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峻的考验


　　1960年，我在八五一○农场一分场(现四分场)任党委书记。这年春天遭到了雨涝灾害，直到五月份，大雨仍绵绵不断，机械不能下地，大田播种无法进行，眼看播期要过，干部职工都很着急。但农场有的领导，缺乏冷静的头脑，一个劲地催种催播，结果下面就蛮干起来，大搞人海战术，冒着大雨去抢播：人工撒、耙子搂、脚跟踩、棍子捅，什么播种招数都用上了，真是五花八门。农场、分场机关也组织干部下基层进行督战。就这样，地是种上了，种子用了不少，可出苗不多。到了七月，玉米地的苗寥寥无几，有的一亩地只有几十株苗，有的一株也没有，大豆地整块整块的缺苗，少数高岗地有点苗，也是星星点点，大部分地号绝产了。干部职工看到粮食歉收，灾荒已成定局，思想混乱起来，有的擅自离场，另谋生路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分场党委根据农场的指示精神，召开了干部会和职工会，向他们讲清灾情的严重性，发动群众讨论用粮计划，制定救灾措施，坚定抗灾信心；同时要求党员干部以身作则，顾全大局，和群众同艰共苦度过灾荒，保证不饿死一个人。接着，我们分场几个领导和机关干部，全力以赴狠抓秋收，协助各生产队做到精收细收，并和职工家属一起，下地拣粮。那时拣粮真是一粒一粒的拣啊!一粒大豆、一片白菜叶子、一把萝卜缨子，甚至连草粒、秸杆都拣了回来。秋收一结束，就把口粮减了下来，每人每天六两。有一个星期，每人每天只吃四两粮。这样低的口粮标准，大家吃不饱，饿得慌。怎么办?于是，我们就发动群众大搞代食品，有的把豆秸、玉米秸用棒子打，用搓板搓，上锅煮，加水熬，沉淀后取淀粉吃，这就是当时所谓的高级代食品。至于豆饼、麦麸子更是高级代食品了。尽管采取了这些补救措施，但因口粮太少，营养匮缺，到1961年1、2月份，在部分干部、职工中发现了浮肿病，而且还逐渐增多。农场为此成立了浮肿病防治委员会，分场也成立了领导小组，增发大豆，补给豆浆、白糖等，积极进行防治；与此同时，我们分场几个领导，如场长周维森、副场长史成家，经常深入到生产队，走门串户，及时发现问题，尽快加以解决。如西南岔林业队，距分场远，地处边境老林，浮肿病患者较多，有的职工生命垂危，周维森场长步行七，八十里，到那里及时发现了灾情，并采取了果断措施，从而控制了灾情的扩展，避免发生了大的问题。那时，虽然生活非常困苦，人人饿着肚子，但干群之间，互相体贴，互相照顾，谁也不肯多吃多占，都自觉遵守纪律，保护粮仓，爱护粮食，很少有偷摸现象。有一件事，使我深为感动。记得是1961年春，由于我的工作比较劳累，又加上营养不足，身体日渐虚弱患病了，有的职工过意不去，就给我家送去几棵白菜和几个萝卜，我当面谢绝了。可是，有人又在深夜把白菜和萝卜悄悄地送到我的家门口。我只好把它送到职工食堂去。由于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度过了灾荒。到1961年3月，口粮增加到每人每天一斤，一些重体力劳动者增加到每天一斤半。这样大家的体力逐步得到了恢复，保证了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使我们经受住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本文作者：许云成，现年64岁。原八五一○农场场长，后任嫩江农场场长、青龙山农场党委书记。现为青龙山农场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