所以我特意买一条送给您，平时您把我当作兄弟，所以这条鱼只是小弟对兄长的一点敬意，您知道的，我绝非阿谀逢迎之辈，因此，务请笑纳!”羊续见焦俭这么说，觉得不收下倒是见外了，于是笑着说:“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
等焦俭走后，羊续便把这条鱼，挂在室外，再也不去碰它。第二年三月焦俭又买了一条鲤鱼，心想一年送一条总可以吧，知道买多了，羊续不会要。到羊续府上，焦俭刚说明来意。羊续便指着那条枯干了的三月望饷鲤鱼，说:“你去年送的还在这里呢!”焦俭愣住了，摇摇头叹口气，带着活鱼走了。
明代于谦十分欣赏羊续的做法，赋诗赞道:
喜胜门前无贺客，绝胜厨传有悬鱼。
清风一枕南窗卧，闲阅床头几卷书。
3、清廉宰相卢怀慎
卢怀慎，武则天时任监察御史，后历任侍御史、御史大夫，玄宗开元元年（713）为宰相。卢怀慎自谦避让，在任期间只在于荐贤举能，任宰相三年后病故。卢怀慎为官廉洁，家无储蓄，门无遮帘，饮食无肉，妻儿饥寒，生活得很贫穷，是唐代比较清廉的一位宰相。
他在东都（洛阳）担当负责选拔官吏的重要公务，可是随身的行李只是一只布口袋。他担任黄门监兼吏部尚书期间，病了很长时间。宋璟和卢从愿经常去探望他。卢怀慎躺在一张薄薄的破竹席上，门上连个门帘也没有，遇到刮风下雨，只好用席子遮挡。卢怀慎平素很器重宋璟和卢从愿，看到他们俩来了，心里非常高兴，留他们呆了很长时间，并叫家里人准备饭菜，端上来的只有两瓦盆蒸豆和几根青菜，此外什么也没有。卢怀慎握着宋璟和卢从愿两个人的手说：“你们两个人一定会当官治理国家，皇帝寻求人才和治理国家的策略很急迫。但是统治的时间长了，皇帝身边的大臣就会有所懈怠，这时就会有小人乘机接近讨好皇帝，你们两个人一定要记住。”过了没几天，卢怀慎就死了，他在病危的时候，曾经写了一个报告，向皇帝推荐宋璟、卢从愿、李杰和李朝隐。皇帝看了报告，对他更加惋惜。
4、 “三不喜”尚书陈寿
陈寿，字本仁，原籍江西新淦（今江西新干）人，因其祖父戌卫辽东，遂入籍宁远。历任户科给事中、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陕西巡抚、南京刑部尚书等职。
早在他少年时期，有一次拾到金子，但他分文未拿，坐守一个晚上，终于将金子交还给失主。1472年，他考中进士，授官户科给事中，从此登上官路，一生做官四十年，直做到尚书，他都始终坚持清正廉洁。他有三不喜：一是不喜随意弹劾官吏；二是不喜为子弟亲友争功或谋取好处；三是不喜金钱财物。
他初为官时任给事中，给事中是言官，纠劾百官是其分内的事情，可是陈寿却从不弹劾朝廷官吏，他的这种做法让人感到奇怪，他为此解释说：“吾父戒吾勿作刑官，易枉人。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也。”
弘治年间，他到陕西做官，当时的陕西地区经常遭到边地少数民族的骚扰，他到之后，整顿了军务，使地方上安定了下来，有一次，各部族首领率众来战，派出少数骑兵来诱敌，有些明朝将领不知道是计谋，准备出击，陈寿却不准，他独自来到帐外，与数十名骑士坐在凳子上吃东西，敌军见了，怕有埋伏，连忙退却，陈寿乘机下令出击，结果大获全胜。当他向朝廷保捷报时，有人说让他在捷报上写下战士的名字，他说：“吾子弟不事弓马，安得以欺朝廷？”他的公正无私得到了将士们的拥护和爱戴。
陈寿从小便不爱财，当官后不改初衷，清正廉洁到底。他当了右副都御史那样的大官，因为得罪了专权的太监刘瑾，被命罚米二千三百石，布一千五百匹。陈寿平时清廉不取，除去俸禄外，一无所有，被命罚米布，贫苦不能偿，只好上书自诉，刘瑾也知道他的清贫，只好免去了处罚。
陈寿自己从不爱财，同时他对贪污的官吏也敢于严厉惩办，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在他调任南京兵部侍郎时，在陕西要离开时，整整一天，车轿也没能前进一步。史书上记载说，“军民数千人，拥集抚台，泣留公（指陈寿）。公曰：君命也。出城之日，号呼之声震地。”
陈寿为官四十年，为官清廉，家无余钱，以至于家贫无家可归，只得流离失所，住所不蔽风雨，甚至在死后也无钱下葬。但他“三不喜”却永远的留在了后人的心中。喜”却永远的留在了后人的心中。
5、于谦两袖清风
于谦，字廷益，明代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明朝名臣，民族英雄。与岳飞、张苍水并称“西湖三杰”。他为官清廉，关心百姓，不畏强暴，刚正不阿。著有《于忠肃集》。
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部围攻北京，在国家危难之际，他任兵部尚书，主持军事，成为“救时宰相”。此后一直主持朝政。宣德初年，他受命巡抚按江西，他到任后，平反冤狱，打击富豪，为民请命，安抚流离，政绩卓著，很快便得到明宣宗的重视，亲自手书于谦之名授与吏部，任命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河南，当时他年仅三十三岁。
于谦居官三十五年，一直兢兢业业，不贪私利，将一世清白留在了人间，深为后人称颂。当时，官场腐败，贿赂公行。尤其是英宗即位后太监王振把持朝政，擅作威福，大臣进京，必须馈送重金厚礼，否则后果难堪。然而于谦一身正气，决不随波逐流。他每次进京，只带随身行装。好心人怕他遭殃，劝说：“你不带金银入京，也应带点土特产品送一送啊！”他赋《入京》诗：
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两袖清风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于谦身居兵部尚书大任后，“口不言功”，“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所居仅蔽风雨”，常被“错认野人家”。他曾作诗形容他的床“小小绳床足不伸，多年蚊帐半生尘”。他遭诬谄被杀，抄家时，竟“家无余资”。抄家者见正屋紧闭，还上了锁，认为必是钱财藏其内，打开一看，原来都是皇帝赏赐的物品。《明史》载于谦“死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籍没时家无余资，正屋里面只有皇帝御赐的蟒衣、剑器，锦衣卫看了也忍不住落泪。他曾经在16岁那年，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正表明了他一生为官的原则：不与世同流合污，坚持自己的理想，清廉刚正，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6、一代清官包拯
包拯（公元 999-1062 ），字希仁，庐州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户部副史、都部署等要职，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学士。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死后，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纪念和供奉他。
包拯一生清廉简朴，从不讲究排场，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对贪污深恶痛绝，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有一次他的堂舅倚仗包拯的势力，横行霸道，欺压贫民，被人告上官府，包公下令将他的堂舅传来，升堂办案，查清事实后，依法惩治七十大板，从此，他的所有亲戚再也不敢倚仗势力欺压贫民了。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
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
7、清官典范海瑞
海瑞（公元 1514-1587 ），举乡试入都，恩赐进士，初任南平教谕，后升任淳安知县、兴国知县。海瑞推行清丈土地、平准赋税，并屡次平反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海瑞为人正直刚毅，职位低下时就敢于蔑视权贵，从不诌媚逢迎。他一生忠心耿耿，直言敢谏，曾经买好棺材，告别妻子，冒死上疏。他的生平事迹在民间广泛流传，后人称其为“海青天”，与宋代包拯齐名。
海瑞一身正气，在户部供职时，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 40 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 20 多个家人依律问罪。他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
海瑞72岁出任南京都察院右金都御史，仍力惩贪污官员，不久病逝于住所。死后，竹箱子里有八两银子，麻布两丈，几件旧衣服。朝廷赐祭八坛，赠太子少保，溢号忠介。出殡那天，南京城里万人空巷，商者罢市，农者辍耕，大众夹道送殡，哭奠者百里不绝，被百姓呼为"海青天"。其著作收录于《海瑞集》
8、廉吏第一于成龙
于成龙（1617-1684） 字北溟，号于山，清山西永宁(今吕梁离石）人。谥“清端”，赠太子太保。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举副员，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而蜚声朝野。
清顺治13年，他45岁时被任为广西罗城知县，这里是大山深处的穷山沟，经过20多年的战乱，只有几户人家，他们有的外逃、有的铤而走险，沦为盗贼，同时这里瑶汉人民由于历史的原因，互相仇杀，社会十分混乱，他到这里后，在竹丛中找到了县衙，垒土为案，开始办公，在这里他不以为苦，反认为自己责任重大，他把群吏召来，了解实际情况，一面张榜告示，招抚流亡，一面奏请免徭役，宽赋税，奖励农耕，复苏农村经济，同时严保伍、勒乡兵，保证社会治安，经他的治理，几年之后，稻穗遍野，牛羊满山。于成龙自己生活十分艰苦，老百姓富裕了，纷纷向他送礼感谢他，他不收一文，他在罗城干了十年，招流亡、办学校、定婚丧这制，使罗城的面貌一新，他深受当地群众的爱戴。后调任黄州知州，罗城人民遮路呼号，追送不已。
于成龙做官从不带家属，穿布衣，平时只以青菜下饭，人称为“于青菜”，他一生廉洁奉公，光明磊落，不管在哪里为官，都深受百姓爱戴。他一生的艰苦生活，见者无不为之落泪。他死后，罗城、苏州、黄州人民为他争着立祠堂，康熙亲书；“高行清粹”四字为祠额，对他作了高度的评价。
9、清官廉吏嘉言懿行
“一钱太守”刘宠，在会稽郡时，简除烦苛政令，禁察非法官吏，政绩卓著，被升职入京。有六位老人特意从乡下来送行，每人带了百文钱赠送他。他不肯接受，只是象征性的收了一文钱。行至西小江时，刘宠仍把这枚钱币扔到江中，以示还给会稽。这时浑浊的江水立刻变得清澈起来，此地因而叫做钱清。清人杨维乔题诗：
居官莫道一钱轻，尽是苍生血作成。
向使特来抛海底，莒波赢得有清名。
陆绩，汉末三国时任郁林太守多年，为官清正廉洁，轻徭薄赋，爱惜民力，深得百姓爱戴。陆绩卸任离开时只有简单的行装和几箱书籍，以至“舟轻不胜风浪，难以入海航行”，就让船工搬了一块大石头用来压舱。陆绩的廉洁美名随之传开，这块压舱石也被人们称为“廉石”。后人吟诗赞颂:
郁林太守史称贤，金珠不载载石还。
航海归吴恐颠覆，载得巨石知其廉。
吴隐之，东晋时为广州刺史，赴任途中行至石门，遇一山泉，当地人皆说喝了此泉之水就会变得贪婪无比，故名“贪泉”。吴隐之走到泉边舀了就喝，并赋诗一首：
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
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上任后廉洁奉公，清简勤苦，始终不渝，所食不过是稻米、蔬菜和干鱼。他惩贪官，禁贿赂，广州官风有所好转。离任返乡时，船上仍是来时的简单行装，唯有妻子买的一斤沉香，隐之认为来路不明，立即夺过来丢到水里。
白居易，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任官勤勉，政绩突出。他任杭州刺使期间，从未收受贿赂或索取名贵物品。离任还乡时，发现箱内有两片玲珑可爱的山石，他遂写成一诗追悔已过：
三年为刺使，饮水复食叶。
惟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
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
吴讷，明时曾任监察御史、南院佥副都御史等职，为人憨厚耿直，“昌词义色，风采凛然”，能正自身，严于律己。吴讷巡抚贵州东返回京时，地方官员为了向他讨好，派人携黄金百两追至夔府给他馈赠。吴讷并未启封，只在上面题诗一首让来人将诗与黄金带回。其诗是：
萧萧行李向东还，要过前途最险滩。
若有赃私并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间。
杨继盛，嘉靖三十二年，以《请诛贼臣疏》弹劾严嵩，历数严嵩“五奸十大罪”，严嵩反冠以“诈称亲王令旨”的罪名下锦衣卫狱，受尽折磨，临刑有诗曰：“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留有《自说》诗：
饮酒读书四十年，乌纱头上是青天。
男儿欲上凌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
胡守安，曾任明代信阳知州，为官清廉，任满卸职时借向“城隍”辞行之际，薄服轻装。途经城隍庙时，感慨赋《任满谒城隍》诗，借向城隍庙表达衷心，向民众表明自己心迹，坦荡为官，来去轻松。诗曰：
一官来此几经春，不愧苍天不负民。
神道有灵应识我，去时还似来时贫。
李汰，明朝永乐年间是福建乡试的主考官，受命担任福建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时，有人夜晚求见，奉上黄金十两，直言“望老大人多多照应，得中之后，另有厚报。”李汰愤然挥毫题诗一首：
义利源头识颇真，黄金难换腐儒贫。
莫言暮夜无知者，怕塞乾坤有鬼神。
来人又怕又羞，揣起黄金落荒而逃。
汤斌，一生刚正不阿，仁厚爱民，政绩斐然。治理河务和漕运，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离任江苏巡抚之日，苏州百姓罢市三日，痛哭挽留，其情其景，感人至深。汤斌为官清廉，任职期间鱼肉荤腥概不入衙署，每日只买三块豆腐作菜肴，人称“豆腐汤”。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汤斌说：“公则明，廉则威。”
叶存仁，清乾隆年间任河南巡抚，离任时，部属们在更深夜静时送来很多礼物。叶存仁十分感慨，赋诗一首，将礼物全部送还。
月白风清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
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知。
叶存仁不是怕别人知道，而是怕自己知道，这是清廉为官的最高境界。
蔡信芳，清道光四年在陕西蒲城作知县，正直清廉，重士爱民，勤政为官。离任时，百姓拦道挽留，蔡极为感动，吟诗抒怀：
罢郡轻舟回江南，不带关中一点棉。
回看群黎终有愧，长亭一别心黯然。
郑燮，号板桥，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任山东范县潍县的知县12年，鞭笞奸吏，勤政于民。遭受严重灾荒时为民请命，力争赈济，开仓捐廉，救济灾民，深得百姓感戴。这首题画小诗，表达了郑燮关心百姓的虔挚情感。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张伯行，进士出身，历官二十余年，以清廉刚直称。从不收属下分文赠礼，备受康熙称赞，因而晋升为福建巡抚。到任后一些僚属门生，至亲好友，纷纷携礼来贺，都被严词拒绝。为杜绝送礼者，张伯行写了一首《禁止馈送檄》张贴在巡抚署衙门外：
一丝一料，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膏脂。
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份；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
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送礼者见此檄文，均悄然离去。
（作者系哈尔滨市政协原常务副主席、黑龙江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原副会长、哈尔滨人民政协理论和文史研究会原名誉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