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文化大革命”在农场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1966年6月，在农场党委领导下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全场开展对“三家村”、“四家店”的批判。7月，开展对新闻、出版、文艺、教育、卫生等界的批判，农场中小学教师集中到虎林镇学习、自我检查、开展批判。8月，全国兴起“红卫兵运动”，很快运动波及农场。9月2日农场的中学生和各单位群众代表1,200人在场部召开“破四旧点火大会”，当场将一批演出服装、古典图书当“四旧”烧毁。9月3日农场“红卫兵” (主要是中学生和各单位贫下中农老职工)召开代表会议，全场的基层单位成立“红卫兵”组织。“红卫兵”开始“走向社会”揪斗“牛鬼蛇神”。12月9日，农场中学生18人组成两个“红卫兵长征队”，离校徒步行军“大串连”，于1967年2月9日返回农场。


　　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1月29日，农场各单位造反派组成“造反联合兵团”，并宣布夺取农场党、政、财，文一切大权。造反派全面夺权以后，组成二十六人的“接管委员会”掌权。农场党组织陷于瘫痪状态，农场的领导干部、队的领导干部受到批判或斗争，“靠边站”，广大党员被迫停止组织生活。造反派在发表的“接管公告”中说：“原八五八农场的党权、人权、财权、物权、计划权从现在起由革命造反派联合接管委员会统统接管起来，保证夺得的权利牢牢掌握在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农场公章、农场党委公章、农场政治处公章从即日起由接管委员会封存，以接管委员会代行一切权力”。一时，全场各种造反组织纷纷成立。3月由农场武装部拿总组成“生产指挥部”，主持全场生产工作。


　　造反派“联合夺权”以后，各造反派的认识很不一致，以机关《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全无敌》战斗队为代表的一些群众组织，认为1月29日的“联合夺权”，是“大杂烩”夺权，不是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因此，这两个组织于4月7日宣布：从“接管委员会”手中夺取广播、公安大权。围绕两次夺权，从机关到基层很快产生两种态度：拥护支持从“接管委员会”手中夺广播、公安权的，联合起来，形成一大派，称为《红联》；反对的很快也联合起来并于5月29日正式宣布成立《五二九派》。至此农场两大派正式形成。两派都想尽快再次夺取农场大权，并不断打“派仗”。在“派性”斗争中，《五二九派》受到农场武装部、驻军的支持，自认为是“造反派”，而对方为“保守组织”。《红联》也自认为是“造反派”，对方是“保守组织”。双方都向社会寻求“援助”。当时，全省性《捍联总》、《炮轰派》的内战已被挑起。黑龙江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黑龙江四十年》一书这样写道：“潘复生、汪家道通过省革命委员会指挥“捍派”，调动一切专政工具围剿“炮派”；“炮派”也采用各种方式与之抗衡。农场《五二九》支持“捍派”，队伍迅速扩大。与农场《红联》，虽未形成武斗，但互相指责，互相攻击，从未停止。大字报、小字报、传单泛滥成灾。


　　在“派性”斗争中，《五二九派》于1967年10月3日，宣布“重新夺取农场党政财文一切大权”，并成立接管委员会。这次夺权受到农场武装部的支持，称这次是“左派夺权”。10月24日，原副场长郑强受林彪、江青反革命路线迫害，自缢身亡。造反派称郑强为“叛徒”、“走资派”，对其不断批判。


　　《五二九》夺权后，即积极着手筹建一派掌权的“革命委员会”。当时形势，《黑龙江四十年》一书写道：“(1967)9月6日，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我省捍炮两派代表在北京开始谈判。十二月，双方达成了实现大联合的十二条协议。由于潘复生继续坚持一派掌权的立场，全省的大联合并未真正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对此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五二九》自称：“红联组织已垮”，并上报合江革委会。1967年12月12日，合江地区革委会同意建立“八五八农场革命委员会”。12月20日，一派掌权的革委会宣布成立。农场党委书记林全朴任主任，场长张克法、副场长范德仁、武装部长张凤岐三人任副主任。此外《五二九造反派》的代表16人为委员，其中三人为常委。革委会宣市成立时声称：“造反派奋起千钧棒，彻底砸烂了我场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揪出了黑爪牙蒋述芝、郑强之流，夺了被他们窃取的一切大权”。农场革委会组建之后，各基层单位相继建立了革委会。
　　1968年开始，潘复生在全省开展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的斗争。农场成立“治安指挥部” ，队成立“治安小组”，实行所谓“群众专政”，罗织编造种种罪名强加于人，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很多干部群众被关进“牛棚”，他们的罪名繁多，诸如“叛徒”、“特务”、“走资派”，“坏头头”、“右倾翻案急先锋”、“黑干将”等。仅1968年7月25日，农场革委会就一次批准农场党委副书记蒋述芝等七十人为“十种坏人”。随着反“右倾”不断深入，到1968年12月，农场三名革委会副主任张克法、范德仁、张凤岐，均被当作“阶级敌人”而揪斗，基层干部全部被揪斗或靠边站。据统计：“文化大革命”中，全场干部群众，247人被揪斗关押，有的遭刑讯。他们受牵连的亲属一千余人；被抄家的250户次；15人非正常死亡；58名职工以及他们的亲属被强行迁出农场；造成冤假错案164起，其中四人被以“反革命罪”分别判5-20年徒刑，四人被定为“现行反革命”，77人被定为“十种坏人”，“文化大革命”给农场造成一场大悲剧。
　　八五八农场革命委员会，于1969年1月20日被兵团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