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归侨 侨眷 一、周边国家归侨
(一)苏(俄)归侨
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规定，在被俄国强占去的领土上的中国居民照常在那
里居住，华人渔猎之地，仍准华人照常渔猎。但俄方并未遵守约言，条约签订之后，地方当
局便多方歧视、刁难原住华人，因此，不断有越过黑龙江、乌苏里江，返回祖国，并在黑龙
江地区留居。但俄国因劳动力和物资缺乏，又不得不利用华人，因此，虽有部分华人回国，
同时又有华人去俄谋生，尽管俄方多方限制，19世纪70年代以后，沿黑龙江、乌苏里江俄境
各城镇的华人，仍不断增多，也时有华人返回国内。
1900年7月的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成为俄国当局迫害华人的顶点。早在事件发
生之前，种种迹象表明，俄国将大规模迫害华人。各地许多华侨已感到大难将临，许多人纷
纷向俄方索取工钱，或兑取银行存款，准备回国，少数人因较早成行，得以幸免。黑河对岸
两大惨案发生前，7月16日夜，在驻守瑷珲清军的帮助下，江东六十四屯曾有少部分中国居民，
渡江逃了出来。未离开者，7月17日，竟死难数千人，生还者极少，“随浪力拥过江者八十余
人”。7月19日，俄军又搜出藏匿于各处的华人178名，驱至江中，只有20余人泅水渡江，得
以生还。7月21日，俄军再次将66名华人赶到黑龙江中，中国岸边划出一条小船，拯救在水中
挣扎的同胞，多数落水华侨得以获救回到黑河。
华侨在俄国境内，不但遭受俄国当局的迫害，而且常常受到许多意外的损失。1905年11
月12日，俄国海参崴(符拉迪沃斯克)发生兵变，俄军到处放火，烧杀掠夺。许多华侨遭难，
华商损失犹甚，共有643家华商被抢或被烧，经济损失达260万卢布，许多华侨倾家荡产，被
迫离俄回国，到哈尔滨等地谋生。此后，几乎每年都有华侨回到黑龙江地区。其中，有人在
黑龙江地区停留下来，有的然后再转赴各地。
1912年，俄国再次出现排华活动。俄国地方当局借口华侨在当地经商做工使俄国利润外
流，不断制造排华事件，肆意拘捕华侨，押解出境。是年4月5日，俄国驻奉天总领事照会中
国政府：“查历年开江后，华人来阿穆尔谋生计者甚伙”，“如再新来之华侨，定难觅栖身
之地，自应驱出境外”。此后，《盛京时报》曾多次报道俄国驱赶华侨的消息。10月25日该
报报道：“昨日，俄国军队自海参崴解回华商三人，连同渠等所携绸缎等物，一起解来哈尔
滨”。12月7日，该报又以《俄人驱赶华侨》为题，报称：昨日，有人从海参崴来哈尔滨，说
该埠俄国武官领兵数十队在清沟子挨户传谕华侨，限三日内一律出境，有不从者即行驱逐。
12月20日，该报又报道：海参崴用瓦罐车(即带棚货车)送回华人甚多。其中有7名在海参崴因
事上街，亦无故拘捕，被驱逐出境，一并送回哈尔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各西方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放松了对中国经济的控制，
给中国民族资本一个喘息的机会。国内实业救国的呼声正高。在海参崴经营“双合盛号”的
富商、山东籍华侨张廷阁，于1915年收买了俄人资本“地列金”火磨(制粉厂)，成立“双合
盛公司”(后改无限公司)，是为华人资本进入哈尔滨制粉、制油业的开始。“双合盛”的产
品“金鸡牌”面粉，不但畅销东北及关内，且远销南洋各地。北洋政府曾发给奖牌，以表彰
它对发展民族工业的贡献。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俄国政局混乱，许多华侨失业。为谋求生计，除一部分人参
加红军外，大部分人回国，其中有很多人留在黑龙江地区。同年十月，俄国十月革命爆发，
成千上万名旅俄华侨、华工回到哈尔滨。以俄阿穆尔省为例，结雅河沿岸金矿纷纷倒闭，数
万华人失业，被迫回国。
大批华侨、华工回国，使北洋政府极为恐慌。政府不仅不设法安置华侨、华工，反而限
制、歧视。1919年2月5日，段祺瑞政府就大批华侨、华工回国一事，曾电令东北三省督军、
省长：凡从俄国归国的华侨、华工，必须“设法从严检查，分别遣归原籍”，以防受“过激
派”影响。同年3月27日，吉林省长公署训令滨江道尹：“近有300余华工行将回国，回国后，
难保无煽诱军警工党情事，亟宜切实防范，所有沿边各省区，于该华工回国时，务当切实侦
察，即时设法遣散，勿任煽聚。如有勾结煽惑情事，应即查办，从严究办”。按照当局指令，
这批回到哈尔滨的旅俄华工，均于抵哈尔滨后全部被遣返原籍。
1920年3月至5月，苏俄远东地区发生“庙街事件”。苏俄红军与日军在庙街(尼古拉耶夫
斯克)激战。战斗开始前，当地华侨，在中国领事馆的帮助下，逃往附近地区躲避，但仍有许
多华侨遇难。6月，黑龙江下游两岸5000多名旅俄难侨，经过长途跋涉，辗转抵达
伯力，然后乘3艘戊通公司的轮船，到达哈尔滨。后经哈尔滨警察厅和水上警察署查明难侨祖
籍后，全部被遣送回籍。同年8月，又有1800多名难侨，在中国军队帮助下，逃到伯力，
转乘戊通公司派去营救难民的两艘轮船“绍兴号”和“海伦号”，回到哈尔滨。他们中多是
商人和农民，因受战乱，均已倾家荡产，随即被地方当局遣返原籍。
自1918年7月至1924年底，由苏联回国到哈尔滨的华侨就有32批，15546人，“旅苏
华工联合会”会长刘泽荣(刘绍周)一家，也于1920年11月回国并在哈尔滨定居。一些华侨商
人也携资回国，并在哈尔滨等地投资。1919年12月，侨商王秉铨投资安裕面粉厂；1922年张
用廷、吕金兴办了裕庆德毛织厂。
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6月，中国船只和人员在黑龙江上被扣，引起华侨的恐惧，
有不少华侨回国，并在黑龙江定居。中东路事件爆发后，苏境远东各地许多华侨被集中扣押，
后予释放。事后，又有一些华侨回黑龙江定居。
苏联实行集体化时期，没收私人工商业者的私有财产，有些华侨工商业者陆续回国，有
的即在哈尔滨经商。本人在黑龙江而在苏联远东地区仍拥有较多资本的一些华侨富商如：任
守卿、张德馨、毕凤芝等人，也先后把在俄境的资产全部调回国内，在哈尔滨、黑河等地兴
办实业。1929年，苏联归侨任守卿在哈尔滨道外北十五道街开办了东北第一家针织厂成记针
织厂。
1931年“九芬话?”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加强了对中苏边境地带的控制。1936年春，日本
占领当局，为了突出对苏的进攻态势，防范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对中苏
边界地区的统治，颁布实施所谓《国境地带法》，严密封锁中苏边境各进出口岸和黑龙江、
乌苏里江水域，甚至堵塞了中东路3号隧道，断绝了绥芬河至乌苏里斯克的铁路运输。由于黑
龙江地区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之下，旅苏华侨很少有人回黑龙江地区，极少数人回
国后，也转赴关内各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留居苏联的中国侨民回国后回到原籍，少部分留在黑龙江地区。
此外，还有一些苏联归侨。回国后，先赴内地，再回到黑龙江地区。1945年秋冬之交，来黑
龙江地区开辟革命根据地的人员中，有不少就是旅苏华侨。如王玉，他曾在1936年～1939年
之间，旅居苏联，回国后去延安参加革命，1945年9月来到黑龙江，在黑河地区先后担任各种
领导职务；李东光1937年～1945年留居苏联，1945年回国后，先在密山地区担任领导职务，
后参加东北民主联军。此外，还有一些旅苏归国华侨回国后，立即在黑龙江地区参加革命。
如：石友，1927～1949年旅居苏联；魏世祥1943～1946年旅居苏联，他们回国后均在黑
龙江地区参加工作。
1950～１９５３年，共有304名旅苏华侨回到黑龙江地区定居。其中，绝大多数人均被安
置在大中城市和边境城镇，少数被安置在林区、工矿和农村。
1954年，有174户计177名旅苏华侨归国，其中除1户有家属外，其余均为单身户，这些人
均在黑龙江省定居。同年，在苏联移交给中国的一批刑满释放的为日伪充当间谍、特务侨民
中，属黑龙江籍的有114人，获释后，也在黑龙江省定居。
1956年，有162名旅苏华侨回国后，在哈尔滨、黑河等城市中定居。经过50年代大批旅苏
华侨回国高潮后，60年代旅苏华侨回黑龙江省定居者极少，1963、1964两年中只有5人。“文
化大革命”时期极少有旅苏华侨回国定居。80年代起，由于国内生活水平的迅猛提高，开始
又有旅苏华侨回黑龙江省定居。这些最初在黑龙江省定居的旅苏华侨，有一些人后来又移居
其他省份，因而到1985年末，黑龙江省尚有苏联归侨223人。
(二)朝鲜归侨
近代黑龙江人去朝鲜留居者极少，侨居朝鲜的多为河北人、山东、辽宁人。因此，自20
世纪初起，虽有许多旅俄华侨回黑龙江地区定居，但无旅朝者。自进入30年代，侨居朝鲜半
岛的中国人，鉴于日本对朝鲜统治的逐步加强，曾有人零星地来到黑龙江地区定居。据统计，
1937～1947年，私自从吉林图门口岸越境到牡丹江一带的旅朝归侨仅为31人，多为留居朝鲜
北部鸭绿江沿岸者。1948年春，朝鲜华侨总会曾与东北行政委员会南满工作团商定，由牡丹
江市接收安置一部分旅朝贫困华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旅朝华侨来黑龙江省定居者日渐增多。1950年，美国发动了侵
略朝鲜的战争。同年11月，旅居朝鲜元山市的华侨于良等十几人，第一批撤离元山，来到哈
尔滨市定居，哈尔滨市予以妥善安置，12月，归侨于良被分配到哈尔滨市朝鲜中学任教。1951
年虽未接收统一安排的旅朝归侨，但由全国各省市移居黑龙江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解放
前由朝鲜归国的老归侨，有395人，主要安置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大中城市。
1952年至1954年，黑龙江地区先后接收由国家统一分配到本地区安置的旅朝归侨人数颇
多，共12159人。除一部分有技术专长的，安排在城镇外，大部分均安置到农村，从事农
业生产。后来发现，这批朝鲜归侨，安排大中城市的，其生产、生活较为稳定，而安置在农
村的，多不如人意。1957年末，据当时主管侨务工作的黑龙江省民政厅对全省归侨状况调查
显示，生活在全省各地农村的旅朝归侨，在归国后，由于气候、生产方法上的差异，极不适
应，加上一次安置人数过多，政府人力物力有限，使归侨生活上得不到适当的照顾，因此，
有许多归侨不安心在当地居住，到外省投亲靠友。仅对北安、依安两县的典型调查表明，外
流到其他省份的归侨，占当地归侨总数的50%以上，因此全省旅朝归侨总数呈下降趋势。
1956、1957两年中，到黑龙江省定居的旅朝归侨有409人，由于人数较少，且多有技术专
长，因此，除4人因投亲被安置到勃利县外，其余405人，均安置在哈尔滨市。
1958年“大跃进”及稍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来黑龙江省定居的朝鲜归侨极少，1963
年以后才逐渐增多，1959年至1966年，到黑龙江省定居的旅朝归侨只有973人，大部分安置在
大中城市中，仅哈尔滨市就安置了700多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广大归侨、侨眷因“海外关系”受到
株连而被迫害，来黑龙江省定居的旅朝归侨极少，只有朝鲜国内一度出现排华倾向时期，一
部分旅朝华侨，自行逃离居住地回国，有的回到黑龙江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了党的各项政策，平反了冤假错案，华侨的爱国爱乡的
热忱得到切实保护。随之国家实行开放政策，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这一切都鼓舞了华侨
回国定居的积极性。自80年代起，又开始有旅朝华侨回黑龙江省定居，自1980年至1984年，
全省安置朝鲜归侨649人，主要分布在牡丹江、佳木斯、阿城、宁安、桦川、五常、勃利、海
林、尚志、延寿等市县。
据1985年末统计，黑龙江省现有朝鲜归侨5884人，分布在10个省辖市(含所属县)、4
个地区和农垦、铁路、森工3个系统。
(三)韩国归侨
截至1985年末，全省韩国归侨共301人。其中可分三种情况：1949年以前归国的157人，
1950年至1966年归国的132人，1967年至1985年归国的只有12人，主要分布在哈尔滨、齐齐哈
尔、佳木斯等市和农垦系统。
(四)蒙古国归侨
蒙古国归侨来黑龙江省定居的略多于韩国归侨。到1985年有337人，有335人是1950年至
1966年这17年中回国者，1967年以后回国的仅有2人。主要分布在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
等9个省辖市和绥化、黑河等地区。
(五)日本归侨
1945年旅日华侨段颖(现任双鸭山矿务局集贤煤矿工程师)回到佳木斯市读书，这是战后
最早回黑龙江省定居的日本归侨。1948年末，东北全境解放以后，陆续有日本归侨到黑龙江
地区定居。至新中国成立时，共有26人到黑龙江。自1950年至1985年到黑龙江省定居的有32
人，主要分布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双鸭山市及农垦系统。其中，以哈尔滨较为集
中，约占日本归侨总数的5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到黑龙江省定居的日本归侨，高中级
知识分子多是其特点。东北农学院教授骆承祥、东北林学院副教授张德义、哈尔滨锅炉厂工
程师蒋瑞明、黑龙江省电力局工程师张荣权、黑龙江省气象局工程师袁铭宏、哈尔滨轴承厂
工程师陈爱银(女)、哈尔滨焊接研究所工程师张让二、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主治医师官锦禅、
佳木斯农机学院讲师张欣等，都是这个时期归国的旅日华侨。
到1985年末，黑龙江省共有日本归侨59人。
二、其他国家归侨
(一)菲律宾归侨
1754年(清乾隆十九年)时菲律宾苏禄岛的苏禄国国王选派旅居菲律宾的中国商人杨大成
及其商船，携带表文和当地物产，来中国与清朝通贡贸易，并任杨大成为副使。船到福建后，
杨大成立即引起清地方官员的注意。后经清廷查证杨大成原为福建武举人，因不满清政府的
黑暗统治，出洋到菲律宾经商。他因经商有道，信誉颇高，深受当地人民的欢迎，进而受到
苏禄国苏丹的赏识。苏丹为同清廷修好，特派熟知中国国情的杨大成为副使，出使中国。清
廷查实后，视杨大成为“莠民”，并下令拘捕。杨大成被捕后，地方督抚主张“交原籍管束”，
遭清礼部的批驳：“惟查该国以杨大成为副使，杨大成即武举杨廷魁，缘事被斥，复借出洋
贸易，冒充该国副使，若不严加惩儆，恐内地民人，习以为常，出洋滋事。不应如该抚所题，
仅交原籍管束，请照例改为发黑龙江充当苦差”。于是杨大成被发配到卜奎(今齐齐哈尔)，
是为黑龙江地区有菲律宾归侨之始。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派往东北的干部中，有一部分干部是早年参加革命
队伍的菲律宾归侨。为黑龙江人熟知的有林一心(黑龙江省驻北安时，任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
吴道真(曾任哈尔滨市南岗区公安局长等职)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一批南方各省的
菲律宾归侨，由国家统一组织，分配到黑龙江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其中，有的人因种种
原因，离开了黑龙江省，到1985年末，黑龙江省仅有菲律宾归侨7人。
(二)马来西亚归侨
1910年，哈尔滨及中东路所属地区鼠疫大流行。马来西亚归侨医学专家伍连德博士，受
东三省总督的派遣，作为总医官担任中方防疫技术负责人，后在哈尔滨定居。1913年，他又
被北洋政府指派，在哈尔滨主持东北防疫总处的工作，并担任滨江医院院长。
1945年秋冬之间，中国共产党派大批干部到东北开辟根据地，其中有2名较早参加革命工
作的马来西亚归侨。彭光涵曾任哈尔滨市南岗区区长，黄凡常曾任省政府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1950年起，黑龙江地区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不断有马来西亚归侨来到黑龙江地区参
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们大多数是归国华侨学生或在全国各高等院校、中等技术学校毕业
后分配来的归侨学生。此外，也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官兵中的马来西亚归侨。原马来西亚
共产党领导下的马来西亚工人联合会会员、马来西亚抗日敌后救援会宣传部长、原新四军苏
北指挥部青年队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军69师政治部副主任、马来西亚归侨郭永绵，转
业后来到黑龙江省工作。自1950年至1966年，先后有46名马来西亚归侨到黑龙江省工作并定
居。“文化大革命”中再无马来西亚归侨来黑龙江省定居。其间有的归侨离开黑龙江省到他
省定居。80年代起，陆续有马来西亚归侨到黑龙江省定居，截至1985年末，全省有马来西亚
归侨46人，主要分布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3个城市和农垦系统各单位。
(三)印度尼西亚归侨
1949年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童昆周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建设东北的号召，毅然来到刚刚
成立的哈尔滨兽医研究所，从事家畜疫病的防治研究工作。这是40年代末较早到黑龙江省定
居的印度尼西亚归侨。
由于黑龙江是最早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地区，自1950年起，一些印尼归侨中的知识分子，
纷纷来到黑龙江地区。据统计，自1950年至1952年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就有梁启功、肖
美容、李渊如等20多人，到哈尔滨市王岗农机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铁道部哈尔滨车辆厂
等处学习或工作。
自1953年至1956年的5年中，由国家分配到黑龙江省的印度尼西亚归侨共有150多人，其
中，全国各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毕业生中的印度尼西亚归侨有100多人。此外，还有
回国后立即到哈尔滨市第一中学、第三中学、第六中学等学校继续求学的印度尼西亚在校归
侨学生约50多人。
这些归侨从热带的印度尼西亚来到黑龙江省，生活和工作有些不适应，而所在单位也没有根
据他们的特点，给以适当的照顾，因此一部分归侨不安心在东北工作，要求调回南方。在此
前后，已有几名印尼归侨调离黑龙江省到南方各省。此后，各级政府注意对他们的关怀，要
求调离黑龙江省的归侨逐渐减少，并陆续有印尼归侨到黑龙江省定居。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干扰，许多印尼归侨受到迫害，有的人或因受“海外
关系”株连，或因子女就业不易等原因，离开黑龙江省。生物研究所技术员谢诚文、哈尔滨
车辆厂工程师李渊如和曾秋彬、哈尔滨市儿童医院医师肖美容、第十八中学教师朱美凤等一
批印尼归侨知识分子相继出国定居。这期间，黑龙江省印尼归侨外流人数比其他南洋国家归
侨外流的人数更多。到1985年末止，黑龙江省尚有印尼归侨81人，主要分布在哈尔滨、齐齐
哈尔、牡丹江、佳木斯、鸡西等市和省农垦系统。
(四)泰国归侨
1950年，泰国归侨青年陈小琳(女)，响应祖国号召，回国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学
习，毕业后，留校执教，她是较早到黑龙江地区定居的泰国归侨之一。
此后，将相继有国内各高等院校毕业生、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干部或从中央国家机关调
入干部中的泰国归侨30多人，到黑龙江地区工作。黑龙江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主
席林北星、副主席谢飚均是这一时期到黑龙江地区定居的泰国归侨。“文化大革命”中，不
仅没有泰国归侨来黑龙江省定居，还有个别归侨移居他省。
截至1985年底，黑龙江省有泰国归侨30人。主要分布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勃
利、海林等市县及农垦系统。
(五)新加坡归侨
1954年，新加坡归侨黄清渠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后来陆续有新加坡归侨来到黑龙江
省定居，如：邝顺馨(哈尔滨铁路中心医院主治医师)、陈佩宗(鸡西矿业学院副教授)等，都
是较早到黑龙江省定居的新加坡归侨。
1957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先后又有20多名新加坡归侨到黑龙江省定居。其中有
的是各地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毕业生；有的是军队转业干部。
1985年末统计，黑龙江省共有新加坡归侨32人，分布在哈尔滨、齐齐哈尔、鸡西、牡丹
江等市和农垦系统。
(六)欧美发达国家归侨
黑龙江省欧美发达国家归侨1985年末统计有21人。其中：美国12人，英国2人，法国3人，
德国3人，加拿大1人。他们绝大多数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来到黑龙江省参加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的。他们的文化素质高，90%以上是著名的专家、学者，有的是国家某些学科的带头
人或奠基人，为黑龙江省乃至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人主要分布在哈
尔滨市的各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大型国营企业。
(七)其他国归侨
此外，尚有其他一些国家的归侨，人数多少不一，总数696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