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点突出个性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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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读《鹤岗市志·人物编》札记
哈尔滨市志办 李桂英
今年 4月间，有幸接到鹤岗市志办梁印章寄来的《鹤岗市志》。那古朴典雅的书体，设计精美的装帧，吸引我非睹不快。展卷读来，文通理顺的记述，丰富翔实的史料，传递和介绍了做为新中国煤炭生产重要基地之一的——鹤岗市经济、政治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变化的历史和新貌，成为了解鹤岗，认识鹤岗的钥匙。拙文仅就《鹤岗市志·人物编》学习所得择要而记。
古人言：“人物为一郡之俊础，乡邦之光耀”。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看，人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原动力，没有人就没有社会前进的原动力，没有人也就无所谓社会和历史了。社会是各种各样的人物纵横驰骋的舞台，历史则是由各种人物共同谱写的，其中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更为历史增添了绚烂的光彩。可见，清代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所讲，人物志是“书中之髓”、“志中之志”确有其深刻的道理。综览《鹤岗市志·人物编》(下称《人物编》)无论是体例结构、人物选择、表现手法都是成功的。
一、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人物编》由人物传、烈士英名录、劳模名录三章组成。对于立传人物的选择，《人物编》的编者站在历史的高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既注意到人物的历史性、时代性，又把握住人物的人民性和典型性。在17位立传人物中，即包括地位显赫、知名度高的官职人员、社会贤达等上层人物，也包括名不见经传的矿工、医生、演员、储蓄员、人民警察等平民百姓人物。编者把他们做为《人物编》讴歌的主体，把他们的英雄业绩彪炳吏册，流传千古，以供后人景仰学习，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推动历史前进的主力这一唯物史观。诚然，在历史进程的各个时期，既有众多的优秀儿女在历史舞台上大显身手，也会有劣迹昭著的人物登台显丑。对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面人物，编者以尊重事物的本来面貌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态度，在立传人物中也给其留有一席之地，志其恶鄙其行，在于把他们的丑恶之举昭然于天下，并遗臭万年，以儆效尤，惩戒后世。在这方面，编者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在人物记述的把握上也是准确的。
二、体现了鹤岗市的地方特点
地方志作为地情载体，它记述一个地方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反映地方特点，这是地方志书种的个性所在。作为地方志有机整体组成部分之一的人物志，无疑要有鲜明的地方特点。
《人物编》从鹤岗市的实际情况出发，客观的展现了城市特点。立传人物中，三分之一选自煤矿，突出了煤城的地方特色。这里既有民国时期建矿的创始人沈松年；又有沦陷时期遭受日本侵略者奴役的采煤工，解放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为工人矿长的孙好清；还有旧社会的矿工、新社会的煤矿工程技术人员，高级工程师李庆萱等。使读者通过传主的活动，了解鹤岗市的历史和发展。
《人物编》从鹤岗市的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处理本籍人物与客籍人物的关系。笔者认为，传人是为了记史，一地的历史，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仅仅由本地人创造的。人的活动与地域的社会环境是互相关联、互为因果的，不同地域的社会环境造就和孕育了不同的人才，许多不同人才的活动又改造和发展了不同地域的社会环境。《鹤岗市志·人口编》指出了，鹤岗市“人V1增长的显著特点是机械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均常年提高”，从数字显示中看到机械增长率又大大超过自然增长率。其主要原因是工业(特别是煤炭工业)发展速度快，急需大量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本地解决不了，主要靠招工。外籍人员的大量进入，就“反客为主”了。历史上鹤岗人虽然不乏有为之士，但是在鹤岗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当中，外籍人物仍然占有较大的比重。《人物编》的编者没有拘泥于地域的范围，不受籍域的限制，对本籍人与外籍人一视同仁，主要看其对鹤岗的贡献和影响，择其主要者收录入志，这就使得记载的人物业绩、功过和主要活动，成为鹤岗独特的历史和环境的缩影。
三、体现了传主的个性风采
在《人物编》中，对传主的生平事迹做总体上的，全景式的概括性记述，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用能够体现人物精神风貌的环境和事件，反映人物个性的生活琐事和生动语言进行细节描写，更易把人写活，增加人物的真实感，加强人物的感染力。《人物编》的编者运用得体的表现手法通过记述人物不同的细节和个性语言力求把传主写得栩栩如生，生动感人。
运用典型细节。常言道：“于微细处见精神”，典型细节更能展示人物的个性特征。传主孙志盖是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1948年任兴山市(鹤岗市)副市长期间，已是花甲之年。“仍经常徒步到学校、街道调查研究，体察民情。有时往返十余里，从不要车接送。”“他湖北乡音很重，布置工作，交换意见，总是轻声细语，反复讲解”。这些典型细节的描述，呈现给读者面前的是一位勤政、廉政、严于自律、可亲可敬的老干部形象。又如工人出身的矿长孙好清，对待工友亲如兄弟。有位从小失去亲人，脾气十分古怪，人称“老八点”的老矿工，发起脾气谁也管不了，而对好清的话则百依百顺。这是因为“‘老八点，患病，老孙精心侍候他”，“受了工伤老孙去医院护理他”，“喝醉了酒老孙照料他”，“有时没吃的，老孙给他买吃的”。“‘老八点’把老孙看成是唯一的亲人”。解放初期，生活是艰苦的，当老孙了解到有些工友吃不饱，影响生产情绪时，就用自己省吃俭用买来的新被子，换回 200斤大煎饼分给大家，并说是工会发给大家的。编者通过这些典型细节的记述，突出了传主质朴无华、宽厚待人，对待工友情同手足的美德。还有对传主于丽芬、刘银喜、丁惠民的记述，都运用了这种画龙点睛之笔。笔者在此不一一赘述。
运用典型环境。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一定的生存时间和活动空间，人物一旦离开了自身的历史环境，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自身也不复存在。因此写好典型环境，对展示人物的个性特征亦至关重要。传主李庆萱这位旧社会的普通矿工，新中国建立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高级工程师。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火热斗争实践。“1949年，矿山开展了以改进技术、改善管理及劳动组织为目的的创造生产新记录运动”。李庆萱和广大工人一道投身到改进技术、改善管理的洪流中。从首创“每小班用18个炮掘进0.8米，提高到12个炮掘进1米的新纪录”，开始走上了从事矿山工程技术的生涯。“1951年，党和政府送他到中国矿业学院老干部专修班学习文化。1952年又送入北京矿业学院学习，1956年大学毕业。”设想，如果他没有经历如火如荼的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党的培养教育，一个家境贫寒的普通矿工怎能成为新中国煤矿事业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呢？可见，编者把传主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之下，论世知人，成为揭示传主个性特征的客观因素。
运用个性化的语言。言为心声。记述传主具有个性特征的对话，能够更好地展示他们的思想境界和性格特征。儿科医生李松波的传记中这样记到，他常说：“一个医生对病人没有感情，就不是个好医生”。“患者有百分之一挽救的希望，医生就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到李松波一心为患者着想的高尚医德。又如，传主左觉农是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在任矿务局局长期间，为了方便工作，局里为领导干部备一辆小汽车，觉农体弱多病，大家劝他出门坐车，他却说：“出门坐车，越坐人越懒，走路可以了解一些情况，我身体不好还能锻炼身体。”这些语言虽不是掷地有声的铿锵之语，但正是这朴实的语言却使一位老革命居功不自傲，保持革命本色，永远把自己置身于人民大众之中的形象跃然于志。
《人物编》可学习借鉴之处很多。在学习中感到值得商榷的是，对有的传主在记述上突出在鹤岗的活动和事迹尚显不够。笔者并不是说要割裂传主的一生，无视传主在其它地方的活动和主要事迹。而是说，如能从人物的实际出发，把传主在鹤岗的活动同在外地活动统一起来，构成一个整体，对传主在外地的事迹惜墨如金，重彩浓墨传主在鹤岗的活动，就会收到“疏可跑马，密不透风”的效果。就会使《人物编》更加锦上添花。但瑕不掩玉，《人物编》仍是让人喜读的成功之作。
(作者系哈尔滨市志办编研处处长，编辑)
(本栏编辑、责任编辑：梁印章 校对：梁印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