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大上海
创业大上海
——忆857上海经销部建点前后——
余国杰
“黑龙江农垦八五七上海经销部”于1986年10月1日开业,迄今已八年有余,八年来,在农场党委的正确领导和机关各科室、场内各企事业单位的热情支持下,经过艰苦创业、市场竞争、辛勤经营、成果喜人。截止1994年末,总销售额达1250万元,缴纳各种税收32万元,上缴农场利润42.7万元。不算开业后第一季度(1986年四季度)上缴的1.5万元利润,自1987年至1994年八年间,年均创利5.15万元利润,流动资金利润率为28.9%,职均上缴利润5.3万元,总投资35万元,自开业起,七年内全部收回,还净剩一幢二层楼房(建筑面积142平方米)和流动资金17.8万元,为农场节省一套离休干部住宅和三套一般职工住房,据总局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垦区各农场、工厂、事业单位南下为搞活经济而建立的几百个点中,象八五七经销部这样既在大中城市站稳脚跟,开创了事业、又如数上缴利税的实在不多,对八五七经销部,我不是创业者,也不是承包经营者,但我有幸参加了对这个点的考察和决策,现就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回忆一下建点前后‘的情况。
随着党的改革开放、方针的贯彻执行,1984、1985两年,垦区各企业单位纷纷进关过江,筹资派员,设窗口、搞联合、传信息、做买卖、我们场当时也选了两个点,一在烟台,一在上海、上海这个点是王德书记和曲春悦场长亲自布置当时木材加工厂副厂长秦瑞琦去选的,但这个点行不行,场领导班子成员心里不很托底,意见也不尽一致,1984年夏,当时我在农场任总会计师,班子派我参加完烟台市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后,直接去上海考察,同行的有蒋继林、曲和春两位同志。
我们一行三人到上海与老秦接上头后,秦介绍我们认识了总局农工商总公司上海经销处的负责人蒋文莱和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的退休工程师王保太,他俩是老秦在上海选点时的参谋,我们还拜会了八五七农场组织科原副科长、当时是卢湾区劳动局局长(现任上海市委秘书长)的周禹鹏同志,周对我们场上海建点帮了很多忙。
经过短短的几天的考察,我们就班子让我们带来的问题,得到了初步答案。
一、点的位置好不好?
老秦选的这个点,位置在卢湾区建国中路思南路口,离淮海中路,瑞金二路两条商业街很近:是个“闹中取静”的居民住宅区,搞百货不合适,经营农副产品可以。
二、房产补偿成本高不高?
当时上海改造私宅、补偿面积一般为新建面积的一半,总局农工商总公司上海经销处改造私人住宅建了个三层楼,就补偿给宅主一层半,而我们这个点的宅主叶安靖是老秦的世交,所以,不管农场盖几层楼,他只求补偿一层,这样的条件在上海应该说是“绝无仅有”。
三、计划建筑面积和投资
这个点占地面积为71平方米,我们设想盖六层(区城建局初步同意)其中,一层用于经销农副产品的店面,一层用作小仓库和老秦的卧室,一层用于补偿叶安靖。余下三层建个小招待所,总投资初步估计为30万元。
四、由谁来牵头建设和经营?
叶安靖与老秦是世交,叶希望由老秦去搞这个点。老秦是位转业军官,共产党员,上海人,工作上很有事业心,又有一定的经营能力和管理经验,当时,牡丹江管局农工商公司正有意调他,所以,由他来牵头建设和经营这个点,相信一定能搞好。
五、承包经营的具体形式
当时的传统做法是:承包者牵头,农场派人,早早晚晚是成双成对去的,经销部不能安排很多人,如果都成双成对,管理上会不方便,但如果将老秦的妻子、子女派去,经销部成了“秦家大院”,经济手续上又成了问题,在这特定的条件下,我们议出了“家庭承包”这样一种形式。
六、承包经营的具体内容
我们初步设想,投资30万元,开业当年不缴利润(后老秦主动缴了1.5万元),第二年包干上交5万元,以后每年按一定比例递增,承包期结束,农场收回原投资的30万元。
带着考察结果和对建设、经营的设想,我们回到了农场,党委听取了我们的汇报,经过认真讨论,决定付诸实施。
1984年11月,我接任了农场场长,上任不久,上海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区城建局领导易人,新任局长同意经销部盖二层楼,理由是:盖六层影响周围住房采光,老百姓有意见。
如果只盖两层,一层用于店面,一层用于补偿,老秦全家无处住,进出商品无仓库,这怎么经营?所以,如果只盖两层,这个点就不能搞,于是,我告诉老秦,尽量想办法,说服新局长,力争多盖几层,不建招待所可以,没有小仓库和老秦吃饭睡觉地方不行。
当时老秦的处境很困难,没地方睡觉,寄居在成都北路朋友家,没地方吃饭,长期吃方便面;楼层问题又久攻不下,心急火燎,连续掉了七颗牙。
老秦找我,要打退堂鼓,或者另请高明。对老秦那时的心情,我十分理解。但对这个点真的就搞不成,我还不死心。另外,当时已经花了一部分钱,如果中途不搞,也难以向党委交待。所以,“不干”这两个字,我始终出不了口,记得当时我有些激动,说:“你不想干可以,等建成后易人经营。但建设一定由你去完成。”
1985年3月,我被调到总局外事外经办公室工作,1992年8月,—我调回上海,这期间,我曾多次去经销部,老秦告诉我:“你调离农场后,场领导建点决心不变。在上海、周禹鹏、陈少能(当时是上海市人事局干部调配处处长)、蒋文莱都帮了大忙,老叶积极配合,终于把点建成了,虽然最后仍只盖了两层,但多建了层地下室,勉强解决了“食宿、仓库”问题,总局刘文举局长来上海时,专门来看了这个点,肯定了八五七的做法。
总局外事外经办,是总局机关分管“外引内联”工作的职能部门,由于工作需要,我到过垦区许多驻外窗口,相比之下,八五七上海经销部确实搞得不错。我请老秦介绍经营之道,他总结了二十今字:农场支持、农垦特点、货真价廉、质优秤足、信誉第一。他说:“最根本的一条是农场的关心和支持。八年多来,农场在产品供应,货物发运,资金结算上,都给予了不少照顾,每次回场汇报,场主管领导和有关部门都亲自听取,了解困难,解决问题。
“经销部既然是农场的窗口,经营上就必须有垦区的特色,现在大部分产品都来自垦区。这是我们的优势,是别的农副产品商店所没有的,垦区不产的我们也从东北组织,如苹果,就进辽宁的“货真就是不冒名,如苹果,富士就真是富士,国光就真的是国光”。这样,消费者才信得过,价廉的关键是减少中间环节,经销部的商品绝大部分是从产地直接进货,如李风英(秦瑞琦的夫人)每年有八个月的时间在东北组织发货,收购高峰时,八个人中要出去三个。
每次发来货,我们都重新进行去杂分等,木耳过筛子、苹果一个一个挑,由于质优秤足,回头客很多,贵州遵义长征电器厂1993年买了1400袋(每袋半斤)木耳发给职工,1994年应职工要求,又买了1400袋,94年11月,日本一个香料厂老板专程来经销部买了100袋木耳准备带回国馈赠亲友。”
八年过去了,由于农场领导有方,老秦经营有道,经销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这个成绩对八五七这样一个大型国营农场,对上海这样一个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毕竟只是大海中的一朵小浪花,如果有力量适当增加投入,扩大经营规模,以跟上农场和大上海经济发展的步伐,这样,八五七上海经销部将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农场也将得到更多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