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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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览农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农场所走过的道路是极其艰苦曲折的，也是十分光荣的。三十六年来，创业者们在党的领导下，怀着屯垦戌边的豪情壮志，在北国边陲郝家屯，摆开了向地球开战的战场。经过三十六年的奋斗，农场已经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工交、电信、文教、卫生等配套齐全的现代化的国营农场了。她不仅在经济上是商品粮基地，而且在国防上是重要的边防要地。这说明，农场的建设者们所作的贡献是显著的，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但是，应当看到，我们农场作为国营农业企业来说，经济效益是很不理想的。经营三十六年来，盈利年份只有16年(盈利总额1，095.1万元)，亏损年份竟达19年(亏损总额2，079.8万元，未算1948年)，盈亏相抵，净亏984.727元。当然造成亏损有种种因素：如社会性、政策性开支过大(三十六年全场社会性、政策性支出共1，390万元)，特大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及“左”的干扰破坏等等，然而，无庸讳言，主观方面的因素应是主要的。因此，如何从过去的成功与失误中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出一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营农场的道路来，已成为我们一项十分紧迫的历史任务了。
　　回顾三十六年的实践，我们到底有哪些带规律性的东西需要加以认识和总结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下列各点：
　　一、农场的管理体制，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
　　实践证明，凡是符合生产力状况和体现生产关系要求的领导管理体制，就能促进农场经济的发展，否则，就会造成干扰，减慢发展速度，甚至造成严重的损失。如“东总”时期，不论领导体制、管理制度、分配政策、工作方法都比较趋向实际。所谓实际，就是比较符合垦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因而出现了农场建设的黄金时期。后来，“东总”一改兵团，体制新、干部新，带来了某些盲目性和瞎指挥，使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脱离，结果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和浪费。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象垦区这样大的现代化国营农场群的领导管理体制，一定要相对稳定和相对集中，要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采取国家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防止政出多门，或很多“婆婆管媳妇”的局面，只有这样才能使农场的体制得到稳定而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同样，农场内部的管理体制也要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变化无常。过去农场的管理体制几次变动，分场改作业区，作业区改营，营又改分场，来回折腾，造成的损失和浪费是不小的。今后对农场内部的体制变动、机构设置，应以有利生产、有利提高经济效益为原则，要进行可行性研究，权衡利弊，慎重从事，决不能以某个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要从客观实际需要出发，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领导管理体制。这样才能使农场的领导体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二、把提高经济效益摆到中心位置上来，搞活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再强调，经济效益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核心，是我们考虑一切经济问题的出发点。毫无疑问，农场是企业，应当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来考虑问题。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路线的干扰，大批所谓“利润挂帅”，结果使各级领导没有甚至不敢把提高经济效益放到应有的位置上来。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只讲生产不问成本，只讲经营不问利润的错误倾向。因而在很多场合，组织某项生产，不是首先考虑经济效益，而是凭一时的需要或上级的指令，一轰而起，一轰而散。最典型的例子是1958年的大炼钢铁，又开大铁矿，又建小高炉，几百人轰轰烈烈大干一百多天，结果损失达几十万元。尔后，在大搞改土造肥，大搞农田水利，大搞工副业生产等方面，也出现不少忽视经济效益的状况。如原二营的湖水上岗工程和钙镁磷肥厂的上马和下马，就损失近300万元。可见，忽视经济效益的指导原则，其后果是严重的。这里给我们两条启示：一是兴办任何经济项目，必须讲经济效益，忽视效益的经济活动，必然会走向衰退或失败，这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谁违背它，谁就要受到惩罚。因此，今后各级干部，必须把提高经济效益摆到中心位置上来，力求用最少的劳动消耗，获得最佳的经济效果。即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更大的产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积累资金、增加职工收入和扩大再生产的目的。二是今后考核企业，一定要以经济效益的综合指标为依据，不能片面追求规模和速度，要把效益和速度统一起来，否则农场的经济就得不到稳步健康的发展。
　　实践还告诉我们，要提高经济效益，必须搞活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过去由于忽视经济效益，结果也忽视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而且，长期以来，还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这样做的后果是使农场的商品生产率很低，自给性生产的比重很大。以1983年例，从农业总产值中看，粮食占87.9％，林业占5.8％，畜牧业占4.6％，副业占1.3％，渔业占0.4％。从商品率看，粮食只有51％，畜牧也只有30％，其他各业不到2％。可见停留在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水平上，除一点点粮食和畜产品外，拿不出更多的其他产品来出卖、来交换，怎么能获得较多的经济效益而改变贫困面貌呢?所以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不断开拓商品流通渠道，已成为农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事实上，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一方面“供给制”、“大锅饭”、“自给自足”的旧框框将不断被打破，不论农业内部、工业内部，都将分离出大批的剩余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组织他们走专业化、商品化的道路以外，没有其他出路。另一方面，各企业之间，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大，经济效益被重视，价值规律被运用，“竞争”将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不尽快把农场经济，转移到商品生产的轨道上来，那是要被动挨打的。因此我们必须按照商品经济规律，组织商品生产和流通，采取全民经济为主，集体、个体一齐上，并把农业和工业，主业和副业合理地组织起来，做到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现代化的农业经济迅速地向前发展。
　　三、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大力发展工业，是农场致富之本。
　　
　　我场地处鸡西、密山之间，交通方便，自然资源丰富，发展工业有较好的条件。农场从1958年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先后建立了煤矿、焦化厂、化工厂、玻璃厂等工业企业11处。到1983年底，工业总产值达936.7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占全场总产值的37.4％。有职工2，274人，占全场职工总数的26％。三厂一矿累计为农场提供利润达1，000万元。实践证明，大力发展工业对开发本地资源，对提供流动资金(现在每月为农场提供流动资金约25万元)，对扩大就业门路，对改变单一的经济结构，对改善职工生活等等，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农业受灾，资金紧缺的情况下，工业经济的作用就显得更加突出了。所以，不论从宏观上讲，还是从微观上讲，发展工业是不能忽视的，稍一忽视就要吃苦头。如1980年，由于农场对工业体制、分配办法、领导班子、生产经营(产、供、销)等方面的矛盾研究不够，解决不力，结果亏损93.9万元。工业一亏损，给农场的经济增加了很大困难，所以很多职工说：“工业、工业，农场的经济命脉，抓住这条命脉，就能振兴各业”。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无工就不能富”。为此，我们应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进一步把握发展工业的规律，如掌握信息、看准项目、巧筹资金、启用人才、引进技术、开放经营、科学管理等等，都是我们认真研究的新课题。只要我们以开拓者的精神，在上述诸方面，探索前进，农场的工业振兴是指日可待的。
　　四、要加快农场建设步伐，一定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实践证明，农场经济要发展，一定要重视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因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相当重要的生产力。马克思称它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而人才又是发明、掌握、运用科学技术的主人，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才就更加可贵。过去，农场的经济建设，能发展到现在这样大的规模，哪一项不是依靠知识、依靠人才取得的?所以，有知识，有人才，就百业振兴，无知识，无人才，就百业俱废。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是经历不少的。如湖水上岗工程之所以半途而废，钙镁磷肥厂之所以下马停产，主要原因就是缺乏人才，缺乏科学的勘察、设计和可行性论证。因此，在今后科学技术日益发展并直接转化为新的生产力的情况下，我们更要重视知识，尊重人才，一定要把它摆到战略重点的位置上来，进一步肃清忽视教育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重视智力投资和开发，改革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教育，加强各行各业的科学研究，加快干部职工的培训，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他们的头脑。只要我们沿着中央这条正确路线走下去，就能从根本上提高整个农场的科学教育文化水平，
　　从而源源不断地为农场的“四化”建设输送各种各样的合格人才。
　　五、建立和完善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是调动职工生产积极性的根本措施。
　　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是搞活企业，提高经济效益，调动职工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根本措施。它的基本原则是责、权、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职工劳动所得和劳动成果相联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大锅饭”，克服了平均主义，起到了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的作用，贯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建场初期，由于注意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因而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到了六十年代初，为了克服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困难，在中央“八字”方针的指导下，在农场内部实行了“计划管理、定额包工、评工记分、以分计酬、差额补助”(职工月工资以29元为杠，杠以下打乱，实行以分付酬，杠以上差额补助)的分配办法。尔后，又实行基本工资加奖励和浮动工资(产量工资)制。尽管当时这种责任制还很不完善，但对克服平均主义，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使农场经济到1967年竟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盈利164万元。但是文化大革命一来，这种分配制度又被当作“修正主义”的东西加以否定了，结果又出现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弊端，严重地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按劳分配”的原则又得到贯彻，农场的经济责任制又逐步恢复和日益完善起来。
　　但是，从以往的实践看，农场的经营范围比较广阔，经营项目繁多，各行各业的生产力状况和人们的觉悟程度都各有不同。因此经济责任制，必须采取多种形式，不能搞一刀切。从当前农场的生产力状况看，对农业生产队的麦豆作物，既可承包到机务班组，也可承包到户，兴办家庭农场。对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各业，则可承包到户、到人或承包到集体所有制的班组。工业可采取开放经营，独立承包。在分配形式上，可采取联产联利计酬。超利润分成，定额上交，盈亏包干等等。总之，经济责任制的核心是个“包”宇，也就是说，不论工、农，商、林、牧、副渔等经济部门，人人都要对农场、对国家负责，承包一定的生产任务或工作任务(岗位责任制)，都要把“责”字放在首位。在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兼顾的原则下，又要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同时还要有科学的承包指标和测算，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更要有过细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只有遵循这些原则，才能真正把经济责任制搞好。
　　六、以全民经济为主导，发展多种经济形式。
　　在全民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集体，个体经济，是符合农场生产力状况的。1962年，在当时中央“八字”方针的指导下，曾出现过如自留地、自给田，小开荒、家庭养殖业等职工家庭经济，还有农贸市场。这对发展经济，活跃市场解决闲散劳力就业，增加职工收入，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时职工把这些政策，比之为救命政策。可是后来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的干扰和“十年动乱”的冲击，使农场的经济结构，又回到了清一色的全民经济上来出现了“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的不正常状况。比如以1983年为例，全场分离出来的职工就达1，600人，还有200多名职工子弟要求就业，这就是说有1，800多人没有活干。但是在全民经济内部，由于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很多行业发展不起来，如养殖业，手工业，食品加工业以及修理、缝纫、饮食、服务业等等，有活没人去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场遵照党中央关于搞活经济的政策，在发展全民经济为主的前提下，并注意发展了集体经济和适当发展了个体经济，这对农场内部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确实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到1981年，农场有集体企业51个，有工人1，416名，有耕地6，219亩，经营项目有基建、红砖、水泥瓦、养殖业、种殖业、饮食、服务业等等。这年纯收入46万元。除留公益金、公积金外，人均收入247.9元，到1983年人均收入480元。
　　个体经济也有相应发展。到1983年底，有个体商店26户，被服加工11户，饭店5户，面条加工7户，养兔15户，养鸡150户，养猪2，000户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国营农场内部，发展多种经济形式，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农场现阶段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的。因此它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今后我们的任务，关键在于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清各种经济形式的不同性质和特点，制定合理的政策，积极引导集体、个体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
　　七、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干部职工的精神素质。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在强调经济效益、按劳分配、物质利益等原则以后，有人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不重要了，可以靠边站了。很显然，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观点。回顾历史的成功与失误、前进与后退的经验教训，无不说明，要办好国营农场，光讲经济不讲政治，光抓物质文明，不抓精神文明是根本不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从来没有无政治的经济，也没有无经济的政治。经济决定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政治源于经济，又服务于经济。二者是不能对立、不可分割的辩证的统一体。事实上，农场的发展，如果离开了广大干部职工的高度爱国主义觉悟和艰苦奋斗、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是不可能建设起今天这样的物质文明的。可见，人们高尚的思想风貌和精神素质，对农场经济建设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说：“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其意义就在于此。
　　因此，今后在思想政治工作上，一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进行思想、理想、道德、纪律、传统教育。三要向各种腐朽的意识形态和种种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的经济利益和思想文化原则。四要采取积极疏导的方针，改善工作方法，防止简单粗暴。要纠正过去把一切都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左”的做法，不能把人们在条件许可下美化生活，也看成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总之，要通过多渠道、多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干部职工，树立起崇高的生活目的，健康的生活情趣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达到治贫穷变富裕，治脏乱变文明，治陈腐变先进，治愚昧变科学的目的。
　　农场三十六年的斗争实践，为我们提供的经验是十分丰富的，也是很可宝贵的。总结过去是为了指导今后。当前，全场上下正在为实现党中央确定的，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而奋斗。决心从1980年的2，171万元，增加到2000年的9，630万元，比1980年增长3.4倍，每年平均递增7.7％。全员职工平均年创产值1万元，比1980年增长3倍。经营利润由1980年的188万元增加到1，200万元，增长5.4倍。人均国民收入由1980年的486元，增加到2，400元，达到小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