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3日，哈尔滨市发生了一件引起全国基督教界瞩目的大事，哈尔滨西门脸中华 基督教会由原哈尔滨信义会正式分化改组成立。
　　　　哈尔滨市基督徒爱国爱教反抗压迫的行动早已产生。早在1915年，受洗不久的信义会信 徒武百祥和赵禅唐2人，购买1处地基，奉献给地方教会，拟建礼拜堂，却被丹麦差会牧师马 德良无理侵占，改建传道人住宅，对此无理行径，武百祥当即抗议，发生争执，差会理屈词 穷，承认每年由差会向地方教会缴纳租金1000元银洋，但事后却一直拖欠不交。随后，哈尔 滨市信义会信徒群众又募款向中东铁路地亩处购买道外许公路47号地基，武百祥又带头捐款 捐料，带领大家在此地号建筑了一座完全由本地信徒捐募而成的代用教堂，所用全部砖料都 是武百祥个人捐献的。
　　　　1922年，武百祥又和哈市信义会广大信徒一起捐款建筑当时黑龙江地区最大的基督教堂 。1924年1月26日，这座除了下层福音堂以外，其他一切连器具灯饰火炉完全系教友捐资购置 的大礼拜堂，隆重举行了献堂典礼。
　　　　武、赵两人慷慨地把自己数十间住宅楼借给教会，创办了包含初高小及中学的三育男校 。武百祥还另外捐献了四五万元巨款。
　　　　在此期间，在“庚子奇耻”①（①均见《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一期。）和辛亥革命的 影响推动下，一些中国基督徒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逐渐增强，提出取消不平等保教条约， 收回教权，脱离外国差会，创设自立教会。继上海俞国祯牧师于1906年创立的“以……顾全 国家体面为目的”的“中国耶稣教自立会”②（②均见《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一期。）之 后，成立的自立教会，到1920年7月2日，已“普及十六省，并南洋各埠”③（③均见《中华 基督教会年鉴》第一期。）。“五卅惨案”发生后，连美国差会办的教会大学，上海圣约翰 大学和上海泸江大学，也分别宣布，“全体退学”和“全体罢课”④（④均见《中华基督教 会年鉴》第一期。）。在这种形势下，哈尔滨市和黑龙江地区的基督教自立运动也一步步发 展起来了。
　　　　在哈尔滨信义会大礼拜堂开始建筑之前，哈市信义会众多爱国教徒为建立自立、自养、 自传的基础，从1921年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从多方面做工作了。《哈尔滨“中华基督教会 ”改组成立之经过》对此记述颇详。⑤（⑤《哈尔滨“中华基督教会”改组成立之经过》哈 尔滨西门脸中华基督教会编，以下引文皆出自此书，不再一一注明。）
　　　　首先，他们征得差会“领袖一致同意，请曾任中华国内布道会英文书记的胡其柄牧师， 来哈担任本堂主任牧师”。这是哈尔滨信义会“第一次提议聘请中国牧师”，但这一行动却 被差会牧师季天申出尔反尔，不顾原来协商一致的意见，而单方面破坏了，擅自推荐信义会 武昌滠口神学院毕业的阎新亭牧师担任此职，企图以此维持宗派，保存信义会门户，阻挠自 立行动。哈市信义会中国爱国信徒开始时顾全中西协作的面子，做了妥协，同意改聘阎新亭 ，但后来因阎来哈3年“处处迎合西人”，“对于中华教会之自立、自养、自传（，）政策无 丝毫时（实）现，以致引起多数华信徒之恶感，……发生种种冲突，遂致解职离哈”。差会 牧师对阎被迫离哈一事极端恼火，“视为非法跋扈的行动”。
　　　　第二，与此同时，他们为了促进教会自立，还联合哈市其他教会的爱国基督徒一起，积 极组织团体，出版刊物，共同进行文字宣传，“共同研究革新教会的事工”。其中比较活跃 影响较大的团体有“哈尔滨中国基督教改进社”及以它为核心联络外省同道组织的“东三省 中华基督教改进社”和“哈尔滨青年会”、“哈尔滨中华基督教联合会”，还有1926年秋， 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余日章牧师来哈时，信义会、监理会、浸信会等3教会共同发起的“以 促进中华基督教会为宗旨”的“中华基督教会促成会”，及同年为准备改组成立中华基督教 会培养人才而成立的“储材委员会”。影响较大的刊物有哈尔滨中国基督教改进社编的《改 进》月刊和哈尔滨青年会主办，张我华主编的《哈尔滨青年》。这些刊物当年都产生过警世 醒人的影响。如《改进》创刊号向全社会发出的《改进社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差会 ”传教，依赖的是“从历次条约中取得的特权”；断然宣布：中国（华）民族“应以依俯外 人肘下为羞”，应当自立教会，“组织中华本色的基督教会”；大声疾呼：有“良心”的基 督徒，“应当急起自决，发展（扬）大无畏的精神，谋求教会自立自传”。
　　　　第三，他们以实际行动反对差会强权，坚持自立自养。1925年东三省信义大会在凤凰城 举行。哈尔滨代表团“建议改革教会”，因和丹麦差会把持下的大会“宗旨不合”，“全体 退出大会”以此表示对差会强权的反对和拥护自养、自立之精神。在教会聘请中国牧师时， 丹麦差会牧师马德良极力主张请求中会“照例资助”华牧薪金2／3，但哈市爱国信徒自始至 终坚决拒绝这项建议，彻底贯彻自养的精神，使差会企图以此左右教会的打算落空了。
　　　　在中华基督教会由原哈尔滨信义会分化改组成立过程中，“华教徒”几度妥协，希望“ 调和中西的感情”，以平和的方式顺利过渡。但终究事与愿违。在阎被解职后，“中华基督 教学生立志传道团”发起人，该团首任游行干事、中华续行委办会会员、山东华北神学院教 授丁立美，被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副总干事顾子仁作为符合哈尔滨信义会中国教徒希望物 色一位“神学较旧”能“为西教士们所景仰”“调和中西感情”的继任牧师人选，推荐给了 哈市信义会董事长武百祥。
　　　　这位“中外驰名的老牧师”，1921年曾率团来哈市布道。1926年初夏二度来哈市，在武 百祥家住了一个月，订立了要点有二：
　　　　1．“宣教而不问教政”；
　　　　2．以“收归……教权，养成自立、自养、自传的本色教会”为“宣教的目的”的聘书。
　　　　1927年1月27日，哈市信义会新聘牧师丁立美偕新聘干事李毓麟到哈市。当日，董事长武 百祥当众重申聘牧“目的”在于“使哈尔滨的教会，自立自养”成“纯粹的中华基督教会” 。但事过不久。3月10日，丁即因反对促成会聘干事，而在列席促成会全体会员会时，与促成 会副委员长武百祥发生第一次“冲突”。
　　　　3月31日，哈市信义会“教友领袖”30余人，开会讨论教会一切重大问题。会上武、丁2 人就“促成会”、“青年会”、“三育学校”特别是“西人”的地位问题发生辩论。武当众 声明，自己“素志是提倡中华教会”，而丁的“怀抱是与差会合作”，“彼此政见不同，无 法合作”，宣布辞去信义会董事长职务，并“声明俟后不干教务”。“其余的董事”均批评 丁“自专武断”，表示“大不满意”。
　　　　这时，信义会董事部书记任作田［前任青年会德育干事，当时任道里中华基督教会（原 哈尔滨道里监理会）干事］与李毓麟协商将信义会改组为中华基督教会，以使“本会教友精 神”“复振”。李表赞同，并得丁“同意”，教友“亦无不同情”。丁又要求国内布道会东 三省总协进部（总）干事尚牧师“协助进行”。事情由此出现转机。
　　　　4月15日，丁“召集教友领袖谈话会”，专题讨论哈信义会前途。与会人员全都赞成将哈 尔滨信义教会“改组为自立之中华基督教会……与丹国差会脱离名义及主权上之关系”。
　　　　会上起草了《改组中华教会进行意见书》，向全体信徒详细说明，并进行民意测验，征 求全体信徒意见。时又拟出七项提案，交全体教友进行讨论。
　　　　就在这即将水到渠成的时候，丁却违背原订聘书要求，充当差会“傀儡”，“一方（面 ）提倡改组……一方面又向差会马德良牧师讨好，勾合（结）顽固媚外分子，及依赖西人作 工之少数教友，暗中反对中华基督教会”。前后共召集大小11次会议，一直拖延到5月29日， 七项提案尚未讨论完。
　　　　这时信义会的爱国教徒认识到“调和折衷”无济于事，决定采取“快刀斩麻之解决”办 法。于是就在次日（5月30日）董事交替之际，“新董事纷纷函辞”。6月5日，当众宣读这些 辞函，并“请全体教友公决”。6月12日，董事长武百祥当众宣读了他弹劾丁立美的《弹劾案 七不合》，在教会内部公开了与丁的尖锐矛盾，并表示要印刷成文向社会公布。与会教友爱 国之心群情激奋，“大多数表决通过”了请丁“辞职”动议。并“举出临时执政委员5人，办 理此事”。
　　　　6月13日，李毓麟将此情形告诉丁。丁表示要“自动辞职”，并提出3点要求。当天，李 转达丁关于“旅费”、“薪金”和不再“印布”《弹劾案七不合》的3点要求，随即得到满足 。14日，丁又提出额外再“多发两个月薪水”的新要求，并“就地要钱，迫不及待”。再次 得到满足。15日晚9时，将款领出，经李手交于丁。18日，丁搬往“浸信会普渡医院”。26日 ，《七条提案》“完全通过”，并选举委员11人，成立中华基督教会筹备委员会，首批“签 名加入中华基督教会者共210人”（后续有增加），定于7月3日上午10时，举行正式成立典礼 。
　　　　就在这“万事俱备，只欠典礼”之际，忽又横生枝节，再起波澜。“丁牧师与差会之马 牧师……凑集五十余人，由28人之投票，选举董事9人，成立中华基督教信义会”，请丁为“ 该会牧师”，薪金由差会付给“每月28元”。“并将礼拜堂之公文钥匙等件强行霸占……一 切门户均被封锁，欲令200余中华教会信徒无从礼拜”。
　　　　中华基督教会筹备委员会再三请人调停无效，被迫将成立会改时举行。当武百祥为此与 差会代表马德良牧师谈判交涉时，马竟答复说：“按照信义会的章程，只要有中西信徒二十 五人即能成立督会”并可以“享有教产”，“决不容许”绝大多数教徒改组成立的中华基督 教会“使用”中国人捐款自修的礼拜堂。并“瞪目皱眉”将武、赵2人“捐给教会”的地基说 成是“捐给差会”的，当武指出人证时，马仍矢口否认，打赖说：“此事我不知道。”而且 差会的洋牧师们还把武百祥视为魔鬼，［甚至14年后，武百祥和姜宝珍（留学生，当时在教 会办的学校任校长）结婚时，差会的教牧人员称武百祥是魔鬼，千方百计进行阻挠破坏］。 许多原信义会的信徒都认为，马德良等差会人员的表演，“将帝国主义的传道政策完全暴露 了”。
　　　　哈尔滨西门脸中华基督教会改组成立以后，对哈市和吉黑两省的各教会都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当年9月1日，哈尔滨市中华基督教会联合会成立，随后又组织成立了吉黑中华基督教 会协会，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钟可讬牧师到会主讲10次。以后香坊、高丽帽子、 绥化、新甸、兴隆镇、勃利等地的原信义会教会，都先后自立。
　　　　原监理会在苇［莎］河、牙（亚）布力、石头河子、富锦、集贤、太平镇、同江等地的 教会也都陆续办起了自立教会。
　　　　浸信会的许多地方教会也先后提出自办教会的要求，以致于该会栾马丁牧师在其述职报 告中悲哀地写道：“两年来，不吉利的因素一直在哈尔滨异乎寻常地活跃，在一些不同宗派 和国籍的教堂里发生了分裂。哈尔滨浸信会教会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①（①《TheChine seRecorder1931．December》。）中华基督教国内布道会东三省总协进部下属的各教会，在 和全国总会断绝联系后，也逐渐汇入自立教会的行列。
　　　　黑龙江地区基督教自立运动是在大革命之前即已开始酝酿准备，在大革命高潮中积蓄力 量。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因此，虽然大革命已经失败，基督教自立 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走向低潮，但黑龙江地区的基督教自立运动仍然坚持走向自己的高潮。 虽然有的教会在基督教自立运动遍及全国时也打起自立教会的旗号，但并没有完全断绝差会 的“津贴”②（②见《哈尔滨“中华基督教会”改组成立之经过》。）；而黑龙江地区以哈 尔滨西门脸中华基督教会为代表的自立教会，以武百祥、李毓麟为代表的基督徒，始终坚持 拒绝差会的任何“嗟来之食”③（③见《哈尔滨“中华基督教会”改组成立之经过》。）。 1931年“九·一八”事变，武百祥义愤填膺，不顾安危，奋笔疾书，连夜赶写了长达千言的 《倭奴寇我东北》告同胞书，指斥日寇，号召反抗，并印刷了数千份。1932年初，日伪军进 犯哈尔滨，哈尔滨市及附近地区军民打响哈尔滨保卫战，李毓麟牧师亲率医疗队，冒着日军 飞机、大炮、坦克的轰炸，到火线抢救伤员，李牧师被炸重伤，一目摘除。许多自立会的教 徒为保卫家乡保卫祖国抗击侵略而贡献出自己的财产鲜血乃至生命。一向高举自立旗帜的中 国耶稣教自立会，迫于压力，而在1933年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深觉前非”④（④《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放弃当初要求独立自主的爱国立场时，身处沦陷区日军刺刀下的黑 龙江省的基督教自立会，被迫放弃了中华基督教会的名义，但仍然坚持自立教会的道路，组 成了“北满基督教自立会联合会”。
　　　　在日伪当局越来越严酷的压迫统治下，自立教会根本无法存在，终于被日伪当局强行解 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