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文革十年(1966--1976年)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农场“文革”是跟社教运动紧紧连在一起的。1966年7月，全国拉开了“文革”序幕。那时，农场社教运动还没有结束，社教工作队号召全场干部职工和群众要紧跟全国形势，站在运动前列。并组织开展对“三家村”、“四家店”的批判。当时场直东海中学学生首先发难，“批判旧教育制度”，并声称要揪出中学的“三家村”，矛头直接指向学校的部分领导和教师。几天之内，大字报布满校园，连有些领导和教师的办公桌上都贴满了大字报，并逐步转向农场领导。从此，农场的“文革”动乱开始了。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全国红卫兵。消息传来，东海中学学生首先行动，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红色造反团”。八月下旬，全校红卫兵纷纷进京并到各地串联。
　　1966年9月上旬，职工群众自愿结合，组织“造反”团体。不多几天，全场就出现群众“造反”团体285个。从那时起，群众组织活动便代替了党团活动。
　　9月下旬，农场各“造反”团体联合起来在老场部(现四分场)召开火烧场党委“炮打司令部”大会，与会者千余人。场长许云成、书记宋云彪、副场长刘德惠、副书记李振海、工会主席关克权以及前任书记赵其昌等十余名领导干部被揪到主席台前，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不断高呼“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大会后，各基层生产队也纷纷效尤，批斗当权派。
　　1967年1月4日，上海“一月风暴”之后，2月2日黑龙江省“造反派”也夺了省委的权。这场夺权风暴也刮到农场。同年2月10日晚，东海中学红卫兵、二分场“造反派”，连夜拉出队伍，夺取了农场一切党、政、财、文大权。从此，农场党委彻底瘫痪了。这次夺权斗争得到当地边防部队领导的支持。随后，农场党委书记宋云彪、副书记李振海、副场长刘德惠被揪了出来，隔离关押斗争审查。各生产队也随之而起，一时间，揪斗之风愈演愈烈。
　　1967年3月14日，各“造反”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了由干部、工人代表、红卫兵代表参加的接管委员会，一切权力都集中到这个接管委员会手中。1968年3月10日，在接管委员会的基础上，农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原场长许云成当选为革委会主任，还有工人代表、红卫兵代表当选为革委会常委。同时，各作业区，生产队也都相继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1967年11月26日，鸡东县召开深挖“三特一叛”大会，会上提出要“刮十二级台风”。随后，农场也紧跟照办。在“深挖”中，群众整领导、群众整群众的现象十分严重，互相之间抓辨子、打棍子，搞得人人自危。并施用各种刑罚，大搞逼、供、信。结果，全场在“深挖”中，造成较大冤假错案20起，错揪错斗249人，其中干部69人，工人、家属172人，致死者12人。
　　1968年10月，沈阳军区派遣一部分现役干部来农场准备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十四团。当时黑龙江省和垦区正在狠反右倾、大抓漏网走资派。现役干部为适应这一政治气候，于1968年12月18日，集中全场干部、群众1，000余人，开始了为期32天的反右倾大会。揪出场级，科级和队级干部20余人。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了新的冤假错案，使许多基层干部心有余悸，对工作不敢抓、不敢管，领导班子都处于瘫痪状态，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农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