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批判
　　　　1968年9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 利万岁》的社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指示，指出“建立三结合的 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 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当日，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各界军民 “掀起斗、批、改高潮”大会。会后，各地、各单位以刘少奇为靶子，普遍通过大字报、小 字报、大字报专栏、批判会、报刊、广播等多种形式，批判所谓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 线，批判中强调“上挂下联”，即上挂刘少奇，下联本单位的“走资派”。主要批判内容是 所谓刘少奇的“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 “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批判中要求机关干部、企业职工、学 校学生人人都写大批判稿，迫使许多人不得不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无限上纲。
　　　　同年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后， 又批判所谓刘少奇的历史罪行。全省各地普遍召开大批判会、声讨会，批判所谓刘少奇在历 史上向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攻的“罪行”，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许多厂矿、企 业把管理企业的正确措施扣以“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第一”、“专家治厂” 、“管卡压”等帽子，将其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予以批判，破坏了行之有效的规 章制度，使生产受到严重破坏。
　　　　1969年8月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抓紧革命大批判》 社论。此后，省革命委员会要求各地、各单位进一步批判所谓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领域中的流毒，肃清其影响；批判党内、革命队伍内各种错误倾向和 错误思想；批判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1970年8月6日，中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 （1968年2月成立中共黑龙江省核心小组，1970年3月改称）会议决定，要求继续深入开展革 命“大批判”，肃清所谓“刘少奇、欧阳钦、李范五的流毒”。在“大批判”中，把许多正 确的东西，当作错误的东西进行批判，造成了思想混乱，是非颠倒。
　　　　二、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
　　　　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 敌斗争经验》，要求全国各地“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从此， 全省“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即与正在进行中的深挖“叛徒”一道全面开展起来 。1969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公布毛泽东的最新指 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2月4日，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三次 全体扩大会议，提出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打好清理阶级队伍这一仗。会后，各地、 各单位普遍设立清查机构，进行分类排队，内查外调，全面清理。由于“清队”本身就是阶 级斗争扩大化，加上界限不清，许多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已对自己的家庭出身、本人成份、 社会关系及历史问题作过明确交待或已作出历史结论，“清队”中又重新被列为审查对象。 有的被批斗，有的被隔离审查，有的在逼供、诱供之下被迫承认自己“罪行”，有的不堪“ 群众专政”的蹂躏而自杀。8月2日，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全省“加强对敌斗争，把清理阶级队 伍进行到底”的电话会议，强调要“狠抓清理阶级队伍搞得不好的单位”，提出“一定要把 清理阶级队伍搞深、搞透”。之后，全省各地、各单位“清队”工作普遍加快了进度。结果 使更多的不应列入清查对象的干部和群众被无端“清查”，一时搞得人人自危。12月16日， 省革命委员会在批转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关于清理阶级队伍情况的报告》中说，这次 清理阶级队伍“挖出了一大批阶级敌人”，据11月底的统计，全省清查出所谓各种阶级敌人 和嫌疑分子达10万多人。还说已挖出了一批“特务集团”、“反革命组织”、“叛徒集团” 、“特务据点”等等。
　　　　清查“五·一六”分子也是清理阶级队伍的一项内容。1970年3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五·一六”是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 达任组长。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把反对他们的许多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并把 清查“五·一六”分子推向全国。）4月3日，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电话会议，对清查“五·一 六”分子作了具体部署。许多单位都建立了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领导小组，并组织专门 人员进行清查工作。在清查工作中，一些人遭到不应有的打击。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清错了一大批 干部、群众，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其中4100多人非正常死亡，至于受株连而遭迫害的人则 难以数计。
　　　　在“清队”过程中，还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 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 》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中共黑龙江省核心小组和省革命委员会按照中央的指示 和通知精神，在全省开展了“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 费”的“一打三反”运动。3月2日，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全省电话会议，部署全省开展“一打 三反”运动的工作。会上强调要狠抓阶级斗争，进一步开展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并要求各 级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亲自抓“一打三反”运动。会后，许多地、市、 县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亲自蹲点调查，具体指导运动。各地采取发动群众，从抓侦破大案、 要案、集团案件，追查反革命破坏事故，深挖间谍、特务，追查窃密事件，从经济问题中发 现搞政治破坏的敌人等五个方面入手，进行忆、查、追，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商业 部门还开展了反对商品走后门的活动。同年5月，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在《关于打击反革 命破坏活动情况综合汇报提纲》中统计，“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的5927人， 历史反革命分子1043人，叛徒61人，特务172人，地富坏分子1805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 子72069人。后来证明，其中大量是冤假错案。
　　　　三、整党建党
　　　　196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 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毛泽东在《批示》中提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 ，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后被称 为“50字建党方针”。《批示》强调指出，“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所谓叛徒、特务和死不 改悔的走资派再过组织生活。”为贯彻这个批示精神，省革命委员会于12月发出《关于开展 对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大批判》的通知，要求全省各级革命委员会在整党中都以本单位的“走 资派”为靶子，开展批判所谓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1968年2月8日，潘复生、汪家道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送上《关于建立 黑龙江省核心小组的请示报告》，建议由11人组成中共黑龙江省核心小组，潘复生、汪家道 任正副组长。从此，少数基层党支部开始恢复组织生活。根据省革命委员会规定，群众认定 为“走资派”的、运动初期参加保守组织的、与“造反派”闹对立的、以及群众不谅解的党 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2月29日，省革命委员会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送上《关于整顿 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强调在整建党工作中，继续坚持对“修正主义 建党路线”进行大批判。6月29日，省革命委员会召开了全省批判欧阳钦、李范五推行“修正 主义建党路线”的电视和有线广播大会。
　　　　同年10月14日，《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 纳新，才能朝气蓬勃”的指示。10月18日，省革命委员会要求全省各级革命委员会立即组织 全体党员、干部和群众，掀起一个大学习、大宣传毛主席“吐故纳新”的指示和批判刘少奇 “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高潮。10月25日，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全省电视广播大会，再次批判 欧阳钦、李范五推行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全省各地在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收看收听 会议实况后，先后召开各种形式的批判会，上挂下联，大批“全民党”、“好人党”、“生 产党”的所谓修正主义建党理论和路线。1969年1月15日，中共黑龙江省核心小组第一次会议 之后，陆续审批了先后成立起来的地、市、县及大型企业、高等院校党的核心小组。
　　　　1969年4月1日，全国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 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同日，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全省整党建党工作会 议。会议提出，以整党建党为中心把斗批改运动引向深入。必须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 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武装广大党员的头脑，突出从思想上整党；必须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 众，坚持群众路线；必须认真贯彻政策，全面落实毛主席“吐故纳新”的指示；必须搞好党 的领导班子建设；必须加强对整党建党工作的领导。会后，部分地区开展了整党建党工作。 5月16日，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全省党员干部代表会议，传达学习“九大”文件及新党章，部署 整党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执行毛主席关于“吐故纳新”的指示，把查明有据的混进党内的 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以及其他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党，吸收无产 阶级的新鲜血液入党。之后，全省各地根据中央、省革命委员会的部署，全面展开整党建党 工作。各单位、各部门采取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召开“讲用会”、忆“三史”（指 村史、厂史、家史）等形式，进行所谓抓大节（路线斗争问题）、抓要害（阶级斗争问题） 、抓“活思想”，开展“斗私批修”活动，要求人人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 私’字一闪念”等。根据毛泽东关于“每一个支部，都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 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的指示，全省各地党组织在 整党中，都派有群众代表参加。强调必须虚心听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意见，以解决党员 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问题。许多党员，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运动初 期被扣过“保皇派”帽子的党员，经多次检讨才能得到群众代表的通过。至1970年2月末，全 省已有40%的支部结束了整党建党；有32%的支部正在进行整党建党。
　　　　3月1日，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在批转《黑龙江省整党建党座谈会纪要》中进一步强调 ，在整党建党中，反对“和平整党”，要把揭露党内矛盾同揭露社会上的阶级矛盾联系起来 ，把开展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同开展社会上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联系起来。同时，强调 要放手发动群众，坚持开门整党，认真贯彻、落实“吐故纳新”指示。指出在组织处理时要 坚持凡属敌我矛盾的人，不论是否按敌我矛盾处理的都坚决清除出党；对所谓屡教不改、不 可救药的分子，规定不能留在党内；对犯了错误群众不谅解的以及政策拿不准的暂时“挂” 起来。因此，在“吐故”中使一些本应早日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不能及时恢复组织生活。 使一些不应该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以种种罪名给予了处分，有的被清除出党。而在“纳新 ”中，却把一些根本不具备党员条件的“敢于造反”的所谓“真正造反派”吸收到党内来。
　　　　整顿领导班子也是整建党中的一项工作。所谓整顿领导班子，就是发动群众彻底揭露领 导班子内的矛盾，彻底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搞清阶级阵线，解决领导权、方向、道路和 所谓关键人物的问题。要求完成整党建党的单位，先建立基层支部，然后建立各级党委。在 整顿领导班子中由于强调要把“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优秀造反派”选进班子，结果使 许多党性强、有丰富经验的老同志被排斥在领导班子之外。
　　　　这次全省整党建党工作持续时间很长。1970年2月2日，全省在整党建党中成立了第一个 县级党组织——中共虎林县委员会。此后，在全省部分地（市）、县相继建立了党的委员会 。1971年8月召开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全省 整党建党工作基本结束。
　　　　四、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7月21日，《人民日报》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编者按中 ，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 人员的道路”的指示。7月23日，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在全省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之后 ，全省各地的厂、矿、企业单位，很快建立了上百所“七·二一工人大学”。学校从厂、矿 、企业直接选拔学员，在学校学习一段时间，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各单位在恢复职工技术学校的同时，逐渐停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 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工人宣传 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的指示。 8月27日，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由万余人组成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和其它上层 建筑领域誓师大会。到29日，哈尔滨已有14所大专院校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接着，全省各地组织了许多“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大中学校等文教单位，在农 村则由贫下中农代表管理学校。至1976年5月，全省已有8300多个学校、医院、剧团等文教单 位，进驻近万名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全省农村学校已有1．4万多所实行了贫下中 农管理，其中，派进“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562所，占4%，派贫下中农驻校代表的 1300多所，约占10%，多数学校是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例会制。到“文化大革命”结 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代表陆续撤离学校。
　　　　1968年9月5日，《人民日报》又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 要进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精神，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将当年分配 在黑龙江省工作的高等院校、大中专毕业生安排到工厂、矿山、农村、农场等地参加生产劳 动，“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所谓旧思想。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转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请示报告的文件，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 、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实行“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 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10月18日，省革命委员会批转省文教局关于做好工农兵新 学员选拔工作的请示报告。从此，大专院校恢复招生，招收的学生都是工农兵学员，至1977 年，高等学校考试制度恢复后，才改变这种做法。
　　　　1971年4月15日，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通过并经中央批准的《全国教育工作 会议纪要》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工作，错误地提出所谓“两个估计”：即 前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 级的政”；教师中的大多数和17年中培养的学生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1月4日，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 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会议讨论提出了黑龙江省《关于高等院校教育革命若干问题的意见》和 《关于中小学教育革命若干问题的意见》。1972年1月20日，省委批转了这两个“意见”。以 “两个估计”为指导，强调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坚持走“五·七指示”的道路，要批判资产 阶级，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的问题，工农兵学员是教育革命的主力军，教材要彻底改革等 。“两个估计”在长时间内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极大地损伤了他们从事教育工作 的积极性。加之，无休止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要求学生学工、学农、学军，课程设置、 教材体系被打乱，造成学校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在开展“教育革命”的同时，还进行了所谓“文艺革命”，将大批文艺工作者下放到“ 五·七”干校、农场、农村参加劳动，搞所谓“斗、批、改”。卫生部门组织医护人员到农 村劳动锻炼。文艺、卫生工作遭到严重破坏。
　　　　在此期间，还广泛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 篇报道的编者按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 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 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12月28日，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电话会议， 号召全省掀起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此后，各级革命委员会设立了专门工作机 构，拨出大量经费，每年都进行动员和安置工作。到1975年底，全省共有103．3万多名知识 青年上山下乡，同时接收了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省市知识青年36．4万多人。这些知识 青年一部分安置在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五·七”干校，大部分都到人民公社插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绝大部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陆续返城。
　　　　五、建立“五·七”干校，干部下放劳动
　　　　1968年4月，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在原省委机关农场（位于庆安县柳河）办一所干部学校。 为体现毛泽东1966年5月7日给林彪信中所说“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 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从事群众工作，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 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一指示被称为“五·七指示”）的精神，定名为“柳河‘五·七 ’干校”，作为没有结合到革命委员会的干部和一大批待分配的干部下放劳动的场所。5月6 日，首批学员进入柳河“五·七”干校。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 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鲜的经验》一文，并加了编者按语，按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广大 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 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之后，省革命委员会根据“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精神，要求 柳河“五·七”干校要作接收3000名学员的准备。干校为了建造房舍，扩大粮食和蔬菜生产 ，组织学员冒着三九严寒搞大会战，伐木采石，修建房屋，建木丝板厂和农副产品加工厂等 ，春天又让学员开荒地、种稻田，进行艰苦紧张的劳动。由于学员人数激增，住房和粮食、 蔬菜供应十分紧缺，加之强调“先创业、后安家”、“先生产、后生活”，学员普遍住大通 屋，睡二层铺。山上的学员多住在帐篷或地窨子里。伙食标准较低，吃大锅饭，生活很艰苦 。学员以参加劳动为主，学习活动主要靠农闲和工余时间，通过办学习班、开讲用会的办法 ，选学一些毛泽东著作、语录和报刊文章。学校要求学员“吃小米，爬大山，路线分析解剖 世界观”。学员进校，先要由庆安到柳河走70华里的路；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要开展“一言 一行一对照，一事一议一飞跃”的活动，进行“忆史划线”，“摆事分线”；还组织学员“ 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从世界观上找根源。通过这些做法，解决所谓“三个正 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实际上是在当时 “左”的政治气氛笼罩下，抓住一些生活琐事，无限上纲，牵强附会地把一些小是小非提到 “官、名、利思想”、“资产阶级世界观”来进行批判。1969年7月，省革命委员会作出《关 于进一步办好“五·七”干校的决定》，提出采取长期和短期两种方式，分期分批轮训在职 干部的要求。据此，柳河“五·七”干校从1969年9月至1972年1月，举办了两期每期一年的 在职干部长期班。学员对象为省革命委员会直属机关和县革命委员会常委以上的省管干部。 学员仍以参加生产劳动为主，适当组织学习。
　　　　柳河“五·七”干校建立不久，省革命委员会又在通河县办了清河“五·七”干校。从 此，全省各地陆续开办了“五·七”干校，组织干部下放劳动。至1968年11月初，全省76个 市、县已建立起110所“五·七”干校，入校学员达20880人。此外，还有大批干部到农村插 队落户，有的到农场参加劳动锻炼。
　　　　到1970年6月，全省各级各种“五·七”干校已发展到3160所。6月17日，省革命委员会 批转政治部《关于进一步办好“五·七”干校的报告》，提出，省、地（盟）、市、县（旗 ）都应集中力量，分别办好一所“五·七”干校，多者合并或撤销。省集中力量办好柳河“ 五·七”干校。后经几年整顿，全省“五·七”干校减至162所。1971年底，由于各级党政机 关的工作秩序陆续恢复，原来作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干校学员，有的回原单位，有的 另行分配工作，分批离开干校。
　　　　1972年1月，省委批转了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关于进一步办好柳河“五·七”干校的报 告》。报告规定，干校办长期班和短期班，以轮训在职干部为主。要切实处理好读书与劳动 的关系，长期班的读书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2。按照文件的要求，干校分别举办了长期班、 短期班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学习班，对省直机关和部分地、市、县的干部进行轮训。为适 应转向轮训在职干部的任务，柳河“五·七”干校增加了编制，校内机构设置也作了相应的 改变。此后，干校举办了4期长期班，3期短期读书班，3期理论干部学习班，5期党务系统干 部短期训练班。学习内容，根据不同对象和时间长短，通读或选学《共产党宣言》、《哥达 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实践论》、《矛盾 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马列和毛泽东著作，还学习了当时报刊发表 的有关文章。通过这些学习，要求学员深入理解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理论、限制资产阶 级法权、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解剖世界观，解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
　　　　到1974年1月，全省先后到各地“五·七”干校下放劳动的干部已有10．5万多人，其中 有县以上领导干部2000多人。在农村插队的干部已有2万多人。到1976年5月，全省各地“五 ·七”干校共轮训了23万多名各级干部和6．4万名理论队伍骨干。1979年10月，根据国务院 《关于停办“五·七”干校的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停办“五·七”干 校。在此前后，大批插队落户的干部也陆续返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