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第四款中规定，“中国政府允准公司开采木植、煤等为铁路 需用，现准公司在官地树林内自行采伐”。据此，中东铁路开工伊始，便随意采伐铁路沿线 和附近地区的森林树木。任意规划地区，漫无限制。吉林将军延茂曾与中东铁路方面，订立 了《伐木章程》12条，以制止铁路方面滥伐。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还在铁路交涉总 局下设置了木植公司，负责办理入山采伐放票征税事宜。黑龙江将军方面与铁路订立了相应 的约章。不久，便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即庚子事件），俄军占领了东北，铁路公司滥伐森林 现象更加严重。凡沿线就近、运输方便的山林均被砍光。有的地方不准华人采伐；有的地方 ，“华人入山须向俄人领票，始能伐木”。虽然地方当局多次与俄方交涉，加以限制，均未 能奏效。由于当时火车燃料以木材为主，因此到了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中东路正式通 车，木材需要量大增，而就近就便的林地已被砍光。铁路方面需要新的林地，加上原合同6年 期限已满，也需要签订新的合同。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2月，中东铁路方面与黑龙江铁路 交涉总局总办周冕在展地问题上达成协议后，又就伐木问题进行磋商。铁路方面谎称不仅可 退出部分林地，还可以缴纳伐木税，终于诱使周冕未经请示将军于1904年3月6日，擅自与霍 尔瓦特在哈尔滨签订了《黑龙江省铁路公司伐木合同》。
　　　　合同的第一条内规定了采区，但由于采区太广，实际使中东铁路获得了几乎是可在黑龙 江地区全境所有运输条件较好的林区进行采伐的采伐权，甚至连许多无林可采的地区也包括 在内。合同第二条最后又规定：“至江省所属别处树林地方，铁路公司亦可砍伐木植材料， 但须按照地方官颁给各项人等通行采伐执照”，这就等于铁路公司获得了在黑龙江地区全境 采伐木材的权利。
　　　　合同签订后，即为黑龙江将军萨保所拒绝，认为这一合同的签订，属周冕个人越权行为 ，合同无效。（后任将军达桂、程德全亦均宣布合同无效。）1904年东西线采伐期限均已届 满，本应停止采伐并将山场交还，铁路方面仍任意采伐。黑龙江将军衙门于1906年1月上旬（ 清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照会中东铁路公司，要求铁路方面立即查照禁止，而铁路方面不予 理睬。直到8月，由清政府外务部与俄国驻华公使璞科第交涉，双方才派人进行谈判（连同展 地问题在内）。于是外务部派黑龙江的宋小濂与吉林的杜学瀛为代表，与铁路方面举行会谈 。会谈旷日持久，争论的焦点在于人口稠密、交通方便的呼兰河、诺敏河两河流域的森林上 。铁路方面由于未能达到目的，竟单方面宣布停止会谈两个多月。最后由于宋、杜二人态度 坚决，铁路方面不得不同意中国方面的安排。终于在1908年4月5日（清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 五日）双方签订了《黑龙江铁路公司伐木合同》①（①王彦威纂辑《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 献出版社1987年版卷213。）。
　　　　新合同共14条，附有更正声明一件。新合同规定的林场共3处，即火燎沟、巴林站东之皮 络、叉林河入松花江河口起上溯25公里。不仅保住了呼兰河、诺敏河流域的森林，而且总的 采伐地区比旧合同减少了90%。
　　　　吉林方面的合同，在1908年8月30日签订，采伐林场亦为3处：石头河子、高岭子、一面 坡。
　　　　这两个合同在维护国家主权，国家资源方面较旧合同有了进步，对护养森林有所裨益， 且能保证地方政府有一定的木税收入，但是仍然很不彻底。两个合同的第11条都规定：“如 日后铁路振兴，并改良一切，应用木料过于上开之数（按：此条开端规定了吉、江两省每年 可伐烧火柴、道木、大木的具体数量，两省共计柴40万古磅①（①古磅（Куб），1古磅即 1立方米。）、道木160万根、大木40万根）则华官亦可照允”。这就为后来铁路方面加大每 年采伐量、更换采伐地点留下借口②（②王彦威纂辑《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版卷213。）。
　　　　1912年，铁路公司根据原合同的第11条，提出合同中规定地段木材储量不丰，要求更换 新的采伐地区。双方再次开始谈判。7月31日，黑龙江铁路交涉总局总办李鸿谟与中东铁路公 司总办霍尔瓦特、交涉全权代表达聂尔在哈尔滨签订了《增订中东铁路公司在江省指明地段 砍备应用木植之副合同》，规定将1908年4月5日原订合同中火燎沟等两处，退还黑龙江省， 另以大兴安岭山脉迤南、绰尔河迤西、巴戛依勒利达叉河、乌图穆克特河北岸三面中间地区 换给公司。该段面积以华里1500方里为度，又规定将原合同第一条叉林河地区退还江省，另 以松花江北岸区换给公司，面积不得超过1750方里，与原合同两段相等。1912年11月，叉林 河段林场又加宽，东北竟以川寨河为界，伐木地段扩大了900多平方华里③（③步平等编《东 北国际约章汇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3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