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安兴

　　　　　　　　　　———八五八农场44年开发建设史略
　　一路挺拔碧绿的青松，一路丰收在望的稻田。这就是八五八农场。
　　一条宽阔平坦的大街，两排整齐漂亮的楼房；新落成的广场，刚修剪的草坪；争相盛开的鲜花，面带喜悦的行人……这就是八五八农场场部———安兴。
　　看见这翻景象，真使人难以相信，这就是当年豺狼出没的倒木沟。更难以相信，甚至这里还曾是垦区25个贫困场之一。
　　匆匆岁月，弹指一挥间，怎不使人忆当年！
　　一、初称河南独立大队
　　八五八农场所辖地域的老地名叫倒木沟。1956年4月10日，八五八农场刚组建时，农场的名字不叫八五八，称为八五○部农场河南独立大队，场部也不在现在的安兴，而是在距安兴以西9公里处的“一棵树”。
　　铁道兵八五○部农场于1955年1月正式宣告成立之后，当年又派出勘察人员对大穆棱河以南、松阿察河以北广大地区进行勘察，准备组建新场。
　　勘察人员所勘察的这个地方，当地人叫倒木沟。这个地名的来历是：1860年沙俄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强行霸占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锡霍特山区在内的4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当时在锡霍特山区有个地方叫倒木沟。居住在倒木沟的中国居民被驱赶到乌苏里江西岸。被驱赶的倒木沟居民为怀念故乡，便将这片新居住地也称之为倒木沟。一百多年过去了，700多平方公里的倒木沟地区仍然是一片荒凉。勘察人员选定小穆棱河边的一棵古树为落脚点，并设计了组建新场方案。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九师的76名转业官兵，于1956年3月份，奉命进驻虎林以西的太和村一带。他们到达太和以后，组建了一支警卫队。这就是后来的八五○部农场河南独立大队的警卫队。
　　1956年4月4日，一列专用火车，开出南京车站。4月9日，列车到达密山。列车上的“乘客”是江苏康复医院的转业干部和工作人员39人及随带的家属50多人。此外还有南京卫戍区押送的劳改犯人1500名，他们下火车以后，转乘汽车继续奔向虎林。他们将与已经先期到达驻在太和村的河南独立大队警卫队的76名警卫人员会合，共同去执行同一任务，奉命组建新农场。
　　4月10日清晨一时许，运送建场人员的汽车队到达穆棱河边。由于河上没有桥，汽车无法前行，工作人员、警卫队员、劳改犯人全部下了汽车。天黑无路，人们只好等到天明。这支一千多人的队伍怎样过河？当时，大队长郭鹏、教导员林云斗、副教导员蒋述芝等研究决定，先派几名体轻胆大的人拉开距离，踏冰过河。大约八点钟左右，过河成功。于是大家按距离三米一人开始冰上过河。全部安全过河以后，又开始了徒步行军，目的地是一棵树。当天人们到达一棵树时，迎接他们的只有头上的蓝天和脚下的荒原，此外就是一连串的困难。
　　到达一棵树之后，第一件事是组织人就地挖洞支上大锅，派人拾割柴草煮饭吃。这一天，大家吃了一顿饭。第二件事是每人就地取材，用树枝和草搭了一个窝棚，以准备晚上睡觉。因为行李在当天没有运到，所以第一天晚上，大家住在窝棚里，下边铺的是草，上边盖的还是草。
　　1956年4月10日，八五八农场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成立了。当时称八五○部农场河南独立大队。大队部设在一棵树。接着根据勘察设计，在一棵树、小西山、吉祥、战胜、北大通五处开荒建点，成立了中队。
　　河南独立大队初建，共有工作人员39名，警卫队员76名，同时看押管教劳改犯1498名。
　　二、改称铁道兵八五八农场第一分场
　　1956年6月6日，农垦部长王震视察垦区时，正式宣布成立中国人民放军铁道兵农垦局。为了加强领导，农垦局党委决定将刚刚建立两个月的八五○部农场河南独立大队，划归农垦局直接领导，并改称八五八农场第一分场，周传芳任分场场长，不久铁道兵农垦局党委又派江立成任党委书记，原河南独立大队领导由农垦局另行分配工作。
　　初建的农场，面临一系列严重困难。在生产方面，当年开荒种地，基本靠人力。同时，又组织劳力上山伐木，建设简易住房，修通道路，准备架设通讯线路，建造桥梁。为解决任务重劳力不足的矛盾，农垦局党委又将原属八五○农场的一个劳改中队共168人，调给八五八农场第一分场，并于冬季上山伐木。
　　转业官兵在荒原上建场的第一年，共开荒7198亩，当年生产粮豆22万公斤。年底，农场拥有拖拉机2台，载重汽车3台，职工由河南独立大队初建时的115人增加到264人。
　　三、正式扩建为二级制农场
　　为了加速开荒建场，1957年，铁道兵农垦局对八五八农场第一分场给予了大力支持。这年，先后从农建师二八九团、二九一团、宁安农场、友谊农场调来一批经过培训的机务技术人员，分配来王岗农机校和九三技校毕业的一批学员，接收安置一批铁道兵转业的技术人员。这样，全场初步组成一支有200多人的机务队伍，这是大规模开垦荒地的重要条件。此外，还给农场调来一批机车和相应的机引农具。
　　7月间，王震部长来场视察。根据王震部长指示和农场形势发展的需要，铁道兵农垦局党委决定将八五八农场第一分场正式扩建为二级制农场，称八五八农场，江立成任党委书记，周传芳任场长，康志刚任第二场长，蒋述芝任工会筹委会主任。农场隶属于黑龙江铁道兵农垦局，在完成房建任务后，场部迁往安兴。当时安兴是倒木沟地区的中心村，有居民近百人。自从八五八农场场部迁入之后，安兴成了农场的中心。从此开始，在这片方园7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八五八、安兴，这个响亮的名字，取代了昔日的倒木沟之称。
　　这一年全场开荒10470亩，粮豆播种面积17450亩，粮豆总产44.45万公斤。此外，还修建了虎林至安兴公路上跨越穆棱河的一、二、三号木桥三座，架设了虎林西岗至安兴的通讯线路，使农场的交通和通讯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修建大桥所需木料全部是从完达山林区采伐，分段用人力运输到工地的。年底，八五八农场共建成农牧生产队9个，职工总数已达930人，总人口接近2000人。
　　四、组建三级制总场
　　195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动员十万干部转业复员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2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发出《对退出现役干部转到国营农场参加建设有关具体事项的通知》。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六预备师退出现役，所属官兵集体转业参加生产建设。农垦部决定安排第六预备师整建制转到铁道兵密山农垦局，组建一个三级制八五八农场总场。
　　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六预备师是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组建的。成员从各野战部队抽调，抽调时强调班以上干部必须有战斗经验，部队组建后，最初驻洛阳，后迁驻商丘。当时的任务主要是战备训练，全师共六个团和六个独立营，即十六团、十七团、十八团、地面炮兵团、高射炮兵团、军士教导团和独立反坦克炮兵营、独立工兵营、独立防化学营、独立通讯营、独立卫生营、汽车教导营。
　　第六预备师的先遣联络人员于3月份到达密山农垦局并赴虎林八五八农场，安排部队进入农场的具体事项。为迎接部队到来，农场成立了由曾柯、周传芳、蒋述芝、解观生、穆骧五人组成的接待委员会，曾柯任主任委员。接待委员会下设引进组，负责组织、宣传、物资搬运工作；欢迎接待组，负责欢迎、接待、建造临时工棚。在工程队、一棵树、安兴三处设立欢迎接待站。各接待站均扎彩门，彩门对联为“密虎宝饶千里沃野变良田，完达山下英雄建国立家园”，横批是“艰苦创业”。在物资准备方面是一至二个月的口粮，以及若干简易工棚。与此同时初步完成组建总场的方案。运输方法是部队和随军家属分批乘若干军事专用列车，从商丘到密山，再从密山乘汽车到农场。
　　1958年4月6日，第一趟军用专列从商丘车站开出，4月12日，预备六师的先头部队到达了密山。军官们干劲十足，一致提出：“为了早建设，早安家，坚决不坐汽车，以跃进的步伐奔向八五八农场”。当天农垦部长王震在欢迎会上致欢迎词时说“……大家来开垦北大荒，这个任务是很艰苦的，在这里盘踞了14年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被消灭了；蒋介石匪徒也都被我们消灭了。现在这个没有人烟的地方，我们盖了房子开了荒，能完成艰苦任务，就能得到光荣，英雄的人民解放军是能战胜艰苦困难的……谈到困难，目前就有一个具体问题需要解决，来到密山的转业军人很多，汽车运不过来，有的同志建议：不坐汽车，走路，走上三天四天就到了自己的农场，早走早到，早到早生产。我看这个建议很好，有革命干劲，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齐声回答：同意)同意，明天早晨就出发”。王震接着又风趣地说：“你们有的带来了爱人、孩子，还有的在火车上生了孩子。这些孩子长大后，就比我们这一代强了，又有文化又有知识又有光荣历史。他们将会向别人讲故事说：我的爸爸当过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志愿军，又是开垦北大荒的先锋队，我是在火车上生的。同志们！开垦北大荒是千千万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件，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艰苦工作，这是我们的光荣。我们是为了祖国，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我是来欢迎同志们的。希望同志们保持光荣，发扬光荣，功上加功，开垦立功。我们在和平劳动中，还得保持警惕，如果帝国主义分子发了疯，敢来侵犯我们，那我们就可重新拿起武器来，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4月13日，铁道兵密山农垦局在密山车站前广场召开大会，欢送预备六师等部队转业军官徒步下农场。在大会上，农垦部长王震亲临慰问。王震部长握着转业官兵的手说：“到八五八农场要有300多里的路程，你们要发扬部队那种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精神去克服行军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你们的革命精神将载入农垦史册”。
　　接着，预备六师的先头部队和商丘步兵学校的转业军官，高举王震部长亲手授予的一面红旗离开密山向八五八农场前进。旗上写着“迈开英雄步伐，走向生产前线”。在徒步行军的主力部队前面，是骑自行车的先头部队。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与部队一道进入农场，拍下了许多珍贵镜头。这些镜头，后来收进了大型文献纪录片《英雄战胜北大荒》之中。4月18日，最后一列专车开出商丘，于22日午夜到达密山。4月30日，预备六师各团营全部进入八五八农场。到农场的干部中，有老红军4人，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252人。副师长马传银、副师长萧天平、副师长钱光、师政治部副主任茆继虞，率领全师来到农场。来到农场的军官除少数因工作需要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外，绝大多数都在生产队直接参加劳动生产。
　　根据组建总场的方案，预备六师到达农场后，首先组建七个分场。以十六团为基础组建北大通分场，以十七团和十八团为基础组建一棵树、小西山、和平三个分场，以地面炮兵团为基础组建吉祥分场，以高射炮兵团为基础组建和平南分场，以军士教导团为基础组建火石山分场。后又组建清河分场。总场归铁道兵农垦局领导，共辖53个生产队，其中41个为农业队。
　　从3月到4月，预备六师和武汉军区、成都军区、南京军区、解放军总部、空一军、志愿军、第六和第八步兵预备学校、高级防空学校、重庆通信学校、总后勤重庆和凭祥办事处、总后第二和第三预校、工程兵学校、第七航空预校、军事交通学校、第八十七速成中学等单位，转业到八五八农场的官兵和工薪制人员共4458人。
　　五、解甲归田艰苦创业
　　数千名转业军人，在一两个月内到达各分场和各开荒点建队，不但使农场遇到种种困难，对转业军人本人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事实证明：人民解放军的转业军人是农垦战线的一支主要力量。人民解放军不只是一支英勇善战的战斗队伍，而且在和平建设中也是一支勤劳勇敢的生产队伍。
　　北大荒的四月，依然是天寒地冻，遍地白雪。转业军人到达各开荒点后，没有住房，无处安身，他们就自己动手割草伐木，搭草棚、“马架子”。这种草棚、“马架子”大的可住几十户，上百口人，小的也可以住五六十人，一个生产队搭上两三个就够了。吃的经常是高粱米、小米、大子、干菜、咸菜。他们就这样安下了家。
　　转业军人们在如此艰苦条件下“安家”，与部队生活截然不同。但是，他们一颗红心永向党、解甲归田征服北大荒、向地球开战的坚强意志是任何困难也动摇不了的。他们在“安家”以后，立即和老农垦战士一道按着“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的“五边”建场方针，投入到艰苦的劳动创业之中。他们在乌苏里江畔、松阿察河边、穆棱河南北的亘古荒原上开荒建设。沉睡的土地被唤醒了，祖国边疆千里沃野变成良田。当拖拉机前面把荒地开垦之后，立即在垄片上跟来点播大豆的人群。锄头、铁锹是工具，大人、小孩一起上，每天劳动都在十个小时以上。此外，还要起早贪黑战白天，割草伐木建“拉哈”。所谓“拉哈”就是用草把子加泥做成草辫子拉起土墙，盖成简易住房。这种简陋的草辫“拉哈”房，虽然保暖性能很差，但它是转业军人自己动手建造的，比起草棚“马架子”来已经好多了。
　　北大荒的夏季秋季蚊子、牛蠓、小咬总是轮番向露天劳动的人们袭击，人们称之为“三班倒”。至于烈日、风雨对农垦战士来说又算什么？这些艰苦困难一个个被战胜了。这一年全农场共开垦荒地18.8万亩，播种粮豆14万亩。入冬，转业官兵住进了自己建造的草房。北大荒的冬天气温降到零下30多摄氏度，由于采暖保暖条件极差，当人们从水利工地、脱谷场上回家入睡，一觉醒来之后，棉被上已经结了一层厚厚的冰霜。在起床下地时，炕沿下的棉鞋也冻硬了。1958年冬季，以转业军人为主的农垦战士，尽管生活极端艰苦，但劳动中却总是积极奋进。秋收刚刚结束，农场党委立即组织两路劳动大军，一路上完达山伐木，一路到水利工地。伐木队在完达山区的原始森林战斗了整个一个冬季，与兄弟农场伐木队一道，共同采伐了数万立方米的优质木材(以红松为主)运往北京，保证了人民大会堂等首都“十大建筑”的胜利建成。战斗在水利工地的转业军人为了表达自己与冻土“决战”的坚强意志，豪迈地提出：“壮志破冻土、热血抵寒风，Ｍ二十三(Ｍ二十三是和平南分场经穆棱河分场注入小穆棱河的一条排水大干渠)，不通也得通”的战斗口号。
　　1959年大地回春，冰雪消融之际，完达山上伐木队和各水利工地的劳动大军，带着胜利的喜悦，继续投入了新的战斗。
　　从1959年冬季开始，国家把大批通过艰苦创业开荒建场锻炼的劳动军官先后调往西藏、新疆、广东、内蒙古、黑龙江省等边疆，沿海各地和内地各省、市、自治区分配工作。到1963年，绝大部分已经分配完毕，小部分仍然留场工作。无论调出的或留场工作的，他们和老职工一道在艰苦创业年代，在严重困难面前，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有的还为开发北大荒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为农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六、农场公社合并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中，1958年9月27日，铁道兵农垦局举行了第一届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拟定了垦区建设社会主义计划。农垦部长王震在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垦区的各农场将建立一个大人民公社。
　　根据上级有关文件指示精神，1958年10月，铁道兵农垦局与虎林饶河两县，开始了合并建立县联社的工作，县联社的名称有两个：铁道兵农垦局和虎林县(后改称虎饶县)，联社受农垦部和牡丹江地委双重领导，联社领导机关设在虎林镇。
　　局县合并后，1959年1月，原虎林县的安兴公社、忠诚公社、义和公社和榆林大队并入八五八农场。同年10月，虎林县原新民、和平两个乡组建的和平人民公社也并入农场。合并进入的安兴、忠诚两个公社和榆林大队，分别划归穆棱河分场、和平分场、杨木河分场、北大通分场。和平公社单独成立分场，初称和气分场，后改称伟光分场。社员并入农场以后，劳力改称职工，集体所有制变全民所有制，年底工分结算改为月工资制。并入之劳力，按年龄与体质，农活技术熟练程度，分别套定五个新农工级：新农工一级月工资22元，占27％；二级25元，占50％；三级28元，占10％；四级32元，占8％；五级35元，占5％。场社合并后，挂人民公社和农场两个牌子，设一套办事机构。
　　场社合并作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潮流，是想急于进入共产主义的“左”倾表现。它脱离了当时农场和公社生产力的实际，以致合并后不久，不得不将农场和公社再行分开。
　　七、边疆传喜讯
　　1959年6月，八五八农场召开首届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大会，表彰建场以来的先进个人和集体。正在农场视察的农垦部长王震到会热烈祝贺并讲了话。王震对农场的工作做了如下指示：1、一定要大力开荒，力争年内开荒30万亩。2、实行大豆为纲，种好大豆。3、大力发展畜牧业。王震的指示传达到生产队以后，很快成为广大农垦战士的实际行动，全场出现了垦荒热潮。战士奋战荒野，灯火划破夜空，帐蓬遍布大地，铁牛奔驰纵横。好一幅向荒地进军的画卷。北大通分场八队当年开荒11000亩，开荒机车每标准台平均完成1760亩。这个分场的Ｃ～100～26号车组被评为标兵集体，光荣地出席了黑龙江省农业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一年，全总场共开垦荒地22.4万亩。
　　为贯彻以大豆为纲的方针，八五○农场五分场七队于1959年初，首先向垦区各队挑战：每个生产队种好5000亩大豆，并保证高产。王震部长并且说，哪个生产队种5000亩高产大豆，达到八五○农场五分场七队产量，农垦部奖励这个队全套机械化设备。4月中旬，八五八农场共有五个生产队向八五○农场五分场七队应战，决心种好大豆高产田。未应战的生产队也都搞了本队大豆高产地号。以转复官兵为主的新老农垦战士，为了种好大豆，从备耕、播种到田间管理、收获，都十分精心。为了夺取大豆高产，许多转业军人发扬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田间地头搭上了工棚“马架”，吃、住、劳动在田间，终于得到好收成。穆棱河分场一队的5000亩高产大豆，实际平均亩产127.5公斤，为全场大豆高产冠军队，单产为总场平均单产的2.6倍。大豆为纲的方针是不科学的。但在当时，为实现这个方针，广大农垦战士付出的艰苦劳动和高度政治热情，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转业军人到农场参加建设，他们带来了善于学习、刻苦钻研、不计个人得失、一切服从党和人民利益、艰苦奋斗作风和牺牲个人的精神。短短几年，他们不仅在边疆站住了脚，安下了家，而且初步立下了业。1959年，八五八农场共播种粮豆27.8万亩，总产1310万公斤，上交粮豆610万公斤，并且开始向国外出口大豆，为国家换取外汇。
　　1959年10月26日～11月8日，全国群英会在北京召开，八五八农场被农垦部授予先进单位光荣称号。
　　农场派出政治部主任、转业军人帝守谦、八五八农场和平分场场长、战斗英雄曹学法、八五八农场北大通分场储蓄员孟天德三位代表前往北京参加了全国群英会。他们代表全场几千名转业军人和广大职工群众，向党和国家汇报开发北大荒的初步战果。会上，八五八农场荣获全国群英会奖旗一面。喜讯传到边疆，全场干部职工倍受鼓舞。
　　八、山东支边青年来场
　　根据中央《关于动员内地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农垦部于1959年2月16日到21日召开了全国动员内地青年前往边疆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安排山东去黑龙江密山农垦局3万人。根据农垦局的安排，2093名山东支边青年分两批来到八五八农场。第一批987人于1959年9月到场；第二批1106人于当年10月到场。这些青年来自栖霞、高唐、平原、禹城等县，绝大多数年龄在20岁左右。他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自愿前来边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青年们到农场后，经过短期学习，立即分配到生产队参加秋收。他们热情很高，不顾气候寒冷，不怕当年秋雨连绵，许多人脚穿布鞋下地收割庄稼，经常还要踏冰趟水。秋收后期，北大荒已是冰雪封地，他们又冒着严寒同老职工一道参加脱谷，兴修水利。当时，劳动条件十分艰苦，劳动强度也大，又加冬季住房条件不好，特别是到1960年严重自然灾害，给生产、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一度生活上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经受住了艰苦环境的考验，安心农场建设，扎根边疆。这批青年以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同老农垦工人、转复军人一道渡过了困难时期，成为建设农场的一支重要力量。
　　九、“大跃进”中的农场
　　在“大跃进”运动中，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八五八农场党委于1958年7月26日～8月1日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确定1958年下半年，除开荒、修水利、房建之外，在全场范围开展整风和第二次反右派斗争。在第二次反右斗争中全场共抓出“右派分子”和各种“坏分子”183名，其中包括副场长高绪彭和一批转业军官。后经多次甄别，所划“右派”全属错划，所定“反革命”案件全为错案。
　　从1959～1960年还不断进行“拔白旗”、“反右倾”的斗争。这期间全总场共有干部、群众345人被“拔白旗”或受各种处分。
　　“大跃进”运动中通过不断地“反右倾”，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思想在农场盛行一时。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思想指导下，生产计划层层加码。如1959年根据农垦局的计划，农场要求全场“保证在粮食作物中，亩产1500斤的小麦应占播种面积的10％，水稻和玉米要保证亩产1500斤，争取亩产2000斤。实践已经证明，上述指标是不实际的。
　　“大跃进”中虚报成绩，追求数量，不讲质量，报喜不报忧等现象比比皆是。如1959年春，总场宣布1958年冬，全场完成伐木10万立方米，水利土方30万立方米，这些数字与实际相差很远。为了“年产120万只鸡和28万只鸭”，总场于1959年冬，顶严寒施工盖孵化大楼，盖好后，难以投产，后来只好改成平房当仓库。
　　1960年，总场提出要生产粮豆11.5万吨，面对当年严重自然灾害侵袭，出现了“先播种、后整地”的方法，把大量种子白白扔在地里。当涝灾严重、机械不能作业时，为抗涝抢播，出现了“条播机”。条播机确实能播大豆，但反复宣传“两人一台条播机，一天能种大豆100亩”，则是浮夸。当上述瞎指挥和浮夸风盛行于全场时，讲究实际的基层干部，稍有抵制，即当“白旗”被拔掉，个别生产队两天换了三名队长。此外，机务管理上不要规章制度、“冒雨苦战”、“轻伤不下火线”，经营管理上不讲成本和经济核算等，也很严重。
　　从1958年9月起，垦区普遍成立共产主义大食堂，职工家属都要到食堂就餐，过“共产主义”生活，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在“共产”风盛行的1958～1959年，全场以各种名义平调群众和干部的粮食5.6万公斤，柴草3300马车，小农具4400件，生活资料1000余件，临时工不付酬达6万余元。
　　上述现象，一方面是大量浪费了资财和劳力，再则是打乱了正常生产秩序，使生产受到损失。如1958年冬，农场轮流投入3000劳力修建庆丰水库，每天至少700人，多时千人以上。计划从1958年10月～1959年3月完成45万土方。转业官兵顶风雪、住地窝棚昼夜奋战5个月，耗费资金40万元，毫无效益。再如农场制定的开荒措施规定：“有地就开，不分大小，不分好坏，不管交通方便或不方便，要求既要开公路旁的地，也要开孤岛边沿的地”。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全场1958～1960年所开荒地，到1962年初已弃耕70％，造成机械损坏、资财浪费。
　　高指标、瞎指挥客观上助长了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加深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场的生产力，导致了农场经济的困难。
　　十、严重困难的考验
　　1960年，八五八农场遭受严重涝灾。4～6月共降水271.6毫米，比历年同期多109.2毫米，又加1959年9、10月两个月降水163毫米，秋翻不能进行，饱和、明水封地，春播遇到严重困难。面对严重困难，多数领导没有经验，为了“完成任务”，采取了一些违反科学的做法。进入7月以后，雨量仍超过往年，给麦收和秋收带来极大困难。由于严重灾害，作物严重减产。这年全场总产粮豆404.5万公斤，平均亩产8公斤，其中大豆亩产只有2.4公斤。由于减产造成大量亏损，资金严重不足。从1960年9月开始，为渡过难关，农场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并逐月减少职工口粮，当年11月职工口粮为12.5公斤至1961年2月职工口粮每天为四两八钱。由于口粮标准低，营养严重不足，职工家属体力普遍下降，妇女闭经现象大量出现。1961年3月13日，八五八农场党委给农垦局党委的报告中说，从1960年10月～1961年2月，全场发生浮肿病1105人次，因浮肿死亡32人，“过食胀死”6人。
　　1960～1962年，农场连续三年出现“一高三低”。“一高”是生产成本高，“三低”是劳动生产率低，单位面积产量低，商品率低。
　　形成“一高三低”的原因主要有：1959年秋和1960年的严重涝灾；各级领导干部习惯用单纯行政命令指挥生产，忽视生产经营必要的规章制度；1959年执行“大豆为纲”方针，全场耕地面积的79％种了大豆，直到1962年仍无法解决合理换茬问题。加上当时在“左”的思想指导下，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盛行一时，加剧了自然灾害对生产危害的程度，致使农场严重亏损，资金枯竭，职工群众生活极度困难。从1960年5月起，农场已经没钱给职工发工资，只能发欠条，职工凭欠条买粮记账度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2年底。
　　在严重困难的考验面前，全场以转业复员军人、科技人员、老职工、支边青年为主体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没有灰心，没有屈服。他们团结一致同困难作斗争，树立了忠诚爱国的农垦战士的光辉形象。在重灾压顶之际，发扬艰苦创业精神，起早贪晚，全力抢播，认真管理，精打细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宁肯饿着肚子，不要或少要返销救济粮，一旦稍有好转，则尽力向国家多交售商品粮。在“四两八钱”的日子里，绝大多数人饿着肚子，从不到场院或粮囤拿摸公家一粒粮豆，极个别人有时拿摸公家粮食或拿把大豆炒吃充饥，立即会受到周围群众的批评指责。这种顾全大局、艰苦奋斗的精神，来自群众对党的无限信赖，来自农垦战士对农垦事业的坚强信心。他们相信困难和挫折是暂时的，农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会发达兴旺。初建的农场在困难中能够巩固下来，力量就在这里。
　　十一、贯彻“八字方针”
　　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1961年1月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接着又发布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的文件。农场全面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总场党委组织工作组到各分场宣讲党的政策，并于1961年上半年全部退赔了无偿平调群众的粮食、柴草、生产工具、生活资料，结清了无偿占用劳力的工资。从1961年春起，开始给职工、家属按政策规定的数量划分自留地，允许职工业余小开荒、允许饲养家畜家禽。职工可以自家起伙，也可以在食堂就餐，贯彻劳逸结合的方针等等。这一系列措施受到群众拥护，调动了群众积极性。1961年，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
　　1962年1月，农场根据上级指示成立甄别办公室，对1958年以来所划“右派”和受各种处分的人员全面进行复查并重新结论。1963年2月，结束此项工作。这次复查，对绝大多数所定“右派”认为属于划错，但重新结论中，又都留了“尾巴”；都减轻了处分，而没有彻底撤销原处分。对受其它处分人员，也是按上述办法重新结论。这次甄别，虽在当时收到一定效果，但真正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1962年2月，农场党委召开总场、分场、生产队三级干部会议，牡丹江农垦局党委书记王景坤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在保护、肯定转业官兵艰苦奋斗，新老农垦战士创建农场的积极性的前提下，重点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教训，对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开展了认真的批评，农场领导也作了自我批评。会议总结的主要教训是组织生产的盲目性；在生产和经营管理上不尊重科学、不尊重客观规律；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突出的表现就是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会议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号召全场加强团结，战胜困难，发展生产，一定要把农场建设好。
　　1959年农场公社合并，是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实现的。合并后，一方面削弱了农场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也破坏了集体社队生产能力。由于合并后生产关系与生产能力不相适应，导致领导不满，农场不满、社队不满、群众不满，场社分开，成了不可避免的趋势。
　　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1961年8月视察了牡丹江垦区，9月2日在国务院农口发表讲话，谈到场社关系时说“对这个问题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就是把局县分开”。
　　1962年2月21日～23日，农场举行党委会议，传达上级指示并决定：1959年并入八五八农场的公社生产队，原则上都退出农场回公社去，恢复集体所有制。3月份农场组成工作组，会同虎林县各有关单位协商并入的公社生产队退出农场的问题。这次场社分开除四方、战胜、大院、红部、振兴、安兴、仁义八个自然屯留场外，其余并入之社队全部退出农场，恢复公社生产队建制。4月15日结束此项工作。
　　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农场于1962年3月开始精简职工队伍，到1964年9月告一段落。这期间北大通、吉祥、安兴、穆棱河四个分场和二级制八五八农场共减退职工737人。他们主要为1958年以来招收的职工，绝大多数为1958年随军转业之军属和1959年进场的山东女支边青年。她们在建场初期为农场建设出了力、流了汗、吃了苦，在农场最困难的时刻以自己顽强意志和坚定信念度过了艰苦岁月，对于被减员退职，尽管思想不通，但在行动上顾全大局，以自己退出职工队伍的实际行动，分担了党和国家的困难，分担了农场的困难。他们的思想境界是高尚的。党中央后来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如果没有那次调整，就不能渡过当时严重的困难……大批职工响应党的号召……他们顾全大局，分担了国家的困难，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于她们的贡献，农场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十二、重新调整农场体制
　　为了加强对黑龙江省东部地区国营农场的领导，1962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农垦总局，对农场管理体制进行了全面调整。根据中央决定，1963年1月1日三级制的八五八总场正式撤销，总场所属各单位划分成两个二级制农场，即八五八农场和和平农场。新组建的八五八农场，场部仍设在安兴，并以政企分开为原则设立乡政府。新组建的八五八农场当时共有耕地8万亩，居民千余户，下辖16个生产队。
　　新组建的农场面临许多困难。当时刚刚渡过灾荒，资金不足，机械力量薄弱，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十分缺乏。另外，还有一大批劳动军官和编余职工等待调出，人们的思想相当混乱。为了迅速安定思想，搞好春耕生产，农场党委根据实际情况和上级指示，决定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用党的政策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办好农场各项事业。同时，农场还认真执行了由总局统一制定的“包、定、奖”政策和职工家庭副业政策。在经营方针上，改变了“大豆为纲”，贯彻“农业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方针，从而农场生产经营形势开始趋向好转。
　　1965年4月中央“十六”条下发后，农场开始进行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并在短时间内取得明显成果，农场生产得到发展，职工收入有了增加，农场各业开始出现欣欣向荣局面。但是时值不久，“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农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十三、城市知青到兵团
　　1968年12月，国营八五八农场被改编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十四团。按照部队编制，三十四团设立了司令部、政治处、后勤处三大机关。三大机关之下分别设股。农场生产队一律改成连，连队分片建营，设营部。
　　从1966年起，农场开始接收安置城市知识青年。1966年是有计划地接收安置，安置数量与当时农场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自1968年12月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以后，大批城市知识青年怀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雄心壮志，来到祖国东北边疆的生产建设兵团，投身于屯垦戍边的洪流之中。从1966～1977年，农场(团)共接收安置城市知识青年3579人。这些知识青年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鸡西。其中高中文化水平的占18％，其余为初中文化水平。他们来场时的年龄多为20岁上下。
　　知识青年来到农场(团)，受到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分配到基层以后，领导干部、老职工亲自给他们让房、改房、搭铺、问寒问暖，关怀备至。逢年过节，许多老职工都争着把青年请到自己家里做客，青年初到农场还普遍进行革命传统、艰苦奋斗、忆苦思甜的教育。广大知识青年感受到革命队伍的温暖，思想迅速稳定。在党的关怀和老职工带领下，这些城市青年表现好学上进，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在劳动中不怕辛苦劳累，不怕困难，不避艰险，很快成了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农场(团)机务战线的车长、驾驶员和其它技术工程60％以上由知识青年担任。全场中小学校的教师和基层卫生所的卫生员80％以上是青年。机关和基层会计、统计、文书、出纳等职务，大部分是青年担任。以青年为主体的文体活动，从基层到机关十分活跃，体育比赛、摄影展览、美术作品、板报墙报、文娱演唱都搞得热火朝天。城市知识青年的到来，给僻静的边疆增添了欢乐和活力。
　　在农场的各项建设事业中，广大知识青年是一支朝气蓬勃的突击力量。他们同老职工一道辛勤劳动在田间、在水利工地、在新建点、在施工现场、在乌苏里江上，不怕严寒酷暑，不怕蚊叮蠓咬，不分春夏秋冬，一直坚守在党分配的岗位上，为建设边疆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农场的每一块土地都有他们洒下的汗水，农场的每个角落都留有他们的足迹。
　　1977年以后，大批知识青年返回城市。农场各种技术岗位相当长一段时间不能及时配上人员，各项工作都受到较大影响，虽经过近二年的时间才逐渐恢复，但是广大知青在农场建设中所做出的贡献，在农场建设的历史上却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十四、改革春风到边陲
　　兵团是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组建的，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使农场的发展受到一定挫折和损失。1975年11月中央决定撤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恢复农垦体制。1977年3月21日，三十四团正式撤销，恢复农场，当时定名叫安兴农场，1979年3月5日仍恢复八五八农场名称。随着农场体制的调整和党的政策的落实，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老同志，又回到了各级领导岗位。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春风开始吹进边疆。自1979年起，农场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探索新的改革之路。1983年初，农场继续推行各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十五队当时共有两个经营承包小队，第二队机务工人王木存在党的农村改革政策启发下，主动提出“全奖全赔，单车承包”办法，并联合另外8人一同与生产队签订了“全奖全赔”一定三年不变的承包合同。这样，一种新型的承包形式———大农场里的小农场诞生了。它实行独立核算，定额上缴，自负盈亏，全奖全赔的制度。这个承包组后来叫王木存家庭农场。这是全国农垦系统第一个家庭农场，为农垦系统后来的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开了先河。反映王木存家庭农场生产生活场面的四幅照片于1984年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展览大厅里展出。
　　家庭农场一诞生就显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1983年在涝灾严重，全场大部分单位严重亏损的情况下，王木存家庭农场由于责任心强，措施得力，8人承包2200亩地，共盈利27343元。1984年全场试办一批家庭农场，
　　1985年全面铺开。经过之后几年探索实践，家庭农场成了农场农业生产的基本承包形式。
　　虽然承包形式找到了，但是农场地势低洼，十年九涝连年亏损的局面并没摆脱。贫困之魔始终在困扰着全场人民。干部职工常年不能按月领取工资，离退休人员无法正常领取养老金和报销医药费，银行欠款持续增长，农场各项事业发展滞缓。八五八，何时能变水害为水利，让这片神奇的土地产出更多的粮食，让农场尽快脱贫，让职工早日致富？人们无时不在企盼这一天的到来。
　　十五、以稻治涝五年脱贫
　　90年代初期，调整产业结构，改旱田为水田，大兴水稻种植之风在垦区兴起。改革实践证明：水稻普遍比麦、豆单产高，市场价格也高，是一条趋利避害、迅速脱贫致富的新路。八五八人深受启发，在总局、分局党委的大力支持下，农场党委确定了“以稻治涝，以稻兴场，以稻富民”的战略，决心将40万亩旱地全部开发成水田，苦战五年，将八五八建成水稻大场，经济强场，彻底走出低产贫困的死胡同。
　　改革之路并不一帆风顺。首先，用大型机械种了几十年麦豆，轻车熟路已成习惯，现在要改成小块地种水稻，多数人难以接受。不少人强调不懂技术不会种；没有机械种不了等等。于是轻则消极怠工；重则又哭又闹，每天农场场办公室门前，吵闹的人群熙熙攘攘，应接不暇。当年(1995年)只种了2.7万亩水稻。
　　正当改革举步维艰时，1996年春天，分局党委对八五八农场党政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和加强，农场党政一班人发扬了深入基层、求真务实、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他们分头深入田间地头，甚至挨家挨户做宣传动员工作，具体落实改水任务。有困难，比如缺资金、技术、机械等，农场帮助解决，政策优惠，但不允许不改。结果实现了四年旱改水35万亩，后三年每年都以10万亩的速度递增。劳动力不够，就敞开大门从农村招人，到1999年全场三年引进稻农约3000户，带入资金8000多万元。农场还投资6000万元，进行基础建设，改善生产条件，同时成立生产资料服务公司，搞好服务。初期，对农场职工实行优惠政策，凡女职工包种30亩、男职工包种40亩水稻，免收一切费用，垫付生产资金。对外来稻农在住房、子女上学等方面与老职工一视同仁。1997年，本省庆安县一个村子52户，由村长带队集体搬来十三队包种水稻。他们说：八五八农场水好、地好、人好，来这里干活痛快。
　　稻田离不开水。过去愁水、怕水、排水，现在是千方百计堵水、抽水、引水。1997年农场投资860万元在松阿察河我方一侧，修建了一座大型抽水站———清河扬水站，安装了8台水泵，每秒抽水16立方，实行南水北调，解决了15万亩水田用水不足的问题。
　　五年来，农场新建扩建大小抽水站7座，打水井2300口，修建桥涵水闸100多处，引灌水渠道几百公里。
　　解决了水的问题，农场又狠抓科学种田。每年冬天都要请农垦科学院水稻专家来场讲课，传授科技知识，并加速实现整地、插秧、割晒、脱谷各项作业机械化，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水稻是抢高积温的作物，一切工作都要抓早。春天扣棚育秧，要求在3月20日前完成；秧田播种必须在4月中旬结束；水田插秧必在5月25日前完成；收割必须在10月10日前放倒，消灭站秆。如果某个环节延误三两天，秋天将可能减产5％。因此农场对各项工作抓得很紧，认真贯彻“严、实、细、高、满”五字管理法，采取场领导包片、科室领导包队的责任制，机关干部带头参加劳动，凡完不成任务的，不管是谁，一律按规定扣罚工资。
　　2000年全场水田已达38万亩，加上1.1万亩其他作物，粮食总产达到20万吨。粮食成倍增长，农场的收入也大幅度增加，每年净盈利上千万元。承包水稻的职工和稻农，年收入三四万元的不在少数，收入十万八万的大户，也不罕见。一些受穷几十年的职工，没想到几年工夫就迈入小康生活。八五八人现在的日子真的红火了。
　　生产队正在告别“穿鞋戴帽”的土坯房，快速实现砖瓦化。十七队2000年一下子就推倒15栋土坯房，新盖了17栋砖瓦房。该队李克林家新盖的住房有100多平方米，既有卧室、浴室、又有库房、修理间。新砌的大门十分气派，门两旁嵌着用陶瓷烧制的一副对联“望前程一帆风顺，图大业万里生辉”，充分显示出主人的豪情和自信。多数新居都盖了车库，安装了电话，反映了富起来的八五八人对新生活的美好追求。
　　清河大队靠种水稻致富以后，每年投资20多万元美化住区环境。
　　十三队种水稻3.4万亩，每年劳均收入都在1.5万元以上。每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大户有20多家。2000年他们盖了15栋新房。
　　场部的变化更是惊人。1997年农场投资460万修建的3650平方米的职工医院大楼正式投入使用。1999年投资380万元新建了4500平方米的小学教学楼。2000年投资610万元，修建了长1000米、宽36米的水泥混凝土路面的安兴大街。大街两侧已经绿化、美化、亮化起来，呈现出一派现代化小城镇的优美景观。
　　2000年8月，江泽民总书记来黑龙江垦区视察。十万转业官兵的后代，八五八农场十队队长邹立江，作为垦区第二代北大荒人的惟一代表，与17名北大荒“三老”代表一起，受到了江总书记的亲切接见，亲耳聆听了江总书记希望垦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谆谆教诲。邹立江兴奋不已，八五八人都倍受鼓舞。农场的决策者正在精心谋划着农场发展的新蓝图，决心充分发挥地缘、资源优势，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全面实施绿色、有机、生态工程，奋战五年，在稳定完善40万亩水稻场的基础上，把八五八建设成为一个省级生态示范场。人们深信，富有光荣传统的八五八人，一定会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现在，知道“倒木沟”的人，或许已经不多了，但八五八这个响亮的名字，正在传向远方。
　　昔日，走进倒木沟，走进安兴，便是走进了一片荒凉之中。
　　今天，走进八五八，走进安兴，真正如她的名字一样是走进了一片安乐兴旺之中。
　　历史在继续前进，八五八农场正在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