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的起点


　　1963年1月，原合江、牡丹江农垦局合并，成立东北农垦总局。农场归属“东总”领导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建设时期。
　　1963年到1965年，农场在东北农垦总局的领导下，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和农垦部党组关于改革国营农场经营管理制度的“五条”和“十六条”。使农场逐步改变了落后面貌，解放了生产力，走向了稳步发展的道路，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调整生产队布局。对远离农场不便管理的虎山分场，交给曙光农场领导，同时接收京海农场成立一个分场。对边远的兴农三队和以人力、畜力为主的黑台四队分别交给当地公社管理。把部分经济效益差的专业畜牧队和副业队合并为农牧生产队，从而精简了机构，减少了非生产人员，避免了人力、物力、财力不应有的损失和消费。 二是进行“规划补课”。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农场在总局勘察设计院的帮助下，对各生产队进行了“规划补课”。通过规划，确定了场界、队界、经营规模、生产方针，因地制宜地制定了土地利用、水利建设、道路、涵桥、房屋建设等发展规划。从而为农场今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是更新农业机械，加强机务队伍建设。1963年以后，随着国家农机工业的发展，过去农场使用的大批外国机具逐步被淘汰，仅1963年就更新东方红—54拖拉机37台，占原有拖拉机的60％。农机具的大量更新，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改变了过去低效高耗的落后局面，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随着机具型号的逐渐统一，机务管理的规章制度，如维护保养制、修理工艺要求，以及田间作业操作规程等一系列农机工作规范也逐步健全和完善起来，每年的冬检冬训制度也得到了认真的贯彻，从而使机务队伍的技术素质，达到了较好的水平。
　　四是注意科学种田，加强干部培训。1960年以前，由于农场处在大发展时期，加上“左”的“浮夸风”、“瞎指挥”的影响，忽视了科学种田和干部培训，结果导致了农场的严重经济困难。反面的教训，使大家清醒地认识到，不讲科学，不学技术，不懂管理，农场就不能摆脱落后的面貌。1963年到1964年冬，总局党委顺应了这个客观要求，对农场各生产队的队长，分期分批地进行了培训。在培训中结合春播、夏锄、麦收、秋收等四个作业环节，进行系统的农业技术教育。并进行如何当好生产队长的学术讨论。通过培训，使农场的基层干部，大开眼界，大长知识，为科学种田提供了理论技术基础。如机械除草、合理轮作、小麦分段收割等新技术就很快在农场推广。
　　五是端正经营思想，加强经营管理。不贪大求快，不盲目冒进，坚持“以农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副业生产坚持“因地制宜经营有利”的原则。做到生产观点、经济观点、群众观点相统一。财务管理坚持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克服“供给制”思想，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原则。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堵塞损失浪费，保证按时发放工资。
　　六是改革工资形式，实行基本工资加奖励的办法。改变过去单纯的“月薪日记”的计时工资制，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同时还保证了职工收入不低于原来的水平，并能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因而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七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进领导作风。1963年3月，农场开展了“向雷锋同志学习”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随后又开展了生产建设好、经营管理好、贯彻政策好、政治思想好、职工生活安排好的“五好”场队、“五好”职工活动。同时农场在贯彻“五条”“十六条”过程中，还开展了是建设社会主义，还是吃社会主义；是发展生产力，还是束缚生产力；是走自力更生道路，还是向国家伸手要钱；是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同工同酬的分配制度，还是永远保留等级固定工资制度的讨论。这对振奋革命精神，改进领导作风，发扬艰苦奋斗传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64年秋，农场进行了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1965年8月，八五一○农场社教分团先遣队进驻农场，同年11月，社教运动全面开展，群众揭发检举坏人坏事，领导干部开始“上楼”、“洗手洗澡”，经过一年时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基本结束。上述事实表明，当时农场由于领导体制集中统一，政策对头，方法得当，加上物质、技术上和组织思想上的保证，使农场的经济面貌有了显著的好转。1965年粮豆单产183斤，比1960年增长四倍多，经营盈利21万元，扭转了从1960年以来的严重亏损局面，使农场建设出现协调发展的新时期。这里要指出的是，党委书记赵其昌，在这一困难时期，由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浮夸，不交过头粮，并大力倡导搞小开荒、种自给田，这就为全场度过灾荒，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但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农场这几年打下的尚不稳固的基础，又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从此农场又进入了一个动乱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