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时期，四川益昌有县令姓何名易于。一生清正廉洁，体恤百姓，为民做主。史载，何易于离任的那天早上，城内百姓家家户户门前置放一碗清水，以褒扬其清正廉洁。后来，该地民间就沿有一习俗，清官离任时，家家门前置一碗清水，昏官离任时，户户门口放一碗浆糊，以表示对一任县令的评价。

历朝历代，国史传记中很少有为县令立传者。但《新唐书·循吏传》就讲述了何易于的为官事迹。

何易于所辖的益昌县在嘉陵江南岸，离上级刺史崔朴的治所利州四十里路。这一天，天朗气清，春风和畅，正值赏春佳期。崔朴心情大好，带着一众宾客，一路放船东下。船行至益昌县附近，自然要有当地民众为其拉纤。何易于听闻此消息，当下将笏板插在了自己腰上，与几个衙役一起拉纤。

不多久，刺史发现为其牵引之人不是普通民众，竟是七品县令何易于，忙问何故？何易于说：“现在正值春季，百姓不是耕田就是作蚕，时间宝贵，不可占用。我虽为县令，但眼下并无急事，可以为刺史当这个劳役。”刺史听完，羞愧难当，当即与众人下船跳舟，骑马返还。

还有一年，唐文宗诏令各地不准为百姓隐瞒税收额度。益昌县地苦粮贫，百姓以种茶勉强维持生计，何易于不愿让赋税加重百姓负担，遂将诏书搁置。差役知晓后与其争辩，何易于不愿连累差役，竟将诏书烧掉。事后州里的观察使敬佩其为百姓挺身而出，才未向朝廷揭发。一方面为民担当，另一方面治县有道。断案之事可见一斑。何易于分明有度，法理兼备，小罪教导，大罪杖责。三年治理期，益昌牢狱竟无一个在押罪犯。

何易于虽然青史留名，但因其不愿奉承上级，更屡屡出头为民请愿，故仅得个“中上”的定级。翻看史料，他的可知最高职位仅仅限于一个县令，但晚唐时期的散文家孙樵却写下《书何易于》，为其列传：“使何易于不有得于生，必有得于死者，有史官在。”意思是，像何易于这样的好官，即使活着得不到什么，死后一定能够美名流传，因为还有史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