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变革，艰苦的探索 丁超 杨常印 曹桂华
一
1983年中央领导人在视察新疆垦区时提出：“还是办家庭农场好”。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颁发的“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国营农场要“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办好家庭家场”。从此吹起了全国农垦系统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八五七农场根据各级领导的指示，1984年开始了试办家庭农场的具体实施工作，拉开了我场改革的序幕。1985年又掀起了“大办”、“快办”、“全面兴办”的高潮 1986和1987两年，农场在理顺调整的口号下，采取了若干收缩措施 (例如大中型农机具转让后又收回等)。1988年兴办职工家庭农场再一次掀起高潮，强调承包形式“贵在家庭”，要求家庭农场以独户为主，并且要“越独越好”、“越小越好”，经过两次反复，我场干部职工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适应与不适应这个关键问题上，经过认真痛苦的考虑与思考，1989年，承包形式又进行了重大调整，调整的主要思路：1、坚持生产队核算职能；2、保持机械化集群作业优势。具体做法是把适宜于机械化作业的麦豆作物，由机耕队统一承包，当时机械化程度不高的玉米，水稻和其它经济作物由家庭或个人承包。使生产力诸要素得到较合理的配置，形成“一大带多小”的格局。实践证明，这样做，机械作用和人的积极性均得到较好的发挥，干部职工容易接受。应该说1989年以来我场农业经济改革虽然又进行了若干局部理顺、调整，但在生产队领导下的“一大带多小”的承包格局，基本上稳定下来。
农业是农场改革的先导，工商运建服在这十年来，也相应出台了以“铁饭碗”为主旋律的改革举措。1985年以来，我场所经的历程，是一部改革的历史，是一段艰苦探索的历程，我们经历了一场前无古人，脱胎换骨的大变革，道路是极其曲折不平坦的。
二
尽管农场十年改革经历了曲折艰难的历程，但我们始终认为，这场以兴办职工家庭农场为口号的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这些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冲破了国营农场高度集中统一经营的僵化模式。家庭农场的兴起，瓦解了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中的“大帮轰”劳动方式和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分配方式，家庭农场作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形式之一，使“两权分离”的理论在基层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从而初步建立了国营农场双层(多层)次经营的格局，增强了企业经营的活力。
2、进一步确立了农场主人翁的地位。家庭农场的兴起，使农场职工身份发生了变化，由单纯的生产劳动者变成生产经营者，使职工家庭发生了变化，由单纯的生产消费单位变成生产经营单位，从而使职工在精神上获得了解放，出于对家庭生产经营成果的关心，种植业职工的劳动积极性极大地调动起来。他们努力发挥自己劳动潜力，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时间，这就大大增强了国家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
3、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格局。家庭经营推动了职工发展个体经济，庭院经济以及股份制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体制，可以说家庭农场的兴起，从根本上结束了单一全民所有制经济结构，促进农场建立起商品经济体系，有利于增加生产，繁荣市场，扩大就业，改善农场职工物质文化生活。
4、促进了农场产业结构调整。家庭农场的兴办，促进职工去寻求两个剩余(剩余劳力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出路。于是，多种经营迅速发展起来。最突出的表现是，家庭畜牧业的发展，优化了农业内部的结构。例如，奶牛以较高速度增长，1985年存栏数372头到1987年，已发展到1150头，由于奶牛的发展，农场乳品厂于1986年应运而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有显著提高。此外，农场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个体服务性行业很快遍及全场，这都反映了家庭经营、庭院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社会效益。
5、逐步实现了农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家庭农坊的兴起，为农场增添了新的农业投资主体，过去那种“国家出钱、农工种田”的毫无生气的局面和越来越狭窄的单一投资渠道正在发生变化，从 1985年起，我场职工已开始自筹资金注入农牧业生产，分别用于购买化肥、农药和各种农机具。到1993年，“两自”能力已达总需求量的50%以上。其中，个体种植业者已达80%左右，在农场资金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这种职工逐步增多的参与投资的意义对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和股份制的试行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6、部分农业职工开始富裕起来。据统计当时全场近5000户职工，有20%以上家庭银行都有了近五位数的存款。
以上几条都是兴办家庭农场为标志的农场经济改革后所直接取得或引发的积极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
三
我们农场在这场历史性的重大变革实践中，特别是改革前几年，也曾出现过不少失误与挫折，有时甚至使农场生产力一度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主要表现在：
1、农场的机械化优势受到抑制。具体症状是：(1)农机具配套状况失去了相对的平衡。原来我场的农机具虽然不完全配套，但在统一指挥调配下，通过流水作业的办法还大体上是适应的，以家庭农场为生产经营单位的出现，它要求自己拥有生产全过程所需要的全套农机具，我场1984年底拥有的常规农机具如附表。
按上表农机具状况组建起来的单机或多机家庭农场，必然是缺东少西，据统计1985年组建的126个有机械家庭农场中，常规农机具全部配套的不到50%，由于农时集中，农机具在同一个农时季节串用余地很小，有的家庭农场用一台或两台播种机播种，大马拉小车，严重地降低了生产率，加大了成本，降低了作业质量，大田播种时，有的家庭农场由于受机具短缺的限制，不能形成正常的整地，喷药，拌种、播种，镇压等系列作业程序，大大延长了整个系统的作业时间，影响了科学技术措施的实施与贯彻，贻误农时，最终影响经济效益，另一个副作用是，家庭农场为了追求万事不求人，小而全的思想，盲目购置农机具，仅1985年，我场20个生产队的家庭农场就自筹资金购置了链轨拖拉机16台，轮式拖拉机26台小型运输车18台，拖车10台，重耙2台，轻耙4台，播种机9台，相对的增加了单位面积成本，降低了整体经济效益。
(2)机械集群作业优势难以发挥。农时就是命令，就是粮食，就是金钱，这是农业的普遍规律。在垦区由于无霜期短，一般在130天左右，播种收获期集中等特点，使上述农业特性尤为突出，在现有耕地面积和农业机械配比的情况下，历来的办法是集中优势机械力量，解决一项或两项农业作业任务，如在小麦丰产期内，在某地号集中力量抢播，在龙口夺粮的小麦收割期内，集中一个队，一个场、甚至更大范围内的机械力量抢收易涝、易淹、早熟品种等收割任务。实行家庭农场后，经济责任自负使这种协作松散了，统一指挥力量削弱了，1985年三队五台拖拉机分别由五个单机家庭农场经营管理。由于地号适耕情况不一，造成有的机车力量不够用，有的不能耕，机车闲置不动，适耕期内十几天全队一亩小麦也没有播上，五队家庭农场自动联合，将机械统一使用后，5000亩小麦，六七天内即全部播完。
(3)技术力量失调，强调以血缘关系的劳动组合，就很难保证按技术训练程度完成合理劳动搭配，也不能保证技术工人与机械有效结合，出现了技术力量不平衡状态。有些家庭农场一台机车上聚集了三四个熟练工人，有的车上则大部分是“白帽子”，造成作业质量达不到标准作业要求。据调查，1985年全场麦播质量低于往年的占30%。
(4)维修、管理设施不同程度解体了。原来农场各类农业机械均有统一管理和维修设施，而分散经营后，旧的维修管理办法不适应了，新的服务系统又未建立和健全，1985年我场29个农牧单位大部分车库已分给各家庭农场，原生产队25台车床中有21台已转让给个人，农具场大部分荒芜了，原来的专业服务行业(如烘炉、电焊等)大部分改为自修自用，机具转让后，对机具的保养维修出现很大的差异，有的职工使用小心，保养认真，而有的人则片面追求既得利益，无视维修和保养，对机械掠夺式使用，造成对农机具不同程度的破坏。
(5)现有机械类型与家庭经营两者很难统一起来。垦区原有装备的动力机械，大部分是大马力，宽负荷的，这种机械的合理承担耕地面积是2000亩以上的，而分散后的家庭农场人均经营面积则是有限的。我场耕地面积47万亩，当年全场职工干部约10000人，农业一线职工约5000人，全场职均土地48亩，农业一线职均94亩，以农业一线职均耕地面积为基础，一个单机家庭农场必须有27人组成，双机或多机家庭农场，人数按上述比例增加，这样，按最低27人组建起来的生产单位，很难说有多少“家庭”的含义，这种组合是很不稳定的，一旦内部经济利益发生矛盾和纠纷，很快就会解体，1985年组建起来的有机联户家庭农场，半途解体的近50%。
(6)出现了机力、人力浪费现象。机械作业失去统一指挥后，各个家庭农场各自安排自己的作业，过去麦播时，一个队一台或两台运种车就够用了，现在各运各的，运输车要全部出动才能应付；过去配合两组播种机拌种，6—8个人就够用了，现在各种各的，拌种人员要数倍于以往的人力，最大的浪费是机具空运行。经常看到的情况是，在同一农时季节，同一农田道上，同一种农机具，一个家庭农场拉来，另一个家庭农场拉去，这种各行其是的做法造成了机力的浪费。
2、农场管理出现失控现象。
(1)资金管理失控：由于家庭农场在经济上有自主权利，加之当时农场又无有效的监控手段，因此，曾在部分家庭农场发生了搞不合理开支，内部坐收坐支，搞不合理福利等，一边收入归己，另一边赊欠国家大量资金。进一步加剧了农场资金的困境。
(2)劳动管理失控：由于家庭农场有自己安排支配劳动力的权力，使平时场队两级要想组织一些力量搞些突击任务，显得十分困难。
(3)贯彻生产技术措施失控：有些家庭农场。特别是有机械的联户农场，他们人员多，利益不够直接，科学技术水平较低，以及某些小农经济意识，使一些农业生产行之有效的常规措施也疏于贯彻了。
(4)转让后的固定资产管理失控：生产资料(包括大中型农业机械，生产用房、大牲畜等)实行作价转让并签订资产价款分期偿还合同后，在法律上承认了承包者的所有权，重要的问题，改革后，对上述资产的管理办法尚未完善，致使部分人通过变卖，转让、变换等手段将原有的生产资料处理了，据不完全统计，我场 1985年转让的大牲畜，不到半年50%已不复存在了，部分农机具也改变了形态和型号，削弱了农场再生产的能力。
(5)粮豆产品管理失控：家庭农场完成计划外的产品可以由他们自由处理，分散的家庭农场是不考虑整体计划是否完成的，结果是完成计划的自由处理，完不成计划的只好欠交，场队总体计划难以完成，更有甚者，有些家庭农场，看有人处理产品，可以现得利，在末完成计划情况下，也通过各种渠道自行处理，造成粮豆产品大量流失，作为上交利费，回收垫支的统一手段，是控制粮豆产品，产品流失，使农场垫支不能有效回收。
3、合同规定的利费难以全部落实。
家庭农场对大农场的经济责任是通过合同方式确定下来的，在执行中甲方(农场)对乙方(家庭农场)的责任，将得到落实，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何把乙方纸面上的责任付诸实施，则明显的不具有保障手段，这些家庭农场成员基本上都是长期靠固定工资收入维持生活的“无产阶级”，特别在起步阶段，是由农场垫钱，他们种地，经济上不具备自主能力，这些人在经营有利时，又以产品形式偿还垫支以及利费，一旦发生亏损，他们根本没有偿还能力，要连年亏损，偿还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对家庭农场亏损的处理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所谓“挂帐”，这种“挂帐”对偿还能力极差的家庭农场成员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种自负其盈容易实现，自负其亏无法保证的情况，使合同形同一纸空文。
四
十年的改革实践，尽管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但从主流看还是取得较好的成果，新的经营机制框架基本形成，并纳入轨道，正常运行，农场生产力正在稳步发展。改革正在健康的向深层次深入进展，前车之鉴，后车之覆，通过十年艰辛的探索，应该吸取些什么教益呢?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
1、改革需要有正确地理论指导。改革的初期，我们这些长期从事农场企业管理实践的人，由于对过去“大锅饭、铁饭碗”的弊端有充分认识，对以办家庭农场为标志的变革心情是真诚的，行动是积极热情的，但同时又是没有经验的，在一些理论上含糊不清，在实践活动中经常出现判断失误，引发出不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例如：一度把双层次经营误解为一层经营，一层服务，具体为职工经营，农场各级组织服务，从而导致削弱生产队经营管理职能。又如，认为“家庭农场”就是“贵在家庭”、“越独越好”、“越小越好”。从而把土地和机械全部分解开来，使农场多年来形成的生产力系统解体。再如，认为要“大办”，必须是纯而又纯的家庭化，从而把全部牲畜，包括种畜群，服务设施低价转让给职工个人，使农场畜牧生产和服务系统遭到破坏。又如，认为家庭农场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因此，在毫无抵押的情况下，对职工实行机械转让，在分配上实行全赔全奖，结果出现了职工负盈不负亏，使农场财政蒙受重大损失等等。历史经验再一次告诉我们，革命的行动，必须有革命的理论作先导，理论是关于客观事物本质的反映，有了它，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并由此引出科学的政策和措施，使改革实践不走弯路，少受损失。
2、改革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正确政策的指导。正确的政策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为前提，经济改革的目的是改去那些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从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职工群众物资文化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偌大垦区各农场各单位生产力水平是极不平衡的，就是一个场队与队之间也是很不一致的。因此，改革措施，也很难有一付能治百病的万能灵药，正确的办法应该是，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积极推进，逐步完善，切忌一刀切、一个令、一阵风。
3、改革要认真考虑到职工的承受能力，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在于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一切现象关系，都是通过人的自觉活动和行为来完成的。人们“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马、恩选集、四卷、244页)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是拥护还是相反，极大程度地决定着改革的成功与失败。现代行为科学也认为，一项决策能否变为现实，与决策执行者(即广大职工群众)的行为(对待决策的态度、主动性、积极性等)有密切的关系。最好的决策，如得不到执行者有力支持，也绝不能变为现实。兴办家庭农场是在针对国营农场“一大二公”的管理体制、“一大二公”和“平均主义”分配形式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无疑，这一决策本身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如何推进实施这一改革方针，是应该慎重考虑的。农场职工同农村的农民不同，长期来，农场工人同其它企业一样，享受固定工资和各种福利待遇，他们较普遍的存在着“工资不高月月发，奖金不多年年有”的对现实生活满足感和安全感。“宁愿安安稳稳挣小钱，不愿甘冒风险发大财”这种心态必然会给改革增加阻力与难度。另外，农业工人长期作为一个在别人指挥下从事一项具体劳动的劳动者一旦离开“母体”解除长期赖以生存的“铁饭碗”，让他们一下变成生产经营者，他会感到“六神无主”无所适从，因此，需要有一个学习适应的过程。
回顾兴办家庭农场初期，我们的本意是想让职工尽早富起来，而且采取了不少让利与民的措施，不但不为职工所动，反而在部分职工中产生了动荡，有的一时感到茫然，有的感到前途无望，有的想退职，有的想退场，有的要求返回原籍。这说明一个好的政策的出台，必须使群众有一个认识和适应过程，否则，再好的东西，他们也消化不了。
4、生产队的基础地位不可动摇。构成垦区的经济基础单位是生产队，从历史的角度看，生产队就是为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组建起来的，从它的总体布局，农田规划，水利建设一直到后期设施都是围绕着整体生产经营的目的进行的。因此，它具有生产经营的特殊功能，这是东北垦区地域辽阔等实际情况决定的，可以说农场事业的兴衰，关键在于生产队这一级生产经营状况，然而，1985年后，生产队的经营功能一度被削弱，这是造成各方面失控的重要原因，1989年以后，经过几个反复、思考、我们认为必须恢复生产队经营核算功能，恢复它作为一级独立核算单位的作用。家庭农场必须由生产队组建并加以引导，只有这样才能使农场改革走向轨道并健康发展，1989年由群众首创，并由农场肯定的“一大带多小”模式，它的本质就是肯定生产队的经营核算作用。“一大带多小”在生产队领导下，内部承包形式，它的特点是考虑到生产力发展现实—情况，把机械作业程度高的作物，以机耕队的形式包下来，把以人工作业为主的作物分下去，形成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结合，双层次经营格局，这样既发挥了机械作业优势，又发挥了人的积极性，较好的解决了生产力诸要素合理配置问题。可以说，农场农牧业的改革逐步走向轨道，是与恢复生产队的作用分不开的。
以上是我们从参与农场改革实际工作人员的角度，回顾十年的实践，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很难避免以偏概全的缺点，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