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木沟抗日斗争记事
二、文征
倒木沟抗日斗争记事
杨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铁蹄踏进虎林。倒木沟的群众深受日寇之害,因此对日寇的反抗也最强烈。
农民韩玉阳原住在独木河沟里,以务农为业。鬼子为了消灭抗日力量,派出大批日军进行清山、清沟,韩玉阳便被从独木河沟里给清了出来。他无家可归,只好投亲到倒木沟安家落户。那时日寇除了血腥镇压外,还采用宣抚政策。日本的“宣抚班”常窜来倒木沟宣传什么“王道乐土”一类的鬼话,愚弄百姓,麻痹民族意识,巩固日寇的反动统治。进而又强迫分散住户迁入屯基、归大院,闹得百姓不得安宁。韩玉阳对于日伪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他亲眼见到倒木沟一些无辜百姓惨遭鬼子屠杀的情景,体会到倒木沟的群众对鬼子都怀有刻骨的仇恨,盼望早日驱走日寇,光复祖国。但群众反抗日寇的情绪还没有形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韩玉阳面对这种情况心急如焚,又苦于没有将群众组织起来的办法。
正在这时,(即1933年元旦)共产党员毕于民(又名刘镇东)受饶河中心县委的委派,来虎林进行建党工作。在倒木沟,毕于民发现韩玉阳热爱自己的祖国,对鬼子怀有刻骨的仇恨,积极参加抗日斗争。韩玉阳又和毕于民有亲属关系,便于联系工作,于是,毕于民把韩玉阳列为党的重点培养对象,经常和他促膝谈心,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韩玉阳感到心明眼亮,如鱼得水,当即表示愿意跟共产党走,为抗日救国献身。毕于民见韩玉阳态度坚决,就又通过他去串联可靠的群众,并物色发展党员的对象。
经过一个阶段的工作,有了群众基础,毕于民便决定成立反满抗日救国会。当时由韩玉阳通知了九个人,秘密地来到了倒木沟西大林子里开会。会上,毕于民首先讲了抗日救国会的任务:一、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二、传递文件、撒传单、贴标语;三、了解敌情;四、破坏敌人的交通,拆毁归村并屯后修建的屯基围墙。接着进行了选举,杨永彤被选举为会长,韩玉阳被选为副会长。最后又研究落实了对敌斗争的具体行动。
抗日救国会成立后,抗日活动开展起来了。会员们为抗日队伍送粮、送猪、送菜、送豆油、送衣服。有时连枪支弹药也由会员运送。同时担任交通员、宣传员、传递文件、撒传单。
当时,从抗日队伍驻地到倒木沟共设了四个通讯联络点,即:桦树林———北大通———小山———倒木沟。最后由倒木沟与终点接头。倒木沟抗救会员在通讯联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抗救会员张树林,就多次以放马作掩护,向倒木沟北街警察署长刘日宣、小木河傅家亮子、孙洪志亮子联络传递信件。有一次毕于民叫韩玉阳到小山去找一位朝鲜族姓李的人取一样东西。韩玉阳对上了联络暗号后,取回的竟是一支枪。
不久,毕于民把抗救会的骨干分子韩玉阳、魏广海、魏树森三人发展为党员,建立了虎林县第二个党支部。支部书记就是韩玉阳,组织委员魏广海,宣传委员魏树森。
党支部建立后,加强了倒木沟抗日活动的战斗力。抗日队伍和地下党交给的任务都能及时完成。有一次毕于民从驻地来信,让倒木沟支部给军队送粮。当时敌人封锁很严,村口日夜设岗哨,把粮送出去谈何容易。但是,韩玉阳接到信后,立即和他妻兄把筹集的粮食藏在车箱套里,上面装上了冻粪,以往大田送粪作掩护,越过哨卡,把车赶出了屯外,一直送到交粮点。1935年秋,倒木沟抗日救国会会员金连升、宁芳文、宁芳武三人,在倒木沟附近连续锯断了鬼子的三根电线杆,掐断了电线,破坏了鬼子的警备电话,并且在电线杆子上贴一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落款为“抗联宣传队”。他们有时还把传单贴在伪警察的门上,闹得日伪惶惶不安。
毕于民担任抗联七军办事处主任兼独立团(补充团)政委时,通知倒木沟党支部给军队送五十张卷烟纸,五把黄烟、五麻袋小米。韩玉阳和魏广海、魏树森把这些物品筹集齐备后,仍然用送粪车带出了土围子,赶到了指定的交货地点。不料刚卸完车,被鬼子在乌苏里江上的巡逻艇发现,和接货的军队接上了火。韩玉阳等三人趁我军和鬼子交战机会把这些物品隐藏好,脱离了现场。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倒木沟的妇女抗日活动也活跃起来,成立了倒木沟妇女抗日救国会,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1937年秋,毕于民队伍里有一名伤员,需转移治疗。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倒木沟妇女抗日救国会。妇救会会员朱桂兰与另外一名会员,立即做了一副担架,将这名伤员送过了乌苏里江,到苏联治疗。
在倒木沟党支部的领导下,这个联络点的工作很出色。不料桦树林朝鲜人联络点被人发现,遭到破坏,鬼子逮捕了三家七口人,用六张爬犁把这些人拉到乌苏里江边,塞进冰窟窿。至此,倒木沟的联络工作中断了。
1938年9月,毕于民同志被七军政治部主任郑鲁岩(后叛变投敌)谋杀,使倒木沟的抗日活动失去了党的领导。
1941年秋,日本鬼子强迫倒木沟居民全部迁往虎林内地连山、富荣、义和、富国等地,切断了倒木沟的群众与抗联的联系。至此,倒木沟党支部便停止了活动,决定:各自严守机密,保存力量,等待祖国光复。
(本文摘自由虎林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1987年编辑的《虎林文史资料》丛书第二集,作者杨野,时任虎林县体改委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