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大跃进”中的农场




　　在“大跃进”运动中；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八五八农场党委于1958年7月26日至8月1日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确定1958年下半年，除开荒、修水利、房建之外，在全场范围开展整风和第二次反右派斗争。在第二次反右斗争中全场共抓出。“右派分子”和各种“坏分子”183名。经总场党委批准，划定为“右派”的27人，其余定为“反革命”、“坏分子”和“消极怠工分子”，其中包括副场长高绪彭和一批转业军官。被抓出的“坏人”，有的被判刑劳改，有的被监督劳动、降级降薪，党员团员则一律被开除党籍、团籍。火石山分场，一次党团员过组织生活，几位非党群众没事闲聊。因当时转业军人到农场后统称农工，故有位同志开玩笑说：“咱们组织个农工党吧”！一句玩笑，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判刑18年。
　　农场在小西山专门成立了“右派”队。
　　后经多次甄别，所划“右派”全属错划，所定“反革命”案件，全为错案。虽经平反改正，但当时把转业复员官兵、党的干部、农垦老战士由于生活过不惯而发几句牢骚、提些意见、讲句笑话，就定成“右派”、“反革命”、“坏分子”，把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定为敌我矛盾，已经造成不幸后果，从1959年至1960年，还不断进行“拔白旗”、“反右倾”的斗争。这个斗争，1960年上半年达到高潮。这期间，全总场共有干部、群众345人被“拔白旗”或受各种处分。到1962年，都进行了甄别平反。
　　在“大跃进”运动中，通过不断地“反右倾”，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思想，在农场盛行一时。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思想指导下，生产计划层层加码。如1959年，根据农垦局的计划，农场要求全场“保证在粮食作物中，亩产1,500斤的小麦应占播种面积的10%，水稻和玉米要保证亩产1,500斤，争取亩产2,000斤”。实践已经证明，上述指标是不实际的。
　　再如开荒，1958年农场开荒指标保证数为42.9万亩，争取数为49.6万亩；1959年的指标为30万亩，在当时也难以实现。


　　“大跃进”中，虚报成绩，追求数量，不讲质量，报喜不报忧等现象，比比皆是。
　　如1959年春，总场宣布1958年冬，全场完成伐木十万立米，水利土方30万立米，这些数字与实际相差很远。
　　为了“年产120万只鸡和28万只鸭”总场于1959年冬，顶严寒施工盖孵化大楼。盖好后，难以投产，后来只好改成平房当仓库。
　　1960年，总场提出要生产粮豆11.5万吨，面对当年严重自然灾害侵袭，出现了“先播种、后整地”的方法，把大量种子白白扔在地里，当涝灾严重，机械不能作业时，为抗涝抡播，出现了“条播机”。条播机确实能播大豆，但反复宣传“两人一台条播机，一天能种大豆一百亩，则是浮夸。当上述瞎指挥和浮夸风盛行于全场时，讲究实际的基层干部，稍有抵制，即当“白旗”被拔掉，个别生产队两天换了三名队长。此外，机务管理上不要规章制度、“冒雨苦战”、“轻伤不下火线”，经营管理上不讲成本和经济核算等，也很严重。


　　从1958年9月起，垦区普遍成立共产主义大食堂，职工家属都要到食堂就餐，过“共产主义”生活。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在“共产”风盛行的1958年至1959年，全场以各种名义平调群众和干部的粮食5.6万公斤，柴草3,300马车，小农具4,400件，生活资料一千余件，临时工不付酬达六万余元。
　　上述现象，一方面是大量浪费了资财和劳力，再则是打乱了正常生产秩序，使生产受到损失，如1958年冬，农场轮流投入三千劳力修建庆丰水库，每天至少七百人，多时千人以上。计划从1958年10月至1959年3月，完成45万土方。转业官兵顶风雪、住地窝棚昼夜奋战五个月，耗费资金40万元，毫无效益。再如农场制定的开荒措施规定：“有地就开，不分大小，不分好坏，不管交通方便或不方便。要求公路旁既要开，孤岛边沿的地也要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全场1958年至1960年所开荒地，到1962年初，已弃耕70%，造成机械损坏，资财浪费。
　　高指标瞎指挥客观上助长了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加深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场的生产力，导致了农场经济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