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贯彻政策 开始调整




　　在严重困难的考验面前，我场以转业复员军人、科技人员、老职工、支边青年为主体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没有灰心，没有屈服。他们团结一致，同困难作斗争，树立了忠诚爱国的农垦战士的光辉形象。在重灾压顶之际，发扬艰苦创业精神，起早贪晚，全力抢播，认真管理，精打细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宁肯饿着肚子，不要或少要返销救济粮，一旦稍有好转，则尽力向国家多交售商品粮，在“四两八钱”的日子里，绝大多数人饿着肚子，从不到场院或粮囤拿摸公家一粒粮豆，极个别人有时拿摸公家粮食或拿把大豆炒吃充饥，立即会受到周围群众的批评指责。这种顾大局、艰苦奋斗的精神，来自群众对党的无限信赖，来自农垦战士对农垦事业的坚强信心。他们相信困难和挫折是暂时的，农场社会主义建设会发达兴旺。我场在困难中能够巩固下来，力量就在这里。


　　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1961年1月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接着又发布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的文件。农场全面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总场党委组织工作组到各分场宣讲党的政策，并于1961年上半年全部退赔了无偿平调群众的粮食、柴草、生产工具、生活资料，结清了无偿占用劳力的工资。从1961年春起，开始给职工、家属按政策规定的数量划分自留地，允许职工业余小开荒、允许饲养家畜家禽。职工可以自家起伙，也可以在食堂就餐，贯彻劳逸结合的方针等等。这一系列措施受到群众拥护，调动了群众积极性。1961年，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
　　1962年1月农场根据上级指示成立甄别办公室，对1958年以来所划“右派”和受各种处分的人员全面进行复查并重新结论。1963年2月，结束此项工作；这次复查，对绝大多数所定“右派”认为属于划错，但重新结论中，又都留了“尾巴”；都减轻了处分，而没有彻底撤销原处分。对受其他处分人员，也是按上述办法重新结论。这次甄别，虽在当时收到一定效果，但真正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1962年2月，农场党委召开总场、分场、生产队三级干部会议，牡丹江农垦局党委书记王景坤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在保护、肯定转业官兵艰苦奋斗，新老农垦战士创建农场的积极性的前提下，重点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教训，对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开展了认真的批评，农场领导也作了自我批评。会议总结的主要教训是组织生产的盲目性；在生产和经营管理上不尊重科学、不尊重客观规律；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突出的表现就是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会议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号召全场加强团结，战胜困难，发展生产，二定要把农场建设好。


　　1959年农场公社合并，是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实现的。合并后，一方面削弱农场的生产能力，另方面也破坏了集体社队生产能力。由于合并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导致领导不满，农场不满，社队不满，群众不满；场社分开，成了不可避免的趋势。
　　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1961年8月视察了牡丹江垦区，9月2日，在国务院农口发表讲话，谈到场社关系时说：“场社关系和局县关系问题，县与局合并起来的问题也值得考虑……对这个问题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就是把局县分开。”同年12月14日至24日，东北地区国营农场会议确定：对于公社化以来有并入集体所有制公社生产队的农场要进行整顿，要完全根据社员的意见，通过民主协商确定他们退与不退。
　　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农场举行党委会议，传达上级指示并决定：1959年并入八五八农场的公社生产队，原则上都退出农场回公社去，恢复集体所有制。但对于边远地区社队和少数队员，通过教育仍然坚持留在农场的，可以留场。2月23日，农场印发的文件规定：“坚决做好公社生产队退场工作，春耕前要把这项工作处理完毕”。三月份农场组成工作组，会同虎林县各有关单位协商并入的公社生产队退出农场的问题。4月15日结束此项工作。这次场社分开，除四方、同化、战胜、大院、红部、振兴、安兴、仁义八个自然屯留场外，其余并入之社队全部退出农场，恢复集体所有制，恢复公社生产队建制。由公社并入土地、大牲畜、农具、房屋等，随同社员全部退出。在合并过程原公社之大牲畜已死亡的、农具已损坏或丢失的，全由农场折价赔款。据农场党委会议记录记载，这次共退出八千人口，二千劳力和近十万亩土地。农场在处理场社分开过程中，不仅在财物两个方面承担了很大的经济损失，而且遗留的经济问题，多年扯皮不清。


　　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农场于1962年3月开始精简职工队伍，到1964年9月告一段落。这期间、北大通、吉祥、安兴、穆棱河四个分场和二级制八五八农场共减退职工737人。他们主要为1958年以来招收的职工，绝大多数为1958年随军转业之军属和1959年进场的山东女支边青年。她们在建场初期为农场建设出了力，流了汗，吃了苦，在农场最困难的时刻以自己顽强意志和坚定信念度过了艰苦岁月，对于被减员退职，尽管思想不通，但在行动上顾全大局，以自己退出职工队伍的实际行动，分担了党和国家的困难，分担了农场的困难。她们的思想境界是高尚的。党中央后来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如果没有那次调整，就不能度过当时严重的困难。……大批职工响应党的号召，……他们顾全大局，分担了国家的困难，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于她们的贡献，农场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