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朝初期“招民垦荒”
　　　　清军入关后，因连年战争，军费迅速增加，财政出现困难。清廷为增加田赋收入，保证 满洲贵族有足够的劳动力，缓和社会矛盾，不得不对其“龙兴之地”的东北土地实行开放， 招关内汉族农民来垦荒种地。从1644年到1667年（顺治元年到康熙六年）的23年中，采取了 奖励向东北移民的政策。曾多次给地方官吏下令，要其“招徕流民，不论籍别，使其开垦荒 田，永准为业”。最初主要在南满“招民开垦”，对招垦的头目（称“招头”），按其招民 多寡，授予其不同等级的文武官职，还制定了鼓励农民开垦的奖励政策，使辽阳府辖的辽阳 、海城等地的田亩和人丁迅猛增加。随之，清政府为加强东北边防，确保驻兵的军粮供应， 在吉林、黑龙江地区采取以官庄屯田为主的农垦措施。在官庄、官屯中从事农田耕种者，主 要是罪犯或战争中俘虏的、投降的部族，清政府派官员监督耕种。据《宁古塔纪略》记载， 当时官屯组织“每一庄共十人，一人为庄头，九人为庄丁，除种田外，还打围、烧炭。每人 责粮十二石、草三百束、猪肉一百斤、炭一百斤、石炭三百斤、芦一百束。凡家中所有悉为 官物，衙门所有公费皆取之官庄”。一旦进了官庄，便失去自由，这些在官庄中从事耕种的 人，是一种半奴隶性的农奴。
　　　　清军入关后，为巩固在全国的统治地位，镇压反抗者，陆续将各种罪犯，即所谓“流入 ”发往关外。顺治年间，清政府将原来流徙于开原东尚阳堡地的“流人”，改放于宁古塔地 区。至1658年（顺治十五年）又向船厂（即吉林）、黑龙江城、伯都纳以及齐齐哈尔、嫩江 、三姓、拉林、阿勒楚克等地发遣。据方拱乾《绝域纪略》记载，1660年（顺治十七年）宁 古塔已是“汉人十三省无省无人”当时宁古塔官庄的农田耕作者，主要是被放逐的“流人” 。
　　　　二、康熙年间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
　　　　清初对东北实行“招民垦荒”政策，仅仅实行23年即被废止。1668年（康熙七年）清政 府开始对出关的汉族民人实行“事先起票，过关记档”的限制措施。但是，这时从关内来东 北的人仍然很多，其中除被流放来的“流人”和平定“三藩”之乱的俘虏外，就是大批出关 逃荒的饥民，即“流民”。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颁布《宁古塔等处禁止流民条例》， 封禁政策正式实施，开始对柳条边外的吉林、黑龙江地区实行全面封禁。1776年（乾隆四十 一年）重申禁令称：“盛京地方与山东、直隶接壤，流民渐集，若一旦驱逐，以致各失生计 ，是以设立州县管理。吉林原不与汉地相连，不便令流民居住，今闻流窜渐多，著传谕溥森 ，查明办理，并永行禁止流民，毋许入境”。
　　　　清政府对东北实行封禁的原因有三：一是为保护所谓“满族之本习”。即保护满族“骑 马射箭”不许满族汉化。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上谕中明确指出：“盛京、吉林为本朝龙 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殊与满洲风俗攸关”。因此，应“永行禁止汉民入境”；二是为把 东北作为八旗（主要是指满洲八旗）官兵的生计之地。乾隆曾说：“山海关外系东三省地方 ，为满洲根本重地，原不准流寓民人杂处其间，私垦地亩，致碍旗人生计，例禁有年。”“ 关外民人聚积日多，物价较为昂贵，于旗人生计有碍。”清朝为保证满洲八旗的兵员的生活 ，在奉、吉等地保留了一部分上等地或熟地，“作为本地官兵及京旗官兵随缺地之用”，或 留下“以备退革兵丁恒产之用”。以免八旗官兵因老病退革“无容身糊口之处”；三是为保 护少数满洲贵族统治者独占东北的特产。清朝将东北的人参、貂皮、东珠等列为禁品。呼兰 城东北一带山河“出产参珠，为采参捕珠之地，岁遣官兵巡查，以防民人侵盗。”长白以产 参著称，被列为禁区。在禁区内的“紧要隘口，或安设卡伦，或设立封堆，按时遣官巡查” 。连狩猎的围场与马场也作为禁地。
　　　　清政府对东北实行封禁的具体措施，主要是在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等处设官卡，派 兵稽查，严防汉人越渡。再就是修筑柳条边墙，禁防汉人、蒙古人、朝鲜人进入禁地。柳条 边墙是堆土成墙，插柳结绳而成。整个柳条边墙分3段，两段在今辽宁境内，一段在今吉林境 内，全长2640余华里，边墙设21处边门，每门常驻兵数十人，严管行人出入。柳条边不是行 政区的边界线，而是一条标志禁区的柳条篱笆。此外，还改变“汉囚”发配地。顺治中期以 后，吉林、黑龙江地区一度成为全国“汉囚”的流放地，他们或以科场之罪（如吴兆骞）、 或以反清之嫌（如杨樾）、或以文字之祸（如方登峄），被流放到吉林、黑龙江地区，从乾 隆初年起，就明令不再向东北发配“汉囚”。
　　　　清政府对东北实行的封禁政策，严重阻碍了东北、特别是黑龙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使土地开发停顿，原有耕地荒芜，黑龙江地区成为人烟稀少的北大荒。这也是鸦片战争前整 个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社会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
　　　　清政府实行封禁政策，引起人民的普遍抵制和反抗。在广大农民不断反封禁斗争的压力 下，清政府也不得不被迫做了一些让步。从18世纪中叶后，随着中原地区土地兼并的日益严 重，一些中、小土地所有者，相继失去土地，许多农民被迫成为流民；再加上连年战争、灾 害频仍，大批破产的农民，为寻找生活出路，纷纷违禁走上“闯关东”的道路。当清政府在 山海关等地设官卡堵截无法通过时，流民便改从海上乘船前来；官兵封锁大道，流民扶老携 幼、翻山越岭、冒生命危险达到北上的目的。在此期间，东北的旗人庄主、旗官，为了维持 官庄土地耕种和得到高额收入，需要招徕更多的劳力，他们对清政府的封禁政策一直是持阳 奉阴违的态度。钱公来在《逸斋随笔》“东北五十年来社会之变迁”中写道：“各庄园之庄 主，一向是渴望人工的，非特不加拒绝，反极尽招徕之能事”。当地的“地方官吏亦与之有 同一希望。默认流民私垦，以图待时没收其土地，地方即承认租佃之权，增益官府收入。复 巧立种种名目，清丈私垦土地，大事搜刮。”由于清政府禁令没有真正执行，所以，虽然流 入的移民有所减少，但并没杜绝，使封禁的柳条边也形同虚设，连乾隆皇帝也发出柳条边“ 其设与不设同”的哀叹。
　　　　清朝统治者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有时也不得不松弛一下禁令，放汉人出关。乾隆初 年，天津、河间等府大旱，民人大批由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来东北，清政府怕引起变乱 ，只好暂告官吏，准许出口。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吉林将军上奏有河北饥民流入1．5 万人，不得已载之红册，令纳丁银。1807年（嘉庆十二年），新增流民1000多户。1812年（ 嘉庆十七年），宁古塔、三姓、阿勒楚喀等地增加3．3万多人。随着移民的增加，垦区耕地 的扩大，农作物品种增多，手工业、商业也有了初步发展，柳条边外相继出现不少城镇。据 吴籝臣在《宁古塔纪略》中记载：宁古塔“有东西大街，人于此开店贸易，从此人烟稠密， 货物客商络绎不绝，居然有华夏风景”。到嘉庆年间，齐齐哈尔的商人已分为直隶帮、山东 帮、山西帮等行帮，他们将江苏的茶、奉天的盐、北京的靛，源源运来销售。此外，三姓、 墨尔根（嫩江）、瑷珲等，也都是商业兴旺的城镇。
　　　　三、封禁政策下的土地占有与农业生产
　　　　清代黑龙江地区的土地开发采取官田、旗地和民地3种形式。
　　　　（一）官田
　　　　官田也称官庄，根据耕垦成员构成和经营方式，分为兵屯官庄和旗屯官庄两种。前者始 于康熙年间，后者则兴于乾隆年间。兵屯官庄最早出现于黑龙江地区是1684年（康熙二十三 年）。清政府为抗击沙俄入侵者，加强东北边防，令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率领乌拉和宁古塔 1000人进驻黑龙江北岸的额苏里。第二年，即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春，第一任黑龙江将 军萨布素移入500名达斡尔防兵在此开始耕种，以解决驻防官兵和眷属的食粮问题，这是黑龙 江地区屯田的开始。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因驻军官兵开赴雅克萨前线，清政府又从盛 京派出500名官兵，代黑龙江兵守城种地。拨给耕牛，垦地1500余垧，到第二年增至1789垧。 这个屯田区，以后形成有名的“江东六十四屯”。该地土地肥沃，很少有旱涝灾害，粮食产 量较江右高出1倍。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清政府又令达斡尔、索伦官兵在墨尔根设官田 ，种地1660垧。雍正年间，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城、宁古塔等4城，相继出现旗屯官庄 。“齐齐哈尔、黑龙江城官庄各二十，墨尔根官庄十一”。1737年（乾隆二年），在呼兰地 方开设旗屯官庄，盛京将军选能种田的八旗壮丁400人，携带家眷，前来开垦，每名壮丁拨地 60亩，盖草房两间，每10丁编为1庄，共设40庄。到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黑龙江地区官 庄数为：宁古塔13、齐齐哈尔30、墨尔根15、黑龙江城40、三姓10、阿勒楚喀6、呼兰51，共 计165处，壮丁总数1650人，耕地1.7万余垧，年纳粮4027万石。
　　　　（二）旗地
　　　　旗地是清政府划给八旗官员和八旗兵丁的份地。黑龙江旗地，主要是清政府为加强东北 边防，设置驻防八旗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黑龙江旗地于1625年（天命十年）始于宁古塔。 是年，在吉林将军所属的宁古塔设驻防八旗，已有少数旗地。1662年（康熙元年）镇守宁古 塔等处将军所属八旗官兵旗地：协领2人，每人地60垧；佐领12人，每人地40垧；防御8人， 每人地30垧；骁骑校12人，每人地30垧；催领70人，每人地20垧；前锋37人，每人地20垧； 兵1208人，每人地16垧，共地23108垧。后因驻防八旗被调往关内平定“三藩之乱”，清政府 为填补黑龙江东部边陲兵力之不足，令居住于三姓的王钦部200多户和居住于东部诺垒、西喇 沁等地的“新满洲”300余户，迁往宁古塔，前后进入宁古塔的各部，共2000余户，皆分给土 地、房屋，使其耕种，致使宁古塔地区的旗地逐渐扩大。西部地区从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 ）才开始设旗地。当年，黑龙江将军将墨尔根已垦官田2000余垧，分给墨尔根驻防官兵，充 作旗地。1691年（康熙三十年），设布特哈驻防八旗，旗地范围扩大。接着，三姓、呼兰、 阿勒楚喀等地，也相继设驻防八旗，旗地随之增加。清朝政府在乾隆时期，为了解决旗人、 主要是在京旗人的生计问题，还采取“移旗就垦”的政策。1742年（乾隆七年），清政府为 使京旗移垦黑龙江，先派吉林乌拉兵800人，阿勒楚喀兵200人，驿站夫500人进行开垦。到1 744年（乾隆九年），已垦地1200顷，待京旗移至此地，即拨给耕地及耕牛，京旗被编入阿勒 楚喀驻防八旗。1744年（乾隆九年）9月，京旗758人移垦拉林，第二年又移来250人。1756年 至1759年（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4年间又移来2000户。每户给地3顷，另有闲荒，任其 招民开垦。对本人不能耕种者，准其雇佣奴仆代耕。这样，就逐渐使一些官田演变成一般旗 地。由于允许招民开垦，或觅长工代耕，为由旗地向民地和封建土地租佃制转变创造了条件 。
　　　　到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黑龙江拥有旗地：齐齐哈尔7237垧，黑龙江城36961垧、墨 尔根20602垧、布特哈22100垧、呼兰20685垧、宁古塔65290垧、三姓8116垧、阿勒楚喀3627 8垧，总计282403垧。此外，还有台站丁开垦的驿站地。从吉林至瑷珲，计1340里，置19驿， 每站设站丁30名，马20匹、牛30头。雍正时，台站丁地共有7098垧。
　　　　（三）民地
　　　　指流民私垦的土地。1749年（乾隆十四年），宁古塔将军即奏报丈出“汉民”私垦地13 898亩。根据当时户部的统计，被称为“陈民老地”的民地总数为55245亩。
　　　　从人口增长来看，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时，黑龙江省（包括原属吉林省地区）共有 33485户，91957人丁，至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户数增至51678户，人丁增至172235人。 这些入垦的汉族农民，大多从事官田和旗地的耕种，成为官佃户或旗人佃户，仅一小部分在 私垦地的民地上耕耘。
　　　　在清廷封禁时期的黑龙江地区，因多为“不谙农事”的少数民族聚居。他们以游牧为主 ，从事农耕的很少，所以农业生产技术较为落后，生产力水平很低。如开垦较早的宁古塔地 区，长时期沿用“火田法”，这是一种很原始的农业生产方法，据《绝域纪略》记载，当时 “地贵开荒，一岁锄之犹荒，再岁则熟，三四五岁则腴，六七岁则弃之而别锄矣。”时每垧 地产粮只有1—2石。西部齐齐哈尔附近的少数民族地区，更为落后，据《龙沙纪略》载，西 部地区蒙古族耕作“尚宛然上古时代之旧法也。彼等操作于草原肥沃地，连年耕种，至数年 后，地力耗尽，再择求新地，仍如前法操作，地力再尽再换。”“或岁易其地，待雨乃播， 不雨则终不破土。雨后相水坎处，携妇子牛羊以往，布种辄去，不复顾，待秋后末，诸草莠 杂获，计一亩所得不及汉田之半。”由于汉人不断人垦，内地较先进的耕作技术逐步传入， 如汉人采用的休闲法（每年耕作一分，休闲一分”和轮作法（高粱谷子黄豆每3年轮作1次） ，以及铁犁和牛耕等耕作方法的推广与应用，使生产力才得以提高。但总的来看，当时的生 产力是很低的，基本上是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
　　　　综上所述，由于清政府长期实行封禁政策，经过长达1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以汉族为主 的各族人民历经艰辛，在饱尝半奴隶式的、遭受严重盘剥和压迫的条件下，黑龙江地区的垦 地面积只达到30多万垧，生产技术处于半原始状态，生产力水平很低。
　　　　四、农民抗租抗捐，举行武装起义
　　　　长期封禁使黑龙江地区生产发展缓慢，人口的增长也很少。在此期间，关内爆发太平天 国革命和捻军的武装斗争。清政府为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对东北地区进行了频繁的 军事征调。据不完全统计，从1852年至1857年的五年间，征调吉林、黑龙江两省马队官兵“ 为数有一万三千余人”，由于陆续征调，始则以“精壮兵丁”出征，继则只能以“西丹（未 成年男丁）、闲散、余丁拨补”，最后造成“无可挑派”的窘境。频繁的军事征调，给负担 兵役义务的满、蒙、达斡尔、鄂温克以及鄂伦春等各族人民造成壮丁当兵，田地无人耕耘， 人民生活贫困的悲惨的处境。
　　　　清政府和地方当局在不断征调兵丁人关作战的同时，还加强了对东北各族人民特别是汉 族人民的剥削和搜刮。在田赋征收方面，据宁古塔副都统衙门1855年册报：“近年宁古塔地 方，年景萧条，民户寒苦……各管下俱有走死逃亡……地既无人耕种，空银也无处着追”。 其它地区情况，也大致相似。同时，地主也不断增加地租，从农民身上搜刮。农民利益受到 损害，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
　　　　清政府实行部分开禁，允许地方官员从放垦荒价中留小部分解决地方经费，“余则悉数 解京”。地方财政并未因此摆脱困境。地方官员为解决财政困难，便用增加田赋和工商业税 办法搜刮民财。加之官吏贪污受贿，借机勒索，使人民不堪重负。自1850年以来，各地农民 就不断掀起抗租、抗粮、抗捐斗争，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终于发展成为1862年至1866年黑龙 江地区的农民大起义。
　　　　参加这场大起义的群众，主要是贫苦农民（也包括来自破产农民的游民、手工业者）。 1862年，阿勒楚喀荒山嘴子等地数百农民，在张玉领导下最先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队伍经莫 湖屯，渡江北进，直抵呼兰城郊。
　　　　1862年冬，又有三姓东南的黑背金矿工人和农民，在葛成隆的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 葛成隆，热河朝阳人。与朝阳农民起义首领李凤奎相识，1858年因事牵连，被投入监狱。18 61年李凤奎起义军攻占朝阳，被救出狱，参加义军。1862年夏，起义失败，葛成隆来到三姓 城。秋季，进入黑背金矿，与谢福“立会拜兄弟”，聚众100多人。葛等共议，以黑背烧锅为 起义的指挥地点，备足口粮器械，确定于1863年春天起事。
　　　　三姓副都统富尼扬阿闻讯，急调佐领凌祥率兵前往镇压。正在三姓的谢福和刘广发获悉 这一消息后，连忙回山报信。葛成隆立即改变计划，决定提前起事。1863年1月13日，起义军 分三路：一路由张立本、王天汉负责，攻打乌斯浑屯；二路由李玉、谢福率领，攻打黑瞎子 沟；三路由宋发、陈胖子等率领直扑漂阳河。从东、西、南三个方向攻打三姓城。由于沿途 群众的热烈响应和积极参加，起义队伍迅速扩大，由最初的四五百人，发展到“各处商民、 金夫”参加，共达万余人的起义大军。
　　　　当晚，三姓城官兵势众，防范甚严。1月14日清晨，葛成隆得知后，令三路起义军，急速 行进至三家子地方（距三姓城十八里）集合。但清军早已在这里埋伏。起义军中埋伏后，副 都统富尼杨阿、协领凌祥，又率官兵“两路接应，枪炮齐施”。至傍晚，葛成隆喝令点炮， 不料炮膛炸裂，伤及自己。清军前锋400余人，乘机闯入。葛成隆、陈胖子身负重伤。谋士董 任田、董玉相继牺牲。起义军虽号称万人，但由于缺乏必要的训练和严格的纪律，在清军的 强攻下，势不能支。最后只剩下千余人撤回黑背。
　　　　3月1日，葛成隆和李玉率200余人抵罗家窝棚，同清军作战再次失利。4月16日，在兴凯 湖一带又为清军所败。葛成隆被捕。这位年仅34岁的起义领袖，被押至省城，英勇就义。葛 成隆牺牲了，但他的余部仍在密蜂山一带坚持抗清的武装斗争至1863年秋。
　　　　1866年2月，吉林的王起、马傻子（马振隆）红旗队起义军，进入双城、阿城、拉林、五 常一带，所到之处，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响应和支持。2月19日，署双城堡总管佟兴率 兵勇200余人，至城郊正蓝旗三屯与起义军相遇。清军“死伤相继，以致溃败”。起义军为商 民迎入城中，停留十数日，焚署劫狱，而城民未遭扰害。
　　　　起义军数千人，于2月23日由双城直扑阿勒楚喀，署副都统永寿带兵至西岗子地方堵截。 起义军跃马挺枪，势如潮涌，把清军重重围困。另一支起义队伍，“抄后人街，烟火四起” 。清军由于“兵心不固，首尾力竭”，阿勒楚喀城被起义军攻克。随后，起义军又连续攻克 拉林、五常诸城，向吉林逼近。
　　　　清廷因“匪情”严重，将吉林将军富英，署吉林副都统富尔荪，分别交部严加议处。急 令黑龙江马队入吉，“不得稍有迟逾”。命富明阿即日赴吉“督剿”，“毋以病辞”。传知 黑龙江将军特普钦，百日孝满，立即赴任，以重职守。
　　　　起义军在围攻吉林省会的关键时刻，前敌指挥马傻子在战术上犯了错误，在双阳通地方 为吉林兵勇两次击败，严重挫伤士气。起义军分路向西撤退。在开原、铁岭、青河门一带， 马傻子和齐海等起义军首领，被文祥所部捕后杀害于英旗堡，余部在郑家屯被清军击败。
　　　　多次起义给清朝反动统治以严重打击。牵制和分散了清军的兵力，直接间接配合和支援 了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斗争。起义军虽然失败了，但给黑龙江人民留下深刻的记忆。葛成隆、 马傻子的事迹曾在群众中广为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