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风土人情故事

　　　　　　　　 捐赠被褥里的小秘密
　　1998年8月17日，一辆大卡车将八五七农场机关、场部地区干部捐献的166套被褥疾速运往灾区，其中有一套被褥里藏着一对小姐妹的小秘密。
　　8月16日下午5点钟，农场再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夏德贤和老伴找被面拿被套，飞针走线地赶做，争取6点前送到机关。
　　在家休暑假的女儿双燕和儿子广利也坐不住了。大人捐被褥，咱们干啥？姐俩一商量，在被子里放点钱，一块带给灾民。父亲听了他们的想法后连忙说：“这个主意我看不行，被褥运到灾区后不会原袋发到灾民各户，弄不好整理时给你们抖落丢了。”还是上大学的姐姐想出一个好办法———给灾民写封信夹在被里。
　　主意一定，姐俩立即行动起来，几分钟工夫信写好了。他们亲手把信夹在了被里，让爸爸一块送到了机关。父亲过后想起这事问小姐俩在信里写些啥，小姐俩神秘地对爸爸说：“信里写的是———我俩的小秘密”。
　　　　　　　　　　　　　　 (发表于1998年8月26日《农垦日报》2版，作者：焦永梅)
　　　　　　　　　　　　 第二故乡的友爱之手
　　她———张晓芸，一位1964年下乡到八五七农场的普通北京知识青年，在她重返北京故里后的第三个春天，在她丈夫、儿子被一场意外灾难夺去生命之后，她又双目失明。在大脑思维处于极度混乱之时，第二故乡八五七农场的乡亲们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
　　1995年2月13日，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八五七农场场长办公室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在隋凤富场长耳畔响起：“……张晓芸现在病情十分严重，处于半植物人状态，身边没有人照料……”电话是管理局驻京办事处的一位熟人打来的。
　　张晓芸过去是农场工会一名普通的图书管理员，丈夫是位客车司机。早在1992年，他们就办回了北京，现在只有张晓芸的工资关系还在农场。1994年12月31日，因煤气中毒，她的丈夫、儿子丧生。张晓芸本人虽抢救过来，但生活已不能自理。在北京，她有不少亲人，但都有工作在身，唯一的女儿又在就学，身边无人照料。
　　在临时召集的农场有关领导“碰头会”上，两位主要负责人当即拍板：张晓芸虽然已经不是农场的人了，但她已把青春贡献给了农场的建设事业，她仍是我们的姐妹，我们必须对她负责！
　　2月17日，当欢度元宵佳节的人们余兴未尽的时候，农场劳资科科长李宏范、医院院长刘彦非便奉命登上了进京的列车。
　　一路颠簸来到了繁华的京城，李科长和刘院长无暇欣赏北京的盛景，按照地址他们来到张晓芸家中。当他们向张晓芸继母和她同父异母的弟弟介绍了来京意图时，张家母子大喜过望。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农场会有这样的举动。
　　第二天，李宏范和刘彦非来到医院，看到了双目失明、思维混乱的张晓芸。经请示，农场决定：张晓芸在医院期间欠下的1.5万元医疗费全部由农场支付；把张晓芸接回农场疗养。
　　张家母子原来想，张晓芸已离开农场，农场一定会撒手不管了。这时听了农场的决定他们的心被打动了，将张晓芸家中的两万多元存款全部交给农场，作为张晓芸回场的生活费用。
　　听说张晓芸回来了，场领导在备耕大忙之中挤出时间来了，老邻居、老领导、老同事来了……他们带着奶粉、罐头、水果，带着兄弟、姐妹般的亲情，带着北大荒人淳朴、善良的情怀，纷纷前来探望。
　　起初，为就医方便，张晓芸被安排住在场医院，由于她心情烦躁，思维混乱，行为不能自控，经常在房间喧闹，砸坏门捣碎玻璃，甚至把大小便抹得满屋都是。这时，没有喝斥声，没有埋怨话儿，护士长亲手为她擦洗，病友送来削好的苹果、梨……为使张晓芸有一个安静的环境休养，农场又调换她的住所，安排专人白天、黑夜轮流守护。
　　一位外地来场办事的老知青听说此事后，拉着农场领导的手感动地说：“从这件事上，我领略到了农场人的真诚，你们的品行太高尚了！”。
　　　　　　　　　　　　　　　　 (发表于1995年4月8日《农垦日报》1版，作者：焦永梅)
　　　　　　　　　　　　　　 水稻村的新气象
　　密山市八五七农场有个水稻村。在1133.33公顷耕地中就有800公顷水田，水稻种植全部采用旱育稀植技术。1995年，水稻总产5000多吨，人均收入6000元。生活这么富裕，按理说农民该心满意足了。谁知当我们兴冲冲地到当地和农民座谈时，却被他们七嘴八舌灌了一阵迷魂汤。
　　队长刘林春首先拉开话匣：“水稻旱育稀植技术在这儿推广哩哩啦啦有10年了，产量一直停留在500斤左右，跟直播差不多，谁还有劲种？不见效益，动软的硬的，农民谁也不理会你，旱育稀植就是推不下去。后来改革体制，自主承包，不用我们追，头一年亩产就有冒高的，这下可好，呼啦一下全旱育稀植，都抢着包地。”
　　怨地少是他们的第一个牢骚。人均耕地2公顷，大伙儿还觉着不够种。早些年外出进城打工、做买卖的，如今都回村缠着队长要地种。党支部刘书记在旁边插话：“这总比头些年逼他们种地时强。”
　　他们另一个牢骚就是农业科技书籍极少下乡，再就是百分百的农户现在都关心起天气预报来了。
　　农民刘林成种了7.53公顷水稻，公顷产8000多公斤，今年纯收入5万多元。他慢声慢语地说：“过去旱育稀植没上产量，主要还是技术没掌握好。这方面的书又太少，哪儿也买不到，书店尽卖那些花花绿绿的书，能不能给呼吁呼吁，让科技书下乡？”
　　另一个叫李见钟的农民则对“天气预报”开始放炮：“都说明年低温多雨，记者同志你知不知道？今后的天气预报最好能和农时配套，做农时预报，比方说低温的时候地究竟该咋种？应该一块儿都报给俺们，别再占用时间做都不爱看的广告”。
　　过去老百姓讲“牛马年好种田”，论年景好坏得看“今年是几龙治水”，现在没人再听这套儿了。头年冬天大伙就盼着看来年的天气预测分析，可有的农民还是说：“要是报纸电台能把跟天气种地明白理儿一起告诉我们就好了”。
　　还有一个大牢骚是农业生产资料涨价的事儿。有的说：“生产资料比前几年翻了一番，又见不到平价的，怎么粮食还有两个价呀？”
　　队长刘林春告诉记者：“现在农民种地眼睛不光盯着那一亩三分地了，这个信息，那个信息，啥有用琢磨啥。”
　　是呀，他们的信息观念可是够强的。听说我们是科技报的，就有来问我们科技报登过“养河蟹的事儿”到底准不准，去哪联系饲养技术？还有从电视上看到“水稻机插深施肥”信息的，让我们帮助联系那样的机器哪儿能买。农民的一席话不管它预示的阴晴寒暖如何，却勿庸置疑：经历了十几年改革的富裕农村正发生着一次从未有过的改变。
　　　　　　　　 (发表于1996年1月23日《黑龙江科技报》第1版，作者：单志远、焦永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