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人》登上舞台走上银幕

　　　　　　　　 《北大荒人》登上舞台走上银幕
　　　　　　　　　　　　　　　　　　 范国栋
　　　　　　　　　　　　　　 一、皮处长出题目
　　一九五九年一月，我随八五三农场业余文工队的部份同志调入刚刚成立的农垦局文工团，在话剧队当演员兼搞创作。凭着年轻人的一股闯劲儿，一夜之问写成了独幕话剧《愿望》，在局第一届职工业余文艺会演期间上演了，反映还不错。
　　当时正在垦区指导工作的农垦部宣传处副处长皮以德同志看了戏，很高兴，当即找到我和演员们说：“你们的戏演得不错，演员阵容很强嘛，剧本写得也很有风趣，只是反映的生活面太窄了，当然，做为个独幕剧也就可以了。我现在提个希望，希望你们写个大戏，大型话剧，写十万转业官兵进军北大荒!这是一件大事，在古今中外都算是个创举哩，全国人民的眼睛在看着我们，许多外国入也在注视着我们，那么多当兵到北大荒搞啥子名堂?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打出粮食来?你们来北大荒一年了，用事实做了同答，这还不够，还要用一个戏来回答，在舞台上向全国人民汇报!这是一个大题目。题目我出了，文章靠你们大家来做，好不好?”
　　大家兴奋地齐声回答：“好”!
　　　　　　　　　　　　　 　二、重返雁窝岛
　　皮处长出题之后。话剧队的议论中心就是：“具体写什么?”大家畅谈来北大荒以后的所见所闻，引出无数有声有色的故事。我便讲起在雁窝岛劳动时昕到的一段传闻。
　　……那是一支先遣队，出铁道兵某部的干部战士组成，予一九五七年进岛开荒，初春冰雪融化，“大酱缸”也解冻了，一连陷下好几台跑运输的拖拉机。于是，调来绞盘机救机车.战士们涉冰水送钢丝绳，拖拉机手任增学潜入带冰碴的泥浆里挂牵引钩；人们推动绞盘机将机车拉进岛内……以后，岛内断粮断了柴油，人们设法用空油桶绑成浮排在水上搞运输……这一系列生动的情节引得大家拍手叫好：“就写雁窝岛!”
　　真要写雁窝岛了，又觉得故事支离破碎，好多细节闹不清楚。经领导研究，以话剧队长肖消同志为首，全队再去一趟雁窝岛。
　　一九五九年三月，我们来到雁窝岛，开了好几个座谈会，访问了不少当年的先遣队员，收集了不少生动有趣的素材，我的感受又深了一层。
　　　　　　　　　　　　 　　三、和谐的创作集体
　　一定下来写“雁窝岛”，似乎剧本的执笔者也“当然”是我了。大家要我拿出提纲，我提出：“雁窝岛先遣队进岛是一九五七年，我想把时间推移到一九五八年。”正合众意，五八年大批转业官兵来北大荒，有气势，有特色，而且我们本身是当中的一员，有生活。我没有写过大戏，从头学起，好在大家信任我。写出个提纲，立即召开会“万炮齐轰”!大家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吵成一团，争得脸红脖子粗，轰垮的部份就另起炉灶重写，轰不垮的部份就算“通过”而保留。除我之外，话剧队中大多数是部队文工团来的话剧演员，有舞台经验，表导演方面都有一套，他们一谈剧本往往立即进入角色，连比划带说“台词”，有些即兴台词还真精彩，我立刻记录下来，顺一顺。我有时也和大家争，一吵就是半天。会后，我冷静地把大家的意见消化一番，受到启发后又有了新的构思，新的“炮靶子”又立起来了，请大家在会继续“轰”。大家的情绪始终是热烈的，争吵也是愉快的，半个多月的时间“轰”起一个五幕剧的提纲，定名为《雁窝岛》。以后就由我这执笔者独立思考，把初稿拉出来，看看“是骡子是马拉出来再瞧”了。
　　　　　　　　　　　　　 　四、两位难得的老师
　　剧本初稿很快就拉出来了，这时文工团借来两位名人：吴祖光同志和李景波同志。前者是著名刷作家，后者是著名电影演员，都是因为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流放”到北大荒来的，在基层劳动了一段时间，处于“边考验边改造”时期。领导上嘱我要对他们“监督”，我也是“阶级出身不好者”，守着两位名师却不敢过多接触，只好偷着学两手儿吧!那时和老李接触多一些，曾在一起合作写出独幕话剧《夜闯完达山》，很谈得来，可惜不几天他又请假回北京探家去了。老吴平日少言寡语，恐怕也怀着戒备之心吧。吴祖光同志在剧本写作上是有丰富经验的，看了《北大荒人》(当时还叫《雁窝岛》)初稿后曾捉了几条很不错的建议。比如第一幕中党委书记高建民与战友之父黄老清和战友之女燕子相认一场戏是很感人的，老吴看后称之有戏。建议大做文章，可把燕子改为高的亲生女儿，抗日战争中失散，此时相见不相识，使之成为人物关系的一条红线贯串全剧，不要一下子就认出来，要放到最后，戏到高潮时再相认，相认本身又是高潮……这本来是提高此剧艺术性的一个好主意，是行家里手的有识之见。可是这一建议在讨论中被否定了，有人发言说搞不好会有“人性论”“人情味儿”的危险，我自己做为执笔者真有些怕，便强调此剧风格应是粗犷的，不要陷到儿女情长的气氛中去。对于虽是专家却是“右”字号人物的意见很轻易地就否定了。可我至今还难以忘记那天挂在老吴嘴角的一丝苦笑，他当时不便再说什么，只有遗憾二字罢了。我虽不曾有过写许多戏的经验，但从小爱看戏，也读过不少名剧本，深知从“悲欢离合”中可以写出好戏来。可是当时外界的“左”与自己头脑中的“左”结合起来，使剧本从一开始就忽视了戏剧情节方面的严密结构和人物关系方面的深入开掘，更谈不上人物内心活动的刻划了，所谓“粗犷”就不免成为“粗糙”了。尽管头脑中有“怕”字，但还是采纳了老吴的一些设想，如第一幕中燕子要过灯节点红腊的细节对当场几个人物性格的刻划和舞台气氛的渲染都是很生动的，老吴笑着说：“这可也有点人情味啊”!我挤了挤眼，说：“这是无产阶级的人情昧儿!”说罢二人哈哈大笑。
　　　　　　　　　　　　 五、“立起来”改戏
　　剧本“纸上谈兵”折腾了几个来回儿，创作集体中的演员都急着“立起来”瞧瞧，我当然也是同样的一种心情，当即由刚从长影学习导演归来的张荣同志担任执行导演，组成一个包括许多老演员在内的导演组，在导演方面也来个集体创作。地点就选在虎林剧场破旧窄小的舞台上，大家兴致勃勃的开始排戏了。我也是导演组成员之一，主要任务是改戏。
　　我开始尝到了“立起来”改戏的甜头，舞台上一切都“立体化”了，感受十分具体，那里需要“挖戏”，导演和演员的即兴创作和我自己的即兴灵感都来得很快：一段好戏诞生了! 同时，哪段戏、哪个人物是多余的也一目了然，那就当机立断——砍!戏越来越精练了。
　　当时的农垦局领导都很重视这个戏，王景坤、刘伯增、丁立准等几位书记都常来看排戏，及时提出一些意见。戏改来改去，终于有个模样了，五幕排出了四幕。大家情绪很高，昼夜兼程改排，为着迎接一九六。年初到湛江为全国国营农场会议演出的任务，全神贯注，正向第五幕高潮戏推进。
　　　　　　　　　　　　　　 　　六、最得意之笔
　　第五幕戏是我和大家共同讨论精心设计的“得意之笔"，写雁窝岛化冻后交通断绝，原来的口粮已全部吃尽，人们已经饿了好几天，运粮的船总也不来，传说翻在宝清河中了，怎么办，岛上还在播种，有一些大豆种子，吃还是不吃，少数人主张吃，说人饿得慌；多数人反对吃，说种子一定要播下地，冲突十分激烈。这时，党委书记老高决定吃一部份豆种，保住人要紧，要大家马上煮豆子解饿，积极分子们谁也不动，几个落后分子也不好意思动，于是老高自己动手去煮。为了造气氛，在舞台中部安放了一口大锅，而且道具用的是真锅，豆种也用的是真豆子……老高将半袋豆种提至锅旁，用大碗向锅中舀豆子，大家揪心地望着……这里特地处理为静场，为的是突出豆子一碗一碗舀在铁锅里的声音：“哗——哗——”为着使观众与剧中人一起揪心。剧中人老车忍不住了，上前夺下书记手中的碗，手捧豆种说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话，意思是我们今天吃下这几十斤豆种，就等于吃掉秋后千百斤粮食。我们转业官兵怎么向党向全国人民交待?我们宁肯喝野菜汤，也不能吃这豆种啊!这段台词写得很长，演员王志泉同志嗓音洪亮，有激情，演到此处声泪俱下。(在写剧本时，我一边写一边淌泪，连稿纸都湿了。)戏每排至此处，场上场下的演员，台下的导演和一些旁观者无不泪下，都认为这段戏反映了转业官兵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英雄气魄。在各级首长审查时，领导同志也都眼圈儿红红的，含着泪花连声赞好。我们都把这场戏当做全剧的精华所在。
　　一九六○年一月，全文工团赶到湛江，就要为全国国营农场会议演出了，农垦部宣传处的皮处长连忙审查了一次，也陪着掉了一次眼泪，激动地说：“以前我出了题，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写出了大戏，而且写得这么好，演得这么好，这样感人……这个戏一定会打响!”
　　大家信心更足了，《雁窝岛》的演员们恨不得马上拉开大幕一展身手，胜利在望……
　　　　　　　　　　　　　　 七、冷水浇头
　　大会开幕前三天，《雁窝岛》奉命接受王震部长审查，全团同志都紧张而激动地准备开了，歌舞队的不少同志要在尾声中扮演群众角色，乱哄哄地挤满后台。剧场里坐满了观众，部长来了!王震部长，还有肖克副部长，一进门就向马杰团长：“你们那个写剧本的呢?”马杰团长忙招乎我过来，王部长脸上没有笑容：“剧本是你写的?”“集体创作，小范同志是执笔!”马团长代答。王部长手一指：“好，一起看戏，一起看戏!”肖部长倒是笑容满面，轻轻推我一起入座，就这样，一左一右，两位部长把我夹在当中。我心都快跳到了嗓子眼儿，脸上也想挤出点儿笑容，可腮梆子发木总不听使唤。这一“历史性珍贵镜头”可惜没有留个影儿：两位将军当中夹了一名小卒儿，一位“被告人”坐在两位审判官当中准备开庭……反正那个滋味儿实在不好受。我记住了马团长的叮嘱：注意观察二位部长看戏的反映。是啊，要说看戏，我已经不知看过多少遍了，今天的使命是看观众，特别是留神这二位“观众”的声貌……
　　铃声响了，大幕徐徐拉开，风声，大烟儿炮的灯光气氛，小河神庙中突然出现的野姑娘……剧情发展着，两位部长边看边交谈，不时点着头，有时还旁若无人地大笑起来。他们一交谈，夹在当中的我只好将脊背紧紧向椅子上贴，这个姿式长而久之是不大好受的，可我顾不上腰酸，两只耳朵正专注地发挥“监听”作用，两只眼睛的余光也左右扫来扫去，从两位部长的表情和笑容中，我那颗提到嗓子眼儿的心开始下降——反映正常，效果良好。
　　戏已经演到第五幕了，啊，部长马上要看到我们最精彩的片断了。台上静静的，剧场里也静静的，只听到豆子舀到铁锅里的“哗哗”声，一下儿、两下儿、三下儿,……我暗暗用眼锋向王震部长扫去，呀!不好!王部长眉锁着，眼瞪着，嘴撅着，猛地喊了一声：“哪有这样的事!”幸亏当时年轻，血压还不高，不然听到这一嗓子非休克不可。王震部长转过头来对肖克部长说：“这不是要饿死人啦!那有这种事?让人在死亡线上挣扎?”肖克部长也转过头来：“雁窝岛那地方我知道，几十个人的粮食怎么运不进去?”王震部长说：“可以派汽艇嘛!”肖克部长说：“直升飞机也可以嘛!”两位部长眼睛也不看台上的戏了，一人一句越说声音越大，我此时也不敢看台上，也不敢看两位部长，尽力向后缩……戏的尾声是怎么演的我根本不知道，闭幕后有没有人鼓掌我也没听清。听其他同志后来告诉我，场内的掌声还是很热烈的。
　　戏结束了，观众走光了，演员带着装跳下舞台将王震部长围了一个圈儿。(肖克部长已经退场，我根本没有注意)。从大家兴奋的样子看来，自我感觉一定不错，是准备来听部长夸奖一番的，象以前各级首长审查一样表扬褒奖之词连篇……没有人注意我的表情，我成了围在圈中不被注意的人，可在当时是除部长外唯一清醒的人，我夹在甜笑的人群中苦笑着。马杰团长开场：“大家安静，下而请王部长对我们的戏做指示!”王部长开门见山：“前几幕戏还不错，象那么回子事。后面那一幕不行，就是吃豆种那一幕，是歪曲现实，丑化现实!” 乖乖!周围百十口子人连大气儿也不敢出。“快要饿死人喽!共产党跑到哪里去啦?雁窝岛离总场才七十里嘛，我知道!把几十日子人饿成那个样子?这是给我们党的脸上抹黑!”正是在这有份量的一句话后面，王部长也来了个“静场”，他威严地扫视了一下周围的人，大家又偷偷把眼光集中到我身上来。我呢?此时恐怕连苦笑的模样儿也没有了，大概使用“欲哭无泪”一词来形容还差不多。大家都在等待着……等待着“静场”后的“判决”：剧本，枪毙；作者，批判!谁知下面王震部长的口气缓和下来：“这一幕戏要重写，整个戏要改好，今天、明天、后天……后天晚上我还要看戏，如果改的可以，大后天为大会演出!”说罢甩开大步走出剧场。
　　部长走后，马团长连忙安慰大家：“不要紧，只是一幕戏的问题……”可话剧队的同志们都清楚：这是最要劲儿的一幕戏，这一幕戏没了全剧的高潮没了呀!农垦部宣传处皮处长也安慰大家：“我思想水平低，没看出这场戏的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导演张荣同志沉痛地说：“我该负主要责任，戏的处理上分寸掌握不当……”我急了，连忙说：“现在检讨没有用，关键问题是改戏，王部长后天还要看戏呀!”马团长接着说：“马上研究修改方案，小范，你们的任务就是：三天三夜不睡觉，也必须把剧本改出来!”是啊，那是大跃进的年月，话剧队立时表态坚决完成这一“跃进”任务。
　　说干就干，皮处长、马团长都参加了话剧队连夜召开的“诸葛亮会”。群策群力，一个方案提出，否定，又一个方案提出来……思想比较统一了，绝粮的高潮要避开，可以在技术革新出事故上去写高潮。皮处长深夜领着我和张荣同志去访问农垦部的机务专家……一个比较有把握的新方案己开始在我头脑里形成。
　　真的三天三夜没合眼，实在迷糊了就把头伸到自来水龙头底下……我一边改戏一边啄磨，这场戏究竟错在哪里?特定环境和特定事件都缺乏典型性，生活的真实绝不等于艺术的真实，光顾追求所谓的感人效果是不行的。
　　一直到王部长第二次审戏那天的清晨剧本才改完，导演、演员立即投入抢排，就到晚上快开幕了，演员还在“念念有词”。这天的戏演得很糟，特别是新改的第五幕，演员太紧张，新词和老词儿总打架。我比台上人还紧张，简直不敢睁眼睛看戏。“上帝保佑!”总算闭幕了。当马团长提心吊胆地招呼演员们来听指示时，王震部长把手一摆：“不用集合了，明天演出!”说完转身而去——通过了!大家几乎跳起来。
　　大会演出后，王部长又叫皮处长转达给我们几句话：“戏在政治方面问题不大了，艺术上还要下功夫，要请文艺界的专家指导指导，一定要把戏改好，改好了我还要看!”紧绷着的弦儿还不能松，可我的心情松快多了，王震部长原来是这样的人：严厉，批评你毫不留情，可并非“_一棍子打死”，他督促你改，要求你非改好不可。他一遍又一遍的看戏，这“看戏”本身是审查，是督促，也是信任和鼓励，是最有力的支持，文艺创作正需要这样的好领导者啊!
　　　　　　　　　　　　　　 八、一次重要的修改
　　湛江任务完成之后，文工团又到海南岛演出，我真想随着过海去开阔一下眼界，观赏一下“天涯海角”。马杰团长却命我立即返回北京改剧本，听张荣同志讲还有在北京公演的打算。一个剧团，一部剧作，能进京为首都人民演出是很光荣的事，也是很不容易的事，当然不可等闲视之。
　　回京以后，真要下功夫好好加工剧本了，在湛江时的修改处于突击状态，没时间细推敲，特别为了应付当时的任务，政治口号式的语言比较多，一些人物性格也未来得及很好展开。演员在身边，可以常常讨论，是个优点，但始终不能很好地独立思考一番，在艺术创作中也始终突不破原来的框框。
　　正好，老电影演员李景波同志在北京，是个理想的助手，又曾有过写《夜闯完达山》的愉快的合作，他非常高兴地参加了协助我改《雁窝岛》的工作。老李三十年代起就演话剧，有丰富的表演和导演经验，一来情绪就连说带比划，一人演一台戏。
　　在湛江的演出本中，把剧中的主要对立面，副场长纪庆山写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因为当时中央的庐山会议刚开过，反右倾的呼声正高，剧本也难免抹上了浓烈的政治色彩。剧中人统计员胡云鹏也曾写成阶级异己分子，关键时刻搞破坏。这两个人物写得十分生硬，演员早有意见，可在紧急任务下“就那么着了”。我与老李反复研究，决定把这两个人物都写成人民内部矛盾，纪副场长是“好人犯错误”，平日工作勤勤垦垦，雷厉风行，但在困难面前退缩，主观武断，还自以为是对党负责。这样写人物就比较活了。统计员胡云鹏也改成一个畏难胆小，有些自私的一般后进者，由于工作上不负责任造成了正在技术改革中的机车出了事故，而他的不负责任正是因为纪副场长不重视技术改革的思想影响所致。这个人物比原稿可信多了。由于事故的出现纪副场长大发雷霆，把戏剧矛盾推向顶峰，一追查事故原因，根子原来在他自己身上，从而促进了人物的转变，转变的可信，避免了正面人物大段讲道理。以后的演出实践证明，这样的改动效果是很好的。
　　两个“对立面儿”的难点先突破了，我们又意识到正面人物更需加强。老李主张戏不在多而在精，写很长一段戏不如给人物写一点儿动作性很强的戏。对于剧中人燕子这个野姑娘，我们俩都有些偏爱，决心让她“出场便有戏”，为这个人物的每一次上场、下场都做了细致的安排。我和老李都是京剧迷，一致主张吸收一些古典戏曲的表现手法。在第三幕派谁去潜水挂钩一场戏中，我们吸收了京剧《挑滑车》中岳飞派将的手法，又把大鼓搬上舞台，吸收《擂鼓战金山》的场面气氛叫老猎人擂鼓助威，使这一场戏形成了情绪上的高潮。
　　不少人物的戏加强了，性格色彩鲜明了，遗憾的是戏的主人公，党委书记高建民的戏却不理想。老李和我都很为难，当时，他是“摘帽老右”、我是“非党白丁儿”，对于一个党委书记的认识和表现只能是“概念化”的。我们尽量使书记平易近人些，说些风趣话，但总避不开那干巴巴的说教。一直到戏改成电影，这个人物的塑造也不丰满。“先天不足”啊!
　　在这一次剧本的重要修改中，特别是遵照王震部长的指示“加强艺术性”方面，李景波同志的贡献是很大的，出了不少好点子。老李同志已经去世了，记下这一段做为纪念吧!我永远忘不了这位老师和兄长。
　　　　　　　　　　　　 　　九、在北京公演
　　一九六○年四月，文工团自海南岛返回北京，王震部长立即要《雁窝岛》为在京的政协委员们演出。新修改本来不及排，只好还演湛江演出本。四月二十三日晚，戏在政协礼堂演出了。演出结束后，王震部长扶着八十高龄的沈钧儒副主席登上舞台与演员一一握手，随同沈老登台祝贺的还有周扬、张治中、伍修权、傅钟、陈其通等首长，接见后一起合影留念。
　　这次演出后，歌舞队返回垦区，话剧队留京排戏准备公演。
　　当时文工团话剧队只有十几个演员，前几场的群众角色都由歌舞演员担任，现在要独立作战了，人手显然不足。农垦局领导又从垦区的虎林艺校派来几名学员，特别是又派来艺校教员老演员于绍康同志。老于原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也曾演过多年话剧，是五八年转业到北大荒的。他来以后扮演剧中的主要对立面儿纪副场长，和剧中主角高书记的扮演者金康民同志配合的很好，二人又都是导演组成员，对剧本，对这两个人物的塑造都尽了很大力量，而这两个人物能否立得住关系着全剧的成败。
　　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剧本是基础，导演和演员们的再创造是很重要的一环，还有舞台美术部门的共同努力，更不可轻视。这个戏的舞美设计孙泽钧同志和刘世彩同志都是具有国家级剧团设计水平的专家，他们多次修改设计方案，为戏增色不少。
　　戏的新修改本投入了紧张的排练。五一国际劳动节，农垦部的游行队伍里拥着一台彩车，十分引人注目：白雪复盖的山坡上站着身着各军兵种衣饰的转业官兵，还有头带皮帽身穿皮衣的北大荒猎人。特别是野姑娘燕子的着装更吸收人，头上一顶白色的虎头帽，身上是雪白的兽皮衣裤，手持猎枪，脚下还踏着一只黑熊。彩车上写有大字：“五幕话剧雁窝岛”，这一新奇的场面引来无数首都群众观看，这也是新剧上演前的一次形象化宣传。
　　戏排的差不多了，也联系好了青艺剧场做公演场所，大家觉得《雁窝岛》名字不响亮，一致同意改用《北大荒人》为剧名。张荣同志马上发电报给正在外地的王震部长请示此事，王震部长专电答复可用名《北大荒人》，这样，《北大荒人》公演消息才出现在北京的报纸上。
　　五月二十五日，《北大荒人》在首都正式公演。
　　在招待首都文艺界的专场演出后，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同志在剧协秘书长李超陪同下走上舞台祝贺演出成功并与演员们一起合影留念。随后，李超同志招呼作者和导演，说田老很高兴，要谈谈这个戏，叫我们跟田老去听意见。这个专场是在上午演的，此时已经十一点多了，到哪儿去谈呢?我和张荣同志也不好问，只得随着田老上了他的汽车。
　　汽车开到西单曲园饭庄，田老夫妇下车就往里走，我俩也只好跟着。曲园是湖南风味的饭庄，服务员见了田老很熟悉，把我们领到楼上一间雅座，田老点了几个菜，还问我们能不能吃辣的。张荣同志这时才悄悄对我说：“是田老请咱们吃饭哪，我还想，要是咱们请人家吃饭也得早准备呀!”我也不敢笑。田老的夫人叫安娥，也是一位作家，有病，神志有时不清，说话也很吃力，田老还要给她做翻译。我们一边吃着饭，一边听她先谈观后感。接着，田老从戏的思想性谈到艺术性，肯定好的场面，又指出有些地方不足，谈的非常具体。一位戏剧界的老前辈如此关心边疆的戏，使我们非常感动。一顿饭吃了两个来小时，也谈了两个来小时，田老还询问了北大荒的生活情况和文艺活动开展的情况。临别时田老还嘱咐我们问候王震部长，说祝他在农垦战线抓出了一台好戏。
　　为文艺界演出专场后，舆论很快造出去了。李超同志和剧本月刊主编凤子同志都为报刊撰文对《北》剧给予好评；北影著名导演崔嵬同志也写文章赞扬《北》剧，著名女画家郁风同志为剧中主要人物画了速写像发表在晚报上；剧协还专门召开座谈会邀请一些知名人士讨论《北》剧。
　　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还为话剧团专门举行招待宴会，名义是欢迎赴北大荒的转业官兵代表回京为部队做汇报演出，这马上使我们想起皮处长出题目时的话……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吴雪同志、总导演金山同志组织全院同志两次观摩了这个戏，而且决定马上成立剧组排演此剧……
　　我们的头脑又有些发热了，议论着在京演出后要到上海等地去，这时传来了王震部长的指示：“不要去上海，话剧演一年才能转几个地方?要拍电影，一部电影全国都能看到!”
　　拍电影?这么快?我们在“幕前”演戏，怎知王震部长早在“幕后”调兵遣将做好安排，不少名人来看戏都是他邀请的。
　　好消息一个接一个的传来：北影已把《北大荒人》列入一九六○年拍摄计划；摄制组已成立，是北影第二创作集体，导演是崔嵬、陈怀恺；影片很快开拍，摄制组八月份就要去北大荒抢拍麦收的镜头……大家都兴奋的睡不着觉，自豪地说：“咱们这台戏的总导演是王震!”
　　　　　　　　　　　　 　　十、到王震部长家做客
　　《北》剧在京公演时间并不长，不到一个月就结束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赶排了这个戏接着演了一个月。剧本月刊在七号上发表了《北》剧剧本，紧接着，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甘肃省话剧团，哈尔滨话剧院先后上演了这个戏。
　　别人热闹起来了，我们自己却要收兵了，话剧团离京返回垦区，只留我一个人在京与北影导演讨论提纲并着手准备改编电影剧本。
　　七月里的一天，我与崔嵬、陈怀恺二位导演，还有李景波同志一起应邀到王震部长家去作客。
　　王震部长家是平房，一个小四合院儿。我由于见过部长几面，已不那么紧张了，老李可能因为背着个政治包袱，总往后缩。谁知王震部长一见到我们，首先招呼的是老李：“老牛!你来了?”老李和我们仨都一楞，怎么叫老牛?王部长仍然笑着大喊：“老牛!牛科长!”大家这才明白：“牛科长”是李景波同志在讽刺喜剧影片《新局长到来之前》中扮演的角色，演的很成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几声“老牛”很快解除了老李不必要的紧张状态，屋里空气活跃多了。两位导演和我汇报了改编电影的一些初步设想，王震部长听了以后很高兴，他问二位导演能不能拍宽银幕?崔嵬同志说准备同时拍宽窄两种。(后来由于时间紧和其他一些原因，只拍成了普通银幕的，宽银幕只拍了几十个镜头就停止了。)
　　王部长说：“宽银幕有气势!转业官兵到北大荒是千军万马战荒原哪，一定要把这个气势拍出来!你们话剧的开头太冷冷清清了”。我汇报说：“电影剧本的开头准备重新写，要表现一列火车飞奔急弛，车厢内陆海空军的转业官兵畅谈即将要去的新家乡—北大荒，通过几个典型细节逐一介绍剧中的主要人物。这样，时代气氛一下子就出来了”。王震部长很赞赏，说：“这样开头好，从头到尾都要保持这样一股气势，当兵的，就要有个生龙活虎的劲头!”说到这里部长一笑，伸过手来拍了拍我的手背：“可不能拍成你们话剧原来那个样子，一个个饿得没精打彩，凄凄惨惨!”我只有点头，脸直发烧。陈怀恺导演连忙说：“部长那次的批评意见小范同志都跟我们谈了，确实很重要，如何在艰苦环境里表现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跟小范同志商量好了，困难环境还是要表现.不然显不出英雄人物来，但我们把重点放在表现怎样克服困难上，要拍出战胜困难的高潮戏，要拍出胜利的高潮戏，这方面运用电影手法完全可以做到的，比舞台剧好表现。”王部长连连点头，从剧中的大酱缸讲到红军长征过草地：“要在影片里突出这种红军长征的精神!带崔嵬同志说：“南泥湾精神!”王震部长有力地把手一挥：“南泥湾也是发扬了红军的长征精神!我们这支队伍从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抗美援朝叫志愿军，直到复员转业到北大荒……嗯，叫开荒大军!都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靠党和毛主席的领导，靠这种精神，打垮了蒋介石，打败了日本鬼子、美国鬼子，今天不打仗了，又马上跑到边边角角去开荒，去修理地球，给国家打粮食!天底下哪还有这样的好军队?……”
　　席间，王震部长为大家斟满酒，举起酒杯：“拍好影片主要靠你们大家，你们最辛苦，干杯!”崔嵬同志连忙表示：“请部长放心，我们保证把片子拍好!”
　　饭后又闲谈了几句，我们告辞出门，王部长送到门口又拉着李景波同志的手问：“吃好了没有?”老李连声回答：“吃好了!吃好了!”部长忽然严肃起来：“我看没吃好吧，今天没有猪蹄子给你啃喏!”李景波同志在影片《新局长到来之前》中有一个大啃猪蹄儿的特写镜头，给人印象极深。部长又在开玩笑了。大家都笑了。老李笑着，握住王震部长的手使劲儿摇着，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
　　　　　　　　　　　 　　　 十一、拍电影
　　北大荒金色的八月迎来了北京的客人，做为北大荒的“首府”，小小的虎林县城喧腾起来了。人们奔走相传：“北京来人拍电影啦!”虎林窄窄的街道上一下予涌满了人群，附近农场的职工、家属也都换了新衣乘坐拖车从四面八方赶来，都想亲眼看一看北京来的电影艺术家。
　　欢迎“北影”摄制组的大会是在虎林老电影院开的。在狭小的舞台上，摄制组成员一一与大家见面：著名导演崔嵬、陈怀恺，著名演员张平，制片主任胡其明，摄影师聂晶，美工师秦威，化装师，录音师……接着放映了摄制组特地带来慰问的影片《青春之歌》。与往日看电影大不相同的是：观众特别留心片头的职员表，每个名字的出现都赢得雷鸣般的掌声。这是因为人们意识到：拍摄优秀影片《青春之歌》的摄制班子全来了，艺术界对反映北大荒人生活的影片如此重视，大家怎么能不兴奋呢?
　　艺术家们是勤奋的，第二天一早儿，导演和摄影师就乘汽车去选外景场地了。几经比较，八五○农场靠公路不远的一大片麦田被选中做雁窝岛的丰收果实了。说干就干，架上摄影机就拍，好镜头必须抢!正巧头顶一片浮云掠过，麦海的颜色从绿(阴影所致)变黄(阳光普照)，一个稳定不动的镜头就可以过渡季节的转换，简直妙极了，大师的确身手不凡。
　　聂晶同志是著名的老摄影师，因拍摄《青春之歌》的成功，周恩来总理特地在国庆节招待会上向他敬过酒。老聂对北大荒的景色赞赏不已：“……你们北大荒的天都比北京的天要蓝，这在影片上色彩效果一定好!”陈导演补上一句：“没有烟尘的污染。”北大荒不仅以她蔚蓝的天空吸引着摄影师，一早一晚那绚丽多彩、变化万端的云霞更使老聂心醉了。为了抢拍晚霞的空镜头，他常常抱着摄影机到天黑才回来：“这都是难得的好资料，这部片子用不完，其他片子用！”好啊，北大荒的彩霞要映照全国了。
　　一连几天，摄制组的装置工作人员都在忙碌着准备一个大场面—影片的最后一个场景：《出征》。记得我在电影文学剧本中是这样描述的：在欢送大会之后，支援新垦区的战士们驾驶着几十台拖拉机奔向广阔的田野……
　　导演决定用一个慢慢升起来的俯瞰镜头来表现这气势磅礴的场面。于是，在虎林镇内广场上搭起一座二十来米高的大架子，把摄影机装置在升降板上。
　　开拍这一天，虎林镇几乎店店关门，家家上锁，男女老幼金来围观。正好，影片中欢送大会的场面需要成千上万个“欢送”的群众，这样多的“群众演员”不请自来了。真正请来的群众演员也有，那是从附近农场借来的几十名拖拉机手。几十台各种型号的拖拉机整齐列队，驾驶员有男有女，精神抖擞往车前一站，他们是属于“被欢送者”行列里的。在他们前面，也就是镜头前的第一排，便是高建民、江志红、老车、燕子、刘学军等“主要角色”了。广场四周人山人海，彩旗飞扬。导演在给主要角色说戏；副导演拿着喊话筒对群众演员讲述着要求；摄影师高高“吊”在大架子上挥着手式试验升降；照明师傅们举起“反光板”调整布光；还有换了便衣的公安人员在维持秩序，不时把一些看得出神、不自觉走出队列的“小群众”抱回去……在影片中几分钟的镜头整整拍了一天。非常可惜，这一组镜头在成片时被删掉了。不过，这生动的场景却长久地留在边疆小镇老少的记忆中。
　　后来，摄制组住到八五二农场，许多外景是在八五二和八三农场拍的。“大酱缸”选在蛤蟆通水库附近的一片沼泽地，“陷车”一场戏拍了几次都不理想，当年，进军雁窝岛的勇士们是无意中陷的车，陷得很深，今天让这些拖拉机手们“有意”往下陷，谁也舍不得把这么新的机车往深里陷，最后也只好那样儿了。“潜水挂钩”试拍几次更不理想，很难再现当年原貌。舞台剧是将这场戏处理在幕后，通过台上人的反映让观众去“想象”潜水挂钩有很多艰难，可在电影里直接表现，人往泥水里一钻，再出来时满头满脸全糊上泥，那个形象很不好看，甚至有点逗人发笑(后来影片演出时果真如此)。有几个镜头是以后到摄影棚中用木制模型补拍的。
　　我的电影文学剧本虽未交卷，但提纲早与导演商定，按照提纲，参考舞台剧本，导演就可以分镜头了。我还是比较轻松的，组里的同志都鼓动我跑个群众角色也在影片中露露脸儿，留个纪念照，我当然十分乐意。与副导演老夏商定，我参加送钢绳过大酱缸的队伍，“龙套”的头旗儿二旗儿跑不上，起码来个三旗儿吧!(即排在第三名位置，前两名都是影片中有名儿有姓的)。摄影师老聂笑着说：“你在镜头前边儿过的时候可得做出戏来呀”!我说：“没问题，我是货真价实从雁窝岛出来的，有体会!”
　　我高高兴兴地随着去“出外景”，到拍摄现场待命。下午光线不合适，必须要等上午九点左右的“最佳时机”，一连“待命”了四个上午，我急了：“挺好的晴天儿，怎么不开机?”老聂也叹气：“就因为天晴的太干净啦，一朵云彩也没有，光秃秃的，拍到影片上能好看吗?”唉，苦等了四个上午就为了等云彩!老聂为了影片的每一个画面都要美，真是一丝不苟啊!我实在耐不住性子，加上有事要返回虎林，那个过大酱缸的“纪念照”也遗憾地未拍成。
　　雪景也是在那里拍的，听演员们讲起不少艰苦而有趣的“镜头”。“风雪中迷途”的大烟儿炮是从北京拉来的飞机头“吹”起来的，比真的还“邪虎”!为了拍胆小鬼胡云鹏被熊吓得掉入雪坑的戏，几次反复，演员朱承鉴同志一次又一次地被埋在深雪中，又一次一次向外爬，最后四肢都冻木了。
　　外景拍完了，全组又赶回北京拍摄内景和场地外景。在影片中我们看到燕子和另一姑娘撑着小船到芦苇丛中去拣雁蛋，那不是在北大荒，而是在北京郊区的一条小河里。“抢捞油桶”等场面也是在京郊拍的。
　　电影剧本要发表，我也赶到北京，又苦战了一个多月改了两稿，经当时的电影局副局长，北影副厂长田方同志审阅后在《电影创作》上发表了。大家常在北影的小放映室里观看已拍好的片断，讨论着艺术创作上的得失，都以急切的心情期待着合成以后影片上映。而对导演和我来说，更担心的是影片能否审查通过发行。以后的事实证明，我们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一九六二年三月，我做为农垦战线的代表，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文艺界称之为“广州会议”)在会上聆听了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等首长的重要讲话，听取了不少戏剧专家的报告，受益非浅，使我的视野从北疆一隅一下子扩展到那么广阔的天地，深感自己知识的浅薄，在戏剧创作方面是个刚刚起步的小学生啊!
　　会后路过北京，听北影的同志讲：《北大荒人》影片将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上映，做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献礼影片之一。
　　回到垦区忙把这一喜讯向文工团的同志讲了，大家都很兴奋。四月下旬起，大家就开始翻阅北京出版的报纸，找影片上映前的预告。五月全过去了、六月、七月，一直到十月也没见到一钉点《北大荒人》要上映的“信号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我参加了中国戏剧家协会举办的剧作者读书会，又来到了北京。在一起学习的赵寰同志对我说起：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与他谈话剧《红缨歌》的创作时谈到了《北大荒人》，他把笔记本给我看，主要有这么两句：“《北大荒人》电影里的正面人物实际上是反面人物，反而人物才是正面人物。”我一看就懵了：这不是否定性的意见吗?怪不得影片迟迟未能上映。
　　演员袁玫同志也在北京，我便把这一情况透露给她，她说她也听到北影导演说及此事，可光知道某领导同志有意见，具体讲法不详。袁玫又告诉我：北影导演正在争取上映，很快就会有好消息。
　　果然，不几天儿，北影打电话通知我去陪同王震部长复审影片。那一天到场进行复审的除北影领导人外还有电影局局长陈荒煤同志，他又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在读书会期间曾为我们做过专题报告。
　　这次审查我轻松多了，王部长身边自有那些领导者和崔陈二导演做陪。其实，这部影片王震部长已看过好几遍了。影片演完，几位关键人物在热烈交谈，我便悄悄把陈导演拉到一旁打听“行情”。陈导演说：“片子拍成后一直压着，上面的领导有意见，主要是对开发北大荒的成绩方面有不同看法。后来我们一直打报告争取，正好，前些天人民日报头版发了一则消息‘雁窝岛喜获丰收’，我们是如获至宝啊，借这条消息又打了一个报告要求对影片进行复审”。我说：“那条消息我也见到了，起作用吗?”陈导演说：“当然起作用，刚才王震部长透露，上面同意影片在全国发行!”
　　　　　　　　　　 　　十二、历史给予应有的评价
　　一九六三年春节，《北大荒人》影片终于上映了，在首都影院还举行了隆重的首映仪式，导演兼主演之一的崔嵬同志，还有张平、于绍康、袁玫、王亦满等演员同志都走上舞台与观众见了面……
　　与此同时，北大荒人也坐在虎林剧场里观赏了《北大荒人》——那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特地赠给垦区的一个考贝。
　　《北大荒人》从生活里登上舞台走上银幕，历经四年，在当时的观众中还是留下了一些印象的。做为一部“精神产品”，能否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呢?
　　十年动乱中，《北大荒人》影片同千百部影片的命运一样，被“四人帮”禁钢起来，直到一九七六年光辉的十月之后，才做为第二批被“解放”的片子再次与观众见面。
　　影片依旧，观众更新——多是年轻的一代新人了。此片在农场复映时反映异常热烈，不少霜染鬓发的农垦老干部、老职工领着子女，有的拉着孙子孙女，一边观看影片一边自豪地说： “瞧!我们当年就是这样干的l”我觉得这对影片是一句很好的评价!
　　做为主要创作者之一，我扪心自省：无论是舞台剧还是影片，在思想深度和艺术表现都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特别是没有突出刻划一个或几个令人难忘的艺术典型形象，但毕竟还是以严肃的创作态度忠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用朴实的手法勾画了一幅英雄群象的素描，影片不失为一部北大荒人进行艰苦奋斗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二十多年过去了，黑龙江垦区建设飞跃发展，面貌一新，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和有情有趣的生活画面将会促成一部又一部的新作登上舞台走上银幕，后来者必定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