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大跃进”中的农场 在“大跃进”运动中;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八五八农场党委于1958年7月26日至8月1日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确定1958年下半年,除开荒、修水利、房建之外,在全场范围开展整风和第二次反右派斗争。在第二次反右斗争中全场共抓出。“右派分子”和各种“坏分子”183名。经总场党委批准,划定为“右派”的27人,其余定为“反革命”、“坏分子”和“消极怠工分子”,其中包括副场长高绪彭和一批转业军官。被抓出的“坏人”,有的被判刑劳改,有的被监督劳动、降级降薪,党员团员则一律被开除党籍、团籍。火石山分场,一次党团员过组织生活,几位非党群众没事闲聊。因当时转业军人到农场后统称农工,故有位同志开玩笑说:“咱们组织个农工党吧”!一句玩笑,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判刑18年。
农场在小西山专门成立了“右派”队。
后经多次甄别,所划“右派”全属错划,所定“反革命”案件,全为错案。虽经平反改正,但当时把转业复员官兵、党的干部、农垦老战士由于生活过不惯而发几句牢骚、提些意见、讲句笑话,就定成“右派”、“反革命”、“坏分子”,把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定为敌我矛盾,已经造成不幸后果,从1959年至1960年,还不断进行“拔白旗”、“反右倾”的斗争。这个斗争,1960年上半年达到高潮。这期间,全总场共有干部、群众345人被“拔白旗”或受各种处分。到1962年,都进行了甄别平反。
在“大跃进”运动中,通过不断地“反右倾”,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思想,在农场盛行一时。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思想指导下,生产计划层层加码。如1959年,根据农垦局的计划,农场要求全场“保证在粮食作物中,亩产1,500斤的小麦应占播种面积的10%,水稻和玉米要保证亩产1,500斤,争取亩产2,000斤”。实践已经证明,上述指标是不实际的。
再如开荒,1958年农场开荒指标保证数为42.9万亩,争取数为49.6万亩;1959年的指标为30万亩,在当时也难以实现。
“大跃进”中,虚报成绩,追求数量,不讲质量,报喜不报忧等现象,比比皆是。
如1959年春,总场宣布1958年冬,全场完成伐木十万立米,水利土方30万立米,这些数字与实际相差很远。
为了“年产120万只鸡和28万只鸭”总场于1959年冬,顶严寒施工盖孵化大楼。盖好后,难以投产,后来只好改成平房当仓库。
1960年,总场提出要生产粮豆11.5万吨,面对当年严重自然灾害侵袭,出现了“先播种、后整地”的方法,把大量种子白白扔在地里,当涝灾严重,机械不能作业时,为抗涝抡播,出现了“条播机”。条播机确实能播大豆,但反复宣传“两人一台条播机,一天能种大豆一百亩,则是浮夸。当上述瞎指挥和浮夸风盛行于全场时,讲究实际的基层干部,稍有抵制,即当“白旗”被拔掉,个别生产队两天换了三名队长。此外,机务管理上不要规章制度、“冒雨苦战”、“轻伤不下火线”,经营管理上不讲成本和经济核算等,也很严重。
从1958年9月起,垦区普遍成立共产主义大食堂,职工家属都要到食堂就餐,过“共产主义”生活。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在“共产”风盛行的1958年至1959年,全场以各种名义平调群众和干部的粮食5.6万公斤,柴草3,300马车,小农具4,400件,生活资料一千余件,临时工不付酬达六万余元。
上述现象,一方面是大量浪费了资财和劳力,再则是打乱了正常生产秩序,使生产受到损失,如1958年冬,农场轮流投入三千劳力修建庆丰水库,每天至少七百人,多时千人以上。计划从1958年10月至1959年3月,完成45万土方。转业官兵顶风雪、住地窝棚昼夜奋战五个月,耗费资金40万元,毫无效益。再如农场制定的开荒措施规定:“有地就开,不分大小,不分好坏,不管交通方便或不方便。要求公路旁既要开,孤岛边沿的地也要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全场1958年至1960年所开荒地,到1962年初,已弃耕70%,造成机械损坏,资财浪费。
高指标瞎指挥客观上助长了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加深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场的生产力,导致了农场经济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