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附录
附录

　
　　　　　　　　　　　　　　　 　一、特　　载
　　　　　　　　　　　　　　　　龙镇农场地震前兆
　　　　　　　　　　　　　　 龙镇农场气象站 于生江
　　1986年2月9日20时43分和3月1日1时7分，在德都县龙镇西南部，分别发生5.0级和5.3级中强地震，这是建场以来黑龙江省遭受破环最严重的地震灾害。龙镇农场西半部及讷谟尔乡北半部 （N48°34′～48°34′、E126°34′～126°42′）处于极震区中，震中裂度达7度。凡发生地震都是有前兆的，因此地震也是可以预测预防的。我们应该千方百斗要搞好抗震防震工作，以尽可能地把地震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在这两次地震前，有许多异常现象，主要表现在动物、井水、地声、地光等方面。现将其中12方面的40个典型事例介绍如下：
　　一、地声地光和发生地震时的景象
　　1、2月9日晚不到9点钟，距震中北侧 5公里的十四生产队，干部付某某上邻居家串门。他说，我刚要开门，只见一道蓝光闪动，耳听闷雷震荡，然后大地剧烈地颤抖，房屋也颠簸起来，我失去了重心，不知所措。
　　2、2月28日晚上，距震中西北 2公里的十六生产队。该队干部张某某说：我们在办公室打卜克，半夜时忽然感觉地在动，电灯摇摆，紧接着就听地下轰轰隆隆象擂鼓，响声特别大又非常难听，我被震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兰绿色光线在窗外闪耀，地面和房子上下蹦跳，同时左右摇摆，房梁嘎嘎直响，我们 4人东倒西歪，床上睡觉的人一下子摔到地上，顿时墙壁断裂烟囱倒塌，幸好没砸坏人，3～5秒钟后才平静下来，我急忙跑到室外，只听禽鸣狗吠，人们一片喧哗，屋里外头都闻到一股臭味。
　　3、2月28日晚，十六队学生刘某某起夜，碰巧发生地震，她说突然听到轰轰的响声，特别吓人，屋里地面也跳起来，心想又地震了，就急忙往外跑，手刚一触门就被抛出门外，一道道白光闪动，只见房子一起一落地扭动，好象皮球一瘪一鼓的样子，瓦片飞下来打破了我的头部。
　　二、老鼠乱窜呆滞搬家
　　4、第一生产队距震中东北8公里。该队付某某说：以前我家老鼠特别多，2月9日地震前3～4天突然都搬走了，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5、 实验站距震中东北12公里。该站刘某某说2月9日地震前2～3天老鼠特多，大的小的都有，满地乱跑，不怕人。
　　6、实验站张某某说：3月1日地震前6小时，我家里老鼠乱窜，都迷迷糊糊的，我一连打死5只。
　　三、鸡鸭鹅乱叫闹架
　　7、 十四生产队张某某说：2月9日地震前两天，我那50多只白鸡都不爱吃食，叫声异常，临震前几小时乱飞乱撞，想逃出室外。3月1日地震前也有类似情况。
　　8、 第一生产队杨某说：我家有十多只母鸡，2月9日地震前半个月，刚黑天就有好几只打鸣的，3月1日地震前也有这样的现象。
　　9、2月28日晚，实验站杨某发现两只母鸡不进架，怎么撵也不进，飞到高处住宿，结果后半夜就地震了。
　　10、第一生产队付某某说：2月9日地震前半个月，我家70多只鸡都不爱吃食，产蛋量由40多个减到不足10个。
　　11、十七生产队距震中西北7公里。该队赵某某说：我家有 7只鸭、7只鹅，2月9日地震前十来天，天天夜里常常一阵一阵地呱呱乱叫，3月1日地震前也有相似情况。
　　12、第十六队张某某说：我家的鸭鹅，在这两次地震前3～4小时，总是呱呱乱叫。
　　13、场部距震中东北10公里。居住场部的钱某某说：2月28日深夜，我家4只鹅突然惊叫起来，接着鸭子也跟着乱叫，停几分钟后还叫。
　　14、实验站卫某某说： 2月28日晚10点多，突然听到鸭子呱呱乱叫，扑打着往外撞，我以为闹黄鼠狼，出去查看啥也没发现。
　　四、麻雀吵架不进窝
　　15、第十七生产队王某某说：我发现这两次地震前1～2天，麻雀晚上在树上过夜。
　　16、场部杨某说：3月1日地震前两天，我发现深夜里麻雀不安宁，一阵一阵地老是吵架。
　　17、实验站潘某某说：2月28日深夜，我养的3只苏雀突然惊叫乱扑腾，往笼外撞，不一会就地震了。　　
　　五、鸽子乱咕咕 不进窝
　　18、第十七生产队牛某某说：我养的 4对鸽子，在这两次地震前3～4天，乱咕咕不进窝，落到水泥晒场上过夜。
　　19、实验站刘某某说：我家两对鸽子，2月9日地震前3～4天，就表现惊慌，晚上站在房脊上咕咕乱叫，吵得左邻右舍睡不好觉，第二次地震前也这样。
　　六、牛马惊慌不进圈
　　20、第十四生产队张某某说：我养 9匹马中有匹白马，3月1日地震前两天，不爱吃草，惊慌不安，拽不进圈。
　　21、第十七队苏某某说：我养的一头牛，3月1日地震前很不老实，总是大叫。
　　22、第十七队赵某某说：我我养的 8匹马，在这两次地震前3～4天都不爱吃草，惊慌不安，总是刨槽，地震后就好了。
　　七、狗咬主人 狂吠不安
　　23、场部林某某说：2月9日晚6点来钟，我家的狗突然发狂咬我，拦住门不让我进屋。
　　24、第十七队刘某某说：我家的狗，头次地震前5～6小时狂吠不止，第二次震前两天这狗趴地哀嚎，把窝也扒倒了。
　　25、第十七队王某某说：2月9日地震前1天，我们一栋房的3条狗，一边扒坑一边朝着太阳哀嚎；第二次地震前一天，也有相似的反应。
　　26、十六队韩某某说： 2月28日晚10点来钟，我家的小狗崽在屋里乱叫乱闻，扒门往外跑，放出去又往回钻。2个多小时后就地震了。
　　27、十六队张某某说：2月28日晚10点多，门前有六七条狗，来回地乱跑乱叫。
　　28、实验站龚某某说：2月9日白天，我家的大黑狗趴在窝里不出来，浑身发抖，喂食也不吃。晚上8点多地震时，这狗叫了几声跑出窝来，给它的东西都吃光了。
　　29、实验站赵某某说：3月1日地震前两天，我家有一条 3个来月的小狗，不爱吃食，也不到外边玩，撵出门外吓得夹着尾巴往屋里跑。临震前4～5小进钻进柜底下，我们打卜克，深夜12点多突然大叫，过几分钟又大叫，大家说可能要地震吧，就散伙了，不一会果然地震了。第二天小狗活动正常。
　　八、猫惊恐不安 离家外逃
　　30、场部包某某说：我家有个宝贝，能报地震，这两次地震前两天，我家的大猫总是惊恐不安，跳上跳下到处乱叫，人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
　　31、十七队张某某说：在这两次地震的前2～3天，我家的大猫就离家逃跑，地震过后就回来了。
　　九、猪不爱吃食 拱圈乱叫
　　32、十七队赵某某说：3月1日地震前两天，我家老母猪不爱吃食，不进圈，圈进去又跑出来。
　　33、场部田某某说：3月1日地震前2～3天，我家的一口肥猪不老实，在圈里乱拱乱闹，怪叫声很吓人。
　　十、人感觉发闷恐惧烦燥
　　34、十七队王某某说：2月9日地震前两天，我心里特别恐惧，不知怕什么，睡睡觉就醒，除夕夜全家团圆，按说该高兴，可我烦闷得很，地震后心情恢复正常。之后，我与指导员谈及此事，他说那几天我也有同感。
　　35、实验站张某某说： 2月28日夜间12点多，我一岁半的小子起来吃奶，爬到他妈身上直喊害怕，他妈打了他两下，说电灯亮着你怕什么，他还是喊害怕，半小时后就地震了。
　　十一、井水发浑有味 有升有降
　　36、实验站电工马某某说： 2月9日地震前1个月，抽水时发现水位突然下降，临震前两天井水发浑，地震后更浑，象黄泥汤似的，人们都不挑。
　　37、一队有口20来米深的土井，杨某某说：2月9日地震前2～3天水发黄发浑。3月1日地震前4～5天，水突然变清比平常还清，震后水位上升1米多。
　　38、十七队赵某某说：3月1日地震前1天，我家压水井，不用引水直接能压上水来。
　　39、十七队刘某某说：我家附近有一口7米多深的土井，3月1日地震前1天，发现水发黄有白灰味。
　　十二、地震前的月亮又大又红
　　40、 2月28日（阴历正月二十）夜晚，场部青年张某某看到又大又红的月亮离地球特别近，与往常不一样，结果下半夜就地震了。这次临震前的月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 8月15日（阴历七月初十）夜晚，他又看到又大又红的月亮，与3月1日地震前的月象相似，就向其父兄说：看今晚的月亮差不多还要地震，你们睡觉精神点。他本人和衣而睡，下半夜 2点多果然发生5.0级地震，他很快跑到室外，4点多钟又发生5.8级地震。
　　以上40条宏观异常现象，发生在临震前1天以内的17种现象都有，占100%；震前 2～3天的有13种，占75%，震前4～6天的有7种占40%；震前7天至1个月的有5种，占 30%。可见，临震前1～2天，异常现象种类多，数量大。而老鼠、家禽、井水反应的时间较早，这是大自然发出的信号。我们要宣传地震知识，坚持以预防为主，开展群测群防工作，发动群众经常观察，利用宏观异常现象，来监测震情，如有情况及时上报给有关部门；还要立足于群众的自测自防。这样，一旦发生地震，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纵横千里大决战
　　　　　　　　　　　　　　　　　　 马学利
　　1991年对于北安垦区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1988年由于严重的春涝，北安管理局有 100多万亩耕地没有播种，再加上历史上的种种原因，使全局经济落入低谷，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可是，全管理局20万人民没有被困难吓倒，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发扬了北安管理局特有的精神，即：“英雄顽强的作风，坚忍不拔的意志，不甘人后的性格，无私奉献的精神”，决心一年受灾一年恢复。1989年，全局打了一个翻身仗，小麦平均亩产 195公斤，创历史最好水平。1990年再接再厉，人努力，天帮忙，小麦亩产249公斤，连续获得第二个丰收年，使北安垦区获得了全面发展的转机。
　　多年来，北安垦区的经济一直在低投入下运转，全局平均每亩每年投入72元，最低的农场每亩每年投入只有46元。连续两年的丰收，经济有所好转，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职工心怀大局，没有先想到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而是集中财力、物力，夯实农业基础，增强企业后劲，发展第一生产力，平均每年自筹 3 000万元的资金增加农业机械，而干部已连续三年没发工资，职工大部分没有兑现承包所得，但他们首先想的是发展生产，夺取农业的新丰收。
　　农业的风险度大，1989年和1990年连续两年自然条件较好，各农场都获得了丰收。1991年自然条件不好怎么办？能否经受住自然灾害的考验？尖锐的问题摆在各级领导面前。各种信息气象预报，已经提前预示1991年的气象条件对农业生产不利。1991年北安垦区面临严峻考验。
　　农业是主业，农业如果掉下去，会使整个经济大滑坡。如果1991年的经济能够稳住，说明全局的抗灾能力增强，生产力水平有了一定发展，可以进入持续稳定协调发展阶段，人民生活条件可以进一步改善。如果稳不往，将是一场灾难，将重新跌入低谷。基于这一指导思想，管理局党委把1991年做为北安垦区的关键年，沉着策划，精心布置，果断指挥，制定出农业的目标为：小麦单产200公斤，油菜单产100公斤；大豆单产125公斤；粮豆总产4亿公斤，措施是立足全年抗大灾。
　　形势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春天旱，全局采取保墒措施，一次播种保苗，打响了春播生产第一炮，作物长势喜人，奠定了丰产基础。夏管时低温多雨，草势凶猛，全局采取人机药齐上的措施，战胜了草荒，打胜了夏管这一仗。麦收前，一派丰收景象，小麦预测平均亩产超过250公斤；油菜超过 100公斤，大豆也将超历史水平。人们兴奋了，北安垦区在沸腾。但是，灾情十分严重，全国18个省市受灾，北安垦区也未能幸免。管理局党委及时决策：横下一条心，纵横千里大决战，人机齐上抗大灾，誓夺第三个丰收年。与此同时，提出 5项硬措施，即：人工捆码小麦必须在20%以上，晒场面积必须占麦油收获面积的4‰以上；新建的粮食处理中心必须全部投入使用；原有的粮食处理中心必须全天候发挥作用；自走收获机必须配带 70%半链轨；割晒机原则上全部带上散铺器，充分发挥机械效率，打时间差，一开始就组织场内、场与场间收获机大会战，一声令下全局立即行动。逊克农场连夜动员集资50余万元购入半链轨，他们算了一笔账，小麦全拿回来将盈利800万元，拿400万元买设备，攒了家底还挣 400万元。如果拿不回来，全场将亏损千余万元，这是把钱花在刀刃上，打主动仗。龙镇等 5个新建食粮处理中心的农场千方百计，昼夜突击，终于在麦油收获前投入使用，派上了大用场，为麦油收获立了大功。赵光农场深入发动群众，最小的7岁，最长的81岁，男女老少4 000余人投入麦油收获战斗，小麦20%、油菜40%全部人工捆码。从7月到8月几乎没有几个睛好天气，灾情之重大大超过1981年、1985年。从7月28日建设农场开割第一镰，到8月30日全局麦收结束，全局上下齐奋斗，每天有4万余人奋战在麦海，终于取得了麦收全胜，亩产255公斤，又一次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今年小麦亩产的含金量与往年不同，是大灾之年获得大丰收，不仅产量历史最高，同时也塑造了人们高尚的精神境界，北大荒精神增加了新的光辉，培养了一大批能战胜特大涝灾的年轻指挥员。1991年的麦油收战役是一部壮丽的交响曲，是一座群英荟萃的丰碑，涌现出许多动人事迹。大决战的胜利绝非偶然，是历史的积累，行动的必然，有以下几点我认为应牢牢记取。
　　第一，各级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夺取抗灾抢收全面胜利的重要保证。
　　在抗灾抢收的战役中，我们的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作用，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注意发挥群团组织的纽带作用，大力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全局上下形成了一个合力，人们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人人为麦油收出力、献计。
　　赵光农场党委在党员中开展了“四比四不忘、五带头”等活动：一比思想，不忘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二比干劲，不忘起模范带头作用；三比精神，不忘发扬北大荒传统；四比奉献，不忘为党旗增添光彩。五带头：小立法带头执行；出满勤带头创一流；参加一切义务劳动带头；遵守规章制度带头；替群众排忧解难带头。逊克农场还实行了党员“挂牌”活动。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带病下一线，坚持指挥，哪里有困难，哪里有问题，领导干部就在哪里出现。麦油收期间，逊克农场各级党组织成员坚持一天24小时连轴转，每天夜里10点钟召开碰头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零点散会又分别抓落实。赵光农场场长赵永才同志，把两个上初中正放暑假的女儿送到麦油收第一线，参加抗灾抢收。二龙山农场的离退休干部自动组织起来请战参战。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深深地教育和鼓舞了职工群众，使他们在身处困境中看到了希望，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人人奋战在抗灾抢收第一线。二龙山农场四分场人工收割油菜面积10%，红星农场人工收割油菜面积52%。广大机务人员连续作业，敢打敢拼，有很多驾驶员几天几夜不下车，昼夜突击抢收，立下了汗马功劳。在麦油收中，全局的各级领导干部在组织抗灾抢收的同时，带头捐款、捐物，支援重灾区。
　　事实证明，我们的各级党组织是一道道挡洪墙，是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广大群众从中深切地感到，党组织是有号召力、战斗力的，能一呼百应形成合力，只要党组织在，人民群众就没有危机感，就有办法、有希望。只有平时不断地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思想教育，关键时刻，各级党组织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才能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战胜困难。
　　要努力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危急关头表现出来的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在日常工作和生产中充分显示出来，真正做到“平时看得出，困难时站得出，危难时冲得出”。
　　第二，继承和发扬北大荒精神，是战胜灾害，战胜困难的无穷动力。
　　整个麦油收期间，发扬英勇顽强的作风，坚忍不拔的意志，不甘人后的性格，无私奉献的精神，已经成为全管理局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抗灾抢收。
　　麦油收开始前的连续降雨，使大部分小麦油菜田土壤水分饱和，不仅装上半链轨的收获机械行走时几乎全部陷进泥水里，即使是人站在地理，也难以行走。链轨板时常被泥糊住，机务人员就用手抠，随时清理行走部件，坚持抢收作业。职工干部站在没膝深的泥水里抢割、捆码，一身汗，一身泥，每挪动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广大干部群众不悲观、不畏难，抗灾夺丰收的决心不减，士气不衰，使麦油收战役始终处在男女老少齐参战，与天争时，与地争粮的高潮中。很多离退休售货员不顾年老体弱，自觉投入抗灾抢收大会战。糖厂、商业处等局直单位的职工们顾全大局，服从抗灾抢收需要，组织力量投入会战；物资、医疗单位和部门坚持一切为了抗灾抢收这个中心，一切服从于抗灾抢收，送件到基层，送医送药到一线。全局形成了团结一致抗大灾，奋力拼搏夺丰收的局面。报社、电视台、各种宣传舆论工具围绕麦油收指挥部的各项重要指示，宣传第一线涌现的英雄模范事迹，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加快了麦油收的进程。
　　从麦油收一开始，全局始终保持了较高的出勤率，累计投入人力64万人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最高峰每天有 4.3万人坚持在抗灾抢收第一线。在自觉坚持抗灾自救，抗灾抢收，夺取大丰收，弥补东部兄弟管理局灾害损失的同时，全管理局干部职工还先后两次捐款30多万元，捐献草袋，麻袋10万条，支援省内外重灾区。
　　现在，我们夺得了小麦油菜的第三个丰收年，这个成绩确实来之不易。在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时，决不会忘记发扬北大荒精神的重要性。特别是我们垦区的生产、生活条件还比较艰苦，百亿斤商品粮基地建设面临着繁重而艰巨任务的时候，只有时刻不忘继续保持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才能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把社会主义农垦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第三，正确决策，科学指挥是把握主动，战胜灾害，夺取胜利的关键。
　　春种秋收，从事种植业的人都希望有个好收成。多少年来，我们年年都有如此的愿望。但是，由于北安管理局的特殊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风险性农业一直影响着北安垦区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即使如此，如果我们能在多年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做出正确决策，实现科学指挥，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取得较好的收成，也不是不可能的，更不是空想。今年，局场两级党委在连续夺取农业大丰收的时候，没有头脑发热，忘乎所以，而是针对北安垦区十年九涝的气象特点，从春耕阶段开始就把防大灾的准备放在重要位置。随着生产的不断深入，逐步把抗大灾摆上重要日程。一是春耕阶段，强调全面积、全作物、全过程以突出抗灾为目标，加强是作业标准化；二是夏管阶段，强调加强夏管的同时，必须重视和加强以康拜因检修为中心的夏检工作。所有收获机必须按照抗大灾的要求进行检修；三是夏管后期，管理局党委召开工作会议，专门研究今年麦油收的形势和特点，强调丢掉一切幻想，超前做好抗灾准备，落实抗灾措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对人工捆码面积、半链轨配备数量和晒场面积、带式拾禾器、散铺器等主要抗灾抢收措施，分别下达了指令性指标。正是由于我们全年自始至终贯彻了抗大灾夺丰收的指导思想，才使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在思想上有了抗灾的心理准备，工作上争得了主动权，全面落实了抗灾措施，才能够在灾害袭来时，没出现临时抱佛脚、打乱仗的现象。四是科学指挥，合理调度收获力量。为集中收获力量，突击抢收，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根据纬度气候差异造成的成熟时间差，在南部场已开始收获，中北部场尚未开镰的时刻，不失时机地做出中北部场收获机南调的决定，先后从尾山、龙门、龙镇农场调出30台半链轨和21台康拜因，投入灾情严重的南部农场的抢收会战，从而使整体抢收能力大大增强。尾山、龙门、龙镇农场克服“场自为战”思想，顾全大局，服从调动，为实现管理局麦油收总指挥部的科学指挥，提高全局整体抢收能力，减少灾害损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整个抗灾抢收会战中，局场两级党委和麦油收指挥部在全面分析形势，把握战机的基础上，坚持分期确定重点，做到突出重点抓难点，强调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油菜收获与小麦收获、晒场与田间、田间清理与整地、麦油收与大田管理等 6个关系。特别是在考虑作物特性，突出效益的基础上，提出的割晒期以油菜为重点，脱谷期防止小麦发芽，油菜防止落粒为重点的原则，在实现小麦、油菜双双高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五是各级领导转变作风，包片包点，深入抗灾抢收第一线，亲自调查研究，及时解决各种实际问题，面对面地指挥抗灾抢收。局场两级机关干部坚持以抗灾抢收为中心，深入基层，劲使到一起，积极主动为抗灾抢收第一线排忧解难，全局上下形成了干群一条心，无坚不摧，攻无不克的合力，战胜重重困难，夺取了麦油收全胜。
　　可以说，我们在雨量之大，降雨次数之多，连阴天数之多，抢收难度之大，艰难困苦大大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的条件下，能够再次夺得小麦、油菜的好收成，局场两级党委和麦收指挥部的正确决策、科学指挥，无疑起了关键性作用。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决策是否正确，指挥是否科学，对事业的成败，对工作的得失，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今后，我们各级党委，各级领导，更要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局情场情的实际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定政策，做决策，减少失误，实现决策实施的最佳效果。
　　第四，改善农业基础条件，增强抗灾能力，是战胜灾害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根本途径。
　　近三年来，我们在资金极度短缺的情况下，采取了增加投入，引进和推广应用新技术等一系列措施，旨在改善北安垦区的农业基础条件，增强抗灾能力。从今年的抗灾效果看，我们所采取的抗灾措施，已开始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千方百计筹措资金，购置大马力农业机械和抗灾农机具，三年总计投入7 400多万元，先后购置了联合收获机280多台，半链轨 282套，动力机械 250多台；二是利用鼠道犁、波纹塑料管等排除土壤中的水，治理内涝等新技术推广应用面积逐年有所增加，明沟暗渠排水面积逐年增多，有效地抑制了内涝；三是不断扩大抗灾高产优良品种作物的种植面积。近三年来，大面积使用了防倒伏、抗病能力强的小麦新品种。目前，小麦克八○-179播种面积已达到小麦播种面积的 70%，因而在遭受严重风灾、涝灾的情况下，小麦没有出现大面积倒伏，以致严重减产的现象；四是粮食处理能力大大增强。三年来，全局新建水泥晒场27万平方米，标准化土晒场206万平方米，晒场总面积由占耕地总面积的 1.7%提高到3.6%，吞吐能力显著增强。同时，新建了一批大中型粮食处理中心，拥有量由三年前的 2座增加到 8座，制造小型粮食烘干机21个，从而缓解了田间收获与粮食处理的矛盾，大大加快了抗灾抢收的进度。四是实施耕作改制。大面积推广耙茬，缓解了灾害程度，提高了抗灾能力。如果近三年来我们不是注重改善农业基础条件，增强抗灾能力，北安垦区的农业生产仍处于三年前的基础条件差，抗灾能力弱的情况中，在今年这样大的灾害面前，我们就很难实现小麦单产 255公斤、油菜90单产公斤的产量。从中我们得到的深层启示是：要建设百亿斤商品粮基地，要实现农业的高产稳产，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把进一步改善生产条件，增强抗灾能力摆在北安垦区的战略位置，逐步把垦区农业建设成为能够经得起各种自然灾害考验的、高产稳产的社会主义大农业。
　　我们已经取得了抗灾抢收的全局胜利，我们收获了一个金色的希望，在我们收获的硕果中比小麦油菜价值更富有含金量的是北安垦区英勇顽强的作风，坚忍不拔的意志，不甘人后的性格，无私奉献的精神。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让我们记住这难忘的1991年，记住这纵横千里的大决战！
　　　　　　　　　　　　　　　　　　　　　　　　　　　　（作者时任北安管局党委书记）
　　
　　　　　　　　　　　　　　　　　　 神奇的黑土地
　　　　　　　　　　　　　　　　　　　　张万彬
　　北安垦区，纵横千里，她以宽阔的胸怀哺育了20万北大荒的儿女。
　　然而，正是这块带有神奇色彩的黑土地，曾给人们带来过丰收的喜悦，也给人们造成过无数次灾难。历史作证，近年来，边疆发生了两次地震，和数不清的风、雹、涝、虫各种灾害……
　　斗转星移，历史走到了公元1991年夏季。北安垦区的大地上，小麦、油菜飘香，沁人心肺，眺望这无垠的麦海，更是使人迷醉！
　　天有不测风云。具有丰富神话传说的五大连池水位猛涨。顿时，位于五大连池四周的国营农场上空，雷声滚滚，乌云翻卷，阴雨连绵，池水泛滥。一时，人们众说纷纭：秃尾巴老李和小白龙听说北安垦区连年丰收，纷纷赶来，争相竞说自己当年在此兴风作浪的功绩。各不相让，争执不下……也有的说：“小白龙和秃尾巴老李听说北安有个盛产粮豆的富饶地方，一打听，原来是自己当年逞凶的地方，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二位不约而同一起赶来。一看，果不其然。惊叹欣喜之余，二位忽然顿生来一场恶作剧之念，想探探北安垦区实力究竟多大。所以，他们便呼来风，唤来雨，使雷鸣加闪电，携带冰雹，铺天盖地降下来……”
　　种种传说，信则有，不信则无。但是，有一条确是千真万确的，北安垦区遭遇了北大荒开发40多年来不遇的特大涝灾，险象环生，四处告急。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90年代的社会主义垦区，岂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在这危急关头，北安垦区20万父老兄妹迎难而上，用他们的钢铁意志和血肉之躯，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龙口夺粮创高产的大决战。
　　人是否能够胜天，还不敢轻下断言。但是，历史的记载是千真万确的：在特大灾害面前，北安垦区的人民精神不衰，意志不减，保住了家园，保住了庄田，保住了一切，更可贵的是保护了北大荒人的尊严。历史的丰碑上又一次刻下了北安垦区小麦、油菜超历史最好水平的记录。从中人们悟出了这样一条道理：人和必胜天！
　　　　　　　　　　　　　　　　 大决战前的思考
　　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1989年饱受贫困之苦的北安垦区人民，第一次露出了甜蜜的笑脸，是那样的真挚、那样的舒坦，欢天喜地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个丰收年。尽管有人说这是“老天爷照顾，碰上的”，朴实的北安人毫无争执之意，心里在默默地祷告：“明年再碰上岂不更好”。幸中之幸，又被人们言中了。1990年北安垦区又获得了历史上特大丰收，粮豆产量名列黑龙江垦区第二位。人们有的是决心、干劲，而没有争名排位的习惯，第二就第二位吧！从这一时刻开始，北安垦区的人更精神了，处处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垦区精神文明建设会议”在北安召开，北垦人“穷不能丧志，穷得干净，穷得有骨气”的精神传播整个垦区。
　　“农机标准化管理现场会”在北安召开，引来了垦区各路英才。
　　“全国绿化先进单位”的牌匾挂在管理局办公楼门前，格外耀眼。
　　“先进党委”的奖杯闪闪发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廉政建设先进单位”、“理论学习先进单位”等等荣誉接踵而至。
　　这些荣誉没有北安垦区的使各级领导沉醉。
　　长路漫漫，任务艰难，还在1990年的秋季，管理局党委就拉开了农业丰收“争夺三连冠”的序幕。
　　达紫香花凋落、冰凌花绽开的时节，北大荒的室外是白雪皑皑、寒风凛冽，而北安垦区的场区、队间，却是春意盎然。党支部书记、生产队、机务队长及 9 000多名共产党员还没有来得及卸下一年的辛苦和疲劳，又纷纷走进了局场两级党校的课堂里；机务工人、农业职工、畜牧售货员坐在文化业校里。虽是不闻朗朗读书声，却见孜孜不倦求真功。这就是北安垦区打的一场“全员培训”的人民战争。冬去春来，这一战役就耗资百万元。效应将会如何，人们在期待着。“人是第一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领导层的战略眼光，正是盯在了“人”这一世间最宝贵的财富。
　　　　　　　　　　　　　　 抓岗位练兵 搞标准化管理
　　二龙山农场的农机管理名扬垦区。
　　龙门农场农机场筑的“小万里长城”，体现着北安农垦人的气魄。
　　勿须赘言，当千里沃野麦苗泛青时，既展示了各项工作的成果，又预示着收获的丰硕。
　　没有预见就是鼠目寸光。春耕一结束，全局“康检”的号角就已吹响。这是北垦人自我总结的“人好加上家什妙，夺取丰收准没冒”的具体体现。
　　当然，要夺取“三连冠”，不能忽视了老天。“老天一翻脸，定出出危险”，那么就得研究“老天”。
　　“实践经验加科学测算”，结果是有备无患。防患于未然，这就是科学。
　　“1” 本来是数学排序中打头的，可在北安垦区农业生产的历史上却是“不吉利”的一个数字。如1951年、1961年、1971年、1981年，都是大灾之年。40年过去了，到了1991年，情形如何？
　　科学就是科学。我做为管理局宣传部长从本身的业务多元性和自身的责任感采访了管理局气象台台长、高级气象师吴巩同志。他少言寡语，但却直吐真言：我们以科学为根据，参照历年管理局气象资料，加上我个人多年从事气象工作的经验认定，7月中下旬、8月整个月基本上没有睛好的天气，整个降雨量将超过历史上降雨较多的1981年。
　　“狼来了！”这是个寓言。喊多了，狼来或没来，都有得失。管理局党委书记马学利说：“历史的经验和科学的预报都告诉我们，麦收前及进行中都是多雨的，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面对1991年麦油收天气形势预报，他代表党委提出要“横下一条心，纵横千里大决战，人机齐上抗大灾，誓夺第三个丰收年”。
　　在北安垦区的各级指挥员面前，按照管理局党委的决策，早已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沉默寡言、多有心计的二龙山农场场长王广礼开始制作“半链轨”了。按照他的话说：“不一定全好使，但也能顶一阵”。别人说郑作栋场长一眨眼一个道，而麦收前他想得最多的是“不怕旱就怕涝”，他不声不响地从四平购进了16套半链轨，价值20多万元。没有人问他值不值，因为都知道他心中有一本“明白账”。像龙门农场场长高义，党委书记朱长文，逊克农场党委书记朱世利、场长朱景波，面对灾害心中有数，指挥若定，水不来先垒坝，有备无患。该干的咱都干了，为的是应对天大涝，变灾年为特大丰收年。
　　7 月初，我随总局精神文明建设检查团到过商业物资部门。镰刀、水靴早已备齐。“晴天不用说，雨天穿胶靴”。我出自职业的心理问道：是否给我上眼药呢？回答是：“抗涝救灾，有备无患。”
　　麦收前，局里组织生产大检查，汇报会上有人说：“孙心义高级工程师年过 5旬，体态发胖，登上又爬下，一身汗、一脸泥，一台一件细查，为的啥？”孙心义说：“抗灾就得有具体的措施。”一台台，一件件检查验收，一件件，一台台发合格证书，到最后还是有不合格的。
　　舆论是行动的先导。按照管理局党委的布置。 7月初，宣传部门搞的思想调查下发了，报纸、广播、电视、板报，按照管理局党委宣传部编写的教育内容开始了宣传，人们的注意力倾向于抗涝灾了。灾害来不来不是我们说了算。但是我们“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我们不希望灾害到来，但是，来了我们也不怕。这就是北安垦区20万人民的回答。
　　　　　　　　　　　　　　　 　压不弯的脊梁
　　人们不希望遇到灾害，灾害却无情降临了。
　　7月1日中午12点30分，一场暴雨夹着冰雹袭击了红星农场，正在田里铲地的职工家属还没有明白过来，水壶饭盒就被大水冲走了。十一队12 400多亩庄稼连同房前屋后的小菜园全被砸光，碗口粗的大树被风刮断。来不及归巢的小鸟，被蛋黄大的冰雹活活砸死……
　　刚收看完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讲话的党政一班人，直奔灾区生产队，实地调查，成灾的面积6.3万多亩，其中绝产面积3.1万多亩。直接经济损失达465万元。
　　夜深了，雨还在不断地下，会议室里烟雾弥漫，每个人的脸上是那样的严肃。很久很久，只听场长王志荣一声令下：“还照去年那样用人干！”
　　7月中旬，赵光农场场长赵永才绕着生产队转了一圈，心里有了底：“去年小麦亩产超300万斤，名列垦区第四，今年肯定超过去年，争取名列榜首”。转眼之间的一场大暴雨，超过了正常年全年的降雨量。这位一向文静、稳健的场长“聋拉”了头，但很快，人们透过那高度近视镜看见一双炯炯有神的目光，全场集中 6 000多人实施“人海战术”。赵场长打着吊瓶指挥，并把两个在家休假的女儿派去割麦。全场出动了割捆麦油的人员达8.8万多人次,割捆麦油近 7万亩，占总面积的41%。这就是农场职工创造的奇迹。
　　进入麦油收高潮的 8月中旬，天气继续恶化，眼看小麦勾头，油菜炸荚，素有硬汉子之称的逊克农场朱景波满嘴起大泡，连续三天三夜检查灾情。他回到办公室，一个人默默地坐了大半宿，当启明星刚刚眨眼，领导成员的决策会议召开了。逊克农场开始了昼夜抢收，一天顶两天干，一天两次要进度，一干就是10昼夜，拿下了14万亩小麦，亩产 270多公斤，逊克农场又抱了个大金娃娃。
　　管理局党委书记马学利、局长申立国等跑遍每个地块，掌握第一手材料，运用哲学的观点部署指挥抢收战斗，“白天割小麦，晚间收油菜，小麦油菜发生冲突，以收油菜为主”。实践验证，指挥正确，打法得力，没误战机。
　　洪涝灾害是面镜子，能照出人们的灵魂。在抗灾抢收的第一线，广大共产党员、基层干部挺身而出，哪里最危险，哪里最艰苦，他们就出现在哪里。这里，我们不妨讲几个小故事。
　　共产党员任东兴是赵光农场二十七队队长，麦收开始后，他20多天没进家门，为了抢修机车两天两夜没睡觉。由于每天跟班作业潮湿着凉，他的痔疮病复发，便血，不能走路。他叫人用车送到地里，跪在地上指挥抢收，职工们把衣服脱下给他垫上。任东兴流泪了，在场的职工感动得哭出了声。
　　刚刚住院一天的逊克农场二十四队队长王殿喜“失踪”了，急得医务人员四处寻找。了解内情的人说，王队长早在地里干上了。原来王殿喜在机车上跟班作业三天三夜，由于过度困乏，不慎从机车上摔下来，坐骨错位，大家硬是把他送进了医院，可是他咋能躺得住啊……
　　龙门农场九队党支部书记兼队长王贵，是个不到而立之年的腼腆的小伙子，可一接活上手，却是生龙活虎。抢收开始后，他每天都干十七八个小时。由于过度疲劳，他的脑神经痛病时常发作，又吐又呕，疼得他抱着头在晒场上直打滚。职工们急了，非要送他上医院，他吼道：“我死不了！”吃上两片止痛药，又忙碌去了。
　　一名共产党员就是一面光辉的旗帜。一群共产党员就是一座攻无不克的战斗保垒。他们崇高的思想境界，理所当然地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尊敬和信赖：“在抗灾抢收中，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干得最苦最累的准是共产党员”。这是群众由衷的赞扬，也是耐人寻味的启迪。
　　有人把离退休老干部、老工人比作晚霞。我说，晚霞只是美在天际上的彩虹，而我们的老同志却美在心灵里，美在时代的浪潮中。在抗灾抢收的大军里，活跃着一支支“老黄忠”战斗队。在这里，我把有关几位老人的故事记录下来。
　　躺在车上指挥的“老晒场”。张老头退休前是格球山农场十二队晒场主任，今年已经73岁了，前几年患了偏瘫下不来地。自打儿子当了晒场主任之后，张老头没少把自己的经验传给他。听说儿子管理晒场多次受到表扬，张老头放心了，可是这这次他说什么也躺不住了。“这么大的灾他能顶得住吗？”第二天，张老头叫家人用手推车把他送到晒场，躺在车上帮助儿子当起了“总指挥”。
　　前线抗灾夺粮的战斗阵阵告急！二龙山农场一位73岁的老汉再也不顾多病的身体，挥镰上阵了。毕竟年纪不饶人，一天下来，老汉不得去北安住院，临上车前，他一再叮嘱孙子顶他去干。第二天，抢割小麦的大军里又多了一位年仅13岁的小男孩。
　　建设农场十一队老职工岳德元患鼻癌已经两年多了。当他看到晒场人手少忙不过来时，不顾家人劝阻来到晒场打撮子做囤。他说：“我人病治不好了，就让我为丰收出把力吧，这样我就能欣慰地闭上眼睛了……”
　　我实在无法——再写下去了。因泪水已经浸湿了稿纸。用什么语言来赞美这些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老垦荒战士，都值，都该，都不过分！
　　每天我都能到见许多感人肺腑的事迹。科研所的一名机务工人在车上工作了四天四夜，实在挺不住了，他迈下机车一头就扎在麦地里昏睡过去。当人们发现他时，已经被蚊虫叮咬得满脸是血。
　　二龙山农场场直两千多名职工、家属、个体业者不要一分报酬，身带车辆，自备工具到生产队抢割小麦、油菜16天。他们经常喝不到水，当人们把从河里挑来的浑浊的水送来时，竟被一抢而光，喝得是那样的香甜，那样的有滋有味。站在一旁的副场长是个倔汉子，人称他“丁大炮”，可看到这些他再也止不住泪水了。事过多天，我们见到他时，他还是那样动情地对我们说：“多么好的职工、多么好的群众”，说着说着声音哽咽了。
　　是呀，农垦事业有了这样的脊梁，还有什么战胜不了的困难。
　　光荣的农垦建设者，人们向你们致敬！
　　　　　　　　　　　　　　　　　　科学技术的威力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也包括科学在内”，“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道德是科学力量”。
　　人类要向大自然挑战，大自然总是以势不可当的报复来迫使人类去寻找与之和谐相处的形式和途径。那么“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历史上的有力杠杆”，人类在与自然的搏斗中，只能按照恩格斯的论述，去寻找胜利的途径。
　　小学念书时我就记得“房前屋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顺理成章。六七十年代是“种地由民”，心安理得；到了八九十年代种地插上了科学的翅膀，再不能湖涂了，北安垦区在这点上体会尤深。一份调调查报告告诉人们：
　　实行合理的轮作制度，解决了多年麦麦豆小麦重茬减产问题，也解决了由于小麦重茬繁殖野燕麦造成草荒的问题。他们采取麦豆杂（油菜、甜菜、玉米）三区轮作，播种总面积 314万亩。其中小麦114万亩、大豆103万亩、油菜58万亩、玉米10万亩、甜菜13万亩，其它 1.2万亩。形成了麦茬种油菜、玉米；大田茬种小麦；杂茬种大豆的规律。增加油菜面积，解决了合理轮作这个大问题，经济效益好，生态效益也好。
　　实行合理的耕作制。通过翻、耙、松地改变了连年翻地的老传统。麦茬翻地、油菜松耙、大豆耙茬各占三分之一。
　　常言道：“好种出好苗，好苗产量高”。今年在严重的涝灾面前，有的小麦蔫了，勾头倒伏，但大部分尤如经得住风吹雨淋的“铁杆”，这就是在选留麦种上的科学效果，既高产又不倒伏。因为这里的人们从上到下就记挂着“怕涝不怕旱”。
　　90年代已经到了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弯钩犁、牵引收割机等显然早已落伍，那么，舍不舍得在这方面花“血本”，搞投资更新设备，关键是我们的领导人有没有战略眼光。北安垦区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近年来购进拖拉机174台，联合收割机256台，精量点播机 354台，建大小粮食处理中心33座，投资5 000万元。这么大数量的投资，如果没有点魄哪行？！
　　先进的设备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展示出它的威力，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它可能就会望洋叹了。北安垦区的各级领导不愧是运筹帷幄的指挥员，既有胆识又有战略眼光。近两年来购进半链轨575套，耗资700万元。以至还引起来不少风言风语。什么“瘦驴拉硬屎”，“没钱还买没用的东西”……谁违背了科学，科学就会惩罚谁。到了1991年夏秋之际，垦区遭到了洪涝灾害，再先进的设备也进不去地了。而这 500多套半链轨却在低洼易涝乃至明水地块里发挥了作用。我们的基层领导在多少得到一点欣慰之际，他们没有忘记像李文涛等为买半链轨一次拿出百万元存款的职工们。
　　当然，科学的本身就来自一种发明创造，这种创造有大有小，更主要的是要有“有心计”的人。赵光农场科技人员采用加粗螺丝杆，去掉一个支重轮的方法改装了14套半链轨，作业时竟然不粘泥。
　　中国人最大的的天赋是聪明，聪明又来自勤劳朴实的人民智慧的积累：“早看东南，晚看西北”，“老去接驾，不是阴就是下”，你能说它没有道理。劳累一上午的人们正在家午休，突然，队里的大喇叭响了起来：“同志们请注意，天边飘来一朵云……”这是61岁的老职工，业余广播员谭建忠的声音。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晒场。半个多小时过去了，10多吨粮集堆苫盖好了。这时，黑云扩散，雷鸣电闪，一场急雨从天而降。面对眼前情形，一个小青年脱口称赞道：“老谭头真神了！”
　　我们不妨介绍一下管理局气象台在麦油收的预报：“今年麦油收形势十分严峻，一开始就可能遇到涝灾，各级领导要有充分准备。7月下旬至8月底可能平均降雨 230毫米”。结果降雨为210毫米，仅差20毫米。
　　8 月12日省气象台预报两天内有阵雨。局气象台的同志经过仔细的分析，认为13日到15日傍晚天气晴好，15日傍晚到17日有一场较大的阵雨。领导问把握大不？气象台的同志说：“错不了！”语气是肯定的，结果全局抢了两个睛好天气。这是偶然，还是碰巧，只有科学最能说清楚。
　　俗话“说一堑长一智”，意思是告诫人们要善于接受教训。但是，对于教训，有的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有的却是麻木不仁，坦然置之。那么，得到的正负效应则是截然不同的。
　　龙镇有个“西大洼”，北安垦区的职工“有口皆碑”。有民谣为证：“西大洼，西大洼，十年种地九年瞎”。过去小麦亩产只有几十公斤，有人可能不信，可有一件事却是真实的。管理局党委马书记陪同上级领导去看望贫困队职工，带防陷的小车硬是没有进去队，只好步行。今年，在“西大洼”遭受严重涝灾的情况下，这里小麦亩产超过300公斤，油菜超过150公斤。没有什么奥秘，也没有什么决窍，就是从1990年开始，他们组织起一支以治理理低洼易涝地块为重点的农田水利大军，至今已投资84.7万元，完成土方40万立方米，支干渠道13条、48公里，支渠151条、123公里，涵洞83座，鼠洞4.5万亩，至此，“西大洼”变成了“小江南”。
　　但是，全局的情况又如何呢？据有关人士透露，全局低洼易涝需治理的面积近百万亩，而我们只治理了10万亩左右。如果再多一些，那么我们今年的麦油收形势又如何呢？
　　这就是昨天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关键的是下一步骤的实施……
　　　　　　　　　　　　　　　　　 　永恒的财富
　　狂风一场接着一场；
　　暴雨一阵大似一阵；
　　灾情一回儿比一回儿重……
　　大风刮得小麦、油菜大面积倒伏；暴雨使庄稼、房屋遭受毁坏；灾情像一座座大山沉重地压在北安垦区人民的头上，人们喘不过气来。
　　面对占播种面积的 50%的92万亩小麦、油菜遭受洪涝灾害，面对人心有所波动的职工群众，以管理局党委为首的各级党组织坚定地提出：“大灾面前不低头，拼死拼活夺丰收”的口号。如何战胜这场特大灾害，他们拿出了“看家”本领，从振奋精神鼓舞士气入手，20万人民拧成一股绳，人在丰收在。
　　对于这一点人们是深信不疑的。1985年、1986年接连两次地震，北安人民“泰山压顶不弯腰”；连续多年的各种自然灾害，又是北安人“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灾害、磨难反而铸就了北安垦区特有的精神支柱：“英勇顽强的作风，坚忍不拔的意志，不甘人后的性格，无私奉献的精神。”
　　广播创办了全天节目，电视增加了新闻次数，报纸打破常规增刊出版，各种情况反映、简报、板报纷纷诞生，顿时形成了浓厚的舆论氛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宣传工作者，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人消瘦了，不少人得了病。红色边疆农场宣传部的曹亚娟、格球山农场宣传部的马广文等都因劳累而脑子出了毛病，住进医院，但换来的是精神上的胜利，群情的奋起，出现了无数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人和事。
　　长水河人给我介绍了绰号叫一位“边虎子”的普通工人，使我难以忘怀！
　　边虎子名叫边启生，是长水河农场的一个车组长。8月5日，他驾驶着前悬割晒机一入堑就来了“虎劲”，一圈一圈地干了起来。可正在这时，他那身患肝癌年已82岁的岳母正处在弥留之际。老人家多么想再看一眼平时对自己孝敬的好姑爷啊！“边虎子”表面看来倔强、耿直，可心底善良得很。他心里默念着：“妈！常言说忠孝不能两全，等我抢完这块地，再到您的床前尽孝……”
　　一天过去了，他的车组竟创收获 230亩的高效。可是他的老岳母已经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人间。当边启生的弟弟从车上把他拽回家的时候，他满身尘土跪在了岳母的遗体前，内疚的泪水似开了闸门的河般涌流……
　　如果说男儿粗心不善于表达情感的话，那么我见到的一位女同志却同样是个“硬汉子”。她叫牟善美，是二龙山农场的女工，平时人们都说她温柔、贤惠，她的心灵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又善良又美丽。也就是这位女同志，就在亲人病故的当天下午便出现在麦海里，泪水拌着汗水一起往下淌……
　　谁丧失了亲人不悲痛，谁失去了老人不伤情？那么我们的职工何以如此坚强？因为他们心中有个支柱——不朽的革命精神。
　　人们说，结婚是个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特别是历史的年轮已经转到了90年代，年轻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热热闹闹的婚礼也无可非议。可尾山农场的一对新婚夫妇把喜糖带到地里，红星农场的一对新婚夫妻第二天就下地割麦子，多么气派的婚礼！株株饱满的麦穗就是无数的礼花，丰收的凯歌就是那奏不尽的婚礼进行曲。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农垦职工是心底无私的，是世上最伟大的职工，我们的干部是甘为人民公仆的‘孺子牛’”。
　　逊克农场二分场场长于福林在麦田里看到二十九队青工杜新脚上的鞋坏了，细一打听，知道他已经丧失了父母，没有亲人。于场长不声不响地买了双球鞋送去，杜新眼含泪花，只轻轻地说了一句话：“看我的吧”。
　　龙镇农场副场长李录元检查麦收到了十六队，发现井木年久失修，水井塌陷了，职工吃水发生了困难。一天工作结束后，他连夜驱车30公里到林场拉来了井木。
　　一场特大风雹灾害突然降临在红星农场，部分队不仅农田遭毁，连自家的小园子也被打得精光。没人命令，没人安排，场直单位的干部给这些职工送去了自家种的菜。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灾害使农田受损，而横隔在干群之间的堤坝也被冲垮了，干群之间关系联结得更紧。这是一笔永恒的财富，愿它万古长青。
　　如果要总结今年北安垦区麦油产量超历史的经验，那么，有一条千万不该忘记，这就是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团结协作一盘棋的思想。
　　尾山农场自麦油收开始，就调五台最好的收割机，赶到二龙山农场；龙门农场拿出五套半链轨在关键时刻支援了赵光农场；逊克农场16个个体车主无代价地投入送粮；二龙山农场个体饭店关门停业支援麦收；商业处、糖厂、机械厂等都自备车辆、自带午饭支援生产第一线；二龙山农场大集体组织全体人员抢割小麦10天，可他们自己种植的150亩小麦却落镰掉粒了。
　　如果说，场与场之间、场队之间的无私支援，体现了北安垦区的整体观念，那么，二龙山农场支援建三江半链轨的事更值得写上几笔。建三江垦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牵动了垦区人民的心。二龙山农场得知那里急需半链轨时，他们二话没说，挑选最好的驾驶员，连夜装上汽车。途中路被冲毁，桥被冲断，工人们硬是没调转车头，一直朝前走。这哪里只是几套半链轨，送去的是北安垦区人民的情和爱，更是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一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垦区，得到了空前的大发扬。
　　广播上传来、电视屏幕上展现出南方部分省市遭受洪涝灾害的消息。救灾就是无声的命令，北安垦区顿时到处都呈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友爱：
　　顽童送了压岁钱，学生送来了零花钱，职工家属送来了副业钱，干部送来了工资，老同志送来了退休金。襄河农场敬老院年近70岁的王洪斌、彭千堂两位老人各捐献 500元。也许是良知的发现，也许是对过去的忏悔，看守所30名犯人捐款 491元。几天时间，全局上下捐款达50多万元。
　　金钱有价情无价，洪水无情人有情。北安垦区在自己遭受严重涝灾的情况下，又一次展示了北大荒人的风采。
　　　　　　　　　　　　　　　 　揭开历史新的一页
　　风停了，雨住了，经过一个多月奋力拼搏的北安垦区人民胜利了！
　　一度逞凶的洪水减弱了，被侵害的土地虽然还有累累创伤的痕迹，但是，特大丰收已经成为辉煌的历史了：
　　全局113万亩小麦平均亩产250公斤以上，50多万亩油菜平均亩产近百公斤。均超过历史的最好水平。
　　这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它曾给人们带来过艰辛和磨难。当人们战胜灾害之后，它又理所当然地、公道地报答了人们。
　　这就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人们在胜利之余自然会得到心理上的安慰和一定的精神上的满足，但难能可贵的是，在胜利面前，能清醒地思考今后和未来才是英雄本色！北安垦区的人民正是一个“困难之中不气馁、胜利之中不骄傲”的英雄群体。
　　丰收的锁呐一声高过一声，欢乐的锣鼓一阵紧似一阵，这声声阵阵的紧锣密鼓仿佛发自人们的心头。北安垦区的人们没有自满，没有陶醉。他们痛定思痛，抚今忆昔，思的是今后的路更漫长，想的是以后的路如何走？所以，劳累、疲倦了一个收获季节的人们没有顾得上喘一口气，又开始了新的“万里长征”，去攀登一个又一个高峰……
　　8 月27日，麦油收正处于结尾，领导集团的目光又盯在了下一个战役上，不光是眼下即将到来的“四秋”，更多的是明年、“八五”期间，乃至今后一个更长时期的方方面面，选种、整地、检修、农田水利，发展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红星农场的水利建设大军在涝灾过后更加壮大。科研所继续推广良种繁育体系，邀请八一农垦大学中青年科研人员挂职锻炼， 260多名基层党支部书记一个多月时间的系统培训在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
　　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句话体现着群体的能量。在北安垦区就仿佛是一台完整、多功能的机床，齿轮、螺丝、马达、操纵杆均在各自应该处于的位置上，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整体效应，发挥着各自应有的作用。
　　有人可能不会相信，可这又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9月中旬，北安垦区召开的畜牧工作会议上，行家们看到了不少陌生脸孔的“门外汉”。他们是各农场的党委书记、宣传部长，北安垦区把发展奶牛做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开始了全方位的启动。难怪有人诙谐地说，宣传部长开始催牛‘啦。是的，到了该“催”的时候了。这是一个更大的战略选择。
　　谁能说这不是一个战斗的集体？谁能说这不是一个团结的集体？正是这个集体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令人钦佩的业绩。 9月初，我随省精神文明建设检查团去了二龙山、红星、格球山、长水河等农场，当时正是涝灾威胁还没有解除，麦油收进入决战的时刻。事先没有修饰，又没有着意准备，却得了满堂喝采。难怪省文明办王百团处长说：“这里的文明建设堪称一流。重灾之年能这样，明年会更好……！”
　　明天，神奇的土地上还会有更加神奇的变迁，英雄的北安垦区人民会在神奇的土地上创造出更加神奇的业绩！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作者单位：时任管局宣传部长）
　　二、文　　选
　　
　　　　　　　　　　　　 坚持唯物辩证法 努力克服片面性
　　　　　　　　　　　　　　　　　 　申立国　　
　　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重要理论基础。
　　与唯物辩证法相对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一直是我们党在对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指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长期致力解决的一个老问题。实践证明，我们党什么时候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会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引导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什么时候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必然产生主观唯心主义的工作指导，使革命和建设遭受挫折。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坚持或背离唯物辩证法都曾有过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记取。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组织并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在全党重新确立起来，从而引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违背唯物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仍然程度不同地存在于我们的思想和实际工作之中，有时或有的地方甚至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已经成为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一大障碍，并给实际工作带来了很大危害和影响，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形而上学的这种反科学的思维方式，基本特征是孤立、静止、片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都表现为与唯物辩证法要求的客观地、全面地认识事物相对立的片面性。但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回顾近1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一是背离普遍联系的观点，孤立、片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倾向。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这种联系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多样性和系统性的特性。任何事物只有在联系中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观察问题和处理工作要体现全面性、系统性的要求。孤立、片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倾向，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主要是“一手抓”。只抓经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不重视人的因素；改革中不注意政策的配套性，搞突进、孤军深入；以及以偏概全，把部分当成整体，把现象看成本质，对形势做出错误的估计而产生错误的工作指导等等，就是这种倾向的突出表现。
　　二是违背辩证发展的观点，急于求成和绝对肯定、绝对否定的倾向。事物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是物质世界的总特征。联系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和根本观点。事物的发展具有普遍性、条件性和过程性，同时发展又是辩证法，即发展是量变与质变、渐进性与飞跃性、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这方面的主要问题在于：（1） 忽视发展过程的历时性和发展的渐进性，在改革和建设上急于求成。如我们曾对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渐进性估计不足，急于推进各方面的改革，以至于短期内新的改革任务出台过多，政策变动过频，使有些方面的改革缺少必要的稳定、完善、提高过程，也使政策本身缺少一个在实践中暴露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我们正在致力于纠正的各种混乱现象，就是这种片面性带来的苦果。（2） 背离辩证否定的观点，总结工作缺少历史观点，搞绝对否定的“一风吹”。如我们在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时，丢掉了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总结和纠正统得过死的单一计划管理体制时，又否定和削弱了计划管理的必要性；纠正了否定物质利益原则，单纯靠思想政治工作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倾向，又否定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作用，出现了削弱甚至取消思想政治工作，单纯靠金钱刺激的倾向；纠正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同时也否定了毛主席晚年思想中正确的部分，甚至出现了放弃毛泽东思想指导作用的倾向……这种绝对否定、“一风吹”的实质，是背离了否定是既克服又保留，既变革又继承的“扬弃”原则，把“孩子与脏水一起倒掉了”。这是造成思想理论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需要指出是，在总结1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时，也要注意防止否定一切的倾向。
　　三是不注意把握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点论”倾向。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观点。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问题时，要善于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面的统一中认识和把握它的每一个方面。这样才能全面认识客观事物，克服片面性。“一点论”的主要表现，一方面把本来是存在于统一体中的两个方面，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只强调一个方面，丢掉另一个方面。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放开搞活与宏观控制，民主与法制，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与公有制为主体等。不能只强调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把统一的但存在着互相对立着的两个方面的事物，只讲一个方面，忽视或忘记了另一个方面。如改革的正效应与负效应，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与共同富裕的目标，个体私营经济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发展商品经济与反腐败，学习外来文化与继续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等，不能只讲一个方面。实际工作需要坚持“重点论”，但首先应以“两点论”为前提。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思维”中，使我们长期“跳极端舞”，总是固执一端，犯“左”右摇摆、顾此失彼的错误；纠正一种倾向又出现另一种倾向，使一些本来可以避免，至少是可以减少的损失和失误不断发生。
　　四是背离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观点的“一刀切”倾向。物质世界具有多样性。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具体分析具体事物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与此背离的“一刀切”，表现在点面关系上，不区别具体情况，强行划一，把个别“一般化”，硬性推广点上经验；在学习借鉴外地、外国经验上，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在推广承包制经验时，盲目让“包”字进城，在文化、出版、卫生、教育等领域全面推行承包制，把只适用于一定范围的经验看成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类似做法，都曾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过不同程度的损失。
　　十分明显，掌握并坚持唯物辩证法，努力克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它对于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和驾驭全局的工作能力，增加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对于防止和克服工作中的片面性、盲目性、摇摆性和随意性，全面准确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减少失误，取信于民，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和意义。
　　值得深思的是，我们党为了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曾长期致力于对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努力克服和纠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及由此产生的片面性错误，但至今形而上学片面性仍是困扰我们前进的一个重大问题。重要原因之一，是对形而上学片面性产生的原因分析不够，思想警惕不够，坚持不懈地注意纠正不够。
　　努力克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当前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通过认真总结思想和工作，要深刻认识片面性思维产生的社会、历史和认识根源，增强警惕性和克服的自觉性。我国的封建社会历史很长，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很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我国又是一个小生产众多的国家，小生产的尾巴还会在我们党内长期存在，缺少理论思维习惯的状况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根本改变；由于近些年马列主义“过时论”、“学派论”、“无用论”的影响，原来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就不高的状况就显得更加贫乏；再加上人们的认识总要受一定条件的限制，如实践深度不够，理论准备不足，认识能力有限，矛盾还要有一个暴露的过程等。这些原因都说明，在人们的认识和工作中出现某些片面性是不足为奇的，克服片面性是我们的长期任务。我们对此应有足够的估计，保持应有的警惕，时刻注意片面性可能给我们工作带来的危害，使可能出现的问题解决在“青萍之末”，不使之成风。
　　第二，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研究，努力掌握唯物辩证法，并在实际工作中努力培养和锻炼辩证思维的习惯和能力。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广大党员干部中进行马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教育，真正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理论观点，这是克服片面性的重要前提。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要把理论变成广大干部辩证思维的能力并用于指导工作，必须注意在实践中培养辩证思维的习惯，进而不断增强克服片面性的能力。一是各级领导干部要首先养成这种习惯，自觉按辩证法办事，总结工作，部署任务，开展思想教育，制定、宣传、执行政策，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防止和克服主观片面性。二是宣传舆论工作要力诫片面性和随意性。不能为了宣传、说明某个问题而把话说到极端，过犹不及。应努力按唯物辩证法办事，全面准确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正确而不是歪曲的、全面而不是片面的舆论导向。三是要特别注意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正确进行反倾向斗争。时刻注意一种倾向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防止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两种倾向。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常常在顺利情况下容易头脑发热，产生片面性。因此，应该提醒我们的干部，越是在顺利的情况下，越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做到慎终如始。
　　第三，建立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和决策执行程序，是克服片面性，防止失误的重要组织保证。积多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要保证决策正确，执行有效，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建立和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和执行程序。一言堂，凭想当然决策，没有不失误的。为防止决策失误，一是要坚决认真、坚持有效地贯彻十三届六中全会决定，把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做为根本的工作路线自觉地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牢固树立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牢记人民群众既是实践的主体也是认识的主体的思想，真正做到细心研究人民群众的利益，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体察人民群众的情绪，真正做到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二是真正做到决策民主化。既要充分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进行多方案比较，或先行试点取得经验，也要严格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正确的集中。三是决策的执行，要坚决防止政出多门、各行其是的现象，坚决纠正从实用主义出发的“灵活”和曲解，防止“好经被歪嘴和尚念歪了”的倾向。四是要鼓励和支持各级领导干部，在准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不违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创造性的贯彻执行。
　　第四，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是坚持唯物辩证法、防止和克服片面性的政治思想保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三者是统一的，而立场问题又带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立场问题的实质是站在哪一边，为谁奋斗的问题。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立场上观察和处理问题。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就能辨明大是大非，就能识别和抵制错误倾向，敢于坚持真理，也敢于修正错误；反之，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就必然患得患失，把个人的“椅子”、“帽子”、升迁荣辱和个人或小集团的一己私利放在第一位。让这样的人去坚持辩证法，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和克服片面性，显然是不可能的。做到这一条，在组织上的重要保证是要全面贯彻干部的四化方针，真正把革命化的要求放在首位，并使之具体化，在考核干部时可操作。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内在要求，其外在表现是多方面的。能否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否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观察和处理问题就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不但要注意选拔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还要注意在实践中，为干部敢于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观察和处理问题创造良好的环境，使干部敢于说实话、陈实情、办实事、求实效，做实干家；不能让干部报喜得喜，报忧得忧，当老实人吃亏；也不能让只会追风逐热赶浪头的人占到便宜；更不能让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投机钻营、不干正事的人得到好处。做到这一点，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实践中把对干部的期望标准与评价标准一致起来。
　　第五，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努力把实践纳入科学理论的指导之下，增强工作的预见性。理论的基础是实践，但实践必须接受理论的指导。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不可能避免片面性和失误。我国的改革是在没有现成模式和经验的情况下开始的，只能在实践中探索前进，一定时间内出现理论滞后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总是在缺少系统科学的、具有战略指导作用的理论的指导下去“摸石头”，或理论本身就在不断发生摇摆，发生片面性和失误就难于避免。我国的改革已经有了10年的历史，我们党已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初级阶段论、有计划商品经济论的理论框架，也有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我们应该认真学习，正确总结，深刻理解，准确把握，更加自觉地把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纳入正确理论的指导之下，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这些理论，使之更具有系统性和指导性。这是实践对理论的呼唤，也是增强预见性、克服片面性的迫切要求。
　　列宁说过：“要真正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认识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绝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失误，防止僵化”。坚持唯物辩证法，努力克服片面性，我们不能理想化地要求，也不可能完全做到。但避免可以避免的片面性，努力减少可以减少的失误，积极稳妥地把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则是我们应该努力做到的，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和要求。
　　　　　　　　　　　　　　 （本文为作者1991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所作，时任管局局长）
　　　　　　　　　　 　　继承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马学利
　　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决定》，这是全党的一件大事，是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决定》是极为重要的马克主义文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毛泽东同志早就明确指出：“我们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我们党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决定的。党必须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党领导人民依靠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打败了蒋家王朝，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使广大人民翻身得解放。人民拥护党、热爱党，建立了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这种联系是在共同战斗中产生、发展、壮大、成熟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各项事业所以取得前无古人的成就，其根本原因也正是代表了群众的根本利益，顺乎了民意民情。党执政以后，一方面取得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毛泽东同志曾经引用过“民犹水也”的古代格言，说明群众和人心向背的极端重要性，“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特别是近几年，党内不正之风蔓延，腐败现象滋长，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忧虑和不满，加上国内外敌对势力借机挑拨，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受到严重损害。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及当前东欧局势的变化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要继承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时刻警惕脱离群众的危险。
　　一、密切党群关系，必须在党内普遍进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再教育
　　为了切实改进党群关系，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必须对各级党的领导干部认真进行一次马克主义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再教育。
　　首先要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深地植于思想深处。我们党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再没有自己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的各级干部、广大党员必须做到时时处处想着群众，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关心职工群众的疾苦，替群众排忧解难，为群众多做实事、好事。当前，要努力解决好群众最为关心、翘首以盼而又有条件解决的问题。只有这样，群众才能把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看成是自身的代表、人民的公仆，干群才能真融为一体。党的号召力，来自于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感染力来自于一切干在群众前面，凝聚力来自于公仆精神。因此，必须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培植公仆精神。每个领导干部都应力求做到在职期间能为群众办几件实事、好事，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从而树立良好的形象，成为职工群众的贴心人。
　　当前要为群众办的第一件实事就是要把经济工作搞上去。战争年代人民群众跟党走是为了求翻身得解放，建设时期人民群众拥护党是因为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党带领人民走上富裕幸福路。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的党。能不能把经济工作搞上去，也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关系着社会主义的命运，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是当前社会稳定的基础。领导干部必须坚定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重要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
　　社会治安状况的根本好转是群众关心的一件实事。安居才能乐业，社会治安稳定不住，人们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什么事情也办不好。要认真贯彻“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把群众的安全放在心上。对前期取得的成绩不可估计过高，不能自满、松劲，不能只满足会没少开，人没少增，可是发案率压不下来，重大刑事案件屡有发生，群众还没有安全感。既要充分发挥公安干警的骨干作用，又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把群众组织起来，建立起各种群防组织。只要群众真正行动起来了，事情就好办了。
　　要发扬与职工群众同甘苦的精神。各级干部要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品质和工作态度，树立与群众同甘苦的精神，在思想上把自己视作群众中的一员，摒弃一切特殊化和特权的观念，做到同群众心心相印，息息相通。要发扬当年老八路、土改工作队那种同人民群众情同手足、同甘共苦的好作风。把根子深深扎在群众之中，与职工群众一道艰苦奋斗，一道喜悦忧患。这是赢得民心、获得支持，也是事业成功的有力保证。
　　还要树立真心实意依靠群众的观点。依靠群众，信任群众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优良传统。我们所进行的每一项工作，离开人民群众这个主体，非但不能成功，而且要导致危险。所以要时时教育我们的各级干部，在思想深处真正把群众当作主人，认真倾听他们的呼声、意见、建议，实事求是地回答他们关心的问题，有事同他们商量，对群众提出的意见、要求，要及时研究，并根据实际可能予以合理解决。对不合理的要求，也要做出明确回答，讲清道理；对虽然合理但暂时办不到的，要加以说明，及时沟通思想，避免积累矛盾。要依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耐心地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密切党群关系 必须加强党对群团组织的统一领导
　　前不久，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领导的通知》。党中央的这个通知，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领导工、青、妇工作的经验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论述，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们党的利益在于群众，群众的利益在于组织。《通知》规定了党对群众组织实行统一领导的原则，规定了工会、共青团、妇联受同级党委和它们上级组织的双重领导，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的原则，坚持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的统一领导。
　　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并不意味着束缚工青妇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不是使他们变得谨小慎微，缩手缩脚，也不是工会、共青团、妇联的一切工作都由党组织直接布置。我们要把坚持党的统一领导与工会、共青团、妇联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党组织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更好地体现工会、共青团、妇联的性质和特点，把广大群众吸引和团结在党的周围。工会、共青团、妇联作为不同社会群体，一方面，它们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它们又都有各自的具体利益。它们应当教育职工、青年、妇女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国家的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同时也应理直气壮地为职工、青年、妇女说话，使他们的合法利益不受损害。党和政府需要通过群众组织经常了解群众的呼声、意见和要求。工会、共青团、妇联只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密切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尽力解决群众的困难，才能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才能更好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三、密切党群关系 必须保证领导权掌握在忠于马克主义的人手中
　　邓小平同志讲：党要管党，一要管党员，二要管干部。江泽民同志说：“党管干部的原则是应该坚持的”。中央领导同志所以如此强调这个问题，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既包括政治领导，也包括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对于干部的管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管干部是党的执政地位决定的，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需要，是保证我们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的重要措施。
　　保证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的问题，是党的组织建设工作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这既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又是一个十分紧迫、十分重大的现实问题。联系到我们党目前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特别是去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动乱及东欧、苏联发生的剧变，使我们更清醒地意识到，领导权是否掌握在真正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近几年来，由于赵紫阳同志错误的影响，党的建设在一些方面有所削弱，在选人用人问题上没有全面坚持四化标准，特别是没有突出革命化标准，致使在北京发生动乱之际，一些干部竟公然或暗中反对党的领导。企业单位在选拔、任用干部上也一度出现掌握标准不当的问题。有的人走上领导岗位，不能很好地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衷于权钱交易；有的政治素质不高，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没有防备能力；有的政治敏感性不强，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之际随声附和。所以，解决领导权掌握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的问题显得十分重要。
　　保证领导权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首先，要坚持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我们党在干部标准上历来是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并一再强调德、才两个方面都重要，德是第一位的。党的干部“四化”标准，也是以革命化为前提。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不讲革命化，知识再高，专业水平再高，年纪再轻，政治上不可靠，很可能迷失方向”。这话讲得非常深刻，闸明了德与才的关系，尤其是强调了政治标准的重要性。各级党组织在选拔任用干部时要首先坚持政治标准，考核干部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廉政勤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方面的表现。同时，要考核是否具有领导才能，是否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是否具有实践经验，是否取得了突出的工作实绩等。
　　其次，要明确对干部政治素质的基本要求。政治上成熟，政治素质好的干部，应该是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不是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动摇“骑墙”态度，甚至站到党的对立面；应该是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懂得唯物辩证法，不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应该是有很强的政策观念，坚持拥护和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令不行，禁不止；应该是廉洁勤政，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损公肥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应该是有较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原则性，而不是拨弄事非，无中生有，讨情买好，左右逢源，拉关系，耍权术；应该是具有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而不是追求享受，挥霍浪费，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干部的政治素质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片面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其它方面。
　　再次，要全面准确地掌握干部的政治素质。掌握干部的政治素质情况要比掌握干部的其它素质困难得多，不像年龄、知识、专业那样具体明确。困此，在实际考核干部政治素质时，一是要历史地看，在历次重大事件中的表现，如从在“文革”、“六四”动乱中的言行，看干部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二是全面地看，正确分析干部的优缺点，分清主次、一贯与偶然。三是现实地看，就是注重干部的现实表现，看干部在完成党的中心任务中的表现，看廉政建设、事业心及原则性、纪律性。四是本质地看，即不要被表面现象所掩盖，要看到实质。五是发展地看，要从干部的成长过程中去分析，不能把人看得一成不变。六是客观地看，把干部放到一定的环境中去分析。
　　四、密切党群关系，必须不断提高领导班子整体功能，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
　　党群关系的好坏，关键在班子，一个好的班子，会带出好的作风。贯彻六中全会精神重点是抓好班子建设。班子建设包括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这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必须全面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抓好。近几年来，我们对组织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效果是好的，但对思想、作风建设抓的不够，今后要把组织建设和思想作风建设放在同等的位置全面抓好。
　　首先，要努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促使他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系统地掌握马列主义理论的人并不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更不甚了解。所以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或在复杂的情况下，有的人头脑不够清醒，识别能力差，分不清是非。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之时，转不过弯来，适应不了形势的发展。在北京去年春夏之交发生动乱时，看不清问题的实质。而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干部又抓不住主要矛盾，形而上学、片面性很大。这些都是列主义理论水平不高的表现。要组织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原理，学习唯物辩证法，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正确认识世界，说明和解决实践中的新问题，增强政治敏感性，使我们的事业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少走弯路或不走弯路。今后，要把干部对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态度和学习效果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对缺乏马列主义理论素养的人，在使用上应当受到限制。
　　其次，必须认真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基本组织原则，是党内生活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不可少的制度保证。决策是一项科学活动，需要集中群体智慧。充分发扬民主，是集中集体智慧的有效途径。发扬民主绝不是为了履行程序、走过场。现在，我们有的同志在集体决策过程中，一听到不同的意见，就认为他是在节外生枝；一听到反对的意见，就认为他是在拆自己的台；尤其是在听到高出一筹的意见时，就嫉贤妒能，明知道是对的也不采纳。这样把个人感情揉到工作中，把工作中的分歧意见当做个人成见的做法是错误的，对工作极为有害。做为班子主要领导，一定要在发扬民主的过程中，做到认真分析大家的意见和看法，善于从各种意见和建议中得到启发，博采众长，最后做出科学的决策。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还要科学地集中，这也是民主本身的要求，如果离开集中谈民主，势必导致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状态，那我们就什么事也干不成。
　　再次，要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团结。我们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搞“五湖四海”，要从党性原则出发，以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工作中要做到求大同存小异。领导班子不团结，有的是因为工作意见不一致，时间长了导致感情上的隔阂；有的不是互相互补台，同心协力，而是互相拆台，贬低对方，抬高自己；有的不是互相信任，密切配合，而是互相猜疑，暗中琢磨；有的不是相互谅解，胸怀大度，而是心胸狭窄，分毫不让；有的不是合作共事，为民造福，而是争权夺势，显示高低；有的是工作中缺乏沟通、了解，而产生某种误解，造成不理解；有的是不敢触及矛盾，怕得罪人，缺少自我调解能力。解决班子不团结的问题是加强班子思想作风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此，要下决心解决好。要教育我们的领导干部增强团结意识，珍惜班子的团结。维护班子的团结，要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议事规划，建立沟通协调制度，提高民主生活会的质量，建立正常的工作关系，减少矛盾和冲突。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分清是非，坚持原则，求大同，存小异。班子成员之间一定要做到相互信任、尊重和支持。
　　还要树立领导就是服务的观念。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树立服务的观念，必须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最近，李瑞环同志讲：群众最可敬，群众最可爱，群众最可怜，群众最“可怕”。这段语深刻揭示了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生产、生活的需要，真心实意地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向群众学习，接受群众的监督。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带头过紧日子。艰苦奋斗的作风与坚定的政治方向密切相关，没有艰苦奋斗的作风，也不可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克服追求享受，讲排场、门面，花钱大手大脚，甚至不顾政策规定，违反财经纪的现象。要提高工作效益，克服工作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的现象。要在思想上牢固树立服务的观念，把自己的本职工作与党的总目标联系在一起，工作要积极主动、自觉，要有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
　　五、密切党群联系 必须严明党的纪律 抓好党风和廉政建设
　　严明党的纪律，首先是党的政治纪律，要做到坚决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各级党组织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同违背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影响安定团结的现象作斗争。要及时查处不听党组织教育、丧失政治立场、任意散布对中央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满言论的党员。要坚决反对各行其是，搞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的人。要维护集体利益，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对于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顾国家政策、政令，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扰乱经济秩序，破坏经济环境的，要坚决追究当事人和单位领导者的责任。
　　要坚决惩治腐败，严肃查处党内违纪案件。要认真纠正党内不正之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搞好各部门、各业务系统的职业道德教育，搞好职业道德建设，坚决纠正借职权之便敲诈勒索、谋取私利等行业不正之风。
　　要深入进行党风、党纪教育，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各级党组织要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对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进行遵纪守法、廉洁奉公、顾全大局、艰苦奋斗的教育。
　　六、密切党群关系 必须坚持党管党的原则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党组织要提高总揽全局抓大事的能力。做为执政党要有强烈的执政意识，一定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要带头执行，正确执行，正确宣传，使群众真正理解它的意义、做法以及同自己利益的关系，齐心协力去做。要善于把握全局，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善于处理矛盾。工作要有超前性、创造性，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注意工作方法，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凡事从大局着眼，长远考虑，而不争一时的你高我低，用党委一班人的模范行动，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即使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不能在群众中得以体现，关键在基层，各级党的组织要十分注意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创造条件使基层党员有更多的参政、议政机会，这也是增强基层党员执政意识的重要措施。
　　要抓好党务部门的建设，党务部门是党委管党的职能部门，抓好党务部门建设，对于加强党要管党的工作关系极大。要按照培养造就一支素质较高的党务工作者的要求，严格教育党务部门的干部，充分认识党务工作的重要性，自觉地为人民服务，廉洁奉公。要教育我们的党务工作者安心本职工作，树立做一辈子“职业革命家”的思想和甘做无名英雄，甘当铺路石，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
　　　　　　　　　　　　　　　　　　　　　　　　　　 （作者单位：时任管局党委书记）　　
　　　　　　　　　　　 　发扬艰苦创业精神 搞好垦区二次开发
　　　　　　　　　　　　　　　　　 　陶绍毓
　　搞好经济工作，大力发展生产力，任何时候都是我们的中心任务。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岳岐峰检查垦区工作时指出，“北大荒人”为开垦黑龙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你们还要发扬“北大荒人”艰苦创业的精神，搞好垦区的第二次开发。如何搞好垦区的第二次开发，这是老一代“北大荒人”和新一代“北大荒人”要研究解决的一个新课题。
　　一、推动垦区第二次开发 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有了很大解放。但是，对解放思想的成果，还不能估计过高，尤其是面对垦区第二次开发的新课题，我们转变观念的任务，还相当艰巨。思想解放的程度，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速度。我们与先进地区相比，经济发展还比较滞后，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解放思想方面存在差距。
　　现在，我们正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学习理论，是为了武装我们的头脑，指导工作实践。因此，必须结合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及我们的思想工作实际，进一步解放思想换脑筋，尽快从传统体制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自觉运用市场经济的新观念来观察、分析、解决经济生活中的问题。当前，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上要重点解决以下四个问题。
　　一要强化发展意识，确立发展压倒一切的观念。在发展问题上，不能犹豫，不能观望。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谁发展得快谁主动，反之，则被动。我们垦区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发展问题，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还是发展问题。任何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解决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强化发展意识，重要的是抓好改革求发展，要以市场为导向，效益为中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破除高度集中、单一所有制的传统体制，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增加新的经济生长点。要加速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农业的深层次开发。
　　二要强化机遇意识，确立“认清机遇、把握机遇、抓住机遇”的观念。我们正面临着垦区二次开发的难得机遇。第二次开发和第一次开发不同，第二次开发的特点是智力型、深层次、开放式、重效益，通过横向拓宽，纵向延伸，全面增值。如第二次开发一个主攻目标就是发展食品工业，这是我们的优势。垦区以农为主，可供食品工业利用的农产品资源十分丰富，而且品种优良，许多农产品有垄断优势。这一点谁认识，早动作，谁就主动。以外部环境看，国家已出台发展农业有关政策，从内部条件看，我们已夺取农业五年丰收，为深度开发创造了物质基础。我们要因势利导，用足、用好、用活政策，抓住机遇就一定能实现二次开发的目标。
　　三要强化竞争意识，确立“竞争出速度”、“竞争出规模”、“竞争出效益”的观念。要加快经济建设，搞好二次开发，必须解决部分单位和部分干部群众中的“等、靠、要”思想，摒弃原字号生产、小富即安，目光短浅的小农经济和求稳怕乱思想。坚持自力更生，不等不靠，善於在市场竞争中解决难点，形成抢速度、争名牌、比着干、争着上、创一流，敢为人先的新局面。
　　四要强化效益意识，确立“以效益为中心”的观念。第一次开发重产值，第二次开发重效益。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高投入、低产出、重数量”、“重产值、轻效益”的做法。坚持评价和衡量一个企业的经营成果，不但要看数量、产值，看生产多少粮、养了多少牛，更要看质量、看效益、看赚了多少钱。所以要转变观念，始终把效益放在第一位，上新项目，开发新产品，都要走出一条少投入、多产出、快积累、赚大钱的路子。
　　二、推动垦区二次开发 必须高举艰苦创业的旗帜
　　艰苦创业是“北大荒”精神的核心。老一代垦荒战士依靠创业精神，第一次开发了“北大荒”，谱写了历史的辉煌。现在进行第二次开发，仍需高举艰苦创业的旗帜。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垦区二次开发机遇与挑战同在，有利条件与困难并存。垦区二次开发远景是乐观的，任务也是十分艰巨的。垦区资源丰富，二次开发潜力很大，要把潜力变为实力，有一个从认识到实践的转化过程，即要把握机遇，克服困难，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近年来，由于垦区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部分职工中，艰苦创业的思想开始淡漠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只要我们能保持和弘扬这种艰苦创业、战斗不息的精神，就会克服二次开发中存在的一切困难。
　　要以二次开发为契机，对垦区各层次人员进行一次艰苦创业的传统教育，从而提高广大职工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他们进行垦区二次开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励他们不断增加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三、推动垦区二次开发 必须明确方向 突出重点
　　垦区第二次开发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进行的。搞好第二次开发，不仅能充分发挥垦区优势，发掘潜力，兴垦富民，还将提高垦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全省、全国做出贡献。
　　但如何搞好第二次开发，方向、重点是什么，这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有待于进行认真调查、研究和探索。按省委书记岳岐峰讲话精神，结合垦区实际，我理解主要是搞好五个方面的开发。
　　1、 搞好资源开发。主要是开发“四荒”。要开发荒山、荒坡，植树造林；开发荒原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发展农业、畜牧业；开发荒滩荒水，排水治涝，发展养鱼。开发“四荒”，可以采取承包、租赁、拍卖等办法，制定具体优惠政策，尽快放开，向“四荒”要效益，变荒为宝。开发资源，要做到有什么资源就开发什么资源。第二次开发是开放式开发，所以要利用产品优势，建设“北方粮油大市场”，提高商品粮基地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利用人缘优势，以驻外机构为窗口，以返城知青、侨胞侨眷以及亲朋好友为纽带，加强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利用地缘优势，建设沿边、沿线、沿路的经贸区。坚持多边协作、多样联合、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原则，用开放促发展。
　　2、 搞好农业深层次开发，发展“两高一优”农业，加速粮食转化。深层次开发是二次开发的主要特点。要继续发展“两高一优”农业，保持粮食稳产高产和优质率，同时要在粮食转化上做文章、下功夫，改变原字号农业旧结构模式，向原字号产品深加工要效益。按产品—商品—效益和原料—加工—市场的公式想问题，办事情，变“北大仓”为“北大厂”。
　　3、 搞好产业开发，发展多种经济，推进产业结构改革。第二次开发要靠混合经济，多层次、多成分发展，要继续稳定发展农业，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和双体经济。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开辟经济发展第二战场。在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集体、个体、私营经济、合资经济。加速产业结构调整，支持投入少、有市场、效益好的项目。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做到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两个轮子一齐转。
　　4、 搞好市场开发，深化流通领域改革，广开商品渠道。要继续抓好流通领域国有民营，民有民营，租赁经营，股份合作等项制度的改革，放开搞好商品流通渠道，完善服务体系，加快建立生产资料市场和产权交易、资金、劳务、技术、信息和房地产市场，提高垦区商品粮基地的吸引力和幅射力。用开放促发展，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集种养加、产供销、内外贸、农科教为一体的生产经营新格局。
　　5、 搞好科技、人才开发，发展科技教育，培育人才市场。第二次开发是智力型开发，要继续坚持科技和教育优先发展，积极鼓励科研人员领办创办高新技术企业。人才就是效益，要以优惠政策广揽人才；用竞争机制选拔任用人才；用重奖鼓励有贡献的人才。靠人才开发，走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发展科技—振兴经济—繁荣垦区的路子。
　　四、推动垦区二次开发 必须加强班子建设 提供组织保证
　　垦区第二次开发任务艰巨而又光荣，对领导这项任务的各级领导班子和广大干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能否把工作搞上去，尽快赶上先进地区的发展步伐，关健在于各级领导班子的领导水平，在于各级领导干部的自身素质。
　　1、 要进一步加强班子的思想建设。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要求各级领导班子成员必须牢固树立“为官一任，致富一方”的思想，有改变本地面貌的雄心壮志，有不甘落后的进取精神。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要响应江泽民总书记的号召：“学习、学习、再学习”。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尤其要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市场经济基本知识，学习基层和人民群众创造的新经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学习与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与垦区第二次开发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和决策能力。
　　2、 要进一步加强班子的组织建设。领导班子是否坚强有力，决定着垦区第二次开发的成败。要坚持以政绩取人的干部任用导向。政绩是干部标准的综合体现，评价一个班子的工作，要看经济是否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是不是显著提高了。选拔干部的主要标准，要看是不是忠诚并创造性地执行了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发展中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成绩。要大胆提拔重用那些实事求是、以事业为重、勤奋工作的干部，而不是四平八稳、老实听话的人；大胆提拔重用那些顾全大局、讲团结、公正廉洁的干部，而不是作风不正派、专门玩弄权术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在广大干部中形成正确的导向，才能取得领导经济工作的主动权，才能把我们的事业办好。
　　3、 要进一步加强班子的作风建设。班子的作风建设关系到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班子要做到三点，即求实、团结、廉洁。要搞好班子团结，就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既要防止一言堂，个人说了算，又要防止多中心、各行其是。领导班子要有求实、务实思想，实干作风，深入群众，多为群众办实事，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班子要廉洁，带头反腐败。要认真贯彻落实好中纪委三次会议精神，认真进行自纠自查。只有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团结、务实、廉洁、高效”，深得群众信赖和拥护的坚强核心，才能领导垦区的第二次开发顺利进行。
　　垦区第二次开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推动垦区经济新发展的战略决策，艰苦创业精神是这一伟大乐章中的主旋律。我们的目的是开发垦区、振兴龙江、服务全国、走向世界，使垦区人民生活水平接近和达到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同期水平，使北大荒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发扬，使垦区的两个文明建设得到同步的发展。
　　　　　　　　　　　　　　　　　　　　　　　　　　 （作者单位：时任管局党委书记）　　
　　　　　　　　　　　　　　 关于农垦改革发展趋势的探讨
　　　　　　　　　　　　　　　　　 　赵永才
　　从1985年开始的以兴办家庭农场为标志的农业改革，到现在已走过了整整10个年头。经历了从分到统，由统到统分结合的探索过程，黑龙江垦区基本形成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模式。本文是笔者在1990年《对完善发展双层经营体制途径的思考》一文的基础上，对农业改革的趋势做一探讨。
　　一、北安局农业改革发展的现状
　　北安管局农业改革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多样化探索阶段和规范化发展阶段。
　　1、多样化探索阶段（1985～1987年）
　　这一阶段，北安垦区的农业改革从照搬农村改革模式开始，先多样化探索，实行多种形式并存。主要有独户家庭农场承包、联户家庭农场承包、机组承包、机农联合承包、生产队承包等五种形式。在实践中，人们在对这五种形式的利弊进行分析后，认识到垦区农业改革不仅形式上，而且本质上都相似于农村改革。但是，农垦企业又不同于农村。农垦企业具有规模优势、技术优势、设备优势。改革，就是要研究怎样发挥这些优势的作用，怎样克服既有的“大一统”、“大锅饭”等弊端，扬长避短，使农场的生产发展、职工的生活富裕起来。因此，根据北安垦区生产力水平并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了农业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使之在农垦企业具体化。这种模式充分体现了劳动、规模、技术三个效益的最佳结合。“户为基础”解决了“大锅饭”问题，使职工的生产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连利连心，充分发挥了劳动效益。“统分结合”克服了分散经营的弱点，适应农垦企业机械化、科学化、化学化的优势，充分发挥了规模效益和技术效益。
　　在这一阶段，我们逐步对“双层经营”深化了认识。所谓“双层”，是指农场为一层，主要行使“统”的功能。另一层是家庭农场。“统”这个层次是由农场通过生产队来实施的。“统”是指经济管理、国有资产管理、人才管理，主要是产品和财务管理。农场通过加强上述的宏观管理，增强农场的经济实力，提高农场的凝聚力，使农场的经济得到发展。生产队作为一个经营层次，在“统分结合”这个链条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加强生产队的职能建设，强化生产队生产服务、管理协调、经营核算、资产积累四项基本职能，是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农垦企业发展的主要措施。“分”是通过家庭农场来实现的。实践证明，以家庭经营（承包户）为基础，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启动了农业生产的内在动力，使物资、资金、技术的投入发挥了应有的效益，促进了垦区生产的发展。笔者认为在完善双层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首先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为了搞好这一工作，管局认真总结了赵光农场十九队“户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家庭农场生产协作体”的经验，1987年开始在全局推广，使北安垦区的农业改革进入了规范化发展阶段。
　　2、规范化发展阶段（1988～1993年）
　　管局自1987年推广赵光农场农业改革的模式，1988年大部分农场结合本单位实际学习推广，1989年管局加大了在全局推广赵光模式的力度，各农场纷纷到赵光农场学习，推广速度较快，凡推广好的农场，农业生产效益明显提高，加速了承包形式规范化的进程。到1992年全局农业改革基本实现了规范化。北安管局的农业生产连续五年大丰收，主要得益于农业改革的成功。
　　几年来，北安管局农业改革始终坚持“稳定、改善、提高”的方针，在稳定现有承包形式基础上，通过推进“两自”，对于改革不到位的农场、生产队，全面推行赵光农场“户为基础，核算到人，统分结合，人机协作”的生产经营模式，基本上实现了承包形式规范化，生产经营规模化。今年全局家庭农场承包形式为25 740个，比上年的20 974个增加4 764个，增长22.7%。家庭农场承包耕地171 827公顷，占总地面积的78%。参加家庭农场承包的劳力41 443人，占农业劳力总数的 81.2%。红星农场、建设农场是从1991年开始抓承包形式规范化的，1992年全部到位。今年，通过推行“两自”，对于格球山农场、尾山农场、引龙河农场的大独户、联户及生产队承包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全局生产队承包由上年的 527个，减少到今年的67个。全局承包120公顷土地以上的102个大型独户家庭农场全部解体。全局“两自”的综合处理率达到了80%，其中生活费自理率达到了100%，直接生产费处理率达到了 71%。推进承包形式规范化的过程，使生产队的职能建设进一步加强，社会化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同时也推进了农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今年是北安管局实行土地租赁经营的第二年。去年面积较小，今年在土地租赁经营上，从管局到农场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约束机制。全局有 7个农场和局科研所实行了土地租赁经营，总面积为23 992公顷，占承包面积的10.8%，租金总额达1 784万元。格球山农场今年对全场11 666公顷耕地全部实行租赁经营，租金总额达650万元。
　　总之，北安垦区通过从1985年兴办家庭农场以来的10年改革，已经找到了适合于北安垦区的生产经营模式——“户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体制被职工群众誉为具有北安垦区特色的农业改革的基本模式。北安垦区的发展得益于农业改革的成功。
　　二、农业改革发展的趋势
　　关于农业改革的发展趋势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课题，笔者只从北安垦区农业改革的现状出发，对农业改革的发展趋势做进一步探讨。
　　纵现北安垦区农业改革的形势，已进入了稳定完善的发展阶段，双层经营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这种“户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将要长期存在下去。从发展趋势看，农业改革将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1、农业改革将向规模化方向发展
　　目前北安垦区这种“户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在平分土地的基础上，由生产队将家庭农场（承包户）统起来的经营方式，只实现了生产经营的规模化，为北安垦区深化农业改革的第一阶段。深化农业改革的第二阶段，将是少数人种多数地的规模化发展阶段。要实现规模化发展，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是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种植业产前、产中、产后提供专业化、系列化、标准化的服务。
　　二是进一步提高机械化、化学化的程度，提高农业效益。
　　三是努力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使家庭农场（承包户）能全面掌握和独立实施农业生产技术，科学合理使用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
　　四是努力发展二、三产业，挖渠放水，积极创造条件，分离种植业的劳动力。但是这种分离不是强制性的，要根据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和生产力水平，采取不同的分离措施，慎重稳妥地进行，不能操之过急。这种分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五是提高“两自”水平，综合处理率要达到85～90%。
　　2、产权制度改革将使农业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
　　北安垦区以兴办家庭农场为标志的、建立“户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变革，使国有农场的产权关系发生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深刻变化。但这种变化只是浅层次的。近几年来，农业产权制度改革呈现了新的变化态势，使农业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
　　按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要求，深化农业产权制度改革将成为垦区今后几年农业改革的主旋律和重要研究课题，并以此为突破口搞好其它配套改革。这是垦区建立市场经济，进入农业改革发展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第一，实行土地租赁经营，推进农业的国有民营。
　　对国有农场的土地实行租赁经营，是近两年对农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新尝试。对于它的可行性理论研究也刚刚开始。但从实践中已看出了它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它必将成为农业改革的一种发展趋势。在今后的操作中，要根据租赁经营的利和弊，总结经验教训，规范操作方法，促进其健康发展。
　　随着放开“五荒”和土地租赁经营改革措施的实施，国有农场将面临放活土地使用权的改革，将把市场机制引入土地利用过程，使土地逐步商品化。从而使土地使用权规范化、法律化和制度化。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这里就不加论述了。
　　第二，实行股份合作制。
　　近年来，国有农场在农场经营中引进股份合作经营形式，是国有农场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有益探索，是继建设农业双层经济体制的国有农场改革后取得的又一影响深远的重大突破，是在重新构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有农场微观组织基础。笔者对加快国有农场股份合作经济发展步伐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①切实加强舆论宣传工作。普及股份合作经济基本常识，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的认识水平。
　　②高度重视总局、管局、农场的合理组织和引导。
　　③合理确定试点单位。
　　④坚持先多样化后规范化的发展策略。但是对试点企业的管理要规范化，以为面上的推广提供可靠的经验。
　　垦区的农业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发展趋势也是多元化的。本文只对其发展趋势做了初步探讨，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作者单位：时任管局局长，1993年写）
　　
　　　　　　　　　　　　　　关于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思考
　　　　　　　　　　　　　　　　　　　　李殿君
　　政治路线确定之中，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巩固和发展下去，中国能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关键看我们能不能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这充分表明了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现实重要性和迫切性。
　　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迫切需要。党员干部是实践“三个代表”的主体。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实践“三个代表”要求的重要内容，又是实践“三个代表”要求的关键环节。适应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需要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敏锐地把握生产力发展趋势，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职工群众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适应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要求，需要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牢牢把握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和要求，以培养“四有”公民为目标，带领职工群众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适应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施政的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推进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
　　建设高素的干部队伍，是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宏伟目标的迫切需要。“发扬北大荒精神，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江泽民同志视察垦区时的题词。这既是他对垦区新世纪发展所寄予的殷切希望，又是对农垦发展建设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巩固和提高农垦在新时期的地位，更加充分地发挥农垦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从根本上解决垦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北大荒将变成一个生态环境优良、产业结构合理、综合实力雄厚、人民生活富裕、繁荣、文明的现代化垦区。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必须构建经济增长优势，拓展经济增长空间，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总体推进、重点突破，在实现全面创新上做文章。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农垦改革发展的方方面面，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许多具体的规律需要我们去探索，有许多专门的知识需要我们去掌握。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就要求广干部加强学习，提高领导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能力，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管理人才和专门人才。
　　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新世纪迎接知识经济新挑战的迫切需要。目前，我们正在步入一个以智力资源为主要依托的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高低，掌握知识的程度，拥有人才的数量，将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国际竞争和世界格局中所处地位的关键因素。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的智力在知识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是知识生产、扩散和应用的载体。而培养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发展知识经济的重要前提。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在领导干部队伍中，由于缺乏应有的思想理论功底，缺乏科学文化知识，缺乏驾驭全局、开拓创新等方面的能力而打不开工作局面的现象普遍存在。在现代社会中，领导干部要成为一个称职的领导干部，不被信息化的时代所淘汰，必须不断地加强学习，求得自身知识的增长和完善。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学习、学习、再学习，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素质能力，在迎接市场经济的挑战中，带头抢占知识经济的至高点。
　　第一，领导干部要做实践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模范。
　　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成为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忠实代表，一是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放在首要的位置。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排除一切干扰，冲破一切障碍，集中精力加快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二是必须坚持以改革为动力，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其它各项配套改革，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三是必须坚持以科技为先导。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必须始终努力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地用先进的科技改造和提高生产力水平。四是必须坚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立足于构造经济发展优势，提高经济运行质量，我们要以把种植业调优，畜牧业调强，二、三产业调大，非国有经济调高为重点，走出一条具有农垦特色的经济发展的新路子。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在新历史条件下，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进入经济建设的主战场，认真学习领导经济工作的知识，积累经济工作的经验，研究经济发展的规律，为实现垦区生产力发展的新跨越作出新贡献。
　　第二，领导干部要做实践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模范。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立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一是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二是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内振精神、外树形象为目的，以服务于经济建设为宗旨，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加强科学理论、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的宣传教育，做好垦区加快现代化建设的舆论推进工作。三是坚持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垦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四是坚持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要抓好思想文化阵地建设，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动权；要广泛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要加强文化队伍建设，努力提高文化队伍的整体系质；要组织文艺精品创作，在促进北大荒文化第三次繁荣上下功夫。
　　第三，领导干部要做实践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模范。
　　领导干部要成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模范，一是要强化党的宗旨意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忠实地代表人民的利益，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和唯一宗旨。80多年来我们党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我们要在思想上尊重群众，在感情上贴近群众，在作风上深入群众，以实际行动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二是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我们要坚持发扬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等优良传统作风，真心实意地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谋福利，真心实意地关注那些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具体事情，想方设法解决好职工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尤其是在企业改革中下岗分流职工的生产生活问题，时刻把职工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三是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由于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冲击，垦区加快改革面临的困难很多，发展的任务很艰巨。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是要关心群众，依靠群众。四是要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共产党人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首先要为最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江泽民指出：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改革越深化，我们越要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把最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他们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只有这样，我们的改革和建设才能始终获得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作者单位：北安分局党委书记）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应把握的原则
　　　　　　　　　　　　　　　　　　　　李佐同
　　北安分局的农业改革从1984年兴办家庭农场开始起步，自1989～1997年连续夺得九个丰收年，使过去“一死二穷”的北安垦区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然而，从1998～2000年，市场粮价骤降，自然灾害加剧，在双重风险（市场风险、自然风险）打击下，职工家庭农场遭到重创，部分职工种地越多，亏的越多，多年的积累被掏空，致使1999年的“两自”率由1997年的93.98%降至1988年的34.4%，2000年为39%，今年升至100%。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除了市场和灾害原因外，改革不到位、不彻底、不坚定及结构调整难度大也是重要因素。
　　笔者认为，坚持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和非公有经济，使多数人从土地中分离出来，逐步实现少数人种多数地，是北安分局最现实、最根本的选择。
　　具体来说，推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应当是“职工自愿”，重点是“规模适度”，核心是“两自到位”，保证是“机具配套”，成败在“利益连接”，关键是“家庭农场主”。大农场对于规模家庭农场来说应当做到：积极引导，政策扶持，组织协调，搞好服务，先行试点，分步实施，总结经验，跟踪问效。为此，首先，应着重把握好以下基本原则：
　　（一）、坚持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改革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根本取向原则。
　　（二）、坚持从各农场实际出发，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
　　（三）、坚持尊重职工意愿和选择，把效益放在第一位的原则。
　　（四）、坚持先试验、后推广，以点带面，典型引路的原则。
　　（五）、坚持以独户为主、联户为辅，多种组织形式并存的原则。
　　（六）、坚持走“农牧结合”之路，趋利避害，化小风险的原则。
　　（七）、坚持“统分结合”、“改管结合”的原则。
　　（八）、坚持循序渐进，不搞行政命令和“一刀切”的原则。
　　其次，规模家庭农场应具备以下软硬件条件：
　　（一）、承包土地面积在3000亩左右，实行长期固定，自行轮作。
　　（二）、与承包的土地面积相适应，拥有配套的动力机械、收获机械、运输机械、耕作机械等全套农机具。
　　（三）、有资金能力，生产生活费全部自理。
　　（四）、家庭农场主必须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懂技术，会经营，有较高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掌握财务和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
　　第三，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配套政策和服务体系：
　　（一）、建立完善的土地流转制度。鼓励并引导土地向有机大户和种田能手集中。
　　（二）、建立专项扶持资金贷款制度，实行净资产抵押贷款。
　　（三）、建立申报认定制度。适度规模家庭农场要向大农场申报，农场组织农业、农机、畜牧、财务、体改、人事等部门审核认定后，报场长办公会讨论，批准实施。
　　（四）、建立档案制度。对每一个规模家庭农场从运行之日起，都要建立档案，全过程跟踪了解在实施中出现的各类情况，以便协调处理。
　　（五）、健全服务制度。对从事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部门或中介组织，应在生产资料供应、气象信息、技术信息、价格信息、市场供求信息等诸多方面提供良好的服务。
　　（六）、建立培训制度。农场应定期地组织规模家庭农场主进行专业技术培训，或组织到垦区内外先进、发达地区学习，以提高他们的经营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
　　　　　　　　　　　　　　　　　　　　　　　　　　　　 （作者单位：北安分局局长）　　
　　　　　　　 　北安分局改革开放20年（1978～1998）简要回顾
　　　　　　　　　　　　　 　陶绍毓 朱长文 王建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光辉指引下，北安垦区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开拓进取，以不甘人后、争创一流的精神和巨大的创造力，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不断前进，坚持不懈地与贫困作斗争，与自然灾害作斗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致力于经济发展，坚持解放思想，实是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从垦情、场情出发，在两个文明建设上取得了丰硕成果。20年的改革，不仅打破了传统僵化的办场模式，建立起统分结合的农业双层经营体制，搞活了经营机制，而且，全局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逐步趋向合理，家庭农场由兴办之初到全面实行“四到户、两自理”，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为农垦企业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使过去“一死二穷”的北安局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其主要标志是：
　　——经济建设持续发展。具体表现为五个显著：1、 生产水平显著提高。全局粮豆总产最高年份1997年为7.7亿公斤，单产242公斤，分别比1978年增长1.6倍和1.4倍，20年平均分别增长4.8%和5.2%，近3年平均增长分别为5%和13%。2、 发展速度显著加快。1998年全局实现国民生产总值（GNP）12.9亿元，比1984年增长1.6倍，年均增长8.4%，近3年平均增长 11.9%。3、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全局企业利润最高年份1987年为6 057万元，比1984年增盈7 688万元。4、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据统计，1998年全局资产总额20.8亿元，比1993年增长51.3%，近3年平均增长24.5%。1998年全局资产负债率78.5%，比1993年下降9%，近3年平均下降3%；5、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98年全局人均纯收入3 637元，比1989年增长2.5倍，10年平均增长 16.1%，近3年平均增长17.2%。
　　——各项改革成效显著。在所有制结构上，打破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旧格局，初步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农业上打破传统的经营模式，建立起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大农场套小农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的工商运建服企业改革不断深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民营化等新机制运行良好。三项制度改革全面推进。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为主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形成。事业单位通过深化改革加快了事转企业的进程等等。所有这些改革都为北安垦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开创了北安垦区的新局面，书写了北安垦区历史的新篇章。
　　——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教育事业蓬勃发展。15年累计投入 4.5亿元，建起教学楼49栋、14.5万平方米，教育手段和教学环境大大改善。普及 9年义务教育全面完成。卫生事业迅速发展。预防保健和治疗水平显著提高，服务水平明显改善。据统计，全局现有医疗床位 1 068张，每万人有医护人员44.8名。计划生育工作进一步加强。1998年全局人口自然增长率比1985年下降 0.9‰。道路交通建设方兴未艾，建设白色路面15公里，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网络已经形成。广播电视事业从无到有并有了长足的发展。电视节目由1983年的2～3套增加到现在的18套以上，电视覆盖面94%以上。通信手段走上现代化。全局拥有电话2万部，平均每 9.4人就有一部电话，移动电话也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小城镇建设迈出可喜步伐。1998年全局人均住房面积15.4平方米，比1985年增加88.7%。全局自来水普及率100%,比1985年增长 5.6倍。场容队貌不断改善，职工整体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
　　——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攀登新台阶。通过实行党建工作目标管理，不断加强党组织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较好地发挥了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战斗保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全局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贯彻“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要求。通过“六抓”和实施“六大工程”，做到有形的抓实，无形的抓深，注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培养“四有”职工队伍这个根本。通过开展各类创建活动，使文明单位、星级文明户不断涌现。仅近两年全局荣获分局级以上文明单位称号就有349个，星级文明户达5 200户。有效地为全局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改革开放20年来，北安局经济和社会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可喜成绩，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坚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结果，是北安管（分）局党委历届班子确定正确发展战略和民主科学决策的结果，是全局人民艰苦奋斗、不懈努力的结果，也是20年来坚持从垦情、局情、场情出发，不断深化认识、探索实践的结果。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北安垦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基本经验，就是要做到八个必须坚持：
　　一是必须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发展前提。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改革的力度和发展的速度。解放思想是个总开关。因此，在改革和发展的全过程中，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确定改革、发展的思路和措施必须从垦情、局情、场情、队情出发，不能搞形式、图虚名。
　　二是必须坚持以深化改革为发展动力。建立和稳定完善以“四到户、两自理”为主要标志的家庭农场承包经营为基础，大农场套小农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带来了北安垦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变化。农机具转让，土地固定，延长承包期，工商运建服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事业单位“三个过渡”改革等等。所有有利于调动职工群众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和实力的改革政策和措施，都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加以深化。
　　三是必须坚持以夯实农业基础为发展根基。农业兴，百业兴。因此，必须通过加大投入，夯实农业基础。基础差，投入低，灾害重，是北安分局发展“两高一优”农业的制约性因素。“七五”以来，全局农业基础建设累计投入5.94亿元，占经济总投入的 53%，使综合抗灾能力大大增强，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
　　四是必须坚持以优化结构，实施产业化经营为发展方向。向结构优化要产值、要效益。大力调整所有制结构，非国有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大力调整种植业结构，单一的种植结构开始向质量效益型农业转变。实施产业化经营是农业走向现代化的根本途径。已构建的“六龙六链”为尽快形成“龙型”经济格局打下了基础。
　　五是必须坚持以“科教兴垦”为发展保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科技开发和技术推广已形成完整的服务体系。农业科技贡献率已达60%，科技成果转化率达70%。教育投入逐年增加。微机、电视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已全面应用于教学，教育教学质量明显提高，呈现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协调发展的可喜局面。
　　六是必须坚持以强化管理为手段。管理出效益，管理是企业永恒的主题。要始终不渝地在强化成本管理、财务管理、资金管理、质量管理、资产管理等方面上下功夫。管理贵在坚持，即持之以恒地抓管理；贵在从严，即坚持一点也不能差，差一点也不行。
　　七是必须坚持以重点突破、典型引路为发展措施。每个时期的工作都有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所以必须突破重点，带动一般。要针对不同时期、不同行业和不同工作的要求，树立典型，促进工作，充分发挥典型引路的作用。
　　八是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落实“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要求，实施“六大工程”，做到有形的抓实，无形的抓深，文明单位、星级文明户不断涌现。企业文化、群众文化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效果显著。最可贵的是在长期的艰苦环境中，北安垦区人民塑造出一种不怕困难，勇于拼搏，不甘人后，争创一流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就可以再创辉煌。
　　总之，改革开放的20年，是北安垦区经济发展充满生机、充满活力的20年，是同贫困落后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20年，是不断探索前进的20年。尽管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和曲折，但总体发展是健康的，成绩是显著的。只要我们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发展经济，坚持改善人民生活，“咬定发展不放松”，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　　
　　　　　　　　　　　　　　 寄自垦区西北角的报告
　　1988年金秋时节，我们来到北安管局，自龙镇农场出发，东到逊克农场，西抵锦河农场，途经红色边疆农场，半个月驱车1 000余公里，走访了近30户农场职工，接触了100多名职工群众。发生在他们中的那种懒与勤、等与争、穷与富的对比，撞击、跨越……震撼着记者的心灵。这裂变的西北角，远不是一纸贫穷所能了结的……
　　　　　　　　　　　　　　　　　　 ——题记
　　　　　　　　　　　　　　　　 徐国春 曹起元
　　　　　　　　　　　　　　　　　　 （一）
　　有句俗话：春雨隔牛背。在北安管局的几个农场，记者欣喜地见到同一景象。这里说的不再是自然景观，而是在隔村、隔户、隔门、隔路出现的暂时的贫困与新起的富裕之间的反差。
　　　　　　　　　　　　　　　　 起自一点点
　　掰着手指数一下，我们走访的10多个队中，最困难的要数龙镇十六队了。十六队是有名的西大洼。“西大洼，西大洼，十年种地九年瞎，碰上好年遭地震，一年到头没收啥。”这个队困难户80多个，约占全队总户数的85%。
　　我们先看了 4户穷的，他们穷到了份上！然后又挨着看了几家。一趟房，隔俩门儿，我们走进了李雨民家。小院落规整清洁，室内布置雅致，基本用具齐全。小李28岁，和妻子包种两垧地。小李不在家，他的妻子腼腆中透着洒落，说起话来满是章程。“遭灾挂账免不了。我们是地里挣一点，院里补一点，平时省一点儿，一年稳当地进一件儿。”她说，这几年新添了一台牡丹牌电视机（黑白，14吋），一辆红旗牌自行车，一台标准牌缝纫机，一共花了七八百元。
　　“小李呢？噢，我们那口子，到沾河林业局干活去了。干啥活？啥活都干。庄稼人玩把什，啥都得会点，加上勤快点，细心点，踏实点，不会的能会，会的能精。”
　　“紧不紧巴？俺们是从紧巴里过来的，不怕。再说过日子那有不紧巴的呢？紧巴松快是哥俩，不能看死了。光盯钱就紧巴。在俺们眼里，活泛的空儿，富余的劳力，都是钱。”
　　“说得好！”“说得好哇！”我们受感染了。
　　在这里，紧巴的迹象是明显的。不过，紧巴里的精打、细算、勤勉、节俭给人以希望。
　　　　　　　　　　　　　　　　　　弱者的强音
　　鳏寡孤独算弱者吧！他们曾有过迷惘和失望。在竞争机制、风险机制的运行初期，他们一时惊呆了。但是，当豆腐西施、西瓜大王、养鸡司令大摇大摆地走出农家院时，弱者的心头奏起了强音。
　　3年前，夏淑华的丈夫上山拉柴，不幸死于车祸。她怎能负起6口之家的重荷呢？望着年迈的公公，望着大不过17，小才5岁的4个女儿，她连连叹气。
　　丈夫“走了”，匆匆地，什么也没有交待。可是丈夫留下了80只羊。望着羊群，她又想起了丈夫。丈夫在时，也好难啊。一个劳力养全家，拼死拼活的，还是顶不住。还不是“放开”以后，夫妻俩咬着牙，东挪西凑地买了10只羊。
　　开始想的，只不过是贴补几个，没想到人精心，羊群旺，滚雪球儿似的，3年翻到146只。夏淑华望着羊群：“指望它们了”。在饭桌上，三代人一核计，把副业变成了主业。靠养羊，撑门立户，起早贪晚的，一家老小全上手了。收入多少是个谜，反正老人的酒壶常常是满的，姑娘身上披着红挂着绿。记者上门的时候，满圈的羊正在“倒嚼”，一片嚓嚓的声音，满有韵味。
　　　　　　　　　　　　　　　 　“家庭造血机”
　　有人说，贫困划下了一个怪圈。在贫穷困扰下的场、队，像贫血的肌体。靠输血过日子，于是寅借卯粮，拆东补西，恶性循环……
　　终于，经济细胞的裂变，涌现了医治贫血的克星——“家庭农场”在大时代的潮头，冲破禁锢而爆发了！
　　红色边疆农场，好一个浪漫的名字。可它却负债 400万。在维系赤字的氛围中，起自家庭的致富风吹起来了，像一架架开动的造血机……
　　老汉关贵勤，今年50多，老两口膝下一儿三女。守穷折腾了20多年，“家？顶个家的名儿！”关老汉常常和着街坊邻居的话音。
　　自打办了家庭农场，关老汉一大把岁数，却好像突然眼晴亮了，脑瓜清爽了，大路子，小算盘，常常在心底铺着。
　　去年，关老汉在家里推行满负荷工作法，麦豆空里弄西瓜，种地缝里摸鱼虾。老两口加小两口，风风火火地干了一年。粮豆收入5 000，西瓜收入7 000。多不算多，可顶起了万元户的名儿。苦，是付出的辛苦，心里是甜的。
　　关老汉还是老脾气，有空爱和老伙计们扯闲篇儿，不过话题不是一路了，信息、物价、调整什么的，常挂在嘴上。打下家底儿，嘴头壮了，他敢拍着桌面说：“涨价的幅度是不小，可收入还是大比往年强。”
　　“家庭”真正成了农场经济的的细胞。富裕使他们有钱上交，有钱投入，有钱为大农场分忧。有人说，家庭农场是强力造血机，她将潜力转变为动力、活力，注入贫困的肌体，焕发出勃勃生机……
　　　　　　　　　　　　　　　　　　　　（二）
　　穿行在贫困场、队、家庭之中，说“变”最能引起共鸣：
　　天变、地变、场变、家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变……
　　　　　　　　　　　　　　　　　　 春风不得志
　　小伙子名叫王春风，长得挺帅，满身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在邻居家作客，我们撞见了，随便聊起家里这几年的甘苦。
　　小王有 3个妹妹，两个妹妹出嫁了。眼下小妹妹正上学。自前年起，各家分开干了。王春风也想和爸爸一起，同左邻右舍比试比试。没想到农业连连遭灾，再加上房屋作价交了一部分钱，拉下一大笔饥荒，沦为全村的最困难户。
　　说到眼下这套办法，王春风连连摇头。他不赞成这样搞，理由么？主要是冷热不均，两极分化。他问记者，你们说，都一样干，差别那样大，合理吗？
　　　　　　　　　　　　　　　　　　工会主席的怨忧
　　“眼下这个搞法，真的不行。富的富了，是极少数；穷的受穷，占大头。群众有苦难言啊？”他在说。他是某生产队的工会主席。
　　这个队发生着静悄悄的变化，退休干部养奶牛多收入 5 000元；普通木匠养汽车，一冬挣了一万。一名妇女成了协作体的头儿，手下大小19条汉子。“为啥奔富要拆帮呢？为啥，老实巴交的人突然狂气了？为啥，小场长总和我们过不去。”
　　他说，这是群众的反映；他说，他代表大伙儿……
　　　　　　　　　　　　　　　　　　姑嫂话儿长
　　男人们下地了，女主人是左右手。小姑子孙丽荣还在上学，趁放假的空儿，在家里当帮手。
　　“咋样，你们干得舒心吗？”我们问。
　　“那咋不舒心，几年真的一滴汗一分活，能不来劲吗？”
　　小姑子边说边给嫂嫂端上饭。
　　一碟豆角，一碟葱酱，半合午餐肉，馒头白白的。“我饿极了，先吃了！”王炳玲一口咬下了小半个馒头。已是午后4点了，她才吃午饭，“真不易啊！”
　　“你们看，现在这样干好呢，还是过去的干法好？”
　　“当然是现在好！”王炳玲咬了一口大葱，豪爽地说：“不过，原来轻巧，现在累。”
　　她笑了，我们也笑了。一屋子笑声。
　　　　　　　　　　　　　　　　　　店主的心音
　　没有谁指点，我们敲开了某队一家的房门。主人姓徐，63岁。
　　他原是麦场主任。 3年前，老徐退休了。身离开一线，心却惦记着大伙。他在关心人们生活的变化，承包了，定位了，分离了，副业悄悄地进入百姓家！
　　徐占芳兴奋了。前年，女儿出嫁了。老徐花了 5 000元的本儿，自己开起小店。两年的光景，小店大了。月收入由起先三四十元，上升到一二百元。眼下老两口，住着80平方米的房子。室内起居，一应俱全。那电视最显眼，18吋带色的，还是北京牌的，正在播放冲浪大赛。
　　我们请他做个前后对比。他乐了。
　　“这哪比得了。我觉得家庭农场一办，比往常强，强在哪？俺这小店像一面镜子，各家收入瞒不了俺。这么说吧，买的种类不一样，过去多是油盐酱醋，现在是罐头、奶粉、饮料、酒。过去一个月卖个四五百元算冒高了，眼下卖个一千四五算是低的。大伙情绪不一样。 60%的人天天叫好，30%的人叫苦，实际内心叫好。”
　　“个别人呢，没啥代表性。十个指头，没一般齐的。”送我们出门时，徐占芳补充说。
　　　　　　　　　　　　　　　　　　 四老汉话当今
　　龙镇十九队，一屋里坐着四老汉。纯属巧遇，没有人安排。
　　贺老64岁，儿子是场里的副场长。贺场长曾留他在场部，他摇手拒绝。“给我找块水土好的地方！”他来到十九队，买羊放羊，先后养了400多只羊。去年卖了1万多元，正打算买奶牛。“眼下这政策是花钱买不来的，咱说句话先撂这，过5年再来看，大伙儿不富得流油才怪呢！”
　　61岁的潘长华，自已开了两块地，总共20多亩。侍弄好了，能闹个千八的。潘老说：“这事前些年不敢想，怕割尾巴呀！”
　　有一位农工53岁了，叫陈然。他哪，种地好，养羊也好。单卖羊毛，两年就捞了 4 000多元。他说，政策好，富万民，打算在广州盖楼，建一处猴头、木耳养殖中心。
　　四老汉唠的净是实话。他们说，俺们心热嘴冷，那拥护的事，你就掂量着往上写吧，冒不了！
　　　　　　　　　　　　　　　　　　　　（三）
　　在改革的大潮中，竞争意识、商品意识渗透进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说起投入、产出、成本、利润，平平常常的妇女，不显山不露水的农工，都能掰扯出个四五六来。他们心里那本小九九，正在形成无形的冲击波。
　　　　　　　　　　　　　　　　　　 跳出平均线
　　在一些边远的生产队里，家庭农场还只是挂着的牌儿。在这块牌底下，仍然与老一套差不多。有人形象地说这是队长一口钟，大伙一锅粥。好多想甩开膀子干的，窝着一肚子火儿……
　　红色边疆十队，是场内的富裕户。当着记者面，队领导颇为自豪地说：俺这太穷的不多，大富的没有，这儿的人规矩、本分。会过的，几乎家家养猪、鸡、鸭，自己吃，没有出去卖的。做买卖的，只有种西瓜的那一份。
　　有人提出拉出去单挑着干。“那哪成？这么多车，还有‘三库’、‘一场’，放开就完了。前些年分过一回，好多东西造没了，坐地亏损。”一队之长不松口儿。
　　一条平均线，扯在领导的手中。村里的能人，希望能放松放松。他们说，干多干少一个样，不合理。别的队已经放手了，咱这为啥压着？有 5名承包者挑明了说，我们希望单独干，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赔了赚了，自个儿顶着。有一位算账挺溜道。他掐指算了算，很有把握地说，真的分到户，落到人，中等劳力的家庭都能“发发烧”，何况还有副业呢！
　　　　　　　　　　　　　　　　 反差与落差
　　龙镇农场有两片洼塘，一为南大洼，一为西大洼。前些年，南大洼穷一些，西大洼算富的。
　　分布在西大洼上的十六、十七两个队，常有些好夸的东西，像单产、总产、利润什么的。涝洼塘嘛，稍翘个头就是功。这几年，不知怎么的，像压翘翘板，自己这头像坠了铅砣，一点点往下坠。大前年办家庭农场，雹灾毁了大豆，大水淹了小麦，第二年翻烧饼，再加上地震骚扰，一年功夫没少费，一年到头没收啥。过去，村头来了卖冰棍的，不出一个钟点，准见箱底的。近些日子，没几家舍得花这几个小钱儿。有的孩子馋了，偷着拿鸡蛋去换，没少挨打。
　　南大洼的十八、十九队呢？这几年翘头啦！承包哇，副业啊，还什么协作体，家庭农场好红火。头两年，这两个队也亏，近两年一家盈近10万，一家盈11万。还有副业呢，在南大洼几乎家家都有点儿，还讲究用丰产素、微量元素什么的。就说十八队吧，67户中12户养奶牛20头；6户养羊320只；60户养鸭鹅1 600只，还有26户自已掏腰包买车的：东方红-54两台，小四轮 6台，马车 5挂，牛车13台。全队全部实现“两自”后，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副业的钱，咋也有10多万吧！
　　南大洼的冲击波撞击波，干部们带领群众顶过来了。眼下这冲击波，难过哩！当领导的看人家，想自己，眼热心跳，真个寝食不安呢！
　　差在哪？原有条件和当年条件差不多，最要紧的是人家分得彻底，合理组合，从稳定到提高。自家呢，合了分，分了合，把人心折腾散了。眼下，西大洼正在下茬子，相信明年会出好新闻的！
　　　　　　　　　　　　　　　　　　 （四）
　　“插根筷子也发芽儿！”这句话，北大荒人念了整整30个春秋。事实呢？一味地围绕着这片黑土地，顽强地抗拒着旱、涝、虫、雹，明水撒冲，水中捞麦，踏冰割豆，付出的是超强劳作，收获的却是小额效益。垦区西北角的人们执着得近乎倔强，他们翻开犁底层，巧配氮磷钾，干部群众洒下辛勤的汗水，却生活在一串赤字中。
　　　　　　　　　　　　　　　　 新思索中的新探索
　　而今，黑土地孕育的臣民，站地黑土地上开始了新的思索和新的探索。“短平快”从世界体坛上传入西北角。一方木耳园，就有一段故事。沿锦河、逊克、红色边疆一线，木耳段一垛垛、一片片，新摘的木耳黑绒绒闪着光亮摊晒在房瓦上。据三个场统计，木耳总量约 500万段，可卖钱100万元。木耳生产正在变为一些家庭的主业。
　　在红色边疆农场，我们参观了朱万祥的木耳园。好大气派！占地五六亩，大约 2万段，朱万祥坦率地说：“起初没想到这是条路，还不是逼出来的。”风雨耕种几十年，谁不稀罕小麦大豆？过去，腰累弯了，还不是干啊干的。这些年的风一吹，有人先清醒了，试把着要在这黑土地上站起来。鼓捣木耳、都柿、党参、平贝的人家多起来了。真成，巧点子生财了。这几年，上下一齐下功夫，万段户也就是个中等。前些天，不少人来向他讨教。连三分场书记罗利忠还种了4 000段呢！
　　在一片向阳的坡地上，齐刷刷地排放着五六万木耳段，几位上岁数的老人在翻整、忙碌着。我们搭讪聊了一会儿。他们说了好多好多，但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爱土地，但却不满足于“在地里刨食儿了”，他们正在成为全方位主宰大地的主人。
　　　　　　　　　　　　　　 黑土地闪射出五光十色
　　依托本地资源新上的乳粉厂、木耳菌厂、柳编厂、家具厂、玩具厂，是起自黑土地上的新工程。这些项目多数是投资不多，原料充足，一项上马，就有一大批产品就地增值。引人注目的锦河玩具厂，简陋的设备和精制产品形成强烈的对照。我们去时，工人们正忙。一些过去摆弄镰刀锄把的青年工人，从土地进作坊。他们在纷飞的屑中车圆、压字，像一个个灵巧的艺术家。玩具车间里， 3名男女青年正坐在案板旁用彩笔点染。在他们的身前身后，新制的猪八戒啃西瓜等10多种玩具，即将投放市场。他们埋头在小山一样的玩具堆里忙碌着，喜形于色，兴致勃勃。据厂领导介绍，这里生产的象棋等娱乐品，已行销全国26个省市，畅销时，一年可上交6.5万元。
　　更让人开心的是在这贫困的角落，人们正在黑土地上开拓新的黄金之路。嗄鲁河金矿、哈台河金矿、老冰沟金矿、梁小河金矿已产出黄金 3 000多两。在梁小河金矿，我们亲眼看到主机手操纵着大型全液压挖掘机，正以每小时90方的速度处理矿沙。工人们在大型机械溜槽旁夜以继日地千淘万漉，奉献出片片沙金。长年里，一支专业队伍风餐露宿，跋涉千里，在黄金之路上勘探储量、品位，呼唤着金色的宝藏。
　　在这边远的角落里，商品经济正在黑土地上迸射着熠熠光彩。美丽的玛瑙，名贵的山珍正源源走出深山，流向市场。与富裕场队相比，西北角暂时还百不及一。可是，她已展示出走向优化的势头。
　　　　　　　　　　　　　　　　　　 （五）
　　时下，富裕经念得人心里痒痒的。瞧，亲戚里道的富了，街坊邻居富了。富得堂堂正正，富得大大方方。可在西北角，还有人在戳“富”的脊梁！
　　　　　　　　　　　　　　　　 怪圈里的心态
　　退回10年前，哭穷成风，连成一个怪圈儿。七嘴八舌地叨念谁家有钱，谁家掌柜的脊背上就会像有条小虫在爬，神经上受不了。在当时，贫穷被当作清正、朴素尊奉一时。眼下，这一套儿成了酒席上的逗眼儿。可是，谁能料到西北角又出现了新怪圈儿。哪个场的，就不说了吧。反正划成份时是个老贫农。自打翻身后，他一心扑在土地上，奔的“阳光大道”。几十年里，先是赶上了“放卫星”，接着又是一顿瞎折腾。庄稼不收年年种，腰累弯了，头发熬白了。这一切，他认。“俺图的是社会主义！”他不吝惜汗珠子。没成想，这些年“包”字进了家门，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展开较量，“隐性失业”，“两级分化”，搅得他夜里不安稳了。“咋的，俺们干几十年社会主义，功劳没？苦劳也没？”60亩地倒是分到了他的名下。新插的牌子上，象土改那阵子一样，用笔写着人的大名。他得到了，却像失掉了。一股无名抗争素在心底爆满了。
　　一瞬间，他觉得自己老了，肉体上的，更是精神的。他从自己的界牌旁转了过去，头也不回地走了。半个月后，有人在百里外的村落见到过他，这个旧社会没弯过腰的汉子，现下挨门挨户地讨起饭来。一有人搭腔，他就自报名姓，告诉人家是某场、某队的……
　　“老贫农要饭了……”消息不胫而飞。很快地，场队派人把他劝回去了。可是，产生于他内心的怪圈儿如何突破呢？有识之士正在积极探索，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远比分田包地艰巨得多！
　　　　　　　　　　　　　　　 　阵痛中的“自我”
　　在锦河农场十一队，有两户一点地也不肯种，任嘛活动不参加，小捅鼓一点将就过日子。正是麦收忙季儿，记者大白天进家门，刘甘在炕上躺着。细唠起来，主人从打承包就开始挂账，一挂挂到七千八。虱子多了不咬人。老刘去年压根儿没种地，今年种了60亩大豆，干了仨月活，能收入4500元，去了本剩一千六。
　　“这不是不错吗？”“不错？就跟退休差不多，平时还是干呆着！”他懊丧地说。记者点了几条致富道儿，刘某悻悻地说：卖临时工没要的，养鸡鸭鹅没喂的，饲弄奶牛没啥账算……
　　山穷水尽？那七千八就这样挂下去？队长听了拍大腿，你有什么法子，场长早讲了，养鸡鸭，联系外卖；养木耳，派车专卖；养奶牛，农场全贷。一些人还不干，你能怪个球？
　　龙镇农场十七队里某某家的三儿子也在家睡觉。听村里人说，他家4条汉子4只虎，多棒！可就是单啃地，又不正经干。在村口的道边上，山东的民工正给县里修公路，他家没一个去干的。前年，队里贷给种子、化肥，他们剜肉补疮，把种子卖了买面。说到这，队里干部火火地。
　　看到这些，想起邻场一青年。那小伙子爱说爱笑，不知道愁。 4口之家，他一人担着，菜米将搭牙。他满不在乎地说着，说得人心里酸酸的。出了门，又听人议论，他家吗？爹妈格都挺好，就是不会过日子。不信，你去瞧瞧，园子里就种了点向日葵、香瓜等嚼咕，眼下闹得青菜断了顿儿，咸菜也接不上流了……
　　还有一些靠着的，靠场，靠队，靠大伙。一些人在背地说，共产党没有绝人之路，天塌不下来，饭是照吃的。你吃干的，咱喝稀的呗。
　　一位理论工作者说过，农场职工需要否定过去的自我，塑造一个新的自我。是啊，否定自我是最难，最苦的，需要一个“阵痛”的过程。减轻“阵痛”强度，是摆在实际工作者面前的艰巨任务。
　　　　　　　　　　　　　　　　 深层次的突破
　　在有血有肉的事实面前，局、场、队三级领导们震惊、亢奋，继而醒悟了：在一场大的变革中，不管推出多么优化的模式，一帆风顺，一包则灵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好比一剂良药，只有被患者认可，才有可能作用于病灶。而这一过程，在被动者是艰难的、痛苦的；在作用者来说是复杂的、细致的。在理论研讨中，有胆之士斗胆放谈，陈旧思想沉积成的怪圈儿，滋生着劣根性，排他性，像板结的犁底层，需要深层次的突破。
　　这种突破中有硬的撞击，如雷电石火；有软的渗透，似水化顽石。队长们唠扯的招多了。拢起来呢，大致是形逼实帮，让利诱导，技术铺路等等。锦河农场过去为救济的事儿常常打嘴仗。还没有到月儿，就有人早早地盼着。钱到手了，有的花起来却很少动脑筋。今年这里取消无偿救济，推行民间借贷，清一色自掏腰包，外加赊、欠、借。当然喽，党员、干部没少忙乎。真格剩下没招的，领导者能撒手不问吗？结果，不但大部分困难户集够了钱，就是那些顶不济的，也渡过了难关。细算一下，1 000多个小农场一掏就是375万元。队长们先是挨了顿责骂，接着承受的是骂后的沉默，是沉默后的欢欣。逊克农场呢，场长下了一道令，富场先富民，从资源、制种、加工、收购上让利，每家副业收入不得低于 400元。场包队，队包户，死抠闲余时间、闲余劳力、闲余资金。场内 100余户扯后腿的，成了采集榛子、都柿、蕨菜的能手；一大半养起了奶牛、绵羊。龙镇农场的技术铺路，盯的就是贫困户。场工会 7次派人从千里之外引进法国巨型鹌鹑，谁家困难往谁家送，送禽雏，送资料，手把手地教。眼下，重点饲养户已有30多个，饲养量达 4 500多只。真格有了出头的，干部们马上拢出经验，编小册子，给他们披红戴花，“吹喇叭”，“抬轿子”，一村里热热的，好些懒的、混的、靠的，溶进了热流，余下的能不动心吗？
　　米粒之珠，也放光华。贫困场队的领导们从生产关系入手，运用辩证的观点，把一些处在迷茫怪圈里的贫困户作为重点户，构筑着巨大的灵魂工程。时下，深层潜力迸发出的活力，正于农场经济的母体中骚动不已，不久将会脱胎而出……
　　　　　　　　　　　　　　　　　　 （六）
　　“记者，我们这穷吗！”多少人问过我们，记不清了。怎样做答呢！贫困是暂时的，贫困是相对的，贫困是可变的。这是因为人们心中已有一个未来。
　　　　　　　　　　　　　　　　 未来从脚下开始
　　在锦河，一度的热门话题是场长。“乞丐场场长！”不少人这么叫。两年前，有那么一阵子，新任场长王福祥四处奔波，求的是现花钱。结果是藏了头，露了尾。原劲使足了，亏空却在翘头。“短期行为要不得。”王福祥等断定恶性循环来自近视眼。盲目投入，掠夺经营，不仅自身难保，还将遗患后人。任期3年，他却在琢磨后3年、30年。前30年的资料表明，种小麦悠荡在百八十斤。拆项分析，结构组合，决策集团推出：“长远富，多栽树；眼前富，抓牧工副。”根据本场耕地状况，亏本田一律退耕还林还牧。眼下，王福祥每天还在忙，可忙的不再是借钱抵债、堵窟窿，而是跑家庭，跑项目，“微服私访”。有人改口叫他“考察场长”。他在和搭挡们运筹未来，意在建设一个“锦”绣“河”山。现在，这个场的采金、木材、家具、乳粉、铸钢、造纸等10个深加工系列已初成格局。
　　“我们种了6 000亩亚麻，亩产300公斤，净收入40万元。”逊克农场场长朱景波在抓亚麻。他在筹措款项，决意建一座亚麻厂。麦豆泥，场长管不管？他心里有数，小场长们精心着哪！节骨眼上点一点，其他的，放开了。这一招等于多了1 000个场长。1 000人的主意意味着什么？开拓，创造……
　　春去秋来，又一个年头过去了。西北角上的贫困场经受着新的考验。一些农场的粮豆不足，尚缺口粮，缺种子，眼下的困难，他们不怕。每天，这里都有人奔忙在边疆与内地之间。据悉，襄河农场正在和连云港谈买卖，加工奶粉、牛肉干和罐头；龙镇农场网箱养鱼已经过三轮论证，即将实施。药材、都柿、蘑茹、木耳、猴头制做加工，这些项目都要资金和时间。应届的决策人物们，不图现得利，想的是未来……
　　　　　　　　　　　　　　　　　　未来在心底落成
　　记者曾与局长申立国做过一席长谈，他的话风趣而有哲理：“贫困场是铁板一块吗？绝不是的。穷场富队，穷队富户的现象很变遍。有些贫困，不只是经济上的，而是精神上的。而富裕哪，是个时间问题。贫困场的划分是相对的，它永远是个近似值。自卑，大可不必，而潜力，却能激发雄心。”
　　常言说，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这一哲理于物，于人，于队，于场无疑都是合宜的。承上启下的队长们好活跃。他们在施展浑身解数。龙镇农场五队的干部开始向群众叫号：牛、羊、猪、木耳段，谁敢搞，本队长提供一切方便：联系品种，派车接运，请人指导。他们图的是心中的未来。那些普通的农工呢，在裂变中显露出超常的才智。在小场长群里，有一位叫张景芳的下乡女青年。在这荒僻的村落里，女的当政多难，不言自明。她哪，却挑头和18户结成联合体。调车派人，内部分配，叫真强，一顶一。今年为了买车，她劝丈夫把家具一应变卖，投入产出法，在她身上物化了。那气度，那眼光，真个是志在千里，不让须眉。家里的好多亲属在城里给她联系好了工作。她笑着说：“现在政策这么好，我哪能半途而废呢！”
　　归途中，又路经龙镇农场，在傍晚的十字街头，一群大孩子正帮亲戚摆摊儿。放假了，他们也走出家门、校门。“西瓜、都柿，新到的葡萄！”几个小姑娘亮着脆脆的声音，大大方方地叫卖。有两个小姑娘是小舞蹈家。前几天，在地区组织的文艺汇演中，一台孔雀舞博得满堂彩。谁能想到，她们会跑来摆摊呢！她们的神色是坦然的、庄重的，绝没有羞涩和不安。她们在熏陶自己，锻炼自己。会成功的，将来她们会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
　　西北角，裂变了，贫困正在退位、逃遁，而富庶、繁荣已拉开序幕，踏着黎明走来。西北角，苏醒的西北角，希望的西北角，金色的西北角……
　　　　　　　　　　　　　　　　　　　　　　　　　　　　　　　　　　　　（1988年写）
　　三、文　　征　　
　　　　　　　　　　　　　　　 　周光亚和通北农场
　　　　　　　　　　　　　　　　　　　 　孙庆海　　
　　为了支援解放战争和巩固后方，组织起亿万贫苦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机械化农业生产道路，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建机械化农场。在党的领导下，全国第一批机械化农场在北大荒诞生了。这批农场的建立为我国大批兴办机械化农场培养了干部，积累了经验，并对广大翻身农民起到了示范作用。
　　1947年11月2日傍晚，一列从哈尔滨开出的旅客列车，冲破暴风雪 的帏幔，缓缓地驶进了北满根据地一个仅有20几户人家的小站——通北车站（即现赵光车站）。从车上下来了 4个身着军大衣、背包挎枪的军人。领头的不过30岁。他们就是东北行政委员会派来此地创建机械化农场的原辽西县县长周光亚，及随从人员冷百仁、张万仁、董作才。
　　深夜，周光亚——这个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十几年的老八路，躺在老乡的土炕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临行前，东北行政委员会魏震五等几位首长语重心长地嘱托又回响在他的耳际：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委托李富春(当时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亲自交给我们的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现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已从苏联订购了一批现代化的农业机械，用来装备你们的农场。为了加强领导，保证你们顺利地开展工作，东北局组织部决定选派具有做后勤工作经验的老红军廉亨太和嫩江省运输公司的技术干部王荫坡两位同志来协助你。要求你们当年建场，当年开荒 3万亩，当年产粮。现在你们一无所有，困难一定很多，但组织上相信你们，一定能战胜困难，尽快地选好场址，尽快地把农场建起来……
　　关于通北这片荒原的种种传说，周光亚在来之前就有耳闻。过去曾有过日本开拓团和几个大地主来到这肥得流油的土地上，然而，他们苦心经营了几年，仍留下一片荒原，仓皇而去。
　　第二天一早，周光亚带着 3名同志在车站周围转了转。为了弄清土地情况，他们租了一个老乡的马爬犁，找了一个向导，便顶着风雪出发了。
　　一连几天，大家早出晚归，爬冰卧雪，踏查荒原，最后决定在车站东南原日本开拓团训练校的残垣断壁上建起场部，然后在此开荒15万亩。困难接踵而来。训练校残留的17栋大草房，除两栋被老乡利用外，其余门窗皆无，顶漏墙塌，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稍好一点的，被老乡用来当牛马圈。这些简陋的房子内，有的堆满半米多高的牛马粪尿，冻得硬如坚石；有的则冰雪满屋，让人无处插脚。周光亚等 4名同志除了简单的行装和枪支外，其它什么也没有，吃、住都有困难。怎么办?周光亚对同志们说:说起建农场我们几个人都不懂。眼下一没人，二没钱，三没技术，四没机器，又冰天雪地，困难很大。可这比前线战士把脑袋别在腰带上打仗强多了。党把我们派到通北来，不是来享清福的。江山是闯出来的，一个字“干！”一席话，说得大家心头一阵阵发热。同志们积极出主意，想办法，选择了一栋原日伪铁路警备队住过的破砖房作为营地。没有门窗，就割野草堵；没有炕，就在地中间放几根大原木，上面铺上厚厚的草，每夜冒着零下40℃的严寒和衣而卧。同志们常常在半夜被冻醒，实在没办法入睡，大家就爬起来活动一下筋骨。后来，大家想了一个取暖办法，买了一些羊羔，夜里就抱着羊羔睡觉。同志们亲切地称这些小羊羔为“活暖气”。寒冷总算对付过去了，然而，更大的威胁却是那些残忍的狼。一天傍晚，同志们刚刚躺下，屋外突然传来了救命的呼喊和狼群的撕咬声，大家急忙奔出屋去，可是已经晚了。房子东面的大道上只留下一副散了架的货郎担，人，已经被野狼吞食了……
　　可是，就在这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我们的英雄硬是站稳了脚跟。
　　1947年11月 6日，东北行政委员会通北农场宣告成立。全场共有场长周光亚、作业股长王荫坡、总务股长廉亨太等15名同志。全部财产：一栋旧砖房，一个小木桌，几个泥盆、泥碗和1 500元建场资金。烧柴靠 自己打，吃粮向老乡买。不久，大家又在日本开拓团训练校的遗址上，修了三间小草房，搭上了火炕。从此，农场有了第一栋“新房”。接着，由周光亚、廉亨太、王福生三人组成的临时党支部成立了。
　　1947年12月中旬，为了扩大农场规模，迎接苏联进口拖拉机的到来，农场决定王荫坡同志去齐齐哈尔招收一批老汽车司机，作为农场机械化生产的骨干力量；周光亚去哈尔滨招收一批中学生，作为后备力量。廉亨太等同志留在农场，抓紧抢修两栋大草房，作为农场的办公室和工人宿舍。
　　不久周光亚在呼兰、双城两个中学招收40名中学生，送到亚布力拖拉机手训练班学习；王荫坡在齐齐哈尔动员了20多名老汽车工人，农场又在附近农村招收了一批泥瓦工和农工，使全场职工人数增到83人。农场按军队体制编为3个生产中队，下设9个小队。生活上，全场实行军事供给制，全面负责职工的吃住。1948年4月，陈世富一家6口人在农场安了家，农场第一个家庭诞生了。当时，女同志特别少，全场百余人中只有 2名，为站稳农场根基，鼓励家属多来场，保护妇女儿童，防止克山病和大骨节病的侵袭，来场家属一律先发给农场现有的“上等”日用品。为改变“早上汤，晚上粥、中午窝窝头，每月三钱油”的状况，农场成立了打猎队，打一些大雁、野鸡、狍子、兔子等野味来改善职工的生活。家安下来了，下一步就是开荒生产了。然而，没有机械，没有农具，怎么进行生产？同志们四处搜寻，捡来日本开拓团扔下的破旧机具，修好了用。一天，一位老乡前来报信，说五福堂桥下的泥塘中陷着一台可能是日本开拓团扔下的“火犁”(拖拉机)。齐齐哈尔来的老司机一听，真是喜出望外，急忙向王荫坡汇报，王荫坡立即带领10多名老工人坐着马车来到五福堂桥下，只见被冰雪覆盖的泥塘里，一只排气管子朝天撅着。接连10多天，他们硬是靠锹挖镐刨，把这个“万国”牌拖拉机挖了出来。当时，人们就在这台拖拉机后面拴上大犁，由人扶着，在开拓团遗留的“子花垄”上摸索着翻地，由于车快人慢，常常累得人东倒西歪，上气不接下气，这种工作方法被人笑称做“犁后喘”。
　　1948年4月12日上午9点，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了。第一批从苏联进口的12台“纳齐”牌拖拉机已运至通北车站。全场职工奔走相告，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一齐向车站涌去。
　　从齐齐哈尔来的杨寿东等几位老同志，凭着几十年的开车经验，琢磨着这种新型的拖拉机，这是油缸，这是水箱，这是油门，那是离合器，添水加油，真的把“纳齐”一台台请下来了，安全地开回农场。一路上，人们簇拥着拖拉机，欢呼着，真比娶媳妇还热闹。
　　1948年 6月13日，《东北日报》头版刊登通北机械农场用“火犁”开荒的消息。报上写道：“东北行政委员会经营的通北农场，每天出动11 台45马力的中型拖拉机，开荒生产。全场140多名工人，每日连续工作14小时以上，已播种小麦4 500亩，稷子 13 500亩”。报纸还高度赞扬了该场101号拖拉机驾驶员孙洪波不辞劳苦，昼夜奋战，一台车开荒百余垧的战斗精神。
　　那时，整个农场是一个战斗集体。1948年因大规模开荒，误了小麦播期，农场一声令下，在党团员的带动下，全场工人用帽子、衣服、挎包装种子，硬是抢播了13 000多亩稷子。
　　农忙时，为节约往返的油料和时间，就在草原上搭起一排排草绿色军用帐篷。同志们夜宿荒原，以帐篷为家，这支“大篷车”队日日夜夜东突西抢，开荒播种，干完一处马上转移，生活条件极为艰苦。风雨之夜，狂风刮倒了帐篷，湿淋淋地压在人们的身上；漆黑的夜晚，帐篷里突然闯入一只两眼闪着绿光的恶狼，东嗅西闻，而更多的时候，是帐篷里飞满了蚊子、小咬、瞎虻，搅得人们睡不好觉。尽管如此，开荒者们却十分乐观。每逢晴朗的夜晚，大家一起走出帐篷，各中队点起一堆堆篝火，围坐在火堆旁，纵情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我们北大荒有天鹅湖，银河水，柳荫铺地，野兽满山，黄花十万垧……”。“三中队，来一个！”“来一个，一中队！”歌声笑语声此起彼伏，荡漾在广阔的田野上，惊醒了沉睡的荒原。
　　1948年底，通北农场已发展到拥有291名职工，16台链轨拖拉机，2 台胶轮拖拉机，7辆汽车，84台(件)各式农具的机械化农场。全场耕地 面积达到5.7万亩，播种了 3.3万亩，生产粮食147万公斤，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1952年9月3日，朱德总司令视察通北农场时说：“我们国家今后要多办像你们这样的国营机械化农场，生产大量粮食，支援国家建设。”随之，大批国内及苏联、南斯拉夫、捷克、东德等外国参观团到农场参观。
　　1957年，著名作家李准，采访了周光亚和其他创业者，写成电影剧本《老兵新传》，被海燕电影制片厂采用，并到通北农场拍摄实景。1959年，电影《老兵新传》在全国上映。同年，通北农场为纪念在这里牺牲的赵光烈士，改名为赵光农场，并荣获全国红旗单位光荣称号。
　　（选自《开发建设北大荒》一书·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
　　　　　　　　　　　　萌芽乡师与全国第一支女子拖拉机队
　　　　　　　　　　　　　　　　　　 梁　　军
　　1946年秋后，延安来的老干部、时任黑龙江省干部学校教育长的高衡，到德都县乡村参加土改运动，看到许多农民的孩子因为家庭生活困难不能上学，感到十分不安。当时德都县的县委书记吴飘萍，也是从延安过来的老干部，他听了高衡关于农村教育方面的汇报后，也有同感，并且认为农村教育落后，除了经济条件外，师资缺乏也是重要原因。于是，他们共同酝酿创建一所师范学校，为农村培养师资队伍。高衡在延安搞过多年教育，就由他主持筹建这个学校并任校长。他主张办个半工半读、自力更生、因陋就简的学校。于是，他们就在德都县城内南区找了几间日本式的旧房子，收集了几十张桌凳，动员了几位有志于乡村教育事业的教师，于1947年 5月招生开学，定名为德都乡村师范学校。这就是1950年毛泽东主席题写校名的著名的“萌芽学校”的前身。后来，学校又在县城郊区陆家岗选定几垧地，开荒种田。
　　第一批学员共50多人，都是农村的穷苦孩子，有猪倌、马倌、童养媳、学徒，还有讨饭度日的孤儿，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学校师生吃的粮食由县政府供应。高衡确定的教育方针有三条，即：勇敢坚定，战胜困难；团 结互助，热爱集体；虚心创造，小事做起。学制定为 3到4年。一年级每 天课堂学习2小时，二年级每天课堂学习4小时，三年级每天课堂学习5小时，其余时间劳动。
　　头一年种地全用镐头，镐头还是向农民借的。后来听说孙吴县有原伪满开拓团遗弃的农机具，学校便派人去寻找。收获不小，就在野地里拣来了车床、发电机、电线、火锯和一批汽车零件。老电工出身的副校长林宝山拼拼凑凑，把发电机救活了，又把火锯安装好，学校便有了第一个加工工业——火锯厂。农机具却没有拼凑成功。
　　下半年，学员增加到 100多人。眼看冬天到了，棉衣怎么办？高衡校长写了封信，他看我敢说敢闯，就让我拿着信去省委找王鹤寿部长，王部长当场批了 7匹布。为了节省好布，校长高衡让大家学习用棉花纺线；用纺出来的线织土布，再用土布做棉衣。于是，高衡和吴飘萍两位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纺过线、织过布的老干部，成了我们学纺织的老师傅。全校纺车嗡嗡叫，成了个“纺织工业学校”。因为纺和织的技术不过关，纺出的线粗细不匀，织出的布厚薄不一。我就用它做棉衣里子，上级给的紫色布做面儿，给大家量好尺寸，用报纸剪样儿，试穿合适就做。男的单排扣儿，女的双排扣儿。终于解决了冬衣问题。
　　1948年初，学校决定办农场，并指派一批学员去北安参加拖拉机训练班学习。因为我曾在一部苏联电影里看到过苏联女拖拉机手安格林娜，就决心学习她，听到消息后，就一再向校长要求去学习。我们的校长是最开明的，认为妇女解放了，应该和男人一样得到培训的机会。经个人申请，群众评议，学校批准，决定派我和另外两名男同学去学习开拖拉机。
　　拖拉机训练班有70多人，当时就我一个女孩子，也就没有单独的女宿舍，我就住在离学校二里多地的高衡校长家保姆的屋里。学习的时候，我抱定非学好不可的决心，刻苦钻研。我不仅每堂课认真听，记笔记，而且还反复实验，动手拆装。两个月以后，我就能驾驶拖拉机，还能检修一些小毛病。结业时，我考试成绩不错，成为合格的拖拉机驾驶员。毕业时，我和另两位驾驶员开着省政府拨给我们学校的 3台崭新的苏式拖拉机回到了学校。当我跨下机车的时候，欢迎的同学一下子把我抬了起来。特别是那些跟我一样在苦水里泡大的女孩子们，对我特别羡慕。后来，我便被称为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
　　有了拖拉机加上一部分农具，扩大耕地办农场的计划就可实现了。我们 3台机车的机耕队便开进大荒原，翻起了黑油油的处女地。我们不怕艰难困苦，没有粮食就吃煮土豆；没有房子，就搭草窝棚。蚊虫叮烂了小腿，受潮身上长了疥疮，我咬紧牙关，坚持昼夜开荒作业，以苦为乐，以苦为荣。我们利用一支旧曲调，编了一支《拖拉机之歌》。歌中唱道：
　　　　　　　　　　　　　　　　看，我们的拖拉机，
　　　　　　　　　　　　　　　　牵引着铁犁，
　　　　　　　　　　　　　　　　耕起了草原万里。
　　　　　　　　　　　　　　　　我们是生产能手，
　　　　　　　　　　　　　　　　开哟!开哟!
　　　　　　　　　　　　　　　　开遍祖国大地。
　　头一年，我们开新荒3 400亩，播种1 950亩小麦，收获15 000多公斤粮食。同时，还自己动手盖了几十间草房，生活条件渐渐好了起来。
　　有了农机具，又有了地和房子，学校的家底儿渐渐厚起来。高衡校长决定把学校分成两个大班，也就是两个不同的专业：一个叫农机班，专门训练拖拉机手，为当时新兴的国营农场培养人才；另一个仍为师范，为农村培养师资。
　　1949年12月，我光荣地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妇女代表大会。在会上，我当女拖拉机手和学校勤俭办学的事迹，受到新闻界的重视。有记者作了专访，写出了一篇有声有色的报道。
　　1950年 3月，学校举办的第一期拖拉机手训练班开学了。吴玉珍、陈雅茹、田淑芳、陈彦、黄桂珍等五位女同学参加学习。 5月结业时，吴玉珍、陈雅茹考上了驾驶员；不久，黄桂珍、田淑芳、陈彦也升为驾驶员。后来又增加了两名蒙古族姑娘——萨仁和索耀尔玛，都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妇联主席乌兰派来的。索耀尔玛刚满18岁，爱唱爱跳，她把女队搞得很活跃；萨仁22岁，健壮得像男人。经过一段时间传帮带，她们很快学会了驾驶技术。为了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担负起繁重的后勤生产任务，我向领导提议成立中国第一支女子拖拉机队，得到了党组织的支持和赞扬。学校为此组织了一个既俭扑又隆重的仪式，宣布女子拖拉机队的成立，并以我的名字命名为“梁军女子拖拉机队”。梁军、吴玉珍、陈雅茹、刘淑新、田淑芳、陈彦、黄桂珍、萨仁、索耀尔玛、袁茹芬、徐霞等12名女队员进行了庄严的宣誓，然后驾驶三台拖拉机开往新的开荒点。
　　1950年 8月21日，学校推选我为出席全国第一届工农兵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并托咐我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我们又开荒又办学的情况。我满心欢喜，一再表示决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我到北京后，就把我们女子拖拉机队在北大荒广阔田野里开荒生产的情况，把学校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办学，边劳动边学习，培养出一批有用人才的情况，写了一份汇报材料，同时把我们努力增产，为建设新中国积极劳动的雄心壮志写成决心书，一起寄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材料和决心书很快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了，毛主席看后十分满意，还应学校的请求在百忙中题写了“萌芽学校”的校名。我十分庄重地把题字带回了学校。
　　毛主席为学校题写校名的喜讯，再次鼓舞了女子拖拉机队和全校师生。这年秋天，我们女子拖拉机队10台机车，用歇人不歇车(包括保养时间)的办法，苦战了一个多月，又开出 1万多亩荒地。
　　1951年2月10日，学校又给毛主席写信，汇报学校发展的情况。2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给萌芽学校校长高衡和全体师生复信，称赞“萌芽学校对新中国新式农业的建设事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51年10月初，我被组织上选送去农业部的农业机械化专科学校深造。1952年该校并入北京农业机械学院。我走后，女子拖拉机队队长由黄桂珍担任，后来又相继由陈雅茹、刘淑新担任，她们一直保持着创建时的工作热情和刻苦钻研精神，保持和发扬先进集体的荣誉。
　　随着农垦事业的发展，开荒任务基本完成，女子拖拉机队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随着大机群作业的停止，女子拖拉机队的队员们分别编入生产队进行正常的生产作业。
　　我1957年于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农机研究所工作。我们女子拖拉机队的战友们，也再没有机会欢聚一堂。但我们还保持着相互间的个别交往，互相祝愿事业的成功。
　　如今，我们都已到了离休的年龄。我多么希望有机会再会一会老姐妹们呀!
　　　　　　　　　　　　　　　　　　　　　　　　　(李兆禧 裴良玉 楼 芹 整 理)　　
　　　　　　　　　　　　　　　　 “通北”五年
　　　　　　　　　　　　　　　　　　耿　　德
　　1945年“八一五”光复时，我刚高小毕业。1946年到松江省立第一中学（现为呼兰县一中)学习。一个农村的穷孩子，进城上了中学，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亡国奴变成了国家的主人，我觉得什么都顺心，很快加入了“民主青年联盟”（即现在的共青团）。这个组织当时是秘密的。1947年秋，组织上动员学生参军和搞土改，我和20多名同学参加土改。1947年底，通北农场来校招生，说是专门培养拖拉机手。当时拖拉机手是很吸引人的，我们20多人都报了名。
　　我们坐火车在赵光站下车，走进通北农场场部“办公楼”一看，心就凉了半截。原来这房子只是个框架，房顶透亮，连取暖的炉子也没有，四壁挂霜花。老场长周光亚是开路先锋，就一张板铺，其他老同志都睡地铺，垫一层厚厚实实的草。不用说，我们的“家”也搭在这里了！
　　放下背包，老场长就跟我们谈话了。他讲明现有的条件，更讲了远大的目标，讲了苏联的革命，苏联的建设，苏联的集体农庄。最后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困难是暂时的，开荒、种地、打粮、盖房，一切都会好起来。”我是走路不回头的，还想着自己是民青盟员，要带头，什么困难都要顶住。有的同学第二天就往回走了。给我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是一批老同志，他们是真正的开拓者，除了老场长周光亚，还有王福生、廉亨太。王福生曾是贺龙同志的特务员（即警卫员），当时是这个场的政治指导员；廉亨太是老红军，曾经跟随毛主席过雪山草地，在毛主席身边当警卫。1947年11月 6日，是通北农场建场日，以后又来了一批中央首长的警卫员，他们是窦原胜、张万顺、曲仁贵(曾是张闻天同志的警卫员)。在这些老同志面前，我便是真正的小学生了。
　　在通北住了个把月，就把我们送到“亚布力拖拉机学校”学习。这可能是北大荒第一所拖拉机学校了。学校不分班，分三个队，学习拖拉机驾驶、一般故障排除和修理。一起去学习的有程雪儒、焦德祥、刘文、李伟、董明哲、郭一林、李兴环、李亚明和李微。给我们讲课的是一位苏联人，叫彼德洛夫，是从哈尔滨来的，还开着一家卖机器零件的小店。还有一位师傅姓陈的，在开车时不小心，从车上掉下来被车轧死了。在亚布力学习的时间很短， 3月间就回通北农场上了拖拉机。当时通北农场有一批拖拉机，都是战利品，杂牌子，什么福特、万国、法尔毛等等，犁是苏联的“沙克犁”，耙也是苏联的。其他农具都很少，记得只有 1台脱谷机，也是苏联的。这年春天就开荒生产了。
　　我在通北农场头三年，连续评上 6次劳动模范。1949年评为黑龙江省特级劳动模范，1950年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多次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党给了我很高的荣誉。这些荣誉主要依靠党的培养教育，特别是老场长周光亚的培养，依靠群众的支持，特别是我们的车组和我们的拖拉机队。
　　那时，我和我们车组的同志像着了迷，生活苦，吃不好都不在乎，一个心眼放在机器上，爱护机器胜过爱护自己的眼睛。在寒风里灌油时，把棉衣脱下来遮住风，不让飘洒一滴油。发动机器时，要用绳子拽，总是先检查好每个部件，能一拽就起动，减少磨损。我们更着迷搞革新，千方百计提高工效，节约油料。当时具有重大贡献的革新创造，记得主要有这么几项：第一是搞了连接器。开始播种时是1台机车拉1台播种机，浪费很大。后来，我们搞成了连接器，一下能挂3台播种机，工效一下提高3倍，争取了农时。第二项革新是1949年以后，我们把48行的播种机，改装成24行机播大豆。原来48行机播的大豆，全是双苗眼儿，铲耥时几乎要除去一半苗，增加了劳动量。改装成24行机之后，苗儿一条线，铲耥十分方便。我们还在播种机的开口器后面加一个梯形铁片，使种子入地时自动均匀地撒在沟内，又自动覆上土，播种质量明显提高。大豆出苗后，齐刷刷的，间距、行距、密度都很适宜，产量也提高了。第三项革新是实现了大豆低茬收割。那时的收割机都是被动的，我们把 C-6型康拜因改装收割大豆，工效提高，损失率下降了。
　　我们这个车队的同志动脑筋、出主意，想出了许多爱护机器、检修机器的好办法，而且从来没有发生过人身事故。直到1952年我离开这个队，机车也都是完好的。
　　由于党的培养教育，我于1948年12月20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入党的还有王永波、刘文。以后，我又被评为模范党员，并代表通北农场出席了通北县的党代会，1952年又出席了黑龙江省团员代 表大会，被评为优秀青年团员，并被选为团省委的候补委员。
　　　　　　　　　　　　　　（选自《开发建设北大荒》一书·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
　　　　　　　　　　 　　侵华日军的军事重镇——锦河农场场部
　　　　　　　　　　　　　　　　　　　　 郝文东
　　黑龙江垦区最北部的农场锦河农场，在日伪时期，曾为虎狼之窝。日本侵略者为了防御苏联红军的进攻而达到长期占领中国的目的，将该地视为战略要地，驻扎重兵，主要分布在现场部（原神武屯）和十队（原山神府）一带。
　　现场部距俄边境14公里，在“九一八”事变前名为翁湖沟，当时只有十几户居民。日本关东军侵占后，驻扎了大量的部队（如下表所示）
　　　　　　　　　　　　　　　　　　日本侵占部队名表　附表-1


　　
　　1933年，日本关东军为了修建军营，需将一株大松树砍倒（位于现鸭厂处），砍树时竟发现树中有红色液体滴出，色红似血，日本兵见后十分恐慌，认为是株神树，纷纷跪倒，不敢再砍，称该树为神武树，不久又将此地原名翁湖沟改为神武屯。
　　当年，日本人修建了北（安）黑（河）铁路，在神武屯设有军用车站。1934年，在神武屯成立了日本宪兵分遣队和伪警察队。伪警察队有警长10人，设在兵营和火车站附近。当地有日本人居住，有日本人建筑公司和大批劳工，警察队的任务是监视中国劳工的言行和活动，经常深入到工棚中，向把头和密探了解工人的情况，逮捕可疑分子，防止工人暴动。
　　日本关东军在军营中设有所谓的“慰安所”，抓来许多朝鲜妇女和日本妇女供日军蹂躏，曾几次发生“慰安妇”不堪虐待而逃跑的事件，她们被抓回后，遭到了野蛮的人身侮辱和拷打。
　　日本关东军还在神武屯的后山上建了神社，内供奉木质神像。神社甬道长 100米，道口建献灯一对，神社下有一广场，每逢节假日均有日本官兵到那里摔跤、跳舞、饮酒，彻夜不散。1945年他们全部溃逃。
　　在锦河农场场部北26公里处的十队，距边境25公里，时名为山神府，因有一小山神庙而得名。山神府驻扎着日本关东军一○四师团，司令官为上村干男中将，西大营为炮兵部队，南大营为汽车部队，有军用汽车40余辆。司令部建在转心湖山山顶，山南侧建有军用飞机场。日本军营占地面积达近百平方公里，设有电影院、妓院、饭馆等，在当时曾有“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山神府”之说。
　　1936年，日军修筑黑（河）嫩（江）铁路，1937年通车，在山神府、神武屯、三吉屯（现一队，当时称为绿神站）和大头山（现十二队）建有车站。此线是日本关东军的军用铁路，主要用于运输各种军用物资，在满足军事运输的前提下，也通行客货混合列车，但是对乘客监视的十分严，除了严格检查每个乘客的证明书外，在列车经过日军驻地附近时，列车员将窗帘拉上，严禁乘客向窗外窥望。1944年秋，他们为破坏苏联红军在战略上的需要，将该铁路拆除。
　　1937年，山神府成立伪警察中队，设有警务、特务两系，管辖二龙山（现二十队一带）和新开岭（现十三队一带）的两个伪警察小队。
　　1940年，伪瑷珲县县长广石郁磨和田中有年命令强迫征用农民的 2 000辆马车同日军在中国关内和南满一带抓来的大批劳工，修筑大规模的地上、地下军事阵地和飞机场。他们对待劳工像使唤牲畜一样，白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晚上睡在四处透风的席棚子里，冬天也不给棉衣穿，劳工们只好披麻袋片，把水泥袋子缠在身上挡挡风寒。由于吃不饱、穿不暖、活又累，再加上挨打和有病不让休息，不给治疗，造成劳工大批死亡，更恶毒的是日军为了保守军事机密，在工程结束时，以枪杀和毒死等残忍手段将劳工全部杀害。
　　1942年 8月，山神府宪兵队成立，属于孙吴宪兵队本部领导。下辖瑷珲和神武屯两个宪兵分遣队。
　　1943年，在山神府军人馆召开有上村干男中将和田中有年伪县长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驱逐在山神府居住的中国农民，以达到加快军事基地建设和保护军事基地机密的目的。会后将在该居住的农民全部赶往外地。
　　1945年春，日本关东军第四军第一三五旅团第一大队的两个步兵中队进驻山神府。
　　当年8月8日零点，苏联正式对日宣战，日本关东军从神武屯和山神府等地撤退，日本特务成员将山神府日军大营烧毁。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在黑河段已冰冻的黑龙江江面上铺了临时铁路，将黑北铁路与苏联西伯利亚铁路连结在一起。之后，每天都有四五列货车从中国内地向苏联运送“战利品”和大量生产、生活物资（包括从神武屯和山神府的房屋上揭下的铁皮盖）。1946年4月苏联红军撤离中国时，将黑北铁路拆除，把约8万根钢轨， 100余节列车皮及远方信号机、搬道机，92座20米以上的梁上的钢制桥梁全部运到苏联。
　　近几年来，一此当年曾在神武屯和山神府服役的日本士兵又重访旧地，他们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对着当年的遗迹流下了忏悔的眼泪，深感自己的罪孽深重，希望历史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原载2001年第2期《北大荒史志》）
　　四、回忆录
　　　　　　　　　　　　　　 　　组建黑河农建一师的回忆
　　　　　　　　　　　　　　　　　　　　 周全有　　
　　在黑龙江农垦事业的发展史和黑河地区史上还应记载着这样一段历史，那就是1966年 1万多名复转官兵组建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这不仅记录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特殊事件，也记录了一批特殊的人群。而我作为当时组建黑河农建师的主要负责入写这篇回忆，不只是因为那是我 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更重要的是我想借此向曾为建设边疆、保卫边 疆，为农垦事业做出贡献的“六六·三”转业官兵致敬，我相信在农垦事业蒸蒸日上、日新月异的今天，大家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一、组建农建师的历史背景
　　组建农建师时遇有两个特殊情况：一是中苏边境的形势非常紧张，随时都有打仗的可能，这也是组建建设兵团的重要原因；二是组建过程中又遇“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因而使我们这些人经历了一段艰难困苦、令人难忘的时期。
　　1966年，由于中苏两党两国分歧公开化，边疆磨擦不断发生，愈演愈烈，边境情况处于紧张状态。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经东北局、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委协商并经中央批准，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由沈阳军区部队中挑选 1万多名复转官兵组建两个师，黑河农建师为一师，合江农建师为二师。
　　这批复转官兵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干部要经过政治审查，还要有作战经验，组建的连队战士要求达到或超过三个90%，即党团员90%、副班长90%、五好战士90%。这些官兵原来知道自己将要复员转业，都有各自的志愿和去向，有的是要回家结婚，有的已找好了工作，都想早点与家人团聚，到地方上干一番事业。但经过了组建兵团的动员后，这些本就有着良好素质的军人，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个人的意愿，坚决服从党和国家的安排，到艰苦严寒的边疆，去执行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战斗任务。
　　二、农建师的组建和进点
　　农建师团、营、连的建制是由沈阳军区所属部队分工组建的。黑河农建一师是由四个团三个独立营组成。38军组建新华团，50军组建嘉荫团，沈阳军区炮兵组建锦河团，64军、沈阳军区后勤部组建库尔滨团，黑龙江军区各军分区和炮兵分别组建红色边疆、沿江、马场三个独立营，共4 000多名复转官兵，沿黑龙江南岸分片布点，师部是以黑河农垦局为基点。 组建任务下达很急，要求1966年 3月底前复转官兵成建制进入预定地点。黑河党政机关、群众和原农场职工对进点的准备工作做了很大努力，但由于基础条件太差，生活困难首先成了最普遍的问题。房屋紧缺，缺少防寒设施，有的单位还缺水、缺菜，加上进点时还下了大雪，气温骤降，造成道路堵塞，严寒加剧，更增加了安置工作的困难。就是在这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部队如期到达了预定地点。
　　三、组建兵团改农场引起的第一次风波
　　尽管环境异常艰苦，但干部战士们仍怀着极大的热情，努力克服困难，积极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可是由于经费等问题，上级又有了把组建兵团改为建农场的意图。团改为场；拆散连队建制；兵团战士改为农工，工资实施评工记分。这些立即引起了复转官兵的强烈不满，认为和当初动员时所说的完全不一样，纷纷要求回部队。为此黑河地委召开兵团连以上干部紧急会议，确定了“三不变”，即兵团名称不变、连队建制不变、工资形式不变。同时沈阳军区各部队也派来了强大的工作组，做说服教育工作，复 转官兵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就是在这种复杂困难的局面下，我们在黑河地方党政机关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经过农场职工和兵团战士的努力，不仅完成了建房安置任务，还开垦了一些荒地，当年获得粮食丰收。
　　四、“黑兵团 假兵团”的冲击
　　形势刚刚有点稳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紧接着烧起来了，兵团的战士也成立了“6713造反团”、 “663造反团”，主要针对兵团的问题。他们问兵团究意是怎样搞起来的，有没有文件，为什么不发公章，也不发武器装备，是不是黑兵团、假兵团？为了搞清楚这一系列的问题，要组织大批人员上访。尽管黑河地委、黑河军分区也分别派干部出面进行劝阻，说兵团不是地方，不能组织造反团，不能上访，虽经劝阻多数人回到原单位，但少数人还是走了。他们先后到了哈尔滨、沈阳、北京等地，并传回了“成立兵团的事中央不知道，是黑兵团、假兵团”的消息，这下引起了兵团战士的极大愤怒，都要求回原部队。团、营、连的干部也都恐慌不安，而我 多次给农垦部等有关部门打电话询问，可始终没有一个确实的消息。就是 在这种情况下，为稳定部队、弄清实情，我决定亲自到沈阳军区汇报。走之前，要求各部队一定要稳定下来，以防苏军趁机进攻。经沈阳军区批准 后，便带了几个有代表性的干部和战士共9人去了沈阳。到了部队就像回了娘家，当军区政治部李副主任接见我们时，除了汇报工作外，还把满肚子的委屈说了出来：“我们不是对组建兵团有意见，而是对军区不重视兵团的建设有意见，这一年来把那么多的干部战士派到那里就不再过问，地方党政领导因‘文化大革命’也无暇管兵团建设的事……”李副主任听完我的汇报后，说明组建兵团是经中央批准的，不是黑兵团、假兵团，并说要和东北局、黑龙江省委联系，尽快解决兵团体制问题。临别时他和我亲切握手并拍着我的肩膀说：“周全有同志，真是难为你了。”
　　1967年 3月，黑龙江省革委和省军区召开兵团代表会议，会上重申了中央、军委有关组建兵团和“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在讨论时有的代表对个别人大闹黑兵团，企图达到回家目的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会后，黑河农建师扩大了管辖范围，把赵光、二龙山、五大连池和两个青年农场都归属过来。省军区派了刘水副师长为首的一批现役军人充实 机关，又从团职干部中挑选了3名干部担任司、政、后三部的领导，经省、地领导批准建立了师党委。从此农建师师部有了雏形，团、营、连恢复党组织，解散了造反团，大多数单位都平静下来，工作进入正常化。但是新华团有3 名战士又闹了起来，到农垦部去上访，回来说黑龙江建设兵团既未上报也未批准。经做工作他们表示不再闹了，可回去后反而变本加厉，到处串联，借口工资问题到团里大闹起来，由 3人发展到 160多人，并回到原部队保定围攻部队领导，拦截首长的汽车，冲击办公室，砸电话机，最后38军把他们化整为零，分到了原来的连队，这场风波整整闹了一年。
　　五、毛泽东的“六·一八批示”
　　1968年 6月18日，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中央决定成立解放军领导的生产建设兵团。“黑兵团、假兵团”的风波自消自灭，什么疑虑、不安，什么艰难困苦全被这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光荣兵团战士的称号冲散。全师兵团战士无不欢欣鼓舞，通宵达旦地庆祝，我更是非常兴奋地度过那个不眠之夜。紧接着黑河地区在黑河体育广场召开了万人大会，我以黑河农建师师长的身份讲话，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
　　“六·一八”批示后不久，由现役军人组成的领导班子来到了一师，我如释重负，感到非常的轻松，特别是新到任的师长是我原来所在部队的战友，我在部队任师副参谋长转业前不久提升的师副参谋长还在一个办公室工作过，久别的老战友又重逢在一个战场上是多么高兴啊！
　　六、“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伤痛
　　兵团的问题总算有了头绪了，原有的压力减轻了，可我个人噩运也来了。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新组建的兵团领导受潘复生极“左”路线的影响，对原农建师及农场实行全面夺权，口号是首先从头部开刀。我作为局师合一的主要负责人自然首当其冲，被打成了漏网走资派。罪名很多：执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办场路线，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鼓动“六六·三”复转官兵闹事，带头上访等等。
　　虽然从转业后到黑河我工作时间不长，但由于我能在那种动荡不安、艰难困苦环境中和同志们同甘共苦地努力工作，群众威信比较高，因此在机关的批斗中，群众“发动”不起来，他们便带我到各团去游斗，批斗次数多了，我也有了经验。在群众大会上向我提问的问题是事实的就诚恳地承认，不是事实就说记不清了或想不起来了。而在骨干会上我就毫不让步，针锋相对地辩论，我写的检讨书都是实际情况和我的真实想法，可他们却说我是评功摆好，说我认罪态度不好，边批斗边劳动改造，一直到1972年才被解放。
　　从1966年3月到1972年这6年的时间里，我在黑河农建师艰苦工作了3年多，被批斗了近3年。虽然被批斗时让人感到痛苦，不解，但我却坚信，党会还我清白的。而最令我难忘的是组建农建师工作的那3年时间，那是我这一生中压力最大、最为艰苦的3年。当时，有 3个问题让我非常担心：
　　一是如果苏军进犯，保卫边疆的任务能不能完成。
　　如果说苏联军队一旦进犯，别看兵团战士平时不安心，但抵御外敌，他们一定会舍去一切投入战斗的。可没有武器装备如何御敌，就连阻滞敌人深入的时间和能力都没有，那我这农建师的主要负责人就将犯了极大的罪过、是莫大的耻辱。这个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二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兵团战士和农场职工分成两派互相斗争，这样不但完不成生产建设任务，还可能引起苏军趁机进犯。
　　三是兵团的性质不明确，兵团战士不安心边疆工作，闹事出走。
　　这三件事是我夜不能眠无时不想的问题，造成了我心理极大的压力，致使我的血压一下就升高了。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上级对兵团的性质迟迟没有一个准确的答复。前两件事幸好都没有发生，后一件事让我几乎耗尽了心血，这件事虽给兵团建设造成不良影响，对我的工作增加了很多麻烦，但我内心有个明确的认识：真正是想通过闹兵团问题达到回家目的是极少数人，而绝大多数人是为了搞好兵团建设，或争取能在政治上、物质上有个较好的待遇。
　　在部队时组织健全，有事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商量或请示上级，而此时，原农垦局的两个领导一个被打倒，一个被挂了起来，上级组织也因“文化大革命”近于瘫痪，我与谁去研究商量，又去请示哪个上级?多亏原农垦 局机关和部队转业的干部，尤其是几个科长极力支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他们是我工作的主要依靠。被批斗的 3年中，虽然生活艰苦些，但没了工作压力，并坚信党的政策，心里并没有更多的顾虑。我是农民出身，身体素质尚好，干些苦力活不算什么，有更多的时间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倒真是件好事情，我的血压高的毛病也不治自然好了。
　　我被解放时已是1972年了，兵团政治部李副主任召我谈话，调我到兵团五师任师副参谋长，谈崩了，我要求回老家种地去，谈话不欢而散。当天晚上，颜副司令到我住处找我谈话：“听说你和李副主任没有谈通，看来你是对‘文化大革命，批斗你有意见。”我就把这些年来心里的窝火全发泄出来，听说颜副司令员脾气很躁，可他听得很有耐心。我说完后他沉思了一会儿说：“那些都是林彪让干的，我们能不干吗？至于你的职务问题是不合适，但命令都已经下了，你先去吧，以后再改吧!”说到这里他又意味深长的说：“老周!好在我们都是幸存者，咱们还得革命啊！”话说的不多但很实在，我的心情好多了。随后我便到新的岗位上工作了。
　　　　　　　　难忘的一天——北安管局17名代表接受王震副主席会见纪实
　　　　　　　　　　　　　　　　　 　孟繁荣
　　1990年 7月末，国家副主席王震将来哈尔滨转达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黑龙江省复转官兵、农垦职工、支边青年、科技人员和驻东北地区部队指战员的亲切问候，并请各管局派出代表团，接受王震副主席的会见。我局党委根据上级的要求和分配的代表名额，组成了由管局党委书记马学利为团长，管局人武部政委冯海清任副团长，组织部长卜海飞为秘书长，成员有红星、尾山、长水河、龙镇农场党委书记纪世春、姜孔新、费百万、赵文启、局直高中副校长李淑清，省先进工作者张永海，总局先进包车组长张守常，高级农艺师谭玉田、程乐圃，复转军人、原物资处处长离休老干部孙万、局卫生处科长王翘，龙城宾馆经理刘敏生、办公室主任高胜云，随团摄影记者孟繁荣等17人组成的代表团。
　　50年代初期，王震司令员提出开发荒原、建设国营农场的设想，1958年王震亲自率领10万转业官兵挥师挺进“北大荒”，开垦出大片大片的良田。几十年来，王老曾多次来到垦区，看望在这里奋斗的人们，王老和垦区人民的心始终是紧密相联的，他老人家爱这里的人民，爱北大荒的 一草一木，北大荒的每一步发展、变化，都牵系着王老的心……
　　7月27日清晨，代表们起得格外早。会见时间定为上午9时，代表们 8时就乘车赶赴省展览馆会场等候。我局代表团座席被安排在会场右侧的第二排和第三排(第一排是各报社记者)，离主席台仅有8米远。
　　9 时40分，王老在省委书记孙维本、省长邵奇惠等领导的陪同下，步伐稳健地出现在大会会场。这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长时间地鼓掌欢迎王老的到来。王老笑容满面，举手向同志们致意！与王老同行的有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于永波中将，全国科协副主席、农业部原部长何康，农业部副部长刘江，人事部副部长程连昌，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总政群工部副部长崔鸿林等。
　　慰问大会由邵省长主持，王老首先讲话。王老在讲话中回顾了北大荒的建设历程，高度赞扬了北大荒人不畏艰难险阻，勇于拼搏，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和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讲话长达1 小时40分钟。人们亲耳聆听王老的讲话，亲眼目睹了王老康健的体魄，从内心感到欣慰，默默地向他老人家祝福！
　　省委书记孙维本也在会上讲了话。在慰问大会上，省歌舞剧院、省龙江剧实验剧院演出了精彩的文艺节目，一首《南泥湾》，唤起了王老对过去的回忆，他老人家笑了，笑得很开心。
　　下午 3时半，垦区全体代表来到王老下塌的花园邨宾馆，准备与王老一起合影留念。在前排就座的是每个管局、总局直属单位各选派 2名代表。我局是马书记和谭玉田。最让我们感到无比荣幸和自豪的是，马书记的座位正挨着王老的座位。不多时，王老在总局驻哈办主任戚卫东、副主任王泽富的陪同下，面带笑容，走到代表们的中间，人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王老的到来，无限地感激王老能在百忙中单独接见垦区战线的代表。代表们的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周身的热血在沸腾。与王老合影后，王老从椅子上站起来回转身，用亲切的目光看望大家，语重心长地对代表们说：有些老同志我都认识，因日程安排较紧，来不及和你们细谈了。你们响应党的号召，来到这里工作，很艰苦，为开垦北大荒作了很大贡献，要把北大荒精神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把北大荒建设得更加美好。
　　王老还嘱咐大家，什么千元户、万元户，还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国营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要以国营经济为主，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你们在这里奋斗，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听党的，听中央的。
　　国家需要稳定，你们要多做工作。
　　最后，王老祝大家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管局党委书记马学利代表大家向王老表示：“请王老放心，我们一定牢记王老的教诲，一定把农垦事业办好！”王老高兴地与马书记握手。
　　我局接受王老会见的代表，在座谈中纷纷表示，一定以王老会见为动力，坚决打好打胜麦油收这一仗，夺取各项工作的全面胜利，决不辜负王老的期望。
　　王老的这次会见，给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给了全垦区人民以极大地鼓舞，人们将永远记住这难忘的一天！
　　　　　　　　　　　　　　　　　　　　　　　　　　　　　　　 　（1990年7月30日）
　　　　　　　　　　　　　　 　 　程雪儒二三事
　　　　　　　　　　　　　　　　　 　刘铁楠
　　1986年 6月，我从二龙山农场工会调到管局工会担任生产生活部部长工作。那时管局工会主席程雪儒已经50多岁了，中等身材，身体结实健壮，性格开朗刚毅，红脸膛、两道浓眉下一对明亮的大眼睛炯炯有神，一看便是一个诚恳、热情的老领导。现在，每当我回忆起在程主席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怀念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地震之后
　　1986年8月16日凌晨，龙镇地区发生了5级和 5.8级中强地震。给北安管局中部农场农业生产和职工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地震后的第二天，我和公安局的魏宝忠同志在程主席的带领下，到龙镇、引龙河、尾山、二龙山农场和讷谟尔电厂等地，深入到生产队调查了解地震的灾情。我们不辞辛苦，起早贪黑，利用了8天时间查看了100多个生产队、 600多个重灾户。我们边调查边召开座谈会，在会上程主席鼓励广大职工群众在重灾面前不畏难，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抗灾自救。
　　程主席还抓了引龙河农场抗灾自救的典型。在他的指挥下，农场党委组织成立了抗灾小组，由场领导带队深入受灾队帮助职工解决困难。全场集中了木瓦工和工程技术人员 117人，组织了两个施工队和19个维修小组，逐队逐户进行抢修。全场修复火墙、炉灶和倒塌的烟囱 1 865个；维修房屋481栋；抢盖学校教室和职工宿舍1 096平方米，有力地保证了学生安全上课和职工的正常生活。8月22日这个农场胜利的完成了麦收任务。
　　典型是一面旗帜。管局党委在引龙河农场召开了全局抗灾自救现场会。会后，在全局推广了引龙河农场抗灾自救工作的经验，加快了管局搞好抗灾自救的步伐。
　　　　　　　　　　　　　　　　　 　勤俭持家
　　程主席把工会当做自己的家，处处精打细算，节省经费开支，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他在工会各种会上，都向大家讲明北安垦区困难的局情，要求各级工会干部和广大职工共度难关，过紧日子，不要乱花一分钱。
　　程主席不但这样讲，而且也把它落实到实处。他组织召开了管局工会常委会，在会上规定了工会为了节省经费开支，近几年暂不组织大型文体活动，鼓励基层开展好文体活动。管局工会为了支持由各农场自发组织的南、北、中三片篮球赛，对每个赛区补助 1 500元用于奖品费用，有力地调动了各农场开展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我记得有一次在管局工会召开的年度工作议结束后，大家清理会场时，我把会标摘下来，准备把它扔掉。这时，程主席对我说：“铁楠，虽然你会写会标，但是你要节省每一张纸和每一瓶广告色的开支，要把用过的会标保存好，待下次开会时换上一两个字不就可以再用了吗？”从此后，我按照程主席的说法连续做了很多年，节省了一笔开支。
　　　　　　　　　　　　　　　　 “我谢谢你”
　　1987年秋，管局工会退休的老科长乔殿和同志，患食道癌在哈尔滨住院治疗。程主席每次到哈尔滨办事和到佳木斯开会路过哈尔滨时，都抽出时间看望乔科长，鼓励他树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给予他精神上以很大的安慰。
　　乔殿和同志是1958年10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的一名军官，他热爱北大荒建设和垦区工会事业。他在患病期间深知自己的病是治不好，曾多次要求出院，程主席劝他说：“老乔你是开发北大荒的功臣，工会经费再紧张，也保证你的医疗用费，你要安心的治病”。
　　1988年夏季，老乔同志回到了管局中心医院治疗，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有一天管局要在龙门农场召开麦收生产动员会议，程主席准备参加会议，下午临走时到医院看望老乔，乔科长拉着程主席的手，嘴里发出微弱的声音：“我谢谢你，老主席……”程主席热泪盈眶与他分手告别。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老乔临危时我给程主席打电话告诉他此事。这时天下着大雨，程主席立即乘车冒着大雨返回北安， 2个多小时后程主席来到医院，急忙跑进病房，此时，乔科长停止呼吸已经10多钟了。老主席流着眼泪，对乔科长离开人世时没有在他的身边深感遗憾。
　　我和程雪儒同志在管局工会共度了 4个春秋，他对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同志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好作风，体现了党的光荣传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作者单位：时任北安管局工会副主席）
　　　　　　　　　　　　立党为公 鞠躬尽瘁——怀念张评三同志
　　　　　　　　　　　　　　　　　　　　 李兆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深入，北安垦区一大批在运动中被打倒的领导干部陆续重返领导岗位。这其中有一位操着陕北口音，鹤发童颜、气宇轩昂，不论走到哪儿都叼着个大烟袋的场级干部，颇为引人注意，他就是经历很有些传奇色彩的张评三同志。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组织安排我到北安农管局史志办工作。史志办是个有特殊史命的新单位。一些对史志有兴趣的同志常来做客，我们笑称这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其中来得最勤的“鸿儒”就是张评三同志。这时他已经离休，可能是由于他酷爱历史的缘故吧，他成了史志办几乎每天都到的常客。他很健谈，进得门来，还未落坐就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地唠起来。嘴里依然叼着大烟袋，不同的是，烟袋嘴变得不同寻常。那是他自己用在任时的官印名章改制的牛角烟嘴，真可谓独一无二。对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有深入研究的张评三同志，在谈古论今中使我增加了不少历史知识。天长日久，刚直不阿、满腹经论的张评三同志，成为我的良师益友。从深入的交谈中，从来自各方面的口碑中，我也对这位可敬的老干部有了较深的了解。
　　论年龄，张评三同志在垦区老干部中不是年龄最大的。但论资历，他却是名副其实的老资格。张评三同志少年时期就为地下党组织传递情报。1940年13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延安聆听过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报告，参加过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1944年，象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瓦西里押运一车皮粮食，自己却饿昏一样，17岁的张评三带领两个小战士押运 400块银元到部队领导机关。因随身带的干粮吃完了，钱也用完了，坚持到目的地时，三个人都因饥饿昏倒了。部队首长问他：“你们带着 400个银元怎么还能挨饿呢？”他只说了一句话：“那银元是公家的。”解放战争时期，张评三同志当过武工队长，长期从事敌后工作和敌后斗争。这个时期，二十几岁的张评三同志曾带领一个警卫员、一个马夫收编了一支 400多人的土匪队伍。1949年，在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中光荣负伤。
　　20世纪50年代初，张评三同志来到黑龙江垦区工作。他曾领导组建永丰等劳改农场。先后担任过永丰、凤凰山、福安、尾山等农场的党委书记或场长。50年代在担任福安农场场长时，带领职工群众夺得大豆大面积高产丰收，农场荣获有周恩来总理签名的国务院奖状。1972年带领农场职工参加黑龙江省北部引嫩工程，为垦区扛回了一面优胜红旗。
　　论荣誉，张评三同志没有多少声名显赫的头衔。相反，却因他的桀骜不训、刚直不阿的性格而惹来不少麻烦。但论党性，论立党为公，说他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并不过分。
　　张评三原名叫张平山。1943年在延安地方干部扫盲班学习时，因与校党委书记贺平山重名，他想到毛主席倡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导，取评天评地评人之意，毅然改名为张评三。不料，这个名字竟然概括了他这个人的突出特点，成为他一生刚正性格的写照。不论走到哪儿，遇事总要 直言不讳地评论一番，正确的赞扬，错误的批评。有一次在我办公室里说 起这个名字来，他跟我要了纸和笔，写了一首诗来诠释“张评三”这个名字：“大弓长箭射太空，能言善辩抱不平；实事求是真理在，天地人间是非明。”因为他敢于坚持真理，在大跃进时期盛行浮夸风时，他曾被拔过“白旗”。离休后，家人和亲朋好友劝他少管闲事。他却说：“我管的不是闲事，都是正事。该说的话不说，该管的事不管，心里憋得慌。”他经常到分局机关及他离休前担任党委书记的建筑工程公司转悠。经常对各项工作提出批评或建议。如干部应多下基层调查研究啦，学哲学要从基础理论抓起啦，等等。有一个时期，针对离退休干部工作中的一些不足，他向局党委建议，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老干部工作。他说：“工作做好了，离退休干部就是宝贵财富、积极因素。工作做不好，则可能是沉重包袱、消极因素。”
　　张评三同志是个胸怀宽阔，爱说爱笑的人，跟他开玩笑，深了浅了他都不恼。可是如果谁拿原则开玩笑，他则会勃然大怒，与其不留情面地争辩。一次，几个老同志在一起唠起吃“大锅饭”的弊病。一位老同志偏激地说：“公有制是万恶之源”。张评三立刻翻了脸，声色俱厉地和那个同志吵了起来，说他不是共产党员，吓得那人赶紧跑掉。前几年皮包公司盛行时，有一个头脑灵活的生意人看他资格老、交往多，想用重金聘他当顾问，对他说：不用你干什么，挂个名就行。他在玩笑中予以拒绝：“你小子的狼子野心我还不知道？你想扛我的牌子招摇撞骗，我不干！”不费力就挣大钱的事他不干，组织部和党校请他讲党课，他则有求必应。他说：“我张评三离休后不想发财，不图安逸，当个马列主义‘传教士‘足矣。”不管到哪讲党课，他都不收讲课费。人家说讲党课给讲课费这是按规定办事。他说：“你们有你们的规定，我有我的规矩。共产党员尽义务不能要钱”。
　　张评三同志讲党课的特点是，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不照本宣科，不空对空。听过他讲党课的同志说：“张评三同志讲党课，理论讲得深刻，道理讲得明白，说的都是实在话。”有一次，他到北安农管局党校给 200多名农场生产队党支部书记讲党的传统作风。当讲到党员、干部要永远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时，他说：“1947～1948年的保卫延安战斗，13个月中，八路军3万人打垮了国民党军队23万人。靠的是什么?除了中央的正确领导、军队的英勇顽强，最主要的是依靠人民群众。陕甘宁边区150万人，参军参战的有15万人，支援前线的民工达260万人次。历史证明，有共产党的领导，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发扬延安精神，中国人民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讲到这里，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
　　张评三同志讲党课之所以能讲得深刻生动，这其中凝聚着他几十年刻苦自学的丰富积累，渗透着他几十年革命生涯的深刻体会。他博文强记，对革命导师的重要教诲，记得一字不差。对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讲起来如数家珍，对革命道理讲起来头头是道。但他并不满及于已有的知识储备，每次讲党课都要认真备课。他说：“一个观点，说不清不如不说。一个史实，讲不清不如不讲。讲了就要负责。”为了讲好一堂课，往往要准备十几天甚至几十天。有一次局党委组织部请他为基层党支部书记学习班讲党史，他翻阅了四个版本的党史教材提纲，20多本党史资料和中国现代史资料。从他接受任务到备完课，在 4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天都备课到后半夜，共查阅了300万字的资料。家里没有写字台，他就伏在缝纫机上备课，写出了7万多字的讲课提纲。张评三同志离休后热心为党的建设贡献力量，受到了从局领导到基层党的干部的广泛赞扬，人们称他是不在编的优秀党务工作者。
　　说到张评三同志讲党课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不能不再说说这位可敬的老同志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和可贵的优点，那就是读书学习。论文化，张评三同志没有学历。但论读书之多、知识之丰富，在北安垦区很少有人能赶得上他。他参加革命前只读过一年书。参加革命后只读过扫盲班。他的知识完全是靠识字后自学得来的。他有惊人的自学能力和毅力。他博览群书，并力求甚解。用如饥似渴、孜孜不倦来形容张评三同志的学习，最恰当不过了。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哲学的……什么书他都读，尤其是酷爱历史。
　　张评三同志离休后是享受副厅级待遇的老干部，可是直到20世纪末，一家老少三代五口人仍住在不足70平方米的房子里。一台小电视机还是黑白的。他不讲穿戴，真是“衣冠简朴古风存”。他不讲吃喝，一块豆腐、一碟咸菜就能下酒。因为在企业里离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位为革命出生入死几十年的老干部每月生活费只有 400多元。可是他对此并不以为意。但一想起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他却十分伤感。有一次在我的办公室里说起他的战友壮烈牺牲的情景，他竟禁不住泪流满面。他说：“能活下来就不容易了。人家为革命牺牲了生命，我们活着的人还讲什么个人利益？”他把名利看得很谈，但把信仰看得很重。他的物质生活虽然有些清淡，但在精神上却是个富有者。他不追求优裕的物质生活，但却特别重视藏书和读书。他家里用大衣柜改成的大书柜里摆满了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这里有各种版本的《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有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有《史记》、《春秋》、《诸葛亮集》、《曹操集》等古籍；有精装的马、恩、列、斯及毛泽东选集；还有哲学、经济、法律、宗教等方面的论集及多种期刊。他一直订阅党中央的理论刊物，从《红旗》到《求是》，一期不落。为了及时了解时事政治、国际国内形势，他还长期订阅《国务院公报》和《参考消息》，离休后也不间断。他经常用毛主席关于研究中国历史要采取古今中外法、董必武同志“读书一大片，用时一小点”等教诲勉励自己。几十年如一日，晚上读书读到午夜。晚年患白内障，手术后戴上1000度的近视镜，看书很吃力，他就拿着放大镜看书。
　　有的人认为离退休后无所事事，穷极无聊。张评三同志却说：“离休后有充分的时间读书想问题，老有所为，其乐无穷”。他不在烟雾中玩麻将消磨时光，而是徜徉在书海中寻求乐趣，获取知识。坚持不懈地读书，不知疲倦地思考，使这位老干部头脑更加充实，思维更加敏捷。他年纪虽大，但并不保守。虽然不在领导岗位，但却熟知中央精神。有的同志在做出一项决策前或酝酿一篇文章时，常常找他促膝长谈，听取他的意见。
　　到2002年，张评三同志已经年满75周岁了。或许是行武出身的锻炼；或许是读书生活的陶冶；或许是得益于有规律的生活，他虽已年逾古稀，但却依然精神矍烁，谈笑风生。这年将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成天念叨这件大事。每年中央全会召开之前，张评三同志都要对全会的主题进行一番预测。因为他关心时事，善于思考，往往是言必有中。对党的十六大，他说，这次大会对新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次大会将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可是，谁能想到，正当他急切地盼望党的十六大召开的时候，无情的食道癌夺走了他宝贵的生命。一位有62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带着深深的遗憾走了。张评三同志去世后三个多月，党的十六大在北京隆重开幕。不出张老所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已写入总书记报告的标题。令人痛惜的是，研究了一辈子中共党史的张评三同志却不能再拿着放大镜研读十六大报告了，再也不 能在党校的课堂上生动而深刻地为学员讲解十六大精神了。
　　张评三同志的去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也使我失去了一位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张评三同志虽然走了，但这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一生追求和高风亮节，将会永远铭记在在人们的心里。
　　　　　　　　 他把一生献给了赵光农机校——怀念全国优秀教师古林茂
　　　　　　　　　　　　　　　　　　　　 戴洪斌
　　古林茂，家住辽宁省丹东市。1952年考入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学校，1956年毕业，分配到赵光农业机械化学校(当时叫通北技校)。从此，他的命运就与这座学校紧密地连系在一起了。此时，他只有20岁。
　　“文化大革命”前，赵光农机校师资力量雄厚，能登上讲台讲课的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生，有北京农机学院的，有东北农学院的，有哈尔滨师范学院的，还有东北重型机械学院的。只有他是中专毕业生，可他却是出类拔萃的优秀教师。他讲农业动力课、讲拖拉机修理、讲汽车。他讲课学生爱听，毕业生回忆说，古老师的课讲的真棒，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文化大革命”期间，赵光农机校被撤消，他被分到兵团七团一营修理所当修理工。别看是教师出身，当修理工也是一个优秀的修理工。由于修理所修理设备差，他主持制作了燃油泵试验台，为修理所解决了大难题。一年后他担任技术员工作，三年后他到营部担任了机务参谋。他当修理工是个技术全面的技术工人，当技术员则是一个最能解决问题的技术员，当机务参谋则是一个优秀农机管理人员。
　　1975年，兵团一师在原赵光农机校组建“五七”农大，他被调回学校当教师。1978年，赵光农机校复校，他但任教务副科长(当时叫教务处副主任)，1980年担任教务科科长，1983年任学校副校长，1986年任校长。此期间，他从事教学管理工作。刚恢复的学校，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他精力充沛，充满活力，审时度势、远见卓识。垦区的农业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为使学生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必须充实新的教学内容。为此，在他的主持下，增添了新的教学科目，像农机液压传动“油料”等都是“文革”前所没有的教学科目。他组织教师编写新的教学大纲、新的教材，《农机液压》、《农机电气》、《农业知识》、《油料》等都是在他的主持、指导下编写出来的新型教材。
　　根据垦区对人才的需求，在他的主持下，学校增设了汽车专业；为提高垦区在职人员的技术素质，1983年学校又兴办了职工中专，设农机、财会两个专业。他深知，做为学校，教学质量是中心环节，而对于中等专业学校培养的学生应该是解决生产实践中技术问题的能手而不是搞尖端科学研究的人才。所以必须加强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提高在生产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在他的领导指挥下，经过几年的努力，组建了农机动力实验室、液压传动实验室、电气实验室。他还鼓励教师到生产实践中学习新技术、掌握新技术，并充实到教学中去。他曾骑着自行车陪同教师一起到农场生产队的田间地头解决新型农业机械的实际问题。他曾这样说：“别看不起我们赵光机校，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必须是思想与能力都过得硬的优于其他学校的人才。”
　　当时黑龙江垦区共有四所设有农机专业的中专。为提高教学质量，他曾建议，这四所中专的农机专业应该统一期末考试，以促进各校农机专业的教学。此项建议意味着各校教学质量应进行比赛，具有明显的挑战性。当时为达到统一考试的目的，上级领导认为，首先各校沟通一下，统一教学大纲，各校的期末考试题互相串通、借鉴，待条件成熟后，即可执行统一考试。赵光机校的教学大纲、期末考试题按上级要求邮寄出去了，却没有收到其他学校的教学大纲和考试题。
　　正当学校蒸蒸日上、兴旺发达的时候，这所有30年历史的国家正规中等专业学校，却要被撤消，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赵光机校的全体教职工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从这里毕业的数千名学生也无法接受撤销母校的现实。时任校长的古林茂是何种心情，人们无法体会到，因为他对这所学校感情太深了。从他一踏进这所学校的大门，就与这所学校的命运连在了一起。从建校时的通北技校，到60年代初改为中等专业学校；从“文革”期间学校被一度撤销到“四人帮”倒台学校恢复，以至到现在的兴旺发达，他与学校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沟沟坎坎、荣辱与兴衰，学校的每一份成绩、教育出的每一个学生都有他古林茂的汗水与心血。30多年来的历程是他古林茂与学校的教职工一起摸爬滚打、艰苦奋斗走过来的，好容易把学校办到了现在这种程度，却要被撤销。是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吗？是我们办学办的不好吗？还是我们无能力办学吗？不管怎么说，学校毕竟是撤销了，身为赵光机校校长的古林茂必须面对现实。赵光机校怎么办?教师们大部份都已各奔他乡，剩余的280名教职工怎么办？更重要的是为垦区培育大量人才的学校还应不应该存在？对于他个人来讲，离开学校到别处去，前景会更好，凭他的才能，到哪儿都是把硬手，都会受到欢迎。更何况他还有非常好的可利用的关系。他的学生希望他到大庆去工作，他爱人的姐姐希望他去哈尔滨，他的弟弟希望他去秦皇岛，他的二姐希望他去广州。各处的来信纷纷催他趁此机会赶快离开这令他伤心的地方。既然上级都不吝惜这所学校，你还守着它干啥？凭心而论，不管去哪里，都比这距赵光车站 4公里之遥的前进小村强过百倍。但是他不走，所有的关系都不利用，因为他是一校之长，不能撇下这 280名教职工不管，不能扔下这所为垦区培育了大批人才、建立卓越功勋的学校不管，他留下来，要为学校及教职工找一条出路。
　　北安农场管理局党委，根据垦区对人才的需求及赵光农机校的具体情况，审时度势，认为学校要保留，决定办职工中专，由古林茂任校长并给予学校强有力的支持。从此，古林茂带领全校教职工走上了艰难的办学之路。他第一抓的是教学质量，因为教学质量不行，学校就无法立足，而好的教学质量必须有好的教学秩序做保证，更要有优秀的师资队伍，所有这一切都要有资金做保障。他采用留住人才、培育人才、招聘人才等措施，使学校撤销时被破坏的师资队伍重新组建起来，成长起来。他们多方筹措资金，节省每一分钱为办学。专业设置适应垦区对人才的需求，办了农机、财会、食品工程等专业，并根据需要办各种长、短期培训班，有时是出校门到用人单位办学习班。这种不拘一格，开门办学的方法，为学校积累了可观的资金。在校学生超过千名，超过了学校历史上任何时期，成了全国农垦成人教育系统的典范。几十年都没能建起来的教学大楼，此时建了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当时黑龙江省农场总局局长刘成果来视察时高兴地为学校题词：“踏平坎坷成大道，桃李芬芳遍垦区”。
　　正当学校越办越好时，某上级领导却想把古林茂调到某中专去任校长，并告诉他，这个职位可为他保留一年，一年之后就无此机会了。奇怪！赵光机校撤销时为什么不调他？现在职工中专办好了却要调走他，而此时的赵光职工中专根本离不开古林茂。为什么要调走他呢？大概是赵光职工中专办好了，对当年撤销赵光机校的正确性是一种否定。这位上级领导根本无法理解古林茂的思想境界，古林茂的根子早已深深地扎在了赵光农机校，要走早就走了，何必等到现在？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古林茂来到赵光机校时是20岁，直到2002年他66岁病故，始终没有离开赵光这片热土。他的三个女儿和女婿，仍然工作在这里。是什么精神使他把根深深地扎在这片黑土地上，是他的敬业精神，还有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这些在他身上都有，更重要的是他的人品以及他的高尚的做人的情操，是他那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他那认准的真理就要为之奋斗到底的、百折不回的优秀品质。在他的身上闪现着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
　　如今的赵光农机校，在他带领全校教职工艰苦奋斗奠定了基础之后，他的继任领导，继续努力，发扬光大了这种赵光机校精神，在农场总局、北安管局两级党委的大力支持、精心培育下，于1998年正式恢复了中等专业学校，校名为“黑龙江省农垦机械化学校”。
　　古林茂把一生的心血和爱奉献给了赵光农机校，奉献给了北大荒。他留给家人的只有那成堆的奖状和荣誉证书，可是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人们去拼博奋斗。
　　五、知青风云录
　　　　　　　　　　　　　　　 　找 “境界”
　　　　　　　　　　　　　　　　　　石肖岩　　
　　连里头头找我去，说是给司务长整材料。
　　啥材料？团里要开“积代会”，司务长要讲用，讲用就要有材料，这还用细问？头头们态度很严肃：“司务长的材料能不能整好，是关系到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我们连能不能体现的大问题，也是对你的锻炼和考验。”好家伙，听这口气，我紧张了好一阵。
　　初时我写了好几稿。怎么写？管家、理财、算账，一个司务长，倒腾来倒腾去还不就是这个样？可连里头头看了不同意，司务长被描成了啥模样，一笔流水账。
　　真让我扫兴。怎么办？思来想去，我翻出了连部柜底儿的一摞摞旧报纸——找词儿；又跑到营部借来几本军区积代会的典型材料——照葫芦画瓢。我寻思着，那些典型讲用，说他们都靠了“精神原子弹”，司务长节约闹革命，他想方设法改炉灶，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放光芒；他身患肺气肿，还领着炊事班下河套砍条子，那是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你想想，“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司务长一定是这样。
　　连头那总算通过了，可向司务长念叨时，他细听着不言语，末了儿，只说了一句话：“没想这么多，写上合适吗？”
　　没想到，团里管宣传的头儿们也不满意，“司务长是积代会的典型，不能就事论事，要在路线觉悟上找‘境界’。”
　　境界？让我好一阵琢磨。司务长是个老实人，成天一身黑棉衣，整个“老屯”的打扮。高高的颧骨，托了个“酒瓶底”，手指捏起个纲镚，得放到“瓶底”儿细瞧，不然分不出个一分二分。司务长不仅老实，还是个地道的红管家，我们去的那年，他当司务长已有十年的“长龄”，处理了不少难事苦事，可一个错儿没出。选他当积代会代表，那是没得说；可要说“境界”，我怎么也想不出来。
　　那一晚，我折腾来折腾去，还是没明白。
　　天放亮，我起身到团部找“大笔杆”。“大笔杆”是1963年哈尔滨下乡来的“老知青”。他听后笑了笑，拿起笔，刷、刷、刷，句是句，段是段，文字真是没得挑；可那些叫得响的词儿，他却一个字没敢动，“还是找胖干事，这得听他的”。
　　胖干事我熟悉，宽宽的身板，圆圆的脸庞，是个戴五星、挂红旗的真军人。
　　在胖干事的屋子里，他拿起稿子看了看，一会儿摇摇头，一会儿直愣愣地盯着墙，他真入神了。不大功夫，他缕了一遍，小标题也跟着标出来了：第一，越是艰险越向前，把好社会主义经济关；第二，路线是非分得清，当好社会主义经济管家人；第三，毛主席批示我紧跟，打好农业翻身仗。
　　“怎么样”，胖干事眯着眼瞅瞅我，两眼里透光，没待我回答，他一巴掌又拍在桌面上，“大标题也有了，就叫——在经济战线上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好关、管好家、打好仗”。
　　绝！真绝了！我打心眼里佩服胖干事，我真没想到，费了个把礼拜整理的材料，让他三下五除二，一笔点“睛”，把“境界”给找出来了。
　　材料出来后，团里通过了，可总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团里让回连里听听意见。
　　可情况并不理想。炊事班有人唱反调：司务长的事钉是钉、铆是铆，但文里他讲的一些话，我们听了不大顺。有个机枪排的知青还叫劲：“有一段写了26头大肥猪，个个膘肥体壮，可我去猪圈数了数，26头包括几头小猪崽。”
　　人家有话我没辙，报告了胖干事，胖干事一听就急了眼，第二天就赶到我们连。
　　在炊事班双层铺的宿舍里，胖干事发话了：“同志们，司务长的事对不对？事实符不符？没错嘛。现在看问题，不能看表面……”
　　穿军装的下连，连头一看都认真，别说拿擀面杖的老炊了。
　　“是嘛，司务长的境界是什么？”胖干事用眼光扫了扫铺上和铺下，吓得铺上吊着脚的几个知青赶忙缩回了脚。“过去有人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可司务长走了十几年，就是没湿鞋！你们想想，那不是阶级觉悟、路线觉悟是什么？阶级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长期的，没这觉悟能行嘛！”
　　一看大伙没吱声，胖干事又继续说：“有人说虚构（大概是指猪的事），这不是虚构，凡事都要阶级分、路线看。数儿对不对啊？要看司务长养那些猪干什么，是他胸怀大目标，想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想到了要支持世界革命。这就是司务长的路线觉悟，是他的境界，不能光看是大肥猪还是小猪崽。”
　　得，一锤定音，大伙没得说。胖干事说完就回团里去了。
　　我呢？也没得说，按照胖干事定的一大题三小题，继续往里填材料。
　　材料最后写成了，连里高兴，团里满意，团积代会使上了；后来，师积代会也使上了。那会儿，兴整理材料的跟着去，我还当了一趟“二代表”。再后来，司务长又上了兵团积代会，真够忙乎的，不用说，这事儿，连里增光，团里添彩。
　　只是司务长回来后，冲我露出一丝笑，这笑，是甜、是苦，还是涩，只有他自己知道。
　　（作者：石肖岩，男，北京知青，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六团，现任中国商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本文选自1990年7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北大荒风云录》）
　　　　　　　　　　　　　　　　　　“鬼打墙”
　　　　　　　　　　　　　　　　　 　梁晓声
　　那是我到北大荒后的第一个冬季。
　　当时我在一师一团七连，是连里的业余报道员。
　　一天，连里交给我一个挺紧急也挺重要的报道任务（究竟是什么内容，如今一点儿也回忆不起来了）。上午刚刚赶写完，下午必须立刻送交到团部去。
　　那一天从早晨起就下大雪。城市里少见那么大的雪。棉絮般的雪花纷纷扬扬。直下得大地白茫茫一片好干净，天与地间迷迷蒙蒙，混沌一片。几十米开外，辨不清个人。
　　连里临时派不出车（无非是马车，“二十八”）。我便自告奋勇——步行去团里。
　　从连到团，有20余公里。
　　我在一座山林中迷失了方向。兜转几个小时，转不出那山，那林。天渐渐地黑了下来。我生平第一次经历了所谓“鬼打墙”。
　　以前只听大人们讲过“鬼打墙”是怎么回事，或只在书本上读到过关于“鬼打墙”的描写，却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会经历。在城市里，是断不会经历什么“鬼打墙”的。真正遇上了，反而不明白“鬼打墙”是怎么回事了。一个人像被蒙上了眼睛绕磨盘转的驴一样，兜着圈子走，一走几个小时，又走回到起点，似乎也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鬼打墙”，乃因你四周的景物太相似了。相似得使你寻找不到判断方向的标志。若在山林里，则更糟糕。
　　我又累，又冷，又害怕，真以为自己碰上了鬼。我不怕鬼。因为我知道鬼是不存在的。我怕的是狼。狼的存在不是迷信。怕狼，果然就听到了狼的嚎叫。狼的嚎叫时长时短，听来仿佛就在附近似的。
　　我费了不少力气，折断一棵小树，去掉枝杈，握在手中，以防万一同狼遭遇，当作打狼的武器。
　　我反复地对自己说——梁晓声，你千万别害怕。此时此刻没人能帮助你。你要走出“鬼打墙”，全靠你自己了。你要不相信你自己，那你今夜就非冻死不可了……
　　人在许多时候，是很需要自己鼓励自己的。
　　人最大的沮丧，莫过于自己对自己的沮丧。
　　我在自己的鼓励之下，开始镇定了。
　　细想想，也确实没有什么值得惶恐的。因为我知那座山不大，那片林也不大。不大的一座山、不大的一片林，是围困不住一个镇定的人的。不下雪，不是天黑了，不是没有月光，我不会迷失方向。我开始自信我能够走出那座山那片林的……
　　这是信念。人需要信念。
　　我不再低着头走了。一心想走得快的人，大抵都是低着头走。动物在这一点上反而比人聪明。动物很少低着头走。所以从没听说过动物有陷人过什么“鬼打墙”的。“鬼打墙”实际上是人上自己的当，不是上鬼的当。
　　我认准一个方向，不管东南西北，坚定地迈开大步走将下去。为了不使自己再走弯路，我将手中的树干向前平伸着。只要它是伸直着的，脚步也就不会歪了。我想，真碰到狼，就打狼；真碰到鬼，就打鬼呗。
　　常言道，一步歪，步步歪。“鬼打墙”就因一步比一步歪。你自己觉得是在走正道，其实每一步都是走在弧线上了……
　　终于，我走出了那座山那片林。
　　既没有碰到狼，也没有碰到鬼。
　　回头一望，那座山显得那么小。难怪被叫做“馒头山”啊！
　　朝前一望，团部的灯光，就在不远处闪耀。
　　一从“鬼打墙”闯出来，我顿悟——在生活中更多的时候，人要靠自己拯救自己。
　　没有比明白了这一点对一个人更加重要的了……
　　（作者：梁晓声，男，黑龙江知青，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一团，现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编剧。本文选自1990年7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北大荒风云录》）
　　　　　　　　　　　　　　　　 　 　木耳连夜话
　　　　　　　　　　　　　　　　　　　　 姜大明
　　木耳连号称我们团的“西伯利亚”，不用细说，你也能猜出那是最边远、最艰苦的地方。
　　哪个连队的小青年调皮捣蛋，连长指导员会说：“给团里打个报告，调你到木耳连去！”顿时，再能折腾的小子也得低头装几天“熊”。
　　木耳连离团部有 100多公里，在大小兴安岭交界的原始森林里，那里盛产木耳。木耳能赚钱，但条件艰苦，谁愿意去呢？团里不愿丢了这棵摇钱树，于是有那精明点子多的人提出来，把各连队犯过错误、调皮捣蛋的知青集中到木耳连去。这样，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也就成了“惩罚”和“改造”知青的去处。
　　一天，参谋长找到我说：“有人提意见，说团里对木耳连不关心，跟我去听听反映。”我一听心里就乐了，木耳连有我几个中学时代的“哥们”，正愁没有机会上看他们。于是，乐颠颠地跟参谋长坐上“小北京”出发了。
　　100 多公里路，压根没有什么象样的道儿，完全是顺着当年日本鬼子修的铁路路基走。坑坑洼洼，颠簸不平，脑袋常常和车篷子过不去，一遇到断路还得下车寻道。天黑了，两边的森林黑压压地迎面扑来，“小北京”喘着粗气，哼哼呀呀地只能开30几迈。
　　忽然，前面的山坳里闪现出几点灯火，警卫员大声喊：“木耳连到了！”车徐徐开进连队，没等我们下车，早已被包围起来。夏天的晚上，余热未消，居然有几个小子赤身裸体地挤在人群里。
　　连长见到参谋长，热情地问长问短。我的几个“哥们”见到了我，你捣一拳，他捅一下，好不亲热。
　　不知谁在人群里大声问，“从团部来的，带信没有？”
　　木耳连与团部没有定期通勤车，一般是谁到木耳连，谁就把邮件带来，早上走的急，竟然把这个规矩忘了。
　　警卫员说：“参谋长是来检查工作的，不是送信的。”
　　这句话犯了众怒，“参谋长来，关咱们屁事，走，睡觉去！”人群一哄而散。初次见面，就闹了个不愉快。
　　吃过晚饭，连长开始汇报工作。这年夏天雨水多，木耳丰产，已经晒出来近万斤了，估计到秋天能收两三万斤，卖个十多万块钱不成问题。参谋长听了，拍着连长的肩膀连声说好。
　　话题一转，问到了战士的生活。连长闷住了，只憋出一句话，苦是苦点，可对这些人也不能太惯着。参谋长先是说了一通关心群众生活的套话，连长一个劲儿点头称是。接着参谋长又让找几个战士来开座谈会。我怕再发生什么不愉快，就跟连长咬了咬耳朵。
　　不一会儿，我的几个“哥们”进来了，我私下里对他们说，参谋长来了解你们的生活情况，有什么要求尽管提，说错了没关系，有哥们在后边顶着。
　　见了参谋长，几个小子还是没话。连长一再启发，我也直给他们使眼色，参谋长也是满脸笑容，气氛才逐渐缓和了。一个“哥们”说：“我们都是犯过错误的，还能提啥要求，好好改造呗！”其他人的脸上露出揶揄的笑容。参谋长说：“不能这样讲嘛，生活艰苦就是艰苦，你们的困难不能全解决，解决一个也可以嘛。”过了好一会儿，一个脾气耿直的“哥们”开了腔：“要解决一个困难，我寻思着大伙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话说到这儿没了。其他几个“哥们”嘻嘻地笑起来。
　　“说嘛，没关系。”参谋长眯着眼睛。
　　“行，说就说。”耿直的“哥们”好象真豁出来了，“我们想请团部调一班女生来。”这个要求真是出乎意料，参谋长的笑容也没了，连长张着大嘴。我心说，“你小子闹得什么鬼”。可这位“哥们”话匣子一开就收不住。
　　我们到这儿两年了，每天几十个汉子抬头不见低头见，真没意思，干活儿也打不起精神。生活苦点没啥，谁让我们是改造对象呢。可两年了，好象缺了点什么……团里能调一班女生来，三五个也行，我们不让她们干重活，给大家做做饭。只要有女生，我们就是在这里干一辈子也认了。其他“哥们”也一个劲儿插话称是，眼里露出真诚、期待的目光。
　　参谋长只是听着半天不说话。连长过了好一会才说：“你们几个没正经的！”我想跟他们开几句玩笑，但心里边好象渗出了泪，什么也没说出来。
　　会散了，我躺在炕上，半天没睡着。参谋长说，“他们讲的是人之常情，可办不到。女知青受得了这苦吗？”我说，“可长年这样也不是事啊。”
　　参谋长叹了一口气，不再说话了，我静静地听着外面的雨声。不知什么时候，下起雨来了。
　　第二天，雨停了，但天还阴着。上工的钟声响过，我看哥们几个纷纷走出营房。每个人的装束都很奇特，用塑料布把下半身捆了个结结实实，背上背着空麻袋，他们要去采木耳了。几个“哥们”走过来问，昨天是不是惹了祸，我说：“没事，可你们的要求不好办。”几个人摇摇头，没了话。最后说：“哥们，别忘了咱们兄弟，有机会帮助挪动挪动。”
　　我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儿。不知什么时候，飘来一阵雾，他们便消失在了雾中。
　　一年过去了。我那位耿直的“哥们”死了。是喝酒过量死的。我知道他的心，我也明白他为什么要喝酒……
　　　　　　　　　　　　　　　　　　神火·鬼火
　　　　　　　　　　　　　　　　　　 贾宏图
　　1968年12月26日。
　　一个风雪交加之夜。
　　风卷着雪花，狂暴地扫荡着小兴安岭，仿佛要把白桦林旁的几栋营房连根拔掉。我颤栗着用厚厚被棉捂着头，蜷缩成一团，惊恐得难以入睡。
　　“叮铃铃……”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朦胧中惊醒。听筒里传来一阵急促的喘息，然后是带哭的呼喊：
　　“快！快！快向师部报告！三连在林场的房子着火了……烧死人了，……他们、他们没穿衣服还站在风雪里……”
　　我摸着黑，迅速地穿好衣服，费力地推开已被一尺多厚的积雪深深掩住的门，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马棚，拽出“草上飞”。翻身上马，向桦皮窑林场的阳台林段疾奔。那里，有通往爱辉镇师部的电话。
　　狂风蛮横地掀起雪幔，飞扑向树林，发出瘆人的尖啸，大雪压断枯枝，枝传来咯吱咯吱的声响。善解人意的“草上飞”，尽管飞一样地跑，我还是不停地催动它，快点、再快点！不一会，“草上飞”就大汗林漓了。
　　跑着跑着，我警觉地扫视路旁的树林，似乎听到了狼的哀嚎。过去我曾在这条路上碰到过狼。今天又没带枪，但愿不要和狼遭遇。
　　我不禁又狠狠地打马。后来听说，跑出火场，骑马给我打电话的小姜，马后就跟着两条大狼。
　　十几里的路程，我和“草上飞”用了半个小时，当敲开守林人的木板房时，我已是浑身霜雪，嘴冻得说不出话来，我几乎用哭腔向师部报警……
　　第二天中午，拉着被服的师部大卡车来到离黑河 140公里的一师独立一营营部。这时，在林子里遭火灾的三连36名战士坐着林场的汽车回来了，他们惊魂未定，见着我们便抑制不住，抱头痛哭。
　　汽车后面跟着一个插着红旗的马爬犁，上面放着一具被烧焦的遗体，那就是这次遇难的哈尔滨青年倪少兴。因救他而被烧伤的哈尔滨青年王新民，已被送进了医院。
　　这是一个奇怪的死亡之夜。
　　三连的男女战士们完成了代木任务，这天下午，他们开了纪念老人家诞辰的联欢会，然后吃掉了一锅炖得烂熟的狍子肉。傍晚，大家打好行李，等着营部的汽车拉他们下山。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封住了山路，天黑了车也没来。晚上，有的人靠在行李上打盹，更多的人打开行李大脱大睡——谁知道明天车能不能上山。
　　这是一栋半地窨子式的房子。走不了，他们又把汽油筒做的炉子点着，扔几块桦木柈子。半夜时分，突然一个大火球在地窨子滚过，顿时烈焰升腾，男女青年们从睡梦中惊醒，哭喊着从狭窄的门往外挤。他们穿着单薄的衣服，光着脚站在大风雪中。
　　大家惊慌失措哭作一团。最镇静和清醒的是一个15岁的小女孩，她叫吕平。
　　“快抱在一起。快顶着被。唱《国际歌》！”吕平呼喊着，组织起大哥哥、大姐姐与死神搏斗。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这悲壮的歌声回荡在山林之中。
　　“屋里还有人！”大个子王新民站在地窨子的门口，死死拉住一个人的大腿，突然“轰”的一声，地窨子塌架子，烈焰喷烧着王新民的手和脸。而倪少兴已在火中“涅槃”……
　　这是一场神秘之火。
　　谁是纵火者？
　　倪少兴成了怀疑对象，他那当中学教员的父亲是“特务”，此时正哈尔滨受审查。他本来已穿好了衣服，连脚上的靰鞡带都系好了，为什么不跑出来？
　　王新民也被怀疑了，他平时沉默不语，为什么在林子里认识了许多人？
　　还有桦皮窑林场一个姓栾的俄罗斯血统老太太，她曾挎着小筐，在这个营地附近转过，可能是江那边派过来的……
　　于是——
　　倪少兴被草草地埋了；
　　王新民没有成为“英雄”，尽管他的手上、脸上留有明显眼的疤痕；
　　姓栾的老太太死了，有人说她跳井了，有人说她用玻璃茬子剖腹了……
　　林子里的鄂伦春人说，那是鬼火，那是神火，后来他们在那废墟旁，经常烧纸，不知是祭奠神？还是飘去的年轻的冤魂……
　　（作者贾宏图，男，黑龙江知青，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独立一营，现为黑龙江省《哈尔滨日报》副总编辑。本文选自 1990年7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北大荒风云录》）
　　
　　　　　　　　　　　　　　 忘不了 那山洼洼里的暗房
　　　　　　　　　　　　　　　　　　 周　　确
　　1988～1989年度日本“尼康”国际摄影的入选通知书寄来了。我的《夏夜归》荣获中国大陆作者唯一的二等奖。
　　看着这一纸通知，我竟首先想到北大荒，可谓当年艰苦的日夜与今日获奖有着斩不断的联系。
　　泪眼模糊，20年前北大荒的日日夜夜又重现眼前。
　　尽管下乡时我的行李十分简单，但我没忘记带上那架老掉牙的折合式照相机。当地一些十来岁的孩子，感到很新鲜，在山沟里还不知什么是照像。
　　下地干活时我带着它，留下过茫茫荒野中拓荒知青们忘我的、近于狂热般的劳动场面。晚上，我趴在被窝里冲卷、印片。第二天，大家都以先睹为快，并争要着寄给父母。渐渐我和我的照相机都忙乎起来了。
　　许多知青自备了胶卷，请我为他们留下风景照和在各自岗位上的工作照。有的巡逻站岗，有的手握操作杆驾驶“东方红”，还有的抡着大钐刀……我为他们留下了自豪、骄傲、劳累、快乐，也为他们留下了青春……
　　我感到了那台破旧相机的价值所在！
　　我逐渐由拍一般的人像照转到一现军垦战士的生活并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通过钻研摄影技术、技巧，我的拍摄水平慢慢地提高并开始小有名气。附近一些连队的知青也常来找我为他们留影。
　　“业务”开展得越来越红火，我开始琢磨建个暗房。利用一个小仓房，我安装起一套自制的土设备。仓房只有二尺半宽五尺长，但足够了，这是方圆几十里的唯一洗像馆。“放大机”的底座是一块桦木段，机架是板条拼的罐头盒制的灯箱。冲洗设备就更好办，搪瓷碗、脸盆和玻璃瓶子都行。这引来了无数人的参观，也引来无数人的好奇和惊讶，“这是啥玩艺儿啊？”
　　可更让他们惊奇的还在后边。有了暗房和“放大机”，我不仅可以印像，而且开始能扩印照片了。我放大出纹路清晰、色调明亮的大照片。上午拍的胶卷，中午休息就可以处理完毕，下午就出照片。
　　我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消耗在暗房里。照片制作技术也很快提高。知青、老职工和他们的子女成为直接的受益者。我已成为让他们十分信赖的摄影师、土记者了。
　　森林中，田野里；北国的风，北国的雪；夏锄的辛劳，割麦的苦累；欢乐、痛苦、忧愁与困惑，我记录了无数的瞬间。或许是知青奋斗史上的辉煌的一章，或许是知青生活历程中困苦的一页，但我渐知，这是一代人的青春，在方寸之中闪动出耀眼的光。
　　团政委来蹲点，教知青编筐；我拍摄下来并放大了几张照片送给他。当他知道我的全部设备时，不无赞叹地连连称道。照片后来还被发表在《黑河日报》上。
　　照相机随着我进深山伐木，到新建点盖房、修羊圈……春种、夏管、秋收、冬藏，留下越来越多的兵团战士们生产与生活的记录。
　　小暗房为丰富知青和老职工的生活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它和方圆几十里黑土地上的人们心心相连。直到1973，我被调到团宣传股任摄影报道员兼电影放映员，我才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几年朝夕不离的暗房
　　（作者周确，男，黑龙江知青，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一团，现为新华社黑龙江分社记者。本文选自1990年7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北大荒风云录》）
　　　　
　　　　　　　　　　　　　 　“五·二八”啊“五·二八”
　　　　　　　　　　　　　　　　　 　杨挚颖
　　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会被抹去的一天。
　　就是这天，一条小木船被风浪打翻，在黑龙江江心沉没，我失去了七位朝夕相伴的姐妹、战友。
　　我是这轰动全兵团事件中的唯一幸存者，也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我也不再是我，那一天成了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交叉点。
　　1970年 5月，黑龙江的脸变得和气、温顺，跑冰排的日子已经过去，大地已透露出一丝丝春的气息。
　　我所在的一师独立三营二连驻扎在黑龙江边。连队有个打渔排，由清一色的女性组成了打渔排的织网班。我就是织网班的战士，刚刚17岁。
　　织网班是个先进小集体，不仅生产任务完成的出色，思想、作风也样样不落后，多次在营里、连里讲用。
　　28日，天气格外睛朗，我们脱掉沉重的冬装，织网姑娘的快乐天性都显露了出来。我们到江上游的捕渔点补网，沿着江岸的沙石滩一路走去。清新的江风吹拂在脸上，痒酥酥、温融融，给人一种说不出的轻快感，一路上笑闹个不停，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几里外的“渔房子”。
　　姑娘们也变得像小伙子咋咋唬唬的，说着笑着就把一张几十米长的大拉网支在了沙滩上。一旁江水涛涛，有节奏地轻拍江岸。姑娘们织网的动作也有节奏，外行人根本看不清梭子的走向，一排网扣就整齐地织出来了。这天任务完成得轻松、愉快，只三个小时，大拉网就全部修补好了。
　　劳动之余，我们划出两条小船，到江湾子里的争议岛上去玩。四野静极了，只有我们叽叽喳喳的说笑声。我们唱歌，高声朗诵毛主席诗词。哈尔滨姑娘刘毓芳想起什么似的大声喊：“听到了吗？”远山传来“了吗，了吗……”的回声。觉得好玩，大家便一起喊了起来，又被回声逗得嘻嘻哈哈笑个不停。这是我们最快活的一天，谁知道也成了我之外这群女孩子人生的最后一天。
　　排长刘长发亲自下厨，做了一顿我们吵吵了近一年才吃上的鱼丸子。
　　黑龙江的五月，天黑得很晚，七点多钟还挺亮。按照班长许淑香的意思，我们走山路回连队。刘长发看看天，说：“起风了，我划船送你们，省得你们走两个多小时山路。”
　　听说有船，大家立刻欢呼起来，争先恐后地往船上跳。
　　小船 4.7米长，1.16米宽，只比城市公园的游船稍大一点，七个姑娘加上刘排长，船严重超载了。刘排长意识到这一点，便招呼我们去两个跟着其它船走，可偏偏谁都不动。排长无奈，船启动了。
　　还没出江套子，天就刮起了风，到了大江上，天气骤然变了。风越刮越猛，顺流偏风，谁都知道，这种风最易翻船。我们望着排排滚滚的江浪，看着江浪冲撞在吃水过深的船舷又不停溅起的水花，都有些害怕。
　　江面的风越来越大，江水变得黑浑可怖。天又渐渐暗了下来，四周昏濛濛一片。呼呼的风声挟裹着细碎的水滴无情地扑向我们，江浪涛涛，不时涌进船舱。
　　小船进水，章秀颖和贾延云忙不迭地向外掏着。这时刘排长叮嘱我：“你要坚持划到家，中间不能再换人划浆。”我知道，任何晃动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船上死静死静的，大家都不说话，心缩得紧紧的，手也紧紧地抓住船帮。我奋力划浆，极力保持小船平稳。忽然孙艳颤声地说：“排长，航标灯下可能是沙滩。”她大约在提醒排长是否靠岸，但这时已经晚了（就凭借孙艳这声喊才使我在事后准确地说出船沉在距航标灯800米的江面上）。
　　小船猛地歪向一侧，江水忽地涌了进来，紧接着船身又向反方向一倒，突来的变化不容人做出什么反映，江水已灌满船舱。
　　那一瞬间，船上的人本能地全站立起来。我只听见排长在喊：“不要慌，不要动……”但不等我们反应，船就沉了下去。江水一下子没过了我的头顶，脑袋嗡的似炸了一般，心跳得仿佛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脑子里第一个反应是我要死了。
　　我受过游泳的专门训练，本能地踩出了水面，四肢划动，想透过层层江浪找到落水的姐妹。我听到我的好友章秀颖在喊：“下定决心，下定决心……”我还看见她和李金凤游出了出事地点，但后来都看不见了。我想秀颖在鼓励我，也可能鼓励她自己，或者鼓励她身边的金凤。秀颖水性比我好，但她却没游出来，她一定是为了救金凤，她俩挨得那么近，舍己救人的事，秀颖绝对做得出来。但这大约只有我一个人深信不已。
　　其它的姐妹我没有看到，她们，她们在哪里？江水冰冷刺骨，我内心里害怕着急，在黑色的水里，拼命地划动四肢，本能地挣扎着逃离死亡。时而我也竭力地喊两声，但都被涛声淹没了。游啊，游啊，直到发现脚踩到了陆地。爬上沙滩，几乎站不起来了。四周一片黑暗，前面的江水黑黑的，让我胆寒。我不敢有丝毫耽搁，跑回连队去找人。全连人马都出动了，沿着黑龙江边走边喊，手电筒，探照灯亮了整整一夜。这件事震惊了全师，震惊了整个兵团，甚至惊动了北京。事发第二天，在北京的谈判桌上，苏方以我方蓄意制造边境事端提出了严重抗议。
　　沉船事件的“性质”迅速升格。
　　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和我死难的七位战友无端地被怀疑为苏修特务，沉船事件也被认为是有预谋的政治事件。我满腹的苦水无处倾泄，泪都流在肚子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眼见的事实在无休止的怀疑和盘问中显得多么苍白无力，我也领教了那些我曾敬重不已的人是如何坦然地说瞎话。但我并不想过于责难他们，那是有历史的原因。
　　大约半个月后，刘长发排长（退役军人）的尸体第一个漂了上来，由此也就结束了刘长发携织网班投苏，将我留作内线的“天方夜谭”。排长被草草发葬，即使埋地土下，仍被开除了党藉，开除了公职。
　　接下来的是我的班长、哈尔滨知青许淑香，她衣着依旧，像在熟睡之中。
　　第三个发现的是哈尔滨知青刘毓芳的尸体。
　　哈尔滨知青孙艳漂到一个争议岛上。尸体已残缺不全，人们是凭借她衣袋里的照片确认了身份。
　　天津知青章秀颖的尸体直到四个月后才发现，尸体竟然完好无损。
　　北京知青贾延云始终没有找到……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常常怀念我的战友、我的姐妹，我始终在想；那个时代带走了她们，却留下我，可她们留给我的都是些什么呢？……
　　（作者杨挚颖，女，天津知青，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独立三营，现为天津物资再生总公司华北公司办公室主任。本文先自1990年7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北大荒风云录》）
　　　　　　　　　　　　　　　　 后来我还想过
　　　　　　　　　　　　　　　　　　 贾小纯
　　当我15岁时，也和其他青少年一样，面临着上山下乡的狂潮。班主任有些不忍心，找到我母亲，很委婉地说：“这可与平时的学工学农不一样，这一去户口就回不来了，你们就这么一个儿子，是不是可以请求……”谁知我妈特坚决：“老师，我参军的时候比小纯现在的年龄还要小呢，而且那是战争环境，比他们现在的条件可差多了……”我妈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小老革命”。“文革”以前，她整年忙着外出采访或是深入生活；“文革”初起，她是她们单位第一批被揪出来的“黑帮分子”。有一天她“全托”回来，一本正经地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知道白面是怎么做的？”我不假思索地答道：“大米磨的。大米是长在哪里的呢？……”“地里还是树上？”……我真的不知道。于是我妈大呼：“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只要你们不变修，我挨斗也值得！”因为有这么一次难忘的对话，所以我坚信我妈对班主任老师说的不是官样文章，是真心话。而且她以为建设兵团也像当年的八路军一样呢。我呢，一听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我们学校接“兵”，我头脑立刻浮现出小时候看过的有关北大荒的电影和小说，就像看见了那一望无际的麦浪，轰隆隆鸣叫着在大地上奔驰的拖拉机，骑马弯弓的猎人……我豪不犹豫地报名去黑龙江屯垦戍边。
　　出发的那一天，北京站站台上挤满了人。有送行的，有出发的。我妈也来了，我们俩谁都没哭。等到开车铃声响过三遍，列车徐徐开动，不知谁首先大声哭了出来，接着原先绷着没哭的，也忍不住掉泪了，车上车下哭声一片。只有我一只手摇晃着学校的那张毕业证书，探出脑袋傻乎乎笑着问：“妈，这个留给你吧？”
　　直到现在，我妈一提起这事就说：“那时候小纯有多么小呀，连难过都不懂呢！”是呀，直到过了长辛店，路基两侧的电杆一根接一根从我眼前闪过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到父母身边，我的脑袋才耷拉下来。
　　我所在的连队在黑龙江省孙吴县境内。我被分配到连队的值班分队，即持枪分队，而当时我的父母还没“解放”呢，这使我感到意外。
　　值班分队里不少是我这么大的人。没多久，发枪了，每人还发五颗子弹。我们这些比枪高不了多少的小战士兴奋极了。每天收工回来，不是擦枪，就是拿着枪瞎摆弄，比如把枪栓拉得哗哗响，用刺刀捅柱子，要不举着枪对别人喊：“出来！不然就开枪了！”
　　记得是1969年12月初的一个傍晚，我正在站岗。突然听到“砰”的一声，从营房那边传来一声枪响。“不知道谁的枪走火了”，我想。不一会儿，就看见两个哈尔滨来的兵团战士抬着一个伤员，朝医务室急急忙忙跑去。我跑过去一看，只见那伤员脸色灰白，双眼半睁，胸前全是血，我一下子认不出是谁了，问别人，他们说是“大头”。大头是从哈尔滨来的少年，可惜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好像是姓江。他个子不高，脑袋长得又圆又大，一双大眼睛总是笑咪咪的，脾气特别好，全连的人都爱跟他开玩笑，给他起了外号“大头”。那天他被送到医务室，医生进行了紧急抢救，但是已经迟了，强心针已经打不进去了。
　　闯祸的是小孙，北京人，15岁多一点。平时爱开玩笑。那天小孙正躺在宿舍的炕上和别人聊天，正巧“大头”进来找人，小孙想拿他开开心，就随手取下步枪，枪口冲着“大头”比划。“大头”也顺手抄起一个铁钩子拨他的枪口，一边拨一边说：“别闹，别闹，小心走火。”小孙还是拿枪比划着，不知怎么手碰到板机，“砰——”枪响了，子弹穿过“大头”的前胸，钻进对面的土墙里。“大头”顿时倒在地上。小孙也吓懵了，他跑过去用手拽“大头”：“你起来呀！起来呀！”一看“大头”不应，血不断涌出来，小孙也瘫地上了。
　　那以后好些天，全连人的心情都很沉重。15岁的小孙，被师保卫科的人当着全连的面，五花大绑地带走了。后来就在师里游斗，并被宣布为“无政府主义的总根子”。我心里纳闷，小孙枪走火打死了人是真的，怎么成了“无政府主义的总根子”了呢？
　　又过了些日子，“大头”的家长来料理后事了，连里布置一定要好好招待、安慰他的家属。其实不用布置大伙也会这么做的，因为我们都怕“大头”的父母提出要小孙偿命的要求。
　　后来我还想过，“大头”是怎么到兵团来的呢？他当时是不是也像我那么狂热，他的妈是不是也像我妈那样虔诚地送儿子远行呢？
　　（作者贾小纯，男，北京知青，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三团，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服务中心干部。本文选自1990年7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北大荒风云录》）
　　　　　　　　　　　　　　 　　一支连队的兴亡
　　　　　　　　　　　　　　　　　　 黄正建
　　有人说“兵团最苦的是一师，一师最苦的是三团，三团最苦的是四十四连。”四十四连，从它的前身十二连算，不过存在了五年时间。我不敢说它就是全兵团最苦的连队，但我敢说它至少是全兵团最苦的连队之一。
　　初建连队，有帐篷两顶，大锅一口，支在公路边。这是上面选下的战备要点，据说地处某国快速部队入侵时的必经要道。
　　遵循兵团“当年盖房，当年开荒，当年打粮”的指示，这些本应在学校读书的半大孩子开始了自己的艰苦拼搏。房子里用草皮垒的，炕面是用树条铺上再糊泥。不知是连长糊涂，还是指导员不懂，这树枝炉面刚一烘干，就燃起了烟火。
　　入冬，我们搬进了裸露着草皮的泥屋，在这四面“洞天”的屋里，虔诚地听着连长、指导员构造连队发展的“蓝图”。可当极富战略眼光的师长视察时，一眼就发现了问题。连队安在公路边不正是把我光荣的兵团战士暴露在敌人炮火的直接威胁下吗？一句话，连队西迁10公里。于是又重新开始了“当年盖房，当年开荒，当年打粮”。
　　为符合战备要求，依山挖成了半窑洞式地窨子。遗憾的是到了夏天，地上总是泛起尺把深的水。没法住，只好在草甸上第二次支起了帐篷。
　　是年秋天，十三连与十二连合并，改编为三团四十四连。气候已经变冷，早晨开始结冰。全连 180多号人还房无一间。四个排的战士分为六组，每组受命在半个月时间内弄出一栋住人的房子。战士们冒着寒风，踏着薄冰，在刺骨的寒风冰茬中和泥、拧拉合辫，脱大坯……
　　入冬，六栋拉合辫房拔地而起。虽然来不及糊泥，虽然顶棚没有油毡，虽然围着炉子坐，火烤胸前暖和背后寒，但总算搬出了帐篷，有了新房。
　　高兴吗？没有。一场葬礼冲淡本就高兴不起来的心绪。
　　那是北京六十二中的女性，班长，父亲早丧，家境贫寒。在拼死拼活的盖房劳作中，不幸染上了“出血热”。由于缺乏对这种可怕地方传染病的基本常识，由于无法及时得到可靠的治疗，一条年轻的生命竟很快去了；去了，没有遗言，甚少遗物，而她才只有17岁……
　　为她守灵的伙伴，半夜哭喊着闯进连部，说她没有死，正挑着土筐，手里拿着二齿子向她们走来，笑着……她怎么会死，这么年轻，一切刚开始，至少说那间泥屋里，还有她的多少希望，多少幻想……，我哭了。
　　开追悼会的那天，下雪了。千里迢迢起来的母亲痛不欲生，让泪水伴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洒向埋葬她女儿的大地。那是一处头枕山、脚朝江的地势，据说这样风水好。
　　埋葬了战友后的四十四连战士们，生活上仍面临着巨大困难。没电也没水。昏暗的油灯下，我们度过了难以入睡的北国冬夜；因为没有水，我们很少洗脸，更少换衣服，身上的虱子，足以编成几个坦克师团。冬天吃雪吃冰，开春就用泡子水。后来，黑龙江省地质勘探队帮我们钻了400米，竟不出一滴水。但这是师长为我们选好的营地，我们只能坚持在那里。
　　一天团长来视察，正巧看到大家抢水的场面，团长生气了：“这成何体统！”“革命战士连死都不怕，还怕没有水吗？当初上甘岭战役时，志愿军战士就是靠喝马尿守住了阵地……”“我怀疑团长记错了，上甘岭阵地上好像没有马。雷声隆隆，余音袅袅，我们在黑暗中不语，看着从未见过的团长，我的心在流血。恍然间，一个班长嘟囔道：“你喝一个我们看看……”一阵大哗，团长怒火中烧，那位班长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团长不怕没水，不过没有水毕竟不能生存。1973年夏，四十四连终于离开了战略地势甚好的那六栋泥房，以“水利连”的名义开始流动生产，继续一次次毫无用处的水利工程。熬到了当年冬天，零下40℃的北国，帐篷里一切含有水分的东西全部结冰。我们此时已难以以艰苦为乐。半夜里大家冻醒了，围着炉子聊天骂娘。这个难忘的冬夜啊，何时才能过去。
　　1974年春天，团里终于想到了我们的存在。而最终迎来的结果却只有解散，四十四连终于从三团的编制上划掉了。可这段难忘的经历，却永远不会被在那里战斗过的战士忘却，永远，永远。
　　（作者黄正建，男，北京知青，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三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选自1990年7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北大荒风云录》）
　　　　　　　　　　　　　　　　学大寨与土方数字
　　　　　　　　　　　　　　　　　 　何兴民
　　棋正下到兴头上，门突然开了，一个矮胖的军人走了进来，此人就是骂娘骂出了名的吴师长。他用眼睛瞟着大家，显得情绪很坏，使全屋的人更加紧张。有人见势不妙，想悄悄溜走，可前脚刚迈上门坎，就被吴师长一声“回来！”给喝住了。他像是被施了定身法，半晌才扭过头打颤地说：“我没下棋。”后来听到吴师长让他把团长叫来，才受了大赦似的去了。
　　我默默地收拾起棋子，又给吴师长搬了一把椅子。苏主任壮起胆子，陪着笑脸凑上去：“吴师长，这么晚了还下来？”“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水利办主任。”“娘的，你这个水利办是怎么搞的？你个主任是干什么吃的？！”苏主任被问得不知所措。正在这时，王团长进来了。
　　师长见到团长一下站了起来：“你个团长怎么当的？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这一伙人还支着两盘棋！”团长说：“到我那去说吧。”师长气呼呼地跟团长走了。
　　第二天，我和技术员赶到三营。饭后便打开地形图开始搞农田规划，用红蓝铅笔在图上勾画出来田。
　　下午，吴师长也来了，见我们在画图，又来火了：“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图上划道道，这大半天你们都干什么啦？”我说：“不规划怎么干哪？”“规划什么，囚在屋里画出个什么名堂！明天一早都去拉沟”。
　　我和师长警卫员有点交情，从他口中得到了一点师长发火的原因。原来，三天前兵团召开了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我们一师孙政委介绍学大寨经验时，兵团首长插话问一师水利土方数字，孙政委说有几千方，不想兵团首长火了，把孙政委轰下了台。后来听到其它师都是几万方、几十万方时，孙政委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连夜给师里打电话，吴师长为此马不停蹄地跑了几个团。
　　第二天早晨，二十九连的两台红旗100马力和一台斯大林80马力大型推土机用钢丝绳连在一起，拽着一个大开沟犁待命。师长让我上第一台车，指挥拉沟。
　　对这种无规划拉沟我有些发怵，逼上梁山，就只好拉吧。我对司机说走直线拉沟，可没走多远，后车便响起停车的信号。
　　“下来！下来！”师长走过来挥着手。“这车你是怎么领的？你去后面那辆。”说着他上了第一台。
　　推土机顺着山根不停地前进，大开沟犁翻出的深沟象一条黑龙弯弯曲曲地爬在原野上。我蓦地醒悟了，这哪是农田建设，分明是向大地要土方。
　　休息时，情绪异常兴奋的吴师长命令我给接沟犁定线。我只好叫了一台拖拉机驶向地头。可是，我两手空空如何定线？向对面望去，土地尽头是连绵的山峦。我用指头估算了一下，大约有 1 000米左右。可我如何能定这条线，这不是在纸上，错了，擦去就是。我向车队望去，仿佛又看见吴师长那火气十足的脸。抱怨也没用，干吧。许是急中生智，我找了一下方向，对驾驶员说：“你看见前面山坡那棵大树了吗？眼睛盯着排气管，与大树保持一条线，向前开。”机车轰轰驶动了。我回首看，车轮在地上压出了两条笔直的带子。车到了地头我赶紧用步量，结果发现两边相差近80米，重新压道是来不及了。
　　吃午饭时，师长坐着吉普来了，他端过水杯让我喝，我谢绝了，无名的烦恼缠着我。
　　“你不要生我的气，”师长坐在我身边，“我也没办法。”他的语调带着一种忧虑。
　　“可这样不是太盲目了吗？”我说，他没说什么，坐在那里望着远山。他的心里或许也是矛盾的。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农业学大寨吗？
　　师长要走了，临走时握住我的手说，“好好干吧。”
　　两条深沟没过多久因机车无法作业又被填平了。然而我心里留下的沟却是很难填平的。
　　那一次水利大会战给团、师都增了光，添了彩，进度每天都有惊人的突破。除了在大田里拉了几条沟外，在田间道和公路两侧都开了沟。
　　无疑，那土方数日日暴涨。
　　（作者何兴民，男，黑龙江知青，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四团，现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工程机械制造厂学校副校长。本文选自1990年 7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北大荒风云录》）
　　　　　　　　　　　　　　　　 “兵团绿”
　　　　　　　　　　　　　　　　　 　杨邦渡
　　眼前这张照片，当年多么令人羡慕的“兵团绿”，现在我却实在无法恭维了：里面是乱棉花套，肥大，没穿多久，衣襟处便臃肿起来，碎棉花坠在下面，棉衣象个盛东西的口袋。
　　刚进入冬天，许多人还舍不得穿那身值得纪念的“兵团绿”军装，更别提去穿它干活了。那一段时间，它成了区别各地知青的直观标志了：
　　上海知青的棉装是斜纹布的，颜色更接近“国防绿”；
　　天津知青的棉装是土黄色的，还不及北京的；
　　本地人不管年纪老少，几乎是一身黑。
　　不管人们舍不舍得穿，严寒的冬季驱使人们都以各种方式来御寒。几场雪过后，我独出心裁地在棉衣易损处用钢笔划了几条类似针脚的线段，以假乱真，让别人羡慕了好一阵子。
　　好景不长，值得骄傲的“兵团绿”开始毫无阻挡地破烂下去，用针线已无法克服，有人开始用颜色相像的布来补，后来是布就行，还有简便法，找卫生员要来胶布、止痛膏，一贴保平安。更有省事的，补都不用，把破布就势撕下去，远远望去，象反穿皮袄毛朝外一样，其理论根据是：“你补的再好也能看出来，我这一色白，挂掉一缕也看不出来。”
　　当然，领导对这些不会视而不见的，那些衣服干净而不破者往往是挨批的对象，“怕脏、怕累”，按当时用的毛主席语录讲：农民的手是黑的，身上有牛屎，也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
　　大家在这种教导下，不光比干活用力，还比脏，不怕脏，越脏越好、越光荣。
　　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尽力延续我这身衣服的生命，不光因为它是我独一无二的御寒工具，还有它的伟大意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刚穿一年，你就忍心把它弄坏，忍心吗？我就是这样想的和做的，以致在1971年4月拍的这张照片上还有它的风采呢！
　　几年来，我穿着它，去尾山扑过山火，抢救了大片的树木；去附近农业连捡过粮食，以度吃麸子的难关；去打石头，去拉水泥，去建筑过那坚固的钢铁长城（宿舍）。可想起七一年夏季，还是因为它，引起了我们的愤怒，要是个人，宰了他心都不疼。
　　“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口号在当时是服从命令的时髦话，可对我们这些人来讲，其含义就大不相同了。我们是：“革命战士是块坯，这不需要往外踢”，我们就是被“踢”出来的，原因不外乎我们基建班不爱听指挥。其实，我们班是干活的主力，不说别的，一色红砖到顶的厕所都出自我们班的手。现在被调去某地搞国防施工了。
　　走就走，哪的黑土不埋人，和我们一趟车的700多人都有同感。
　　转眼到了1971年夏季，一切都进入正轨，战士们夜以继日，挥汗如雨。可随着山洞往里延伸，兵团下发的一个文件，差点儿引起动乱。
　　文件大意为：知青下乡时发的棉装是兵团出的钱，衣服不是自给的，现在到归还的日期了，每身37元……
　　大伙儿一听，那个气啊，会上就有人骂起来。会后，大家聚到一块儿，有连讽带刺的，有气得把棉衣扯了的，还有人把它泼上汽油到外面示威性地烧了的，有的班排长到连部去评理：
　　过了快两年了，怎么想起这事来的？当时也没说扣钱啊。
　　“当时不发这身衣服我们还不来呢。”
　　“就这身衣服值37元吗？我卖给你，10元就行……”
　　大伙儿七嘴八舌，气不打一处来，连长、指导员说不出所以然，他们只知道，一个月扣不清分两个月扣，扣清为止，反正必须扣；战士吵归吵，闹过这阵子就好了。
　　我舍不得毁坏我那本来就很破的棉服，心里生气，嘴里骂不出来，不光因为我出身不如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那么纯正，还有要争当五好战士的欲望呢。本来都干得不错，别为这37元犯不是，祸从口出啊！
　　有的人有骨气，不是37吗？借钱，一个月扣清，幸好没发帽子，不然还不知要扣多少呢？
　　我的要求事与愿违，五好战士随林彪一同去了，棉衣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献给了北大荒。可我每次看到这张照片，看见那件“兵团绿”，那段经历就象泉水一样，从心田中涌泻出来。
　　（作者杨邦渡，男，北京知青，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五团，现为北京气枪厂工人。本文选自1990年7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北大荒风云录》）
　　　　　　　　　　　　　　 　　十年之后心里话
　　　　　　　　　　　　　　　　　 　王鲁庆
　　我是1968年来到六团的，在那里度过了整整10年。今天，兵团已成为历史，那里的生活也成为我人生历程中不可磨灭的一页。去过那里的人都知道，北大荒的开拓、发展，与那里每一个知青的青春、荣辱、血汗，乃至生命何尝不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呢？
　　自从到了兵团我就总想自找苦吃，想到最边远的地方去，想做最艰苦的工作。在连队，我曾因战备紧张主动要求过调到边陲的武装连队，我曾带领全团唯一的女子伐木连到过大兴安岭。一种理想化的东西成为我精神的支柱。
　　我工作认真。无论干什么我都想努力干好。这种认真在兵团的创业期间容易成为楷模。那时的知青都有献身边疆的热情。在兵团困难时期和发展时期认真也能被理解，那时的兵团战士还有着很浓的责任感和荣誉感。但在后来，当我担任团副政委并分管“知青病退”工作时，“认真”被人非议，甚至遭到一些老同学、老朋友的怨恨。
　　北大荒寒冷的气候，艰苦的生活、恶劣的劳动条件，加之当时“左”的思潮和做法的影响，不少知青健康状况下降，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人逐渐增多。病退的序幕便逐渐拉开了。
　　初时，办理“病退”条件很严，需要一整套手续和诊断证明。兵团对“病退”的疾病种类和程度也有严格的规定。后来，“病退”的条件越来越宽，返城知青也由个别变作成批。再后来，我记忆中是北京先敞开了大门，紧跟着波及到津、沪、杭、哈等市，形成了知青返城的大潮。
　　扎根还是返城，困扰着知青，几乎伴随了兵团兴衰的全过程。团、营、连都开展了扎根边疆的教育，也出现过一批立志扎根的知青。当然，随着返城浪潮的涌来，扎根派几乎全军覆没。
　　我接手负责“病退”工作后，便认真执行有关规定。我也为确有重病的知青联系过诊断、治疗，甚至往返师、团之间为他们办理手续；对条件不具备的知青我诚意地给予解释和劝说；对伪造病情的知青我进行过严厉的批评。我那时只把“病退”理解为病退，看作是正常工作的一个部分。
　　返城成为一种潮流时，团党委常委会曾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讨论，规定“放行”的指标。因当时很多知青已在关键部门关键岗位工作，并具备了一定的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放走的太多，很多工作就难以为继。
　　有的知青说我死板，难得通融。甚至有人私下里说：要是不批，我就弄死她的儿子（当时我已结婚，儿子刚一周岁）。还有人打电报谎称我母亲病危。这都是他们心里有怨气，一时激愤的说法和做法。为此我也曾十分苦恼，总在想：我理解他们，可他们为什么不能替我想想，理解理解我呢？我也是知青呀。
　　直到很晚很晚我才明白，知青返城和知青下乡一样也是一种潮流。而我服从这一潮流并不十分情愿。坦率地说，那时我的心情十分矛盾……
　　知青一批批返回了城市，到我走时兵团已成了农场，整个农场已没剩下多少知青了。
　　对这10年，我始终不悔。当时的我毕竟是充实的。应该说，那是红红火火的10年、轰轰烈烈的10年。或者再过10年、20年、30年，我们可以自豪地对后代人说：当年在北大荒，我们曾忘我地战斗过……
　　（作者王鲁庆，女，天津知青，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六团，现为天津师范大学党委纪检书记）。　　
　　　　　　　　　　　　　　　　　 　洗　　礼
　　　　　　　　　　　　　　　　　　 王锡珍
　　早晨五点，“嘟！嘟！”的起床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的腰已几乎伸不直了，浑身酸疼，真想睡上三天三夜。
　　半个多月了，阴雨连绵，几乎没见过太阳。麦收时节，拖拉机、康拜因下不了地，大伙只得用镰刀割，一天要干上十三四个小时。苦和累，我都经受住了，但比苦和累更折磨人的是蚊虫的叮咬。连降半个月的雨，地里的蚊子特别多，毒蚊子成群结队地扑向我们，给衣服遮不住的脸上、手上留下无数个肿包，又痛又痒，钻心的难受。我望着又红又肿的右手背，方寸之间红包竟有近百个，几乎连成一片。
　　“同志们，快起床吧！”我咬了咬牙，爬了起来。一间屋子，对面的双层大通铺，住四五十人，屋里显得拥挤不堪，大家轮流洗脸、漱口，然后小跑着去食堂吃饭。
　　不到六点，全连集合完毕，打着红旗，整队出发。“一、二、一！”“一、二、三、四！”值勤、带队的排长带领大家呼喊着口号。
　　“王班长，这是你们班的任务。”一到地头，排长就下达了命令。我又把任务分配给我的“兵”，每人负责一段。战士们挥舞着镰刀，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天还是阴沉沉的，乌云越来越低，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一群群的蚊子，扑天盖地地向我们袭来。我咬紧牙关，飞快地割着麦子。眼看着有十多个蚊子落在我的手背上、脸上，在吸我的血。我难以停下手来去轰它们，但实在忍不住时，我也向手背和脸上的蚊子狠狠打去。
　　在我旁边干活的是新来的北京知青刘毅。这拨知青下火车第二天就投入了这场艰苦的割麦子战斗。刘毅是初中毕业生，才十六七岁，一脸的孩子气。由于她的皮肤过敏，被毒蚊子叮咬后，整个脸和手背都肿得老高。我劝她在家休息两天，但她坚决不同意，硬是咬着牙，带病和战友们共同日夜奋战，并肩和恶劣的气候较量，和蚊虫较量。
　　“嘟！嘟！”传来了吃午饭的哨声。全连战士按班、排围坐在一起吃午饭。饭后，指导员召开“地头会”。由蹲点的团政治处主任讲话。他领着大家先学毛主席的指示：“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要过细地做工作，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然后主任对大家说：“同志们冒雨、冒着蚊虫的叮咬割麦子，辛苦啦！这次麦收战役是对每个兵团战士的考验，大家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用小镰刀战胜拖拉机。我们要坚持天天读，天天批，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接着他又谈到苏修入侵我国领土，挑起边界事端，兵团战士要准备打仗，随时准备反击侵略者云云。
　　开完地头会，大家就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天越来越暗，乌云渐渐压了下来，远处不时传来了阵阵的雷声。转眼之间，电闪雷鸣，下起了倾盆大雨。但没有一个人后撤，大家仍挥动着手中的镰刀，喊着口号，在泥泞的麦地里挣扎着，前进着。
　　他们身上的汗水、雨水、泪水、血水交织在一起……
　　他们在暴风雨中经受“洗礼”。
　　（作者王锡珍，女，天津知青，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六团，现为天津市建筑工程局党校讲师）。　　
　　　　　　　　　　　　　　　 　心底的震颤
　　　　　　　　　　　　　　　　　　 朱继红
　　一个穿着补丁落补丁的衣服，蓬头垢面的男人被押进来了。他面色焦黄，瘦骨嶙峋，刀条长似的脸上皱纹交错，像是干透的核桃皮。
　　这个男人竟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我有点茫然。尽管对资本主义不甚了了，但印象中的资产阶级该是肥头肥脑，大腹便便。殊不知这个人干巴得剥了皮就剩骨头了。
　　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大会”气氛热烈，安排好的发言，依程序进行。一个个喝声不断，唾味四溅，声讨的目标是这“人干儿”，内容是他下河摸鱼、上山挖药、搞自留地个人发家。“妄想资本主义复辟，让千百万人头落地，用心何其歹毒！”断喝如雷，可“人干儿”充耳不闻，木然垂首。
　　要说，这人够顽固的。连里多次查其行踪，“罪行”累累，并且多次面对面斗争，但“人干儿”我行我素，白天劳动，晚上挨批，半夜下河。这次，我随营教导员下连，就是针对这个顽固不化分子，来组织斗争，彻底清算他的罪行和流毒的。
　　可我就是琢磨不透，这人怎么就像中了魔似的非一条道跑到黑呢？
　　要说批判得不彻底，可死人总也得让人动动心吧！前时有人偷偷地下河摸鱼，一去不回头，一个月后发现在河套上趴着，鱼把人脸都啃得辨不出模样。为此，营里连里组织过现场会。不是么？资本主义害死人啊！可也真有人见了棺材不落泪。“等你们有了家，比我还邪乎！”“人干儿”突然象炸雷般的一声吼，他显然没有低头认罪。持枪的兵团战士不容分说推推搡搡把他带了下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太猖狂了！
　　人，人真是让人难琢磨。这批斗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大会才只过了一个月，就开起了追悼会，批判的对象也成了追悼的主角。
　　我四处打听事情发生的前前后后——
　　“人干儿”赶着重载的马车爬上一个高岗，沿着陡峭的沙石路奔驰而下，不料一群孩子嘻笑着出现在半坡上。“人干儿”急了，没命地吼叫：“快躲开！”可仍有两个吓傻了的孩子愣在那里。收不住蹄的马拖着一车石灰仍在下冲，眼看马车就要从孩子身上碾过。刹那间，这个只顾自己发家的“人干儿”纵身而起，在马头前抱起两个孩子用力甩到路旁，而同时，飞动的车轮下溅出了很多的鲜血……
　　根本没有再抢救的必要。人们纷纷涌来，瘦巴巴的“人干儿”更干了，皱巴巴的脸像一张黄纸，血已经不再流下了；“人干儿”睁着双眼，一脸苦相，无限愁思。
　　人们赶来了，知青、连队的老老少少，那些口若悬河、断喝如雷、挥舞手臂的革命者、勇士都来了。冷漠、不解、叹息、抽泣、嚎啕，但更多的是同情、是崇敬。那些和“人干儿”一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职工们，没有话说，他们默默地抱着“人干儿”走了，走了……
　　一个月前，几百人坐着，他站着，不声不响地当靶子；一个月后，他依旧不声不响，不同的是他已站不起来了，那站着的是那曾坐着的满目愤怒的人。
　　追悼会很平淡，没有悼词，也谈不上仪式。人们只是默默地、默默地望着“人干儿”干巴的躯体，又默默地为他堆起了一个不大的坟。可我在这无声之中，体会到一种深沉的情感，那测不出量不尽的情感。
　　会后，在一间睛天“披头散发”、雨天“低首垂泪”的窝棚前，我推开了一扇摇摇晃晃的破门，映入眼帘的是斑驳的锅台和与之相连的一铺土炕。
　　土炕上，炕席东一片西一片，一个目光呆滞、蓬头垢面的女人和七八个大眼瞪小眼的孩子，横躺竖卧地挤在起，使人想到干草中的一窝耗子。孩子们的裤子是新做的，上衣却千疮百孔，露着瘦嶙嶙的皮骨。那十几只脚黑得和鞋帮一个色。
　　见到不速之客，女人挣扎坐了起来，提起衣襟抹着止不住的泪水，有气无力地嗫嚅：“连里送来的30尺孝布，我染了给他们做成了裤子，没光腚的了，我谢谢了”。
　　她转脸指了指一个用玉米叶包着脚的孩子说：“早巴望死鬼打只野鸭子，给孩子换双鞋穿。我病在炕上四五年了，一家10口，靠他三十几元钱怎么过？好人？坏人？俺娘们儿念他的好。如今他人也没了，他活得好孬、死得好惨啊……”
　　我不知道是怎么离开那窝棚的，也不知对那女人讲过什么，一颗被久久浸在黄连水中的善心，自是无法安慰的，我更不知该做些什么。
　　我只觉得，眼前晃动着那焦黄的脸，那女人呆滞的目光，那一窝孩子……
　　此刻，我才理解了能在一条道儿上跑到黑的人。他，不就是想当一个人吗？！
　　（作者朱继红，女，北京知青，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六团，现为北京铁路分局双桥火车站站长办公室干事。本文选自1990年7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北大荒风云录》）
　　　　　　　　　　　　　　　　 临别一顿酒
　　　　　　　　　　　　　　　　　 　李晓奇
　　明天就要走了，留下一段青春，留下一丝惆怅，留下莫名的遗憾，留下初始的夙愿，远远离开北大荒。
　　连长裹着一身黑夹袄，两手笼在袖管里踱进我们的宿舍。
　　“嘿，嘿嘿！”随着几分尴尬的笑，他对我说：你明儿就走了，我想以支部的名义给你开个饯行会，全体支委都参加，还有各排排长……”
　　后面的话我没往下听，心里就掀起一股腻烦：前不久你刚和我拍过桌子，说我弹吉它弹什么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又说我竟敢推荐全兵团都挂了号的黑帮子女兼“五一六”分子上大学，还他妈的咒我五年之内得下大狱……
　　“我想，你这就走了，咱们要好好喝喝。”可能是见我没说话，连长又商量着补充说，眼里带着十分善意的笑。这倒是让我无法拒绝，毕竟人家是好意来请。我点点头，大大咧咧地说了声“行呀”，口气里没一丝谢意。
　　我所在的连队是个有六七十年历史的老屯子，在北大荒，够得上用“悠久”二字形容了。知青在那里，绝对是二等公民，接受再教育嘛。别说连头儿，就是排头儿，正职多半也是贫下中农老职工，支委里的知青纯粹是“结合”进去的。再说我本人当时连党的边也没有摸着，就连团票还是困退返城调令下来后追发的。想不到临走给这么大面子，真叫人琢磨不透。
　　知青食堂晚饭刚开过，连长就兴冲冲地来了。“走，晓奇，大伙儿等着呢。”
　　食堂里，四五张八仙桌摆成一个长条。光这席面的摆法，在东北就绝对不少见，优点是所有入席的人都算在一张桌上。
　　支委、排头儿们是该来的都来了。我一看其中几位，心里就不痛快。就看那位吧，在连里，专门尾盯男女知青的幽会，一次他私拆了连里一名女知青的情书还不罢休，居然拿到全连大会上用酸溜溜的声音宣读，说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还有那位，一天到晚在知青中嗅阶级斗争新动向。一次他找到我，要我揭发我连几个老高中知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说他们是“五—六”分子，又是什么“反党集团”成员。我拒绝了，他竞威胁要把我划入“五—六”外围组织……
　　“来来来，”连长举起了满满一杯“龙山白”，对着大伙：“今天咱们给晓奇饯行。这些年知青在这里不容易，人家那老远从北京来到这儿，我们也有对不住他们的地方，今儿一块喝一杯就了了吧。”那口气确有几分真诚。“来，来，干！”说完一仰脖先干了。
　　我是来喝酒的，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
　　早时“老道”被前任副指导员泄私愤，隔离审查了22个月，什么问题也查不出来，谁向他道过歉？我所在的六排集中了当时全连知青中所有的“可教育好子女”，一次借揭发“五—六”分子，整排里的一名知青，前前后后下去了半年，谁给道过歉？我受得多了。今天是来喝酒的，谁跟你们扯那淡。我也一仰脖儿，干了，一句客气话都没回。
　　我那时酒量也真大，这种场合，管他谁劝酒，来者不拒，一仰脖就是一两，我就不信能醉在谁的手里。不一会儿，桌上的七、八瓶“龙山白”全空了。连长吩咐司务长，火速到酒房取本连自烧的白酒。20斤装的塑料桶，差不多又拎来少半桶。
　　我的头又痛、又晕，自知今晚这酒喝得是到份儿了，但头脑似乎还清楚，于是努力抬起眼皮看了看连长，觉得他顶多再有一杯酒，也得放横了。
　　这时，连长又抖抖索索地满上一杯，眼睛直直地望着我：“晓奇，说心里话，我觉得你，你们知青将来都比我们有出息。这些年你们受了不少委屈，我也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可我们都是大老粗，毛主席让我们教育你们，我们也得对住他老人家呀。你别忌恨我们，将来有机会一定来看看我们，啊！”说这些话时，嘴里就像含着个热屪子。
　　我听得出来，这是连长的真心话。借着几分酒醉，想着这几年的磨难，加上连长此时的真诚，我真想痛哭一场。那天晚上，我醉得不省人事。
　　我要走了，已经没有了“修理地球”的豪情，也没有了屯垦戍边的壮志。我只想着回北京，就像当年只想着去东北。
　　15年后，没想到我终于有机会回到了当年的连队，竟然又见到了当年的连长。一起吃饭时我问他，还记不记得我离开连队时那最后的一顿酒？他竟笑笑，摇了摇头说：“不记得了”。我知道，他这话也是真的，就象当年一样。连长转身对旁边的人赞许地说：“你们看，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和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不一样。这些年过去了还想着回来看看我们。”
　　唉，说什么呢？我的北大荒兄弟！
　　我一仰脖儿喝干了杯里的酒，自知酒力已非当年。但这次没有敬别人，也没有等着别人敬。
　　（作者李晓奇，男，北京知青，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六团，现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本文选自1990年7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北大荒风云录》）　　
　　　　　　　　　　　　　　　 　魂去无声
　　　　　　　　　　　　　　　　　　宋长山
　　“六·一八”是批示组建黑龙江兵团的纪念日。在光辉指示 6周年那天，我们几个人在团部餐馆买了酒菜，围在一起正聊得起劲。突然，从外面闯进一个人来，神情慌张，满脸汗水，上气不接下气地向我们嚷道：“你们还他妈吃喝！刘学文出事了！”
　　“刘学文出事了？”我站起来，分开人群就向外跑。刘学文是我的同学，又在一个连队一起滚了几年，平时他少言寡语，甚至说话都脸红。但是，他乐于助人，又有一手木工活，无论谁求他都肯帮忙。我心急如焚，一口气赶了五六里路，跑进了连队。
　　井台边，两个人躺着，一个脸上盖着件衣服。卫生员是刘学文的弟弟，正哽咽着给另一个昏迷的做人工呼吸，他是黄习羊，也是北京知青。
　　我一把掀起那件衣服，露出了刘学文苍白的脸，他鼻孔和耳孔里已塞上了棉球，双眼紧紧闭着。我呆住了。很久才放声大哭起来。
　　这突来的变故究意是怎么回事呢？
　　那一段，天旱无雨，连队几百人用的水井难以供应吃用。这天，天气闷热，电工黄习羊到30米深的井底修理水泵，他把井绳系在腰间，知青小张摇着辘辘，把他往井底放。摇着摇着井绳松了，小张喊黄习羊，井里没有应声，他慌忙往上摇，但井绳绷住摇不动。往井底看，只见黄习羊的身体横在了井壁上，一动不动，这下他更慌了，又不敢再往上摇，恐怕把绳子绷断了，于是小张便扯开嗓子喊：“救人来啊！”
　　刘学文闻声赶来，他甩掉脚上的拖鞋，顾不得往身上系安全绳，让小张按住辘辘把，双手倒着井绳往井里下，没想到离开井口就“咕咚”一声跌落到井底。
　　连队里的人纷纷赶来，争着下井救人。副连长把安全绳系在腰间，绳子刚放一段，井里便没了回声，大家忙往上拖，拖上来，人已经没了知觉。女知青急得直哭，男知青们争抢着下井救人，但大家已感到了是井下缺氧。
　　到团救护队赶来输通氧气后，才救出了黄习羊，然后又把刘学文打捞上来，但是已经太晚了。
　　刘学文的弟弟强忍着悲痛，一直给还有一线希望的黄习羊做人工呼吸，直到团卫生队的医生赶来，他才扑到哥哥身上……
　　知青们自愿组成的送葬队伍缓缓走上了南山，刘学文默默地死去，此时正默默地躺在棺木里，失去了同伴、同学、战友。大家轻声啜泣，眼泪在我脸上不停地滚落，可我总觉得心里正淌着血。
　　黄习羊还在半昏迷之中，长时间的缺氧，他脸色铁青，嘴唇发紫，只剩下游丝般的一口气，告诉人们这里还有一条生命的存在。他的父亲从事地下通风研究几十年，从四川干校风尘仆仆地赶来了。他也走在为刘学文送葬的队伍之中。泪水在苍老的脸上流着。在那新隆起的黄土前，他撒着热泪：“我搞地下通风几十年，气压低，井下缺氧，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我教给了无数个学生，却没有给儿子讲起过，他竟不懂这起码的知识。”老人说着，哭着，“悲剧，悲剧，我没有尽到责任，我不能尽到责任吗？”
　　当这位父亲带着奄奄一息的儿子赶到北京的第二天，黄习羊也去了。去了，两条生命、两颗生灵，无声无息，像林中的一片树叶，像大气中的一粒浮尘，亘古荒原无知无觉地吞没了他们。
　　孤独的坟莹，伴着无声的魂，一年，一年，又一年。
　　（作者宋长山，男，天津知青，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六团，现为天津市驱腾纺织品公司总经理）　　
　　　　　　　　　　　　　　　 　两位难忘的战友
　　　　　　　　　　　　　　　　　　 张军疆
　　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热潮，使我荣幸地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成为一名兵团战士，以此圆了我的“军人”梦。我一直在一师六团卫生队工作，在那里我当过卫生员、护士、护士班长，组织送我学习后，使我成为一名医生。1969年适应备战备荒的需要，我还被抽到大华山建设后方基地。在兵团工作期间，使我结识了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等各地知青战友们，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有两位战友令我终生难忘。
　　　　　　　　　　　　　　　　 药库中的“博士”
　　1969年 7月，卫生队又分配来了一批北京知青战友，他们的年龄比我们双鸭山和天津的知青小，天真活泼，朴实能干，给卫生队又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没多久，我发现有一名北京知青与众不同，他中上等个，身体微胖，白晰文静的脸庞，配戴一副近视镜，有一股十足的书生气。他叫陈康，在卫生队药库当保管员，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手里总是离不开书。
　　陈康是北京市一○一中学六九届毕业生，由于“文革”历史的原因影响，虽说是初中毕业，实际初中的知识并没有学多少。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他，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情有独钟。药库是他得天独厚的学习课堂。一有空他就捧起书，孜孜不倦地学起来，边学边做学习笔记。不论春夏秋冬，他每天都坚持学习到10点钟，时常会学习到夜半更深。节假日更是他集中学习的时间，从不轻易放过，战友们都知道，看书学习已经成为陈康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休息时间有事找他，去寝室你不会见到陈康的身影，到药库去找肯定十拿九稳。
　　陈康的学习精神是十分专注的。记得有一次，我有事去药库找他，药库的门半开着，我轻轻地推开门，走过他的身边，他正在学习高中数学，看样子好象遇到了难题，他一会儿看书，一会儿又拿起笔在纸上演算，反复了三遍，又摇了摇头……我站在他的身边已近20分钟，他竞然没有感觉到。我情不自禁地说：“陈康遇到难题了？”一句话打破了药库的寂静。陈康站起来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来多久了，我竟然没有发现你。”
　　陈康平日给人的印象少言寡语，但是你真的与他交谈起来，他的知识面和对你的真诚会使你感到吃惊。他酷爱文学，读过许多世界名著和国内的知名小说；他善长写诗，在卫生队举办的赛诗会上，每一次他的诗都会博得战友们热烈的掌声。陈康的学习刻苦精神在卫生队领导、老职工、知青战友中是一致公认的。他一丝不苟，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深深地激励着我的知青战友们，大家送给他一个美称——药库中的“博士”。
　　在卫生队的 7年里，陈康系统自学了初中、高中的全部课程，还自学了许多医学、药学方面的知识。高考制度恢复后，197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首都医院，成为一名令人尊重的白衣使者。
　　　　　　　　　　　　　　　 　深山里的“铁人”
　　1969年冬季，正值中苏边境紧张之时，备战备荒形势十分严峻，兵团党委做出了“建设后方基地”的战略决策。团领导坚决落实这一战略任务，从造纸连抽调一个排的兵力，去大华山建设后方基地。同时在卫生队选调一名“政治可靠，业务能力强”的医务人员担任卫生员。我被选中了，与36名战友，在后方基地建设总负责人王部长的带领下闯进了大华山。
　　大华山位于二龙山东部小兴安岭之中，冬季的群山峻岭，白雪茫茫，银装素裹，好一派壮观的景色。平日宁静的大华山，此时喧啸起来。我们搭起帐蓬，安了家，开始了一场特殊的战斗。就是在这里我结识了天津知青战友——解振华。
　　解振华是基建排长，整个后方基地的建设任务都是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下完成的。我们的任务是在大华山角下，依仗大山的天然屏障，挖山洞、盖房子，修建备战粮食、物资仓库。基建工程的第一战役，是在山角打眼放炮，挖半卧式山洞。这是工程最艰难、工期最长的战役。解振华把兵力分成三组，一组打眼、二组放炮、三组清场，轮流作业。打眼的战友们两人一组，一人扶住钢钎，一人抡锤打眼。当时天寒地冻，山体坚固，一锤下去只是一个白点，工程进展缓慢。解振华亲自抡锤打眼，一抡就是几十下。零下三十几度的气温，他却越干越热，开始甩掉了帽子，接着又脱下棉袄，就这样汗水毫不留情的湿透了他的衬衣，在他的带领下战友们憋着劲拼命干，每个人都不甘落后，扶纤的战友，虎口震出了血，谁也不吭声，锤不歇，纤不放。抡锤的战友，一天下来胳膊肿得抬不起来，第二天咬紧牙关接着干。
　　挖山洞需要打眼放炮，有时会出现哑炮，排除哑炮是很危险的。记得第一次出现哑炮，战友们都楞住了，不知怎样去排除。解振华不容分说，指挥大家原地待命，他一个人冲到哑炮前，小心翼翼地观察，然后轻轻地扒开充填的土，拔掉雷管与火药的连接线……战友们屏住呼吸，四周静的连喘息声都可以听见，真怕出现意外，每个人都为排长捏把汗。经过一番经心处理，哑炮终于排除了，战友们欢呼着跑到解振华身边，象久别重逢的战友把他围了起来，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此时此刻既有祝福又含感激之情。
　　解振华特别能干在后方基地是出了名气，在整个工程施工中，重活累活他抢着干，危险时刻他冲在前，是一名铁打的硬汉。解振华身为排长，总是身先士卒，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激励、鼓舞身边的战友。他的吃苦耐劳、务实肯干的精神，赢得了大家的钦佩和尊重，战友们亲切地称他是深山里的“铁人”。
　　1970年 8月，卫生队派我去哈医大深造，我恋恋不舍的告别了解振华和战友们，离开了大华山。后来听说解振华被选送到清华大学学习，毕业后在国家环保局工作，现已是国家环保局局长。
　　30年过去了，回忆着那段难忘的经历仍然是那样的清晰、亲切，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与陈康、解振华两位战友分手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们，离别虽久远，但是陈康对知识的渴望，那种刻苦钻研，持之以恒的精神和解振华对事业的执着，那种吃苦耐劳，特别能干的精神却一直在激励着我，使我深深受益，成为我一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张军疆，男，双鸭山知青，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六团，现为双鸭山市矿务局医院病理科主任）。
　　
　　　　　　　　　　　　　　　　 我和六团篮球队
　　　　　　　　　　　　　　　　　　 崔学范
　　每当我回忆起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那段特殊的生活经历，总是很自然地与六团篮球队紧紧地连在一起。与篮球队的战友们一起生活的往事，象画面一样在我的脑海中展现，使我感到是那样的清晰、亲切、难忘，这一切就好象发生在昨天。
　　　　　　　　　　　　　　　　　 　建　　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大批知青投入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伟大斗争中。汇聚在二龙山这片沃土上的万名各地知青，给六团的生产和建设增添了新的力量，促进了六团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六团的面貌，二龙山大地充满了勃勃生机。
　　为了活跃全团的业余文化生活，加强六团与地方的交往，团领导决定从各营抽调了20名知青，组建了六团男女篮球队。篮球队集中了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双鸭山和当地知青中的优秀篮球队员，我也荣幸地成为其中的一员。篮球队落户在团部修理连进行训练与工作，冬季我们以生产为主，男女队员分别是大修和机加车间的生产骨干，春、夏、秋三季是篮球队训练和比赛的黄金季节。
　　部队专业篮球队出身的田占川是我们男女篮球队总教练，李纯、李桂珍分别为男女队队长。六团篮球队的训练是十分严格、正规的，各种技术动作和身体素质训练都十分专业。清晨，我们在篮球场上集合，进行准备活动后，从修理连出发，迎着初升的太阳，向三营十七连的方向跑去。每天都要跑上十几里路以此来培养我们的毅志和耐力。接着进行各项基本功训练。训练中要求每名队员技术动作都必须标准，做到位，以保证比赛少出失误。教练常对我们说：“我们肩负着全团官兵的希望，场上10分钟，场下10年功，我们的篮球队一定要成为全团战士的骄傲！”
　　篮球队的训练是艰苦的，但是篮球队的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我们经常在一起切磋球艺，研究战术。比赛前召开动员会，誓师会；比赛后召开总结会，战术研讨会。有时，到外地参加比赛，空闲时间还常穿插些旅游内容。记得一次去黑河比赛后，我们集体游览了黑龙江，坐在轮船上，面对滔滔的江水，晓农、赵纲、周启盈等几名队友还作起打油诗来。晓农吟道：“蒲公英花赛菊黄，花开怒放于北疆，篮球比赛到黑河，集体畅游黑龙江……”博得队友们的热烈掌声。我们经常在一起促膝谈心，交流体会，畅谈理想。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城市，彼此相处，情同手足，团结、真诚、和谐，在篮球队成为风气。篮球队是我们每个队员热爱的战斗集体，温暖的革命大家庭。
　　　　　　　　　　　　　　　　　　比　　赛
　　我们篮球队每年都要参加全师篮球大赛，经常转战南北。为加强六团与地方的友谊协作，我们还去德都、北安、黑河等地进行友谊比赛。我在篮球队的 4年中，赛事始终十分紧张，我和队友们一起分享比赛成功的喜悦，共同承受比赛失利的痛苦，每次比赛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记得与北安农机厂篮球队的比赛，我们打的很艰难。农机厂篮球队有一名省二队转业的队员，比我们年长八九岁，但体能却远远的超过我们，技术动作十分规范、到位。我们两三个队员阻拦也挡不住她。这场比赛我们尽了全力，最后以失利而告终。但是队员都一致感到收获是重要的，一个球队只有经常与强队交锋，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整体实力。这次比赛使姐妹们最难忘的是省二队转业的那名女队员，在比赛场上拼抢自如，奔跑如飞，而她却怀孕已经 6个月了，大家都为她担心，她却毫不在意笑着对我们说：“没关系，不碍事的。”
　　一次痛心疾首的比赛使我和队友们刻骨铭心。那是全师第三届篮球大赛，在六团举行。六团篮球队与四团篮球队争夺第二赛区第一名。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队员们做好了充分准备，憋足了劲决心在全团官兵面前赛出好成绩。在赛场上，比赛分数交替上升，上半场我们负四团1分，下半场我们曾一度领先四团3分。比赛接近尾声时，四团篮球队组织了几次强大的攻势，无论我们怎样阻拦，还是让他们投中了两球，结果我们以 1分之差负于四团，痛失了夺冠的机遇。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怎么也控制不住了，晓农和张媛过来劝我，劝着劝着她们的眼泪也流了下来。这是我们篮球队组建以来最心痛的一次比赛，我们每名队员至今都不能忘怀比赛结束的那一刻。回顾比赛的情景，夺冠的心情都是相似的，而失利的教训却各有各的感触。
　　　　　　　　　　　　　　　　 友　　情
　　在六团篮球队的女队员中，我是最矮的一个，身体素质也不如其他队员。场上比赛我是一员猛将，运球、传球、投篮，技术动作娴熟，经常受到教练和队友们的赞誉。严格的训练和紧张的比赛，也常使我的身体体力不支，不知不觉就闹些小毛病，给队友们添了很多麻烦。每当这时牛桂萍、张媛就会像大姐姐照顾小妹妹一样，关心照顾我，帮我找卫生员，打病号饭，洗衣服等等。晓农也经常带来咸鹅蛋、鸭蛋和一些可口的饭菜，给我和队友们吃。
　　记得有一次比赛结束后，我们照例召开了总结会，会后大家饱餐了一顿，接着自由活动。睡前我还是好好的，没想到半夜我却发起烧来。经过一天的训练、比赛，姐妹们都很疲劳，此时正睡得香甜，我不忍心惊动她们，就躺在床上挺着。大约凌晨两点多钟，挨着我睡的牛桂萍醒了，见我在床上翻腾睡不着，问我：“小崔怎么了？”我说：“好像有些发烧，胸口喘不上气来。”牛桂萍不顾疲劳，马上起床到隔壁寝室找来卫生员孟秀阁，卫生员为我试了体温，一看高烧39度多，她立即为我打针服药。早晨上班时，我的病情继续恶化，连站的力气都没有了。晓农、张媛、任林珍、尹桂云轮流背起我向团部卫生队跑去。到了卫生队她们都已经累的汗流浃背。经医生检查、透视，确诊我是大叶肺炎，必须住院治疗。队友们为我办理了住院手续，留下了护理人员。我住院期间队友们每天都来看我，给我送来水果和营养品，鼓励我安心养病，祝愿我早日康复。我在医院住了 7天，病情缓解。我实在呆不住了，就返回连队，投入了球队紧张的训练生活中。
　　1974年 7月，由于家庭的变故，我办特困回到了家乡双鸭山。告别球队，与姐妹们分手的那一幕至今仍铭刻在我的心中，杨晓农、李桂珍、张媛、任林珍、倪兰妹、朱桂萍、周启盈、尹桂云、白玉鹤 9位姐妹的名字，与我紧紧地连在一起，和她们在一起的那段生活，是那样的美好、充实、幸福，对我的成长，对我的一生都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作者崔学范，女，双鸭山知青，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六团农机修造厂［六团篮球队］，现为双鸭山市糖酒公司工会副主席）。
　　　　　　　　　　　　　　　　　　“病号饭”
　　　　　　　　　　　　　　　　　 　卢　　静
　　一想到麦收就头疼。
　　人说北大荒四大景：“和大泥、脱大坯、收小麦、割大田。”麦田一望无际，一天割不到头儿，大弯着腰，舞着小镰刀，一把一把不停地割，一天下来腰像被扭断了似的。
　　这年偏偏天公不作美，淅淅沥沥下了半个来月的雨，麦子全都泡在地里发了芽。
　　团里粮食又供应不上，半年多来每餐都是清水煮黄豆。偶尔一顿包子，皮儿是豆腐渣渗麸子，馅儿是豆饼。
　　可敬的团首长们早就“代表”全团向上级首长下了保证：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坚决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我们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绝不要外援！绝不吃补助！
　　这是啥？是吃软豆子放硬屁，打肿脸充胖子。知青们天天吃“忆苦饭”，天天得忍着。
　　麦收期间的伙食照旧，谁还有劲干活？有的人索性称病不去，还有人干脆坐在麦捆上打瞌睡。我背着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一点儿不敢偷懒，天天累得浑身疼。就这么硬挺了半个月，离着麦子收完还早着呢。
　　一日三餐煮黄豆，倒对病号还挺优待，病了，伙房保准给下一大碗面条。虽说清汤寡水，到底比煮黄豆不知强多少倍。多少次我眼巴巴地看着人家“哧溜”、“哧溜”吃面条，馋得不知咽下过多少口水。我盼着来一次病。可病偏偏没有。
　　一天，两个伙伴悄悄告诉我：“明天你装病，也弄碗面条吃吃”。谈得神神秘秘。
　　顷刻间，我似乎大彻大悟。
　　第二天，我在被窝里熬到八点多钟，直到确信旁人都上工去了，才把脑伸出来。空荡荡的宿舍，顶棚被柴禾和煤油灯熏得黢黑，一根铁丝上挂满了毛巾、袜子、裤衩、背心，凹凸不平的潮湿地上，杂乱地摆放着大的、小的脸盆和鞋子。空气混浊、光线昏暗，这哪像知青宿舍，就像逃荒盲流的收容站。
　　一抬头，两个伙伴儿不知什么时候托着洗好了的衣服微笑地站在我面前。“怎么样？”“不怎么样。”我无精打采地随口答道。也不知问的“怎么样”是指什么。“我们已经跟伙房讲好了，呆会儿给你做病号饭”。“跟连长也请好假了，说你发烧，身边离不开人，连长让我们照顾你。”
　　这两个滑头，敢情拿我当幌子。
　　他们出去了一会儿，带着嘻嘻的笑声进来了。端着一盆面条，我觉得一股子油香味直窜鼻子。待把盆往炉沿上一放，雪白的面条上浮着厚厚一层黄色的豆油，漂着蘑菇和黄花菜。
　　“我们一说是给你做病号饭，伙房的人说，行。她还没要过病号饭呢，你们做吧。”俩人笑着说，“这黄花儿和蘑菇是偷的。”我明白了，不禁哈哈大笑起来。那时节，漫山遍野的黄花，好多女知青都摘，用线串起来挂在外面阴干，留着探亲时带回家去。我可没那份闲心，从心里也瞧不起她们。没想到用在这儿了。
　　三个人只一会儿功夫，一大盆面条就狼吞虎咽地吃光了，可我们也撑得直不起腰来了。
　　盆底已空，余兴未尽，我们三个人相视而乐，下一次“病号饭”在哪里呢？
　　（作者卢静，女，北京知青，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六十八团，现为北京起重机器厂经营科翻译）。
　　　　　　　　　　　　　　　　　　 意外收获　　
　　　　　　　　　　　　　　　　　　 董　　源
　　1969年冬天，连队的许多哥们悄悄地离开营地，回家去了。宿舍里已空空荡荡，那两条曾挤满四五十人的大炕上，孤零零的还剩下十几个铺盖。炕洞里好久没有火了，褥垫下面都结下霜。每天晚上钻进冰窟般的被窝，眼前自然浮现起温暖的家。
　　经不起这反复的诱惑，我和几个哥们也开始在筹划“溜号”了。
　　要“溜号”，好歹也要把生活物品整理一下。望着墙角的一堆脏衣服我犯起愁来。来北大荒差不多也有一年了，自己基本上还未动手洗过衣服。开始，我的好朋友小戴看我不会洗，主动伸出友谊之手。时间久了，见我不会洗也不学着洗，就中断了“援助”。
　　要说不会洗衣服，我一点儿也不感到羞愧。有好多哥们和我一样懒，只不过他们找了个窍门，到后排女生宿舍去认一个“姐姐”。有了“姐姐”，“弟弟”何以再愁洗衣服。
　　我可不走这条路。我想，自己是条男子汉，又有一双大手，自己不会干也不能叫女孩子干。其实，我有时也想去认一个，但又绝对说不出口。后来，我就把内衣塞在角落里，外衣用衣架挂起来。一件一件换，洗过的换完了，就把第一次换下来那件再换上。后来，好多哥们也仿效这一招，大家称之为“干洗”。
　　临走前一天的晚上，我一个人悄悄地捧着一堆衣服来到炕洞边，又到外面去抱了几堆麦秸秆进来，看看四周没人，就用火点着了衣服塞进了炕洞。
　　不是强词夺理，或者为自己开脱，我烧衣服也有一点理由。衣服上爬满了虱子，最恶心的是在衣缝间一长溜白白的虱籽，叫人看了汗毛倒竖。我烧掉的衣服里大半染上了虱子。有勤快的哥们把有虱子的衣服放进开水煮了以后再穿，也有的哥们们干脆把染上虱子的衣服悄悄扔掉，扔和烧还不是一码事？
　　一堆衣服和几堆麦秸秆在炕洞里化为灰烬。摸摸开始有了点潮湿热气的炕头，我心里略有一丝安慰。不管怎么说，最后一夜不睡冻炕，这全是那堆衣服的功劳。
　　回到家，我原想再置办几套新衣服带回农场，可看到家中经“文革”冲击后每天 7口人只有 5角菜金的困境，我语塞了。还是奶奶翻箱倒柜，把家里合适穿的旧衣服找出来又洗又缝，总算给我补上了“供给”。
　　自那以后，我从学洗衣服开始，走上了生活自立的漫长征途。不怕人见笑，我第一次洗衣服，一件汗衫在搓板上没搓两分钟，左右手食指和中指的第一个骨节上便磨出了四个大水泡，惹得在一旁看热闹的哥们姐们捧腹大笑。
　　我会洗衣服了。接着，我会洗被单，会烧饭做菜，会劈柴点炉灶，会缝缝补补。有一次，我还学着给衣服打补丁，用手缝出象缝纫机踩出的针脚。这真使我得意了好一阵子。
　　对一件事情，或者一个时代，往往宏观认识和微观体会不尽相同。原来我迫不急待地奔赴北大荒，满脑子都是去那儿干一番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结果，这事业经历了急风暴雨的冲刷，模糊得看不清面目了。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北大荒的艰苦生活却磨炼出了我们的坚强意志，把我们从一群心理幼稚、生活能力不健全的孩子，拉扯成能够独立思考、自食其力的人了。
　　这算不算意外收获呢？
　　　　 （作者董源，男，上海知青，原在黑龙江省尾山农场，现为上海《青年报》记者）。
　　　　　　　　　　　　　　　　　　大荒圆我艺术梦
　　　　　　　　　　　　　　　　　　 王　　玮
　　1969年 8月20日，16岁的我离开首都北京，踏上向北的列车，22日凌晨我就随着同学们来到了二龙山屯，被送到黑龙江生产建筑兵团一师六团二营十四连。当时放下背包就随连长开到了第一线，在稀泥和阴雨中抢收小麦。
　　仅一月有余我就被调入二营宣传队。一台节目，大家 8天就排出来了，接着就到部队慰问，又到兵团医院、北安县发电厂等地演出。当时，那份自豪感和自信心伴着一身绿军装甭提有多美了！
　　1971年我被调入六团宣传队，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我希望自己成为真正的文艺工作者，于是便在田间地头的休息间隙阅读抄来的声乐知识，又在两年一次的回京探亲时拜中央乐团的声乐专家为师，来提高自己的声乐水平，并多次报考北京的专业院校和艺术团体，却都因父亲有“海外关系”而告吹。1976年初终于让我如愿以偿地考进了哈尔滨话剧院。这机遇源于1974年夏在哈举办的“黑龙江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业余文艺汇演”和1975年初全国专业文艺团体汇演，我先为知青汇演开幕式、闭幕式当报幕员，后为黑龙江省歌舞团（现省歌舞剧院）歌舞晚会担当节目主持人。从此，我正式走上了文艺道路。
　　北大荒，圆了我的艺术梦。黑土地，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作者王玮，女，北京知青，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六团粮油加工厂文艺宣传队，现在黑龙江省歌舞剧院工作）。
　　　　　　　　　　　　　　　　　　 东大片　　
　　　　　　　　　　　　　　　　　　 庞壮国
　　龙门农场七分场的东边是一片大草塘，一片大田，看上去几乎漫无边际，远远的地平线有一道树趟子为它镶边。这块地太大了，大家就叫它“东大片”。我下乡当知青那会儿觉得东大片很神秘。
　　东大片与七分场那十来栋红砖房接近的部分是个废旧的飞机场。1945年 8月之前这个飞机场还像模像样地充满着杀机呢，它的四周应该有关东军的警戒部队派出的定位哨和流动哨，钢盔和刺刀在阳光下闪耀，狼狗叫着，装满炸弹的飞机在跑道上轰鸣。
　　当地一个老职工说，别小看咱们七分场，伪满洲国咱这儿叫作龙门县，火车站和飞机场都设在七分场。站在七分场向北望，黑北公路的那一侧果然有个水塔，只是它的头部被炸掉了一半，据说火车站就在那个水泥僵尸的下面。当年，苏联红军陆海空从黑河方向直捣北安，黑河通往北安的铁路沿线所有的军事设施都被炸弹炸得一塌糊涂。飞机场更惨。有一回我带领我们小队到飞机场起那儿的破水泥块，就亲眼见识了飞机场的劫难。每三四步距离就有一个炸弹坑，像一口口大锅，又像是坟茔地，坑都是现成的，往里下棺材就行。剩下的水泥块全都酥了，用来垒猪圈还算对付。
　　站在炸弹坑旁边，我看着坑里长出的那些小树，它们都已经有茶杯粗了，绿绿的叶子和伸向四面八方的枝条，似乎喃喃地对我说，战争已是昨天的噩梦了，今天的风是和煦的，阳光是明媚的。
　　我们就在这真实的风和阳光里春耕夏锄秋收，与东大片结下了缘分。我们有点害怕东大片。就说铲那儿的苞米地吧，一把锄头从早上撸到天黑，中午在地当间吃饭，人高马大的也许能干到头，瘦小玲珑者还不一定能看到头呢。割东大片的黄豆地也是如此。那长长的垄，30里地也打不住。有些小个的上海知青为了完成进度，就把锄头卸下来，别在腰里，光用锄把在垄台上出溜，看见领导来了赶快安上锄头，只要把地头地脑铲的干净些倒也不容易露馅。
　　东大片给我们的折磨最为难耐的是在一个灾秋。那是在70年代初，小麦刚黄，天就像漏了似的，连阴雨一个月又一个月，大地成稀泥状，收割机下不了地，靠知青踩着没膝深的泥水一镰一镰地割麦。雨下到上冻，就转化为雪，还是下、下、下，这时候收割机不怕挨陷能够下地了，知青就跟在机器后面把放倒的麦子码成垛。洁白的东大片上无数趟金色的小麦垛铺向天边，煞是好看。拖拉机挂个爬犁昼夜抢运，还是没斗过老天爷。接连几场冒烟雪，把麦趟子、麦垛子又都捂到雪里。知青们这回是带着镐头和二齿钩子下地了，刨啊刨啊，在雪地上重新码出通向天边的麦垛。下雪，再刨，再下雪，拉锯战直到开春。那年场院上脱谷机打出的麦粒都像珍珠，用这样的麦子磨出的面怎么吃都胶粘。
　　在东大片劳作中最惬意的是打羊草。我们男男女女一人一把大钐刀，胳膊将刀把别在腰间，只须扭动腰杆，刀锋所到之处便有青草前赴后继地倒下。野花来不及呻吟，已经香魂飘散。偶尔发现都柿秧，人们将钐刀一扔，扑向秧丛，把那蓝紫色的圆溜溜的挂白霜的小浆果一颗颗一捧捧填进嘴里，嘴唇不久就蓝紫了起来。打羊草一打就是10来天，头 3天肯定腰疼腿疼臀疼胳膊疼，后几天筋骨轻松，大太阳之下，甩出身体里储存的水分。渴急眼了，见着马蹄坑里孑孓乱蹿的褐色水也捧来喝了，只是牙齿紧闭，以为靠牙缝就能过滤。
　　转眼间告别东大片20多年了，但是东大片打在我身上的烙印恐怕一辈子也抹不去了。比如，同朋友们喝点小酒，潜意识地就牙齿紧闭，让那酒从牙缝里滤到肚里，似乎酒中也有了孑孓。喝罢，有人建议去卡拉OK，摇滚乐响起大家跳上迪斯克，我只要一跳，腰杆扭动之时就进入打羊草的境界，只是手中没有钐刀。
　　　　　　　　　　　　 （作者庞壮国：知青，下乡在龙门农场，返城后，现下落不详。）
　　
　　　　　　　　　　　　　　 北大荒 永远割不断的思念
　　　　　　　　　　　　　　　　　　陆康勤
　　离别北大荒的时间越久，对北大荒的怀念也就越深。这怀念就如远别慈母的游子，时时会想起父母的每一丝白发、每一个笑靥，常常会在深夜的梦里和母亲叙谈、唠家常……呵，北大荒，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地眷恋着你呢？那无垠的田野，那黛色的山峦，那碧绿的河湾，不也常常在梦中与我相会吗！而每想起北大荒，眼前便会浮现出那许许多多的身影……
　　那是我刚下乡来到北大荒，第一次劳动，便是割豆子。割着、割着，一上午过去了。我摸着手上被豆荚刺破的许多小血泡，望着看不到头的田垄，突然坐在地上直觉得眼睛发潮。这时，我们的崔排长——一个矮个、长着大骨节病的老北大荒人走了过来。他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一句话也没说，低头帮我割了起来。一个多小时过后，我们终于完活了。崔排长迈着蹒跚的步子，一摇一晃地朝我走来。望着他花白的鬓角上沾满的汗珠，我鼻子一酸，在这举目无亲的异乡竟然想起孩提时，一次捉蜜蜂，被蜂螫得哭了，奶奶用舌头吸吮我被螫肿的手指，然后也是迈着那蹒跚的步子，哄着我去追打那蜜蜂。那时节，我望着奶奶鬓边渐渐渗出的汗水，心头感受到了人生难以忘却的爱。
　　有一年的隆冬，那位当时还属于“黑五类”的老朱跟我们一起在山上放羊。一天深夜，我从沉睡中醒来，蓦地，发现老朱正蹲在炉前。紧绷的阶级斗争的弦使我睁大了眼，想看清老朱究竟在干什么。可半晌，我只见他仔细地烤着一双一双的棉鞋和一副一副的鞋垫。在炉筒一明一灭的火焰照射下，他不动的身姿仿佛就是一座紫铜色的雕像。终于，他打了个哈欠，用手背揉了下眼睛，呵，一双爬满了血丝的眼睛。一刹那，那根紧绷的阶级斗争的弦松动了，我不由把头藏进了被里，泪无声地从我眼角滚了出来，滴落在枕上。我想起了我上小学时，一次书包带子断了，那天也是深夜，我醒来看见母亲坐在我床前缝着那书包带，她嘴里还轻轻地哼着一支十分好听的曲子。那夜，我望着窗外闪烁的星斗，心里感到一种甜蜜的爱。
　　……北大荒呵，积郁心头久久的思念，终于使我在1987年秋利用出差的机会，又回到二龙山农场呆了26个小时。26个小时，真是分分秒秒，转瞬即逝，可我后悔没去看看你崔排长，没去看看你老朱，没去看看你——我的指导员管继山，我甚至没去看一看我那长眠于跃进水库畔的中学同学——王国通。
　　我永远记得，水库连在为排哑炮而不幸被炸死的王国通送葬时，全连的知青、老职工都出动了，山脚下长长的、缓缓的、静静的人流，抬着一个个用山里的野花做成的花圈，队伍前头有人搀扶着王国通的父亲——这位从上海赶来看自己的儿子，但却因为儿子的脑袋已被炸没了，只看到一团用纱团权充作儿子脑袋的悲恸欲绝的老人。肃杀的秋风伴着送葬队伍中无声的饮泣。这情景令我难忘，尽管这几年在北京我也参加过几个知名人物的追悼会，但没有哪一次比这印象更深刻了……
　　北大荒，我们离开你了。但那片留有我们汗、血、甚至生命里的土地却时时萦绕于心呵。
　　前不久，我们在京的九连战友聚会时，我又听说，那位当初带着我们拧“拉合辫”，为我们盖宿舍的瓦匠郭师傅作古了，还听说，那个永远笑呵呵地给我们发放工资的刘会计也过世了。呵，这思念，从此何处凭托！何处倾诉！！纵有泪千行！！！
　　于是，在独处夜深人静时，我遥望夏夜的星斗，常常会想起那同一星斗下遥远的北大荒；在灯下的案几前，我会点上一支烟，在忽明忽暗的吞吐中，在袅袅烟雾中，我仿佛不是我了，魂又回到了北大荒，在那片熟悉的黑土地上，我仿佛又在同崔排长、同老朱、同指导员管继山在聊天……
　　（作者系北京知青，下乡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六团，现为共青团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重返北大荒
　　　　　　　　　　　　　　　　　 　张庆华
　　潮涨潮落，人间沧桑。
　　回忆北大荒的知青生涯，恍若隔世，有时候，又清晰如昨。原以为边疆的风霜雨雪，将尘埋心底。却不料，都市生活，亦有烦恼、丑恶，倒不如北大荒的日子，虽然艰苦，但不乏乐趣，哭和笑都很真诚。那曾经诅咒过，发誓不再想念的黑土地，竟是那么深地盘桓在心灵深处。我的人生之路，就是从那儿蹒跚起步的。那一片比黑还黑的热土，至今，仍温暖着我的心。尽管那里的风雪这般肆虐、寒冷。
　　15年前的深秋。一辆颠簸的大轱辘车，载着我和简单的行囊，驶向二龙山屯车站。阴霭很重，那暗淡无光的太阳和那片刚刚翻过的黑莽原，还有前程未卜的茫然，我是不会忘记的。然而，15年后的深秋的一天。我和兵团战友王毅——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大使馆参赞，又一次踏上了梦牵魂绕的黑土地。同行者还有编辑同仁——一位从未出过关的，对北大荒抱有神秘感的尹女士。
　　这不是一次组团观光，也不单单是怀旧。而是一种深沉的感情回报呀！也为了对人生，对北大荒新的感悟。苏联作家契诃夫说过：“至于命运，你是摆不脱的”。是的，摆不脱的，岂止是摆不脱，而是心甘情愿做命运的情人呀！
　　我们乘坐的列车一过哈尔滨，心就象野马似的奔腾起来了。天是那样蓝和透明。云的立体感极强，庄严地垂挂着，轻盈地游走着。那望不到边的黑土地，间或生长着一片片未收割的黄澄澄的大豆、玉米，丘陵上的柞树全部变红了，色彩浓淡分明。那挺拔的白桦林，依然伸展着叶子，仿佛呼唤着我们和逝去的青春，还有梦……
　　一动不动地伫立在车厢的连结处，外交官战友的神情凝重而且虔诚。
　　北安站到了。刚下火车，老远便看见《北安农垦报》社主编张沛兄和同仁早已翘首企望，“早就盼着你们来啦”，那暖人的话语，紧紧的握手，使我们思乡的情怀增加了一层暖色调。
　　真没想到，北安市最豪华的宾馆，是咱们垦区的天龙宾馆，步入铺着红地毯、明丽堂皇的大厅，看着彬彬有礼、服饰漂亮的服务员，真不敢相信，这是在北疆！
　　“看过你写的怀念垦区的诗，欢迎你们来！”管局的马书记诚挚地对我说。那天晚上，刚从农场开会回来的申局长——当年哈尔滨的老知青，和我们聊得很尽兴。
　　很晚了，我们三人仍不想睡，在北安宁静的街头流连忘返。黑土地上，印上了我们的第一行足迹。
　　第二天一早，管局工会的于副主席陪我们来到二龙山农场。农场的变化出乎我们意料。场区规整俨然，中央大道两旁，长满了五颜六色的波斯菊。电视塔，自来水塔，两层楼的俱乐部，宽敞的露天灯光舞场，再加上来来往往的摩托车，已很有城市的味道了。人们穿戴时髦，神情怡然。我们参观了省标准化学校——场直小学和幼儿园。那里的条件，比起北京的也不逊色。听着孩子们在管风琴的伴奏下齐声歌唱，听着学生们齐刷刷地打开文具盒的清脆的声响，与往昔裹着小黑棉袄，背着旧书包的模样，简直是天壤之别。
　　农场的丁副场长、场工会崔主席，陪同我们走呀，看呀，不厌其烦地一一细说着农场的变迁。令我们肃然起敬的是，场部依然是老样子，那一排宽敞的红砖瓦房，肃穆着迎接我们。学校盖起了新楼，而拥有两万名职工的农场首脑们，依然在兵团时期的老房子办公。我们在门前合影。当年，我是一名农工，但作为一名报道员，我曾无数次出入此地。我和王毅最初的文学作品，就是从那里的一间屋子油印出来的。一本本用墨纹纸做封面的油印的“龙山风华”，曾在去年北京的“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的陈列窗里，向十几万参观者，显示过不减的风采。那间屋子的门锁上了。我无言地抚摸那里的墙壁，思绪万千。也代表“龙山风华”的主编，现团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陆康勤，代表刊物的印刷者，现北京毛纺厂党委宣传部长李彩玲。临行前，他们曾再三叮咛我。因为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
　　最使我动情的，是在一分场二队的情景。我在那里整整干了 7年农活。下乡的时候，我17岁。如今，我已经39岁了。暮色昏黑的时候，我一个人踌躇在二队的大道上。许多面孔已经很陌生了。但见到每一个人，我都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当年住过的宿舍，还是老样。我没有走过去。那里已经成了职工家属院。隔着木栅栏，鸡鸭的欢叫和电视节目的声音传来，我却分明听到当年我和我的战友们，在莹莹的烛火下，那还带着童稚音调的忧伤的思乡曲。我当过猪馆，放过两年猪。记得猪舍离队里有一片空旷的开阔地。在那里，我挑过热腾腾的猪食，冬天，套着爬犁，到机井房挑水喂猪。夏天，我喜欢赶着猪往草甸里一撒，寻一片干松处，专心致志地读书、写作，直到夕阳把整个地平线染红。叫我伤心的是，当年的猪圈早已不见了，代之以一排排崭新的大瓦房。里面，每天都有许多我不熟悉的新的生活。我信步走进一职工家。那现代化的家具，各种电器，还有厨房用马赛克镶就在炉灶，令我十人感慨。
　　王毅曾在离二队不远的八队放过牛。他怀着急迫的心情来到故地。谁知八队已归属二队。那里的一切，已夷为平地。这个干练、热情的年青外交官，面对苍茫的原野，那只剩下一篷篷蒿草的旧址，止不住流下眼泪。当年，他曾在一次暴雨中把失散的牛群拼命归拢在一起，啪啪的甩鞭声、磅礴的暴雨声和他那已带一点粗犷的呼喊声，回响成一支永生难忘的奋进交响曲。他说，没有北大荒，就没有我的今天，不管我在哪里，我都自豪地说：我是从北大荒走出来的。
　　今天，在那片养育过我们的黑土地，他在寻找，在奔跑。咚咚咚的，黑土地感得到他的心跳。“八队，你在哪里呀！我回来了！”
　　尹女士目睹了这一情景，眼睛也湿润了。她的青春是在花木葱茏的南国军营里度过的，是的，她懂得，无论南北，无论何时，奉献的精神是一致的，也是令人崇敬的。“我的北大荒荒龄，也从今天开始！”这是她的肺腹之言！北大荒精神，不正是一代又一代人真诚的奉献之歌吗？对于知青运动的评价，历史自有公论，然而，对每个知青来说，北大荒，是人生的里程碑，那风风雨雨，历经坎坷的蹉跎岁月，铸硬了我们的筋骨，磨炼了我们的意志。喝过北大荒的酒，还有什么挫折、艰难过不去呢！
　　第二天，在几千名知青流血流汗奋战过的跃进水库大坝上，远眺碧波浩渺、鱼儿翻跃的水面，眼望二龙山各种乔木、野草苍郁澄黄和鲜红的秋色，我们又感到一种亢奋，尽管其中搀杂着几分惆怅。许多知青血洒龙山，他们的青春，永远伴着林涛和浪涛。我们没有找到一座知青墓。没有为他们献上我们亲手采撷的、他们生前喜爱的野花（他们牺牲时，还是如花似玉的芳龄呀！）但我又想，毕竟是一个时代过去了。记不记住他们的名字并不重要。但只要二龙山、北安垦区、北大荒和我们的国家一天天富起来，他们付出的代价就是值得的。因为，在人类发展的艰难、曲折的历程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牺牲。
　　又是两个月过去了，重返黑土地的见闻和下乡时的情景，常常交织在一起。妻子也是北大荒人，我们常常倾谈到深夜。没有到过北大荒的人，很难体会到北大荒在一代知青心中的位置。我们在农场参观的录像，邓德财、周雷、阮和平等老知青争相传看。
　　哦，永存心底的圣地——50多万知青共有的北大荒岁月！
　　　　　　　　　　　　 （作者系北京知青，下乡在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六团）
　　　　　　　　　　　　　　 风雨故乡情——记北大荒之行
　　　　　　　　　　　　　　　　　　 印如珍
　　北大荒——第二故乡，在我的心中永远是一首缠绵的诗，一支悲壮的歌。那里留下了我们的青春年华和磨难岁月的印迹。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当年的知青如今都已人到中年，头秃齿松额上皱纹深深了。掐指算来，上山下乡运动已过去30年了，我们离别北大荒的那个农场也有20年了。一直心存夙愿：再回龙镇农场看看，看看那片令人难忘的黑土地，看看曾经呵护我们成长的老职工……几回回梦中回到黑龙江，可真要下决心成行，心里不免直犯嘀咕： 3 700公里路途遥遥，真是太艰苦；岁月流逝，当年的老职工还健在否？大批知青返城以后，农场还不知怎样的萧条呢！不看也罢了，看见了未免叫人心酸惆怅。北大荒啊，你真是叫我们魂牵梦绕，心潮跌宕，无限感伤，你曾经养育了我们，只有你才知道我们对你的深深眷恋之心。
　　四月，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由上海、齐齐哈尔、鸡西部分知青组成的“知青回访团”终于成行。我们12人分乘 3辆吉普车由齐齐哈尔市出发，途径富裕、依安、克东等县市，一路风尘直奔龙镇农场而去。车子沿着舖垫得十分平整的砂石路面逶迤行驶，扑入眼帘的是繁忙的备耕景象。国道平坦，四通八达，一条条田间防风林带象哨兵一样抵挡风沙，护卫庄稼。以前的“富裕不富，林甸没树，甘南没路”的景象已不复存在了，改革开放以后的黑龙江农村也已旧貌变新颜了。
　　当我们抵达位于五大连池市境内的龙镇农场时，已是傍晚 5点钟了。夕阳抹红了半边天，袅袅炊烟在空中弥漫，农场场部门前笔直的水泥大道人来车往，道旁的水杉树、小松树林挺拔地插入蓝天白云之中，给人一种祥和、宁静、亲切的感觉。我们不由得从心底呼唤一声：“北大荒，我们回来看你了！”
　　农场领导听说知青回访团来了，停下了正在召开的党委会议，把我们迎进了接待室。不一会儿，农场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摄像机赶到了，场长孙福山代表班子成员详细介绍了农场现状，他说：游子不忘故乡情，故乡梦唤亲人归。我代表领导班子和全体职工欢迎诸位老知青回来探亲，第二故乡欢迎你们。自80年代初大批知青返城以后，农场曾一度陷入生产经营困境，机耕队主力都走空了，技术人员一时青黄不接，学校的教师也走了，许多课都开不起来，场部及各队管理人员也空位了许多。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充实才接济上……
　　虽说现在比以前好了，我们还要以改革求发展向管理要效益，办好农场，开发北大荒，也欢迎老知青前来投资建厂，贸易交往，继续为农场建设出力。
　　回访团成员、原龙镇农场副场长陈殿，原龙镇农场团委书记印如珍，原龙镇农场公安局长石新海，原农场第十三生产队队长刘成焕代表各地知青介绍了知青返城后的工作生活现状，座谈会上充溢着浓浓的亲情。
　　晚餐是在招待所食堂吃的，主副食非常丰盛。农场工会主席黄欣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农场自产的。农场生产队坚持科学种田，以副养农，采用温室大棚种植蔬菜瓜果，虽说寒冷的东北一年无霜期仅 120天，一年四季却仍然能吃到新鲜的绿色蔬菜和瓜果。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当年知青生活：一年四季的副食主要是汤当家，知青中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形象地述说了当时的情景：“早上喝汤迎朝阳；中午喝汤暖洋洋；晚上喝汤猴子捞月亮；一天三顿药水汤，灌得俺哥们就象那发了蔫的茄子秧。”即使在农忙季节，生产队偶而杀一口猪，改善一顿伙食，吃米饭、炒菜，还要定量供应。20来岁的姑娘小伙子给多少吃多少，把个胃撑得弯弯的，连哈腰都困难……
　　记得男知青宿舍曾发生的一件事：上海知青小孙，平时个性沉静，不喜与人交往。一个休息日，他用小煤油炉煮了一锅子面条，改善生活。然后把吃剩的半锅子面条锁进了箱里，生怕别的男生给吃了。待到晚上想开箱子吃那半锅子面条时，却发现箱子底朝天，不知是谁把它翻了个个儿。慌忙打开，只见面条汤与衣服搅在了一起，望着成了一锅粥的衣服箱子，只得自认晦气……
　　回忆是酸楚的，在这些小故事的背后隐含着一个时代的辛酸，一种生命成长的悲楚，这难言的沉重，在我的心中涌动，深深悟到人生的厚重。
　　晚餐后，农场工会特地为我们举办了一场舞会。场部学校的教师、农机厂的工人，场部科室管理人员都来参加了。绚丽的灯光，和谐的音响，宽敞的舞厅并不亚于城里舞会。我们都玩得非常尽兴，全忘了路程的劳累，融入了主人浓浓的盛情之中，我们当晚就下榻在第一招待所。
　　第二天，当晨熹微露，早春的风儿还带着明显的凉意，我们早早就带着照相机和摄像机到场部各处遛达。走在宽敞平坦的水泥路上，循着新建的职工医院大楼、站前百货大楼、站前贸易集市，我们一一辨别着记忆中的街景建筑，每一个都用全身心领略眼前的一切，浮想连翩，感慨万千……走在宽敞的铺着三合土的场部中学操场，忆当年，农场曾有知青近万名，曾在这里举办过的几届春季运动会，年轻气盛的我们曾在这里追逐跳跃，竞技奔跑，尽展青春的风貌。我们来到办公大楼，走进一间间办公室，回想曾在这里生活过、工作过的情景。火车站、站前百货大楼、副食品交易市场、农场电影院。站前大道两旁原先的小平房已被高楼所替代了。一路上遇到许多熟识的面孔，彼此兴奋地打招呼，关心地询问近况：以前曾任第二招待所所长的王禄波老人，现今已70开外了，他一见到我们就流泪了，我们也哭了。他感慨地说：“没想到我这把年纪还能见到你们。”我们还见到曾任农场劳资科科长的叶承云，他早已离休在家，仍每天坚持锻炼，心境开朗，虽说已是80高龄了，仍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思维清晰，侃侃而谈。我们还遇到了原农场工会主席南文祯，他承包了农场砖瓦厂，收益颇丰。农场所盖的楼房都从他那儿进砖瓦，每块砖0.17元还供不应求。砖瓦厂全部采用机械化生产，现在的砖瓦质量提高了，不像以前“生产的腐乳像砖头，生产的砖头像核桃酥”。我们一行人走着，看着，说着，笑着，生怕遗漏了一个旮旯犄角。是的，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曾留下我们青春的足迹，这里的一山一水都融入了我们的血管身躯，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那逝去的岁月，在今天看来竞如此温馨。年青时的磨难，在今天看来竟是那么富有价值。我们所经历的人生风雨和情感历程，奠定了成年后的为人处事的基础。面对此情此景，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俄国诗人普希金的一首著名诗篇：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须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小小年纪的我们没有坐享其成，依赖父母，而是用双手为社会创造财富。
　　那段岁月，对于我们来说，同时也在体验生命的苦难，体验现实生活的残酷。精神的压力是巨大的，物质生活的艰苦是超常的，田间劳作的繁重近乎极限。我们顽强地体验着，承受着，磨炼着。可以这么说，凡上山下乡过的一代人要比一般的城市青年体验到更丰富、深邃、极端的情感颤栗，体验到更深层次的对生命本质的感悟。如今的经济建设大潮中，正是凭藉年轻时的那份承受力，驾轻就熟地搏击风浪，成为各行业的顶梁柱。
　　4 月16日回访团下到各生产队。这天，天空格外晴朗，微风习习，白云朵朵，广袤的黑土地经过一个冬天的休眠已开始甦醒泛绿，远处兴安岭山脉群峰起伏绵亘，浩瀚苍翠，空气中弥漫着温柔敦厚的黑土地的草木香味，没有一丝杂质。从沿海大城市喧嚣的噪声，稠密的人群，眩目的灯光，高楼林立的拥挤浮躁中，投入到眼前这片纯净的原野，全部身心都被净化了，心中涌动的只有感动、激情和生命的活力。这就是北大荒给我们的感受。我们在农场工会主席黄欣、原纪委书记罗甲仁、知青接待站站长刘洪波的陪同下，最先来到农场第二生产队，原农场一分场。在队办公室大院里，看到一台太阳能天气预报伞，小院落砂石铺地，没有一根杂草，干净利索，院子中央一株雪松，被它身后一排整齐的红砖房映衬得愈加苍翠葱郁。在队长张伯勇颇有现代派气息的办公室里，只见老板办公桌的后面竖着一排书架，里面摆着一些有关农业机械化标准作业的工具书籍；墙上挂着生产队土地测量平面图和地号地块平面图，还有生产队各类组织机构图。张队长告诉我们：二队现有人口409人，127户，其中职工160名，耕地19 023亩。拥有中美合资制造的1075型联合康拜因 3台。这几年着力抓农业机械标准化作业管理，大力提高机械化耕作高效率。1997年在遭受雹灾的情况下，仍获得丰收，小麦亩产 140公斤，黄豆85公斤，年终盈利28万元。生产队还投资搞了一些基本建设项目：新修了一条砂石路；生产队晒麦场四周全部用铁栅栏圈起来，花了近 7万元；新建了一个康拜因车库和一座油库。1998年准备再投资23万元安上自来水泵站。还想建一个农民公园，有假山、树雕、亭台楼阁。人造水池养上鱼虾，曲径通幽种上奇花异草，让乡下人也跟城里人一样享受现代文明生活情趣……走出办公室，我们又去第二生产队机务组参观。近 2 000平方米的院落整洁宽敞，大门上悬挂着“青年文明号”的铜牌，砖瓦房的农具库墙上刷着两条醒目的标语：“创垦优，样样工作标准化；争部优，农机事业当标兵。”宣传栏的黑板上用白漆黑体字工整地写着：“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农具场管理制度》条文清晰，明确量化要求。在农具库中，我们看到崭新的自走式1075型联合收割机，每台价值40万元呢。驾驶仓是全封闭式的，炎热的麦收季节，驾驶仓内有空调，这就大大减轻了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改善了工作条件。麦秸下来直接粉碎还田。整个作业过程一气呵成，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机械程序的提高，诚如张队长所说：“如今的农场管理不能再搞人海战术了，只能走科学种田，机械化作业的道路才是根本的出路。”讲起人海战术，知青不会忘记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的农场各类大会战，真是名目繁多，花样百出，“早上三点半，晚上看不见”；“练胳膊、练腿还要练嘴”；“早请示，晚汇报，斗私批修表忠心”，真是变着法子折磨人。那时除了吃住的条件极端恶劣外，困扰我们的还有严重的睡眠不足。待到农闲，冰天雪地就要参加农田水利大会战，千军万马下到水利工地。刨冻土，抬土方，开渠挖河，零下40℃照样“干得欢”，天寒地冻，不拼命干就挨冻。拼命干了里面冒汗，外面棉袄冻成了硬盔甲，荒郊野外吃包子，一咬一口白茬子，如果不快快下咽，转眼之间就冻住了，咬不动了。更可惜的是我们冬天辛辛苦苦挖的渠、开的河、垫的路，一到春天全部塌方，又恢复原状，一下雨坑洼泥浆道，等于无效劳动。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场运动中，各级行政领导如果能够全面筹划“科学管理”，有计划地对知青进行技能的培训，让他们在农村广阔天地锻炼成长，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确实可以大显身手的。
　　我们还了解到，第二生产队已有40户人家安装程控电话，四分之一的职工家庭拥有20马力的小四轮车，平时用于交通农忙时用于田间作业，晚上都集中停放，统一管理。还有二分之一的职工拥有摩托车，职工的生活真是大大改善了。
　　当我们到达龙镇第七生产队（以前的二分场）时，已是中午11点钟了。队长蒋苏健40开外的年龄，长得人高马大，黑脸膛，油污的双手。他刚从机务组出来，立即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了队长办公室。只见第七生产队竖牌的左上方三块铜牌一字排开钉在墙上，小康队——文明单位标兵——达标单位，在阳光的辉映下闪着迷人的金色，使人立即就会感受到这些荣誉牌的含金量。果然，这个生产队1997年职工人均收入已达 1.5万元，家家户户都安上了电话和有线电视。站在家属区，举目四望，阡陌交通，房舍俨然， 6米宽的拱型砂石路两旁都种上了罗汉松和紫丁香，红绿相间，分外妖娆。一排排整齐的红砖瓦房排列成趟，各家各户的房顶和门户面上都用马口铁包上一层，在阳光的照耀下，亮得晃眼晴。我问蒋队长：“屋顶为什么不盖瓦呢？”他告诉我：“如今建房用材料也不一样了，马口铁皮较轻，且美观，用它盖顶能延长房屋使用寿命。”。我看到原先知青住的土坯房子都已经扒掉了。记得以前我们每年秋天都要和大泥，抹泥墙，糊窗户，以抵御冬天的严寒。和大泥劳动强度比较大，因为抹墙泥必须和得粘呼呼的才使用。那时候人小力气也小，和泥的五齿钉耙使唤不动，干脆就赤着脚踩到泥坑里搅拌，搞得脸上、手上、腿上尽是黑乎乎的泥和水，脏兮兮的。有时抹一遍，无奈天气已冷，水也冻了，泥也冻了，墙也冻了，冬天只好听任呼呼的北风直往屋里钻，我们自嘲的称谓是“寒号鸟”——哆罗罗，哆罗罗，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垒窝……
　　在家属区，我们还特地去了两户职工住宅参观，女主人非常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了会客厅，主人很有雅趣地种了蟹爪兰、小香草，厚实的叶片和殷红的花骨朵仿佛展示着主人富足、殷实的小康生活。客厅里沙发茶几、高低柜错落有致地摆放着，电视机、音响、冰箱等现代家电设施一应俱全。内屋是二室一厅，还有一个厨房，做饭炒菜都用液化气。室内布置得井然有序，舒适实用。出了房门有一个东北人特有的小院子和小仓房，全部是水泥铺地，小院套外面有两堆劈成同一规格大小的白桦木柈，垛得有棱有角，这是冬天烧炕用的。我注意到这户人家没有养猪，只圈养了一条看门狗和几只母鸡，整个家属区也没有看到散放的畜禽，这在以前是做不到的。以前的国营农场有三怪：“鸡鸭猪饲养在外；姓公的东西拿家来；知青宿舍的房梁上面冰花开。”如今农场畜禽圈养，房舍整齐，交通发达，植树绿化，环境优雅，怎能叫人不爱家乡？我不禁从心底里升腾起对新一代农场人由衷的敬佩来。真的，他们比我们能干多了。离开七队的时候，门匾上的一幅对联引起我们的兴趣：发挥潜力再登台阶，扎扎实实工作；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堂堂正正做人；横批，建设美好家园。这不正是对新一代农场人奋斗争精神贴切的赞颂吗？我们衷心祝愿你们勤劳致富，生活幸福。
　　一支花卉能给人一个抒情的春天，一泓浪花能给人一片深邃的大海，透过生产队发展的轨道，我们看到了整个农场系统20多年来的进步历程，觉得非常宽慰，因为这里面也曾渗透了我们的汗水。至今农场的原野里还伫立着许许多多知青亲手种植的白杨树防风林带。20几年了，它们都已经长大了，挺拔地排列在田间、道旁、房前、屋后，尤如忠实威严的卫士，保护着庄稼、田园、房舍、道路，维护着黑土地的生物植被，它们又是历史的见证人，曾经亲眼目睹万余知青冒着严寒酷暑冷，顶着滚滚风尘，播种、收割、架桥、修渠、铺路、伐木运输，凭着甘愿吃苦奉献的精神，在极端的困苦之中，为社会承担着义务和奉献。心中洋溢的不是怨愤与愁苦，而是希望和坚韧，唯有希望和乐观支撑着我们顽强地生存奋斗。在回城之后，我们几乎一切从零开始，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读书充电，继续吃苦拼搏，操劳奔波。转眼间，许多记忆已成为过去，昨天的农场生活经历已画上一个逗号。历史从昨天走过来，它将继续走向绵绵无尽的未来。30年的岁月，白了少年头，但对故人的友谊，对故乡的情怀，却是永远不会忘却。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短短的 3天，我们就要离开农场了。动身的那天早晨，不约而同地来了那么多的干部和职工为我们送行。大家没有挥泪告别：因为，农场的发展前景很好，农场人生活得很潇洒，我们少了一份牵挂；因为虽说相互间远隔千山万水，却仍可以常来常往，现代化交通使整个地球都变成了村庄；因为，我们昔日的知青仍有机会为北大荒第二故乡的建设出谋划策，牵线搭桥。北大苍盛产的大豆、小麦、玉米、油菜需要销往全国各地，而农场则需要引进资金，引进食品加工设备和技术对农产品进行深度加工开发，从而改变出产原料的地方却要吃返销食品的怪现象。去日苦短，来日方长，我们还有许多许多的事情要做。
　　再见了，北大荒！我们会永远想念你的。
　　　　　　　　　　　　　　　　　　 （1998年5月写于上海，作者系龙镇农场原团委书记）
　　　　　　　　　　　　 割不断的黑土情——记乒坛宿将张德英
　　　　　　　　　　　　　　《黑龙江日报》记者 王　　英
　　张德英性格活泼，能歌善舞，办事说话爽快利落。赛场上的她，咄咄逼人，一脸杀气，令人发怵。这是一位原省体委老领导对张德英的印象。
　　阔别黑龙江20多年的乒坛宿将张德英，10日出现在省体工队乒乓球训练馆。年过50的她依旧健谈，英气不减。
　　　　　　　　　　　　　　　 　寄语小队员
　　看到正在训练的孩子们，张德英说：“看到你们训练条件这么好，我很高兴。20多年前我们训练的条件很差，冬天冻得直搓手。你们的训练条件来之不易，这是几代人艰苦创业得来的。”
　　针对现在的运动员多是独生子女，心理承受力差、娇气的弱点，她说：“要听教练的话，不管教练怎么严厉，这是为你好，这点很重要。打球一定要有目的，要能吃苦，为家乡争光，为祖国争光。送你们一句话：立下凌云壮志，誓做乒坛精英。”之后，张德英亲自示范操练了近两个小时，风采不减当年。
　　　　　　　　　　　　　　　　 昔日威震乒坛
　　20世纪60年代末，17岁的张德英与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样被卷入上山下乡的大潮中，从繁华的大都市上海，来到黑龙江北安县的一个农场。北疆艰苦生活的磨砺，练就了张德英坚强、豪爽的性格。
　　下乡三年后，由于有在上海业余体校打球的功底，她被选到省队，当年就打起主力。张德英刻苦钻研，整天泡在训练馆里。每到星期天放假时，她也坚持早晨练两个小时的发球，所以她的发球极具杀伤力。
　　1972年张德英在全省比赛中得了冠军，1973年与队友并肩战斗获得全国女团冠军，1975年入选国家队。在第三十四届世乒赛上获女单第三名，是女团冠军的主力之一。此后在三十五届和三十六世乒赛上的蝉联女双冠军、女单第三名，是女团冠军的主力成员。
　　提起当年最难忘的事，张德英说，当年来到省队时我就告诉队友，我有三个目标，第一要打到国家队，第二要入党，第三要打回上海。张德英的三个目标都实现了。
　　　　　　　　　　　　　　　　　　 乡情难以割舍
　　当年张德英与李淑英、焦智英、张淑萍等队友合作，多次为黑龙江省夺得女子乒乓团体冠军。此番应一起战斗过的老队友和老教练之约，回到她梦开始的地方。“离开黑龙江20多年了，说心里话，我非常想念这里，毕竟我是从这片土地起步的。可以说黑龙江培养了我，这种感情是永远割不断的。从我们那一代到焦智敏，再到孔令辉，黑龙江成绩一直很好，希望再出几个世界冠军。”
　　现在身为上海市乒协副主席的张德英，虽然身在上海，可每次全国比赛，她总是要关注黑龙江的成绩，同行不解，她总会自豪地说：“我是半个黑龙江人。”
　　　　　　　　　　 不忘北大荒——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张长明
　　　　　　　　　　　　　　　　　 　白　　雪
　　1998年9月8日上午，笔者拜会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张长明，他是这次“首届百名北大荒知青新闻人物”评委会主任。
　　张长明动情地说：“每当我想起年青时走过的路，那些战天斗地的情景就历历在目，就会想起和战友们一同度过的那些苍凉岁月，想起在那艰难困苦中与战友们结下的深厚友谊。”30年前，风华正茂的张长明作为一名哈尔滨知青来到了北大荒的尾山农场。他们远离家乡父母，脸朝黑土背朝天，经历过北大荒的风霜雨雪“大烟泡”，获得了他们一生都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斗转星移，30年时光转瞬而去。
　　“可是今天的年轻人不理解我们的经历，”张长明感慨地说：“我的女儿有时就问我，爸爸，你们知青聚会为什么老掉眼泪呀？有的年青人还不理解他们的父母为什么念念不忘北大荒，甚至嘲笑他们的父母从北大荒的黑土地捧回了一袋黑土……”说到这里，张长明的眼里仿佛凝聚着一团火，他说：“生命里不能没有北大荒，作为北大荒人，我们曾有过苍凉，也有过雄壮，那一代人，奉献了，不需要偿还，失去了依然坦荡！”
　　“首届百名北大荒知青新闻人物的评选，正说明我们没有忘记那段辉煌的岁月，没有忘记流血流汗的那一代人。北大荒精神是我们今天创业的精神统领，也将成为我们培养后代的教科书。因此，北大荒知青们的艰苦奋斗精神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要弘扬北大荒人自强不息的气质、患难与共的斗争精神。正是靠这种精神，今天各地又战胜了特大洪水，奏响了一曲军民抗洪筑钢铁长城的凯歌。”
　　
　　　　　　　　　　　　　　　 　班长的故事
　　　　　　　　　　　　　　　　　　 王建民
　　刚参加工作那年（1969年），我还是个“小不点”，个子小，年岁也小，才15岁。先在农工班当上了小半年的“半拉子”，转年开春被调到炊事班。
　　大地复苏，春耕开始了，连队出 3台“东方红”拖拉机昼夜抢整地。“往地里送啥饭，二姐？”又轮到我和班长值夜班了。“做热汤面条，大冷的天让‘油耗子‘们少遭点洋罪吧！”还是班长想的周到，能体贴人。“你点火烧水，我扞面条。”班长又补充道。
　　班长是北京知青，姓崔，名二俐，她同姐姐一伶是“一对双”，同年下乡。大姐被分配到砖厂，她被分配到四连。所以我把班长尊称为二姐。
　　班长三下五除二扞好了面条，我的水也烧开了。面条做好了，又炸了半盆馒头片。然后装在两个保温桶里，外面用小棉被包得严严实实，要不，送到地里全都凉了。我拿起扁担说：“二姐，咱俩送饭去吧！”可她顺势抓过扁担，用果断的口吻说：“不用，你回去睡觉，明天还要上早班呢！”她说的很轻松，也很平淡，而我却被惊呆了！心想：这黑灯瞎火的，地那么远， 3台车又不在一块地里干活，中间还要穿过几片树林子，那儿可是野狼、黑瞎子经常出没的地方，大白天狼就敢跟着机车大犁后面捡“死耗子”吃呢！……想到这，我迫不急待上前去夺扁担：“不行，天这么黑，万一你一个人……”。班长反倒满不在乎地说：“怕啥！大活人的，这不还有武器吗！”她指着手里的扁担。又争执了一阵子，她毫不相让。我只好听命回宿舍去了。开始怎么也睡不着，真替二姐担心啊！
　　第二天一大早，当我来到食堂时，看到班长早就忙乎上了。她虽然面带倦容，但仍不失潇洒俊秀，嘴里还不时地哼着“兵团战士胸有朝阳……”
　　后来我才渐渐了解到，班长从上小学开始，就在北京武术少年班师从名门学艺，得到真传，学得一身好功夫。果然是“真人不露相”啊！单从外表看，班长与同来的北京姑娘没有什么两样，也是有说有笑，甚至为了工作上不顺心的事，还偷偷抹过眼泪呢。而她内在的气质却深藏不露，柔中有刚，一身是胆。打那以后，我更加敬重班长了。在她的带领下，整个炊事班的工作生气勃勃，连年被连队和团里评为先进班组。
　　后来，知青大批返城，班长也走了。
　　时间一晃30多年过去了，许多记忆都模糊了，但班长的影子却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她是我接触过的最值得我敬佩的女性。
　　班长，你在哪里呢？你好吗？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北安分局政策研究室，原为兵团一师五团四连、九连战士）
　　六、企事业单位简介
　　（一）农 场
　　　　　　　　　　　　　 　锦河农场六、企事业单位简介
　　锦河农场位于黑河市境内，全场总面积1 573平方公里，其中耕地 15.9万亩，人工林31万亩，草原2 010亩，水面 1.45万亩。地下矿藏主要是煤炭（褐煤）。山林中蕴藏着都柿、榛子、蕨菜、蘑菇、木耳等大量山产品和黄芪、五味子、玉竹等几十种中草药。农场下辖15个生产队，一个砖厂和12个场直单位，场部设6个居民委员会，2000年底，全场总人口9 328人，除汉族以外还有朝鲜、蒙古、回、达斡尔等民族。
　　改革开放以来，锦河农场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围城经济和特色经济。1997年，全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4 075万元，比1994年的2 353万元增长73.2%，年均增长24%；利润总额55万元，实现了扭亏增盈的目标；职工人均收入2 300元，比1994年增长14.8%。
　　该场大力发展“两高一优”农业，大胆引进了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新品种，逐年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1997年粮豆总产量2.66万吨。畜牧业稳步发展，1997年全场畜禽饲养量折合1980个奶牛单位，为农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场办企业有砖厂、修造厂、粮油厂、煤矿。改制后这些企业增长很快，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全场有综合集贸市场1处，服务网点96个，年零售总额 67.7万元。场部和大部分生产队都安装了程控电话、自来水和闭路电视。全场实现了中小学集中办学，新建教学楼已交付使用，学生的入学率已达到100%。场部设有卫生院，队队有卫生所。职工砖瓦房年年增加，住宅楼房已建成两栋，电话入户率已达30%，闭路电视入户率已达70%，自来水入户率已达 80%。1995年以来，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建设资金达 600多万元。全场道路砂石化，平整通畅，队队相通，场部和生产队居民区整洁文明，实现了香化、绿化。
　　2000年，全场国民生产总值2 471.6万元，人均纯收入2 415.8元。在新世纪，锦河农场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和地缘优势，全力实现经济的振兴，面貌将会大有改观，人民生活将会进一步提高。
　　　　　　　　　　　　　　　　红色边疆农场
　　红色边疆农场位于黑河市和孙吴县境内，全场总控制面积 788.6平方公里，其中，耕地22万亩，林地10.5万亩，草原7.3万亩，水面 2.8万亩，荒原4.6万亩。场区在小兴安岭余脉地带，有柞、桦、椴等林木，还有党参、黄芪等药材以及榛子、都柿、蕨菜、木耳、猴头、蘑菇等野果、野菜。场区位于黑龙江江段地带，盛产鳇鱼、鲟鱼、鲤鱼、哲罗等各类江鱼。农场下设18个生产队和场直单位。2000年底，全场总人口10 755人，境内有达斡尔、满、蒙古、锡伯、哈萨克、回、朝鲜等7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25%。
　　改革开放以来，红色边疆农场利用地缘优势，大力发展区域经济，呈现了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生活富裕、经济持续增长的大好局面。1997年全场实现工农业总产值 9 665万元；国民生产总值6 905万元，比1996年增长30%。多年来，农场积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标准化作业，提高科技含量，连续夺得了 9个丰收年。采金、面粉加工、农机修理等工业产值1997年达到 854万元，黑木耳、白瓜籽、红瓤西瓜、黄牛、绿色美国牛蛙为重点的自营经济蓬勃发展，产值达2 600万元。2000年人均纯收入2 203.5万元。
　　红色边疆农场在狠抓经济工作的同时，大力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改善了办学条件，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从1989以来，筹集近 1 000万元资金建起了中小学教学楼、中小学宿舍楼，现已全部交付使用。推行医疗保险制度，降低了费用支出，医德医风多次受到省、农垦总局和北安分局的表彰，场部职工医院已晋升为一级甲等医院。场部地区和 4个生产队能收看到12套高清晰度卫星闭路电视。自来水入户率达到95%。电话实现了光缆传输，600多部电话进入职工家庭。职工人均砖瓦房住宅面积18平方米。从1997年始，职工每年集资兴建一栋住宅楼。生活标准、质量、格调向城市看齐。群众性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全场共有大小歌舞厅、活动室30多处，图书室2个，有19个单位被北安分局评为文化工作先进单位。
　　在党的十五大和农垦总局党委扩大会议精神指引下，红色边疆农场以“三个有利于”为准则，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以提高资源资产的产出和大力发展自营经济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实施发展经济的“1527”工程（国内生产总值1亿元、粮豆总产5万吨、利润 200万元、职均收入7 000元）。
　　　　　　　　　　　　　　　　　　逊克农场
　　逊克农场位于小兴安岭北麓的逊克县境内，北与俄罗斯隔黑龙江相望，场区沿黑龙江边境线24公里。农场占地总面积1 793平方公里，其中耕地45万亩，林地35.7万亩，草原150万亩，水面19.7万亩。2000年底全场总人口22 978人。
　　逊克农场具有较强的机械化耕作实力和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全场共有35个农业生产队。有1002、802等大马力拖拉机172台；E512、E514等大型收获机115台，各种配套农机具2 000余台（件）。农场以种植业为主，主要种植作物有大豆、小麦、油菜、水稻、玉米、白瓜籽等。年产粮豆10万吨，商品率达 89%。农场具有得天独厚的养殖条件，畜牧业有长足发展，场部设有兽医总站，生产队设有 5个兽医分站，还有甲级标准兽医室26个。2000年底，全场黄牛存栏7750头，生猪存栏7 209头，羊存栏7 894只，鹿存栏40头，马存栏274匹，人工养鱼水面147亩。新购进西门塔尔、利木赞优良种牛，已形成两处大型优质肉牛群。
　　逊克农场一手抓改革，一手抓管理，对外讲求信誉争形象，对内加强管理争效益，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相得益彰。全场 380公里自养公路全部砂石化。全场拥有公园8处，有线电视收视率达 95%以上，民用电话安装率达65%，全场经验收合格的小康生产队26个，占生产队总数的 70%。逊克农场被农业部农垦司授予“脱贫显著农场”称号，被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授予“精神文明标兵农场”、“综合治理先进农场”、“计划生育先进农场”、“植树造林先进农场”、“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农场”等称号。
　　党的十五大以后，逊克农场确定了近期发展思路：以改革为动力，以强化管理为手段，加大宏观调控、微观管理力度，坚持以农业为基础，林牧为两翼，非公有制经济和第三产业为突破口，大力发展“两高一优”农业，积极实施“引资、引项、引人才”战略，推进精神文明上档次，兴场富民全面发展，粮豆总产量达到15万吨，基础肉牛超万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达 2亿元，人均收入达到4 000元。
　　　　　　　　　　　　　　　　　　龙门农场
　　龙门农场位于小兴安岭南麓五大连池市境内，全场总面积 623.5平方公里，其中耕地15.7万亩，草原 5万亩，林地17万亩。土特产有木耳、蘑菇、蕨菜等；中草药有黄芪、刺五加等。全场有10个农业生产队，12个企事业单位。2000年底，全场总人口 6 573人，其中汉族人口占98%，少数民族有蒙古族、满族、回族等。
　　改革开放以来，龙门农场全面兴办家庭农场，促进了农场经济的发展。1997年全场实现国民生产总值5 100万元，全口径利润1 565万元，企业利润 462万元。1989年以来，全面兴办职工家庭农场，加大农业基础建设投入，实行科学种田，发展“两高一优”农业。1997年全场粮豆总产3.55万吨，其中小麦2.18万吨，大豆0.98万吨，玉米 0.39万吨；平均亩产分别为302.7公斤、169.6公斤、400公斤。全场有工、商、运、建、服企业8家，其中7家盈利，特别是1996年筹建的小煤矿，1997年产煤1万吨，盈利8.5万元。
　　为了改善生产生活环境，农场每年拿出 100多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场部设有活动中心，各基层单位有活动室、图书室，为职工群众提供较好的文化娱乐场所。大力改善办学条件，1992～1999年，投资820万元，建起了两栋教学楼，总面积2 562平方米，全场实现了集中办学和电化教学。医疗卫生条件有了较大改善，1994年投资85万元建了1座1 450平方米医院楼，购置了先进的医疗设备，全场建起了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网络。
　　龙门农场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积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生活。计划生育率达到100%，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3.5‰以下。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00年全场人均纯收入达到3 092.8元；自来水入户率达90%；有线电视入户率达50%；住房砖瓦化率达85%。农场投资100多万元安装了程控电话。
　　龙门农场将按照省委七届八次会议提出的“搞好二次创业，实现富民强省”的发展战略，继续深化各项改革，发展非国有经济，提高职工生活水平，实现农场经济跨越式发展。全面推行土地规模经营，加快场办企业改革步伐，大力发展自营经济，把一个经济实力较强，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精神文化充满活力的农场推向21世纪。
　　　　　　　　　　　　　　　　　　 襄河农场
　　襄河农场位于五大连池市境内东北部小兴安岭西麓。全场总面积 597平方公里，其中耕地18万亩，林地24.7万亩，草原23.5万亩，水面 1.1万亩。土特产有木耳、蘑菇、猴头、榛子等；药材有党参、草参、黄芪等十几种。农场下设12个农业生产队和 8个场直属单位。2000年底，全场总人口7 260人，是一个中小型农垦企业。
　　襄河农场以改革为动力，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大力发展“两高一优”农业，1997年农业获得大丰收，粮豆总产达3.53万吨，其中：小麦1.8万吨，大豆 1.73万吨；亩产分别为304.9公斤、172公斤。畜牧业得到长足发展，2000年底，全场奶牛存栏351头，肉牛451头，羊2 298只，猪2 272头，马235匹，禽3.9万只，全年畜牧业总产值 253万元。有农机修造厂、砖厂、面粉厂等场办企业。第三产业发展迅速，2000年第三产业企业发展到 130多家，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 004万元。
　　1992年以来，农场大量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全场93公里自养公路全部达到砂石路面；场区中央街道宽敞平整，全部安装了路灯。小城镇建设初具规模，建成了有多种功能的职工文化活动中心。有线电视覆盖率达到100%，全天可收视16套高清晰度的电视节目，职工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非常丰富。大力改善办学条件，全场有中小学校各一所，在校学生 1 200名，全部实行集中办学。1996年，投资43.3万元新建了小学教学楼 3 400平方米，并购置了电视机和微机，实现了现代化教学。
　　社会保障网络初步建成。目前农场有医疗设备比较完整的职工医院1所，敬老院1所，解决了职工群众的后顾之忧。1997年计划生育达标率为100%，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85‰。
　　襄河农场将继续坚持改革，完善多种形式承包责任制和各项配套改革措施，充分发挥自然优势，建立各种协调发展的优化经济结构，加强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继续发展以养殖业为主的庭院经济，逐步提高职工生活，尽快摆脱贫困状况，把农场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新型农业企业。
　　　　　　　　　　　　　　　　　　 龙镇农场
　　龙镇农场位于五大连池市境内，地处小兴安岭南麓缓坡地带。全场总面积 393平方公里，其中耕地28.7万亩，林地8 875亩，水域3 137亩。龙镇农场资源丰富，有松、椴、桦、柞等多种林木；有山参、党参、黄芪等珍贵药材。农场下设20个生产队和15个直属企事业单位。2000年底，全场总人口为11 972人，其中职工4 000人，汉族人口占96.4%，其余为回、蒙古、朝鲜等少数民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龙镇农场利用地缘优势和资源优势，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经济。200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7 578.2万元，比1994年增长了15%。农场坚持“四到户、两自理”，成立家庭农场 1 800多个。加大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1990年以来，改造低产田8万多亩，农业基础设施投入资金1 600多万元；不断推广新技术，引进优良粮食作物新品种，实现了粮食高产稳产。1997年获得了农业大丰收，粮豆总产 达5.5万吨，比1994年增长了89.6%；其中小麦平均亩产272公斤，大豆平均亩产 162公斤。农场现有乳品厂、食品加工厂及水利公司、基建公司、物资公司、粮贸公司等企业，由于产权制度改革，使这些企业走出场门，进入市场。全场有各类专业批发市场 3处，其中，“龙垦大市场”集商品批发与零售为一体，年营业额达2 500万元。
　　在城镇建设上，1997年，投资650万元建成场区内1.7公里的高等级白色路面公路，并安装了路灯等配套设施，场队之间实现了公路相通。集资 1 000万元兴建了万米综合楼。场区内水、电、路、电讯、电视设施齐全，基本达到了农垦小城镇建设要求。
　　龙镇农场文化活动设施齐全，全场有中小学6所，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100%，1996年通过国家“普九”验收。场部医院设备先进，是区域医疗中心，并建成幅射各生产队卫生所的医疗网络，计划生育达标率100%。电话入户率 40%，有线电视入户率达95%，职工住房砖瓦率达98%。2000年，全场国民生产总值7 578.2万元，人均纯收入2 720元。
　　龙镇农场将在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引下，发扬北大荒精神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严务实、拼搏进取、不等不靠、改变面貌的企业精神，继续以农业为基础，抓好低产田改造和水田开发等综合治理，在突出抓好种植业和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加速发展以奶牛为重点的养殖业；发挥地区优势，搞活商业，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双体经济；努力抓好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把农场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企业。
　　　　　　　　　　　　　　　　 引龙河农场
　　引龙河农场位于五大连池市境内，龙镇以北 8公里的小兴安岭南部浅山丘陵地带。全场总控制面积421.5平方公里，其中耕地29.1万亩，林地10.2万亩，牧地5万亩，水面 1.5万亩，可垦荒地12.1万亩。农场自然资源丰富，土特产有蘑菇、榛子、蕨菜、黄花菜等几十种，野生中草药材有党参、黄芪、五味子等，野生动物有熊、野猪、山鸡等十几种。全场共有农、工、商、服、建等核算单位35个，其中农业生产队有20个。2000年底，全场总人口12 418人，有汉、回、满、蒙古、朝鲜、锡伯、苗、壮等8个民族。
　　引龙河农场具有土质肥沃，资源丰富，机械力量雄厚，交通便捷，人均占有土地面积多等独特的优势。
　　农场以农业为主，以农业带动其它行业综合发展。1997年获得农业大丰收，实现国内生产总值7 556.9万元。2000年在大灾之年，仍获得了6 450.3万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纯收入达到 3 120元。农场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两高一优”农业，不断引进新品种，大力改造低产田，实施标准化作业，加大农业投入，2000年农、林、牧、渔业总投资达1 538万元。
　　引龙河农场强化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力度，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1 432万元，实现了全场 115公里主支干公路砂石化，总场与各生产队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卫星电视网可同时播放16套高清晰度的电视节目；自来水入户率已经达到 100%。大力改善办学条件，投资7 500万元，为中小学建成了微机室、语音室，实现了电化教学。1997年全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100%。社会保障网络已经建成，总场部有设置较先进的职工医院，已通过国家一级甲等医院验收，各生产队都设有卫生所。总场部有一处较大型的职工俱乐部，各基层单位普遍建有三室两场，即会议室、活动室、图书室，兰球场和排球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引龙河农场将继续弘扬“北大荒精神”，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科技进步，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尽快发展以奶牛为主的畜牧业，强化工业管理，继续推进“管理兴工”，进一步完善各种承包经营责任制，增强企业活力，加速各项社会事业的建设，尽快把引龙河农场建设成一个美丽富饶的现代化商品粮基地。
　　　　　　　　　　　　　　　　　　 二龙山农场
　　二龙山农场位于小兴安岭西南麓，讷谟尔河南岸，地跨北安和五大连池两市。全场总控制面积594平方公里，其中耕地36万亩，林地1.2万亩，草原 13.5万亩，水域2万亩。场区内有含钨量较高的钨矿，有貉、狼、山兔、狐狸等10余种野生动物。山产品有蕨菜、黄花菜、榛子、蘑菇、黄芪、五味子、党参、贝母等30几种。农场下设25个农业生产队，27个工、商、运、建、服企业。2000年底，全场总人口17 550人，其中汉族人口占 98%，其余为满、回、蒙古、朝鲜、纳西、彜等少数民族。
　　与共和国同龄的二龙山农场，经过50多年的开发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1997年，全场实现国民生产总值1.6亿元；粮豆总产量达到 6.7万吨，人均纯收入3 700元。农场坚持发展“两高一优”农业，广泛推广玉米大双覆、甜菜纸筒育苗移栽、水稻旱育稀植、大豆三垄栽培等20多项农业新技术，加强了田间作业标准化和低产田改造。1997年，实现种植业产值1.31亿元，10.5万亩小麦平均亩产275公斤， 9万亩大豆平均亩产185公斤，4.2万亩油菜平均亩产110.5公斤。养殖业发展很快，2000年，奶牛存栏 1 965头，黄牛存栏1 685头，羊存栏2 000只，生猪存栏4 210头，肉鸡存栏 68 100只。以农产品为依托，农场有粮油加工厂、乳品厂、农机修造厂等工业企业。
　　二龙山农场本着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突出重点、逐步实施的原则，环境建设每年投入20余万元，学府路安装路灯30盏，环境建设达到了净化、美化、香化、花园化。1996年，投资100余万元修建了职工活动中心、老年门球场、网球场、排球场、大型体育场等设施。总场部和10个生产队安装上了闭路电视，有线电视节目套数达到16套，调频广播节目覆盖率100%。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中小学实现了电化教学，班班有电视，高中会考通过率 85%。社会治安稳定。老干部、退休工人社会保障建全。计划生育率达到100%。总场有职工医院，生产队都有卫生所。800多部电话进入职工家庭，住房砖瓦化率达100%，截止2000年底已建成两栋住宅楼。
　　二龙山农场在今后的发展中，将进一步实施开放开发战略，加快生产结构调整，提高科技素质，推进科技进步，完善多种形式承包责任制和多项配套改革措施，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建设，使职工生活水平早日达到小康，把农场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农业企业。
　　　　　　　　　　　　　　　　　　尾山农场
　　尾山农场位于五大连池市境内，著名的五大连池风景区在农场的南部。全场土地总面积300平方公里，其中耕地21.5万亩，草原9.2万亩，林地11.1万亩，水面6 135亩。森林资源有柞、杨、桦树及落叶松、樟子松等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山产品有猴头、木耳、蘑菇、黄花菜、蕨菜等。药材有党参、五味子、龙胆草等11种。尾山农场下设13个农业生产队，22个场直单位。2000年，底全场总人口9 847人，其中汉族人口占95%，其余有蒙古、回、朝鲜、达斡尔、满族等少数民族。
　　改革开放以来，全场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1997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68亿元。尾山农场坚持把农业放在首位，大力发展“两高一优”农业。1997年粮豆总产突破4万吨，达到4.1万吨。小麦、大豆、甜菜等主要农作物产量呈逐年提高。自1990年以来，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达450万元，完成低产田改造面积 5.1万亩，为农业的稳产高产提供了保证。截止2000年底，奶牛存栏1 100头，黄牛存栏1 158头，生猪存栏2 892头。
　　尾山农场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00万元安装了程控电话1 000门。普及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网可同时收看到15套高清晰度电视节目。大力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全场有专业批发农贸市场2处，服务网点120多个。总场部有职工医院，生产队设有卫生所，全场计划生育达标率99%。职工住宅条件明显改善，住房砖瓦化率达83%，全场有小康房 3 000多平方米，小区和景点规划建设已初具规模。2000年，人均纯收入2 912.8元。
　　尾山农场将坚持深化改革，继续执行“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机制，完善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后劲；在充分利用资源的基础上，加速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发展以奶牛为主的畜牧业；推进科技进步，提高生产力水平；想方设法满足职工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经过全场上下干部职工群众的不懈努力奋斗，尾山农场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建设成为经济发达、社会文明、繁荣富裕的社会主义国营农业企业。
　　　　　　　　　　　　　　　　　　格球山农场
　　格球山农场位于五大连池、嫩江、讷河三个市县的交界处。全场土地总面积 261.7平方公里，其中耕地21万亩，林地11万亩，草原 2.88万亩，水面3 400亩。有木耳、蘑菇、榛子、药材等丰富的山产品。农场下设13个农业生产队，16个工、商、运、建、服企业。2000年底，全场总人口8 627人，其中汉族人口占95%，其余为满、蒙古、朝鲜、回、锡伯等少数民族。
　　改革开放以来，格球山农场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促进了企业整体效益大幅度提高。1997年，全场实现工农业总产值1.2亿元，企业实现纯利润642万元。农场大力推行农业“两自理、四到户”的改革，以市场为导向，调整种植业结构，大力推广增产增收新技术，加大农机更新力度，继续夯实农业基础。畜牧业全面推行养、加、销、防、检、治产业化经营，实现了规模化发展。2000年底，全场奶牛存栏3 023头，股份制标准化牛场5家，有50头奶牛以上的家庭牧场54户。全场日产鲜奶20吨。黄牛存栏1 340头，羊存栏1 980只，生猪存栏3 035头，家禽35 960只。职工自营经济占全场工农业总产值的 30.5%。农场目前已发展成为乳业龙镇、糖业龙镇、白瓜籽龙镇、商业龙镇等“四龙镇”和“六大养殖基地”、“四大蔬菜基地”，农场职工全部吃自己大棚种植的各种纯绿色蔬菜。1997年，全场实现自营经济产值4 500万元，利润1 800万元。
　　加强农场小城镇和生产队居民点建设，住宅楼拔地而起，住房砖瓦化率达100%；有线电视全天放送16套电视节目；程控电话直拨国内外。电话普及率85%以上，有线电视入户率达95%以上。教育、文化、卫生事业蓬勃发展，每年教育投资 200多万元，中小学教育跨入省级改善办学条件先进单位行列；职工医院被国家卫生部命名为一级甲等医院。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00年，人均纯收入达到4 200元。
　　格球山农场为把农场早日建成现代化的富裕文明的现代化农场，坚持以种植业为基础，种养加并举，农牧结合，积极稳妥地发展工业，实现农工商综合经营全面发展；坚持把科技和强化管理放在突出位置；坚持两个文明一齐抓，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坚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使农场人民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达到全国城镇平均水平，每一个家庭都达到小康生活标准。经过全场广大干部、职工家庭的齐心努力，紧密团结，奋发图强，努力拼搏，这一目标一定能实现。
　　　　　　　　　　　　　　　　 长水河农场
　　长水河农场位于小兴安岭西南麓，地跨北安市和五大连池市。全场总土地面积534平方公里，其中耕地31万亩，林地4.5万亩，草原22.6万亩。2000年底，全场总人口13 876人，其中汉族人口占95%，其余为满、回、蒙古、苗、朝鲜、傈傈、达斡尔、锡伯等少数民族。农场下设19个农业生产队，农场位于山区地带，自然资源丰富。土特产有榛子、蕨菜、猴头、木耳、山丁子、蘑菇、山梨等，野生动物有野鸡、野鸭、山兔、狼、狍子、野猪、貉等。
　　长水河农场自1990年以后，农场经济开始进入良性循环，逐步摆脱贫困局面。农业生产以小麦、大豆、玉米、油菜等农作物为主，1990～2000年间平均亩单产分别为293公斤、181公斤、410公斤、123公斤，粮豆总产量达到 6万余吨，截止2000年，累计生产粮豆92万吨。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逐步形成，职工群众开始从单一的农业生产向畜牧养殖业方向发展。2000年底，全场奶牛存栏3 400头，黄牛存栏330头，羊存栏980只，生猪存栏3 500头，家禽存栏39 500只。年产肉类465吨，产鲜奶7 243吨。浅水养鱼水面 420亩，产鱼34吨。整个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12.5%。
　　第三产业迅猛发展，服务、销售、收购、交通运输等个体企业已发展到 300多家。农场小城镇建设已初具规模，总场部内基本实现了路灯化，道路砂石化。有线电视入户率达100%，电话普及率为30%，居民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明显改善，全场住房砖瓦化率达98%以上。学校教学质量逐年提高，全场中小学入学率达100%，巩固率100%，初中升学率达65%。
　　长水河农场今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种养加并举，农林牧结合，实现农工商综合全面发展。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完善各项配套改革措施，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建立以种、养、加，农、工、商协调发展的优化经济结构，坚持多层次、多形式的技术经济横向联合，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推进科技进步，提高生产力水平，强化科学管理，提高经济效益，进一步发展养殖业为主的庭院经济和双体经济，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加强各项社会事业建设，使农场尽快脱贫致富，把农场建设成为现代化农业的新型企业。
　　　　　　　　　　　　　　　　　　 赵光农场
　　赵光农场位于北安市和克东县境内。全场土地总面积 481.2平方公里，其中耕地44.6万亩，林地5.2万亩，牧草地7.9万亩，水域 1.9万亩。农场盛产大豆、油菜、甜菜、马铃薯，被国家列为商品粮和大豆出口基地。自1990年以来，粮豆平均亩产240公斤，年总产7万吨以上，大豆单产曾在1990年获全国单产最高，1991年荣获全国第一届农业博览会铜奖。截止2000年底，全场总人口19 935人。科技人员1 100名，其中：中高级科技人员310名。农场下设26个农业生产队，5个工、商、运、建、服企业。全场有2 097台件配套农机具，农业机械总动力41 200千瓦台。
　　改革开放以来，赵光农场不断转换经营机制，农业实现规模经营，改革向纵深发展，工业向公司化、集团化过渡，全场5家工业企业将1 100万元净资产，一步到位卖给职工个人，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粮油加工企业生产的“富雪”牌面粉享誉长城内外，乳品加工的“飞鹤”系列产品畅销大江南北、东海之滨。2000年，全场国民生产总值1.13亿元，纯利润 1 000万元，人均纯收入 2 863元，形成了两个文明同步发展，职工生活比较富裕，综合场力增张的新格局。农场已步入省级文明先进单位行列，并先后获农垦总局级以上10个荣誉称号。
　　赵光农场在党的十五大精神鼓舞下，按照省委七届八次会议提出的“搞好二次创业，实现富民强省”的发展目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跨跃式发展，建立种、养、加，农、工、商协调发展的优化经济结构；坚持多层次、多形式的技术横向联合，推进科技进步，强化科学管理，提高生产力水平，提高经济效益；继续发展以奶牛为重点的畜牧业，办好庭院经济、双体经济，搞活流通渠道，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办好各类教育，提高职工素质；办好各项社会事业建设和环境建设，提高全场人民的生活水平，把农场建成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新型国营农业企业。
　　　　　　　　　　　　　　　　　　红星农场
　　红星农场位于北安市境内。全场土地总面积372.05平方公里，其中耕地31.5万亩，林地3.54万亩，牧草地6.13万亩，水面8 580亩。2000年底，全场总人口10 756人，其中汉族人口占96%，其余为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下设20个农业生产队，5个工业企业单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场利用地缘优势，经济发展迅速，1997年实现社会总产值2.37亿元，粮豆总产量6.7万吨，平均亩产达307公斤。农场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建立“两高一优”农业为目标，充分发挥资源、技术、机械优势，使农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000年底，奶牛存栏1 569头，黄牛存栏1 295头，生猪存栏3 631头，家禽存栏47 192只，畜牧业商品产值555万元。工业推行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强了企业管理，使其向规模化、集团化方向发展，2000年工业总产值达到1 242万元。
　　加快农垦小城镇建设。1992年以来，全场投入基础建设资金3 500多万元，职工投入500多万元建起了小康楼。目前，场区已实现了花园化、路灯化、地下排水管道化。场部投资 490万元建起了职工培训中心，为职工提供了文体、娱乐和学习场所。调频广播、程控电话、闭路电视普及全场。大力改善办学条件，农场为教育投资 250万元，建起了高标准教学大楼，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100%。
　　社会保障网络已初具规模，目前，场内有 3所职工医院，17个队级卫生所。场部有职工俱乐部、老干部活动中心、图书馆、荣誉室、文化长廊等设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00年，全场人均纯收入2 828.6元。
　　红星农场在省委七届八次全会提出的“搞好第二次创业，实现富民强省”的发展目标指引下，加强农业产业化建设，坚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生产能力，发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技术经济横向联合，强化商品经济意识，提高经济效益，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办好教育，提高职工素质，搞好流通渠道，促进商品经济发展，使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把农场建设成为现代化新型文明企业。
　　　　　　　　　　　　　　　　 建设农场
　　建设农场位于北安市境内。全场土地总面积365平方公里，其中耕地24.6万亩，林地8.9万亩，草原13.8万亩，水面1.1万亩。2000年底，全场总人口14 716人，在岗职工3 556人。农场下设21个生产队。农场经过40多年的开发建设，初步形成农牧业并举，种养加协调发展，贸工商综合经营的经济实体，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综合发展的中型国有农业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1996年以来，农场加大改革力度，强化经营管理，发挥资源优势，以种植业为基础，养殖业为中轴，走上农业综合开发的道路。农业机械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截止到2000年底，全场机械总动力27 193千瓦，大中型拖拉机 175台，收获机械64台，排灌动力机械 9台套。抗御自然灾害能力进一步增强。农业和畜牧业不断登上新台阶，水稻种植面积不断增加，2000年，水稻实播面积已达1 667亩。当年底，大牲畜存栏 1 603头，羊存栏1 707只，猪存栏达5 054头，家禽存栏达 52 490只。经济形势逐年好转，出现大幅度扭亏和连续两年盈利的新局面。
　　随着农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框架的确立，农场职工生活不断提高，总场部城镇化建设初具规模，场内公路四通八达，粮食处理中心、农机四项基础建设、晒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通讯、广播、电视等设施不断完善。“团结、求实、创新、增效”的建设精神正在发扬光大，一个经济不断发展，职工生活逐步富裕，自然环境优美的新型农业企业集团正在崛起。
　　(二)局直企事业单位
　　　　　　　　　　　　　　　　 北安农垦设计院
　　北安农垦设计院（以下简称设计院）是北安分局直属事业单位（设计院内部实行企业化管理），行政级别为科级。院址设在北安市交通路东八道街（又称东繁荣街）东北路口处。设计院内设建筑设计室（包括工民建、市政、城市规划等专业）、水利设计室（包括水工、道桥、测量等专业）、地质钻探队（岩土工程等专业）。定编人员为70人，现实有在岗工作人员45人，各类专业工程技术人员41人。
　　设计院主要业务是承担北安分局各农场及局直各单位房屋土木建筑设计、农垦小城镇规划、水利工程勘测设计、道桥工程勘测设计及地质钻探等项业务。同时，承览部分农垦外部单位一些房屋土木建筑设计及地质钻探（岩土工程）等项业务。目前，设计院工程设计质量资格，经省资质部门认定为丙级设计单位。
　　1974年，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管理局根据国营农场发展的需要，决定在全省国营农场系统组建 8个测量队。当时隶属省国营农场管理局的黑河农垦分局，组建了测量队，定编人员38人，队部设在北安市，行政隶属黑河农垦分局基建科，这个测量队就是北安农垦设计院的前身。
　　1976年 3月，黑河农垦分局和当时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合并，组建成黑龙江省北安国营农场管理局，原黑河农垦分局测量队改名为“北安国营农场管理局勘测规划队”（简称北安农管局勘测队），队部设在龙镇，行政隶属于北安农管局电力工程处。1979年 1月，根据黑农总［1979］ 9号文件精神，将北安农管局勘测队改名为“北安国营农场管理局勘测设计室”（简称北安农管局设计室）。定编人员为38人，行政上隶属于北安农管局基建处，地址从龙镇迁到北安市东八道街。1990年 9月，经北安农管局局长办公会决定，将北安农管局设计室改名为“北安农垦设计院”，行政级别定为科级，属于北安农管局的直属单位。根据1991年北安农管局下发的北垦局编办字［1991］5号文件规定，北安农垦设计院编制定为70人。
　　北安农垦设计院在1983年以前，属纯事业单位。每年北安农管局拨给事业经费。从1984年开始至今，北安农管局不再拨给事业经费，实行企业化管理，但一切待遇仍按事业单位办理。各项勘测设计成果按国家规定收取勘测设计费，成为自收自支自养单位。
　　自1974年组建测量队至1979年间，主要工作任务是承担北安农管局内部一些水利工程和土地开荒、规划方面的勘测测量工作。当时，全队工作人员有20人。随着垦区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1980年设计室在原来单一测量专业基础上，增设了建筑设计、水利设计、道桥设计和工程地质勘测 4个专业；1986年又增设了水磨石生产车间，在岗工作人员42人。1990年设计室改为北安农垦设计院，内设专业达到 7个，即：工民建、水利、道桥、市政、城镇规划、测绘和岩土工程专业。截止2000年底，设计院在岗各类工程技术（技工）人员45人，其中：高级工程师8人，工程师19人，助理工程师6人，技术员8人，技工4人。
　　1974～1995年期间，勘测设计基本是传统的手工制图、手工计算。从1996年开始一切勘测设计工作全部实现了微机化。现有微机、绘图机、晒图机、喷墨打印机等先进设备30多台，还有钻探机2台，各种土工试验仪器13台套。微机、绘图机现已基本达到主设计人员每人1台水平。
　　自1983年设计院实行企业化管理到2002年，近20年间共完成工程总造价13.5亿元；完成各类工程设计项目927项；钻探工程总进尺2万余米；创经济收入2000余万元。
　　1987年，该院承担设计的北安农管局天龙宾馆，获黑河地区设计二等奖；承担设计的五大连池市（原德都县）税务局办公楼获黑河地区最佳设计奖。1998年承担设计的北安分局教育培训中心综合楼、1999年承担设计的锦河农场教学楼、格球山农场高标准示范区、龙镇农场场部白色路面工程、建设农场综合楼（岩土工程）等5项工程均获省级优秀设计三等奖。
　　北安农垦设计院自成立30年来，随着北安垦区的不断发展和各项建设事业的需要，从建院时的单一勘测测量专业，发展成具有多专业、可承担多种土木建筑、水利工程、道桥设计等综合性工程设计单位。几十年来，在各级领导机关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院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的不懈努力工作，大大改善了工作、生活环境条件，创造了很好的经济效益。1983～1992年间多次被省农场总局授予先进设计、勘测模范单位等称号；被北安农管局授予文明单位称号；被黑龙江省爱卫会授予省级爱国卫生先进单位称号。
　　　　　　　　　　　　　　 农垦北安建筑安装总公司
　　黑龙江省农垦北安建筑安装总公司，是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北安分局直属的国有二级建筑安装施工企业。
　　1974年 8月，原黑河农垦分局引嫩工程大队完成引嫩工程任务后，以大队指挥部机关管理人员，引嫩工程抽调的黑河农垦分局部分农场的人员以及引嫩工程一些机械设备为基础，在龙镇组建了北安国营农场管理局电力工程处。这个电力工程处就是农垦北安建筑安装总公司的前身。
　　1979年，电力工程处改建成北安国营农场管理局建筑工程公司（简称工程公司），先后接收了二井子水泥厂、赵光农场建筑工程二队（原福安农场工程队）、钻井队等单位。工程公司总部机关设在龙镇（原电力工程处址），下设五个工区和一个予制构件厂。1986年 7月，工程公司总部机关从龙镇搬迁到北安市交通路与东繁荣街（东八道街）路口东北角处。
　　1992年5月，工程公司更名为北安农管局第一建筑工程总公司（简称一建）。1993年2月，再更名为黑龙江省北垦建筑总公司（简称建筑总公司）。1996年 3月，经北安农管局批准，在建筑总公司中分立组建了黑龙江省北安农垦建筑集团公司。1999年 3月，经农垦北安分局批准，将黑龙江省北安农垦建筑集团公司更名为黑龙江省农垦北安建筑安装总公司（简称北垦建安总公司）。
　　为强化工程项目管理，以适应市场需要，北垦建安总公司经营体制进行了改革，在总公司机关成立了党委工作部、工会委员会、技术管理中心、财务核算中心、劳务管理中心、行政后勤管理中心和物资设备管理中心。1999年 3月，又组建了大禹水利分公司，将营业范围扩大到道桥、水利工程、土石方施工等业务。经黑龙江省建委审核后，在企业资质上给予认定，并发给了营业执照，成为北安垦区唯一一家正式具备水利工程施工资质的企业。
　　为实现以房地产开发业带动建筑施工业的发展，2000年 4月，北垦建安总公司成立了东星房地产开发公司，并取得了省建委颁发的资质证书，在北安垦区工商物价分局登记注册，成为北安垦区第一个房地产开发企业。
　　为使企业适应入世（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经济环境，使企业管理上档次、上水平，北垦建安总公司从2000年开始，在工程施工管理上全面推选 LSO9002国际质量标准和质量保证体系，通过严密运行，于2000年11月得到了中国建筑业协会质量认证中心的考核认证注册，成为黑河地区首家、黑龙江垦区第二家获得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注册的建筑施工企业。
　　北垦建安总公司及时确定了“抓住机遇，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把企业做强”的企业发展战略，通过积极开拓与建筑施工业相关的产业，现已初步形成以动迁、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市政工程施工、混凝土构件生产及物业管理产业一条龙服务体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形成了一定的优势。
　　北垦建安总公司现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52人，其中具有高级建筑业技术职称的9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合理，专业齐全，现已获得国家二级建筑施工企业证书。
　　北垦建筑总公司自1979年组建至1995年间，先后承建了北安农管局讷谟尔发电厂安装及土建施工工程等20多项工程，全部达到施工质量要求。其中1990年承建的北安农管局机关六号家属住宅楼工程，曾获得了黑龙江省银牌工程奖。1996～2000年间，承建的10多项建筑工程先后有北安分局通讯中心综合楼工程、北安分局科研所办公楼工程、锦河农场教育中心工程、龙门农场职工住宅综合楼工程以及长水河农场小学教学楼工程等 6项工程，分别被黑龙江省建委评为当年的优质金牌工程奖，实现了北垦建安总公司获省级金牌工程奖六连冠的目标。
　　北垦建安总公司在安全生产及文明工地建设中，先后有10项工程施工现场被省建委评为安全文明工地（其中有一项为样板工地） 。1997年度，北垦建安总公司被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授予经济效益显著先进单位称号；1998年度，被省农垦总局授予施工企业先进单位称号；2000年度，被省农垦总局授予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称号。同年，北垦建安总公司党委被省农垦总局党委授予“六好企业”党委荣誉称号。2000年度，在黑龙江省全省范围内开展的建筑企业“安康杯”竞争活动中，北垦建安总公司荣获了优胜企业荣誉称号。
　　　　　　　　　　　　　　　　　　赵光糖厂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北安分局赵光糖厂，位于北安市赵光镇境内，滨北铁路西侧，距赵光火车站约1公里处。地理座标为东径126°44′，北纬48°31′。东面与赵光农场面粉加工厂隔道为界；南面与赵光农场科研所隔地相望；西面与赵光农场二分场相邻；北面与农垦北安分局赵光中转油库毗邻。
　　赵光糖厂厂区内有中型水库一座（工农水库），汇水面积92平方公里，蓄水量 1 500万立方米。水库下游建有一处处理制糖生产废水和刷罐污水的氧化塘，蓄水量 161.1万立方米。厂区内还有约 800米长的铁路专用线直通主厂房。厂区占地面积24公顷，厂区外还有64公顷耕地。在厂区内有10.5公顷土地，生产期用做原料堆放场，闲季用做耕地。厂区外的耕地分别与赵光农场二分场、赵光农场科研所、赵光农场十二队、赵光机械厂、赵光农场面粉加工厂以及赵光镇北乐村的土地交错相连。
　　赵光糖厂原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糖厂（简称一师糖厂）。1977年 7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撤消，一师糖厂划归黑龙江省农场总局北安国营农场管理局管理，易名黑龙江省北安国营农场管理局赵光糖厂，行政级别定为副处级。
　　赵光糖厂1972年开始筹建，1973年 3月正式动工兴建。1976年10月建成制糖车间并开始试生产，1977年10月正式运行投产，设计规模为日处理甜菜 500吨的小型甜菜糖厂。1991年投资1 400万元，对制糖车间和动力车间进行改造。扩建厂房2 500平方米，新上一台35吨锅炉，对浸出、蒸发工艺进行改造。改造后，生产能力达到日处理甜菜 1 500吨，成为以甜菜为原料的中型糖厂。
　　赵光糖厂内设原料、动力、制糖、酒精、粒粕、制酒和纸箱生产 7个车间。另有机修、供排水、汽车队、物资供应、产品销售、计量、生产服务、劳动服务、基本建设等辅助部门，另没有学校和职工医院。厂机关设技术科、科技科、劳资科、能源科、财务科、计划科、质检科、安技科、保卫科、审计科、调度室、双老办、全质办、宣传部、组织部、团委、厂长办、党委办、监察科等管理部门。企业最高权力机关是职工代表大会，常设机构是工会委员会。企业级别1987年1月定为正处级。
　　全厂总人口2 644人。有职工1 347人，其中：男754人、女593人；政工干部53人，行政管理人员243人，技术人员245人，各类工人 806人。全厂有汉、蒙、回、满、朝鲜、达翰尔、赫哲、鄂伦春等8个民族，其中：汉族2 144人，满族56人，其他6个民族数不足50人。
　　赵光糖厂自1977年10月正式投产到2000年，共生产机制白糖（砂糖、绵糖） 356 302吨、酒精25 363吨、颗粒粕98 477吨、白酒10 028吨、糖果3 540吨、果酒1 685吨。销售总收入96 214万元，盈利6 028.2万元，出口（颗粒粕）创汇508万美元。产品销售到日本和国内 8个省的35个市、县，产品品种11个。
　　1986年赵光糖厂被省政府定为计量二级企业、标准化三级企业；1989年被省政府评为黑龙江省质量管理奖企业；1991年被省政府批准为国家二级企业。
　　1983年赵光糖厂生产的晶花牌白砂糖被农业部评为优质产品、1988年被轻工业部评为优质产品；1991年生产的晶花牌绵白糖被轻工业部评为优质产品，畜乐牌颗粒粕、中华牌方糖被农业部评为优质产品。1991年 4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北京国际博览会”上，赵光糖厂生产的晶花牌白砂糖获银牌奖，畜乐牌颗粒粕获铜牌奖。
　　1988年赵光糖厂被黑龙江省农场总局授予垦区出口创汇先进单位荣誉称号；1989年被省农场总局评为无泄漏工厂并获得了由黑龙江省政府颁发的工业企业全面质量管理合格证书（一级）；1988～1990年连续三年获得黑龙江省制糖工业系统“优胜杯”竞赛第一名，从此，“优胜杯”永归赵光糖厂；1990年获黑龙江省制糖工业公司“振兴杯”竞赛、中型糖厂升级赛第一名，荣获“振兴杯”。赵光糖厂在1990年度中国 500家最大制糖工业企业及行业50家评价中，位于黑龙江省50家最佳经济效益排序第17位。1988年到1995年期间，赵光糖厂 5次夺得全国大、中型甜菜糖厂厂际竞赛第一名，成为全国制糖行业500家最佳经济效益企业和黑龙江省利税200强企业。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放开了食糖市场。甜菜的种植也由过去的指令性计划，转变为按市场需求及经济效益，由生产单位自主决定种什么、种多少。这样以来，以甜菜为主生产原料的糖厂，生产原料的供应得不到保障了。另一方面，甜菜糖吨糖料车间生产成本，高于南方甘蔗糖 1 000元，国家的扶持政策重点是南方甘蔗糖的发展，这就使得甜菜生产厂家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赵光糖厂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建成的以甜菜为主生产原料的制糖企业，按计划经济形式运行，曾经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赵光糖厂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改革不到位，运营机制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生产原料（甜菜）短缺，品质低劣（含糖量低），产品（机制甜菜糖）竞争不过南方产品（蔗糖），又得不到国家政策的扶持，加之赵光糖厂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债务和社会负担越来越沉重。从1997年开始，赵光糖厂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企业出现了严重的亏损。1997～1998年度产品销售收入10 424万元，亏损3 012万元；1998～1999年度产品销售收入只有 6 224万元，亏损3 315万元，两个生产期共亏损6 327万元，资产负债率高达107.12%，已达到资不低债的程度。1998～1999年度生产期，由于甜菜的极度短缺，只生产了30天就停产了。颗粒粕、白酒、糖果和果酒等副业产品，从1995年就停产了。
　　根据赵光糖厂内外部环境和企业本身的实际情况，已经无法继续生存下去了。根据国家和黑龙江省政府的扶持政策，2000年赵光糖厂申请政策性破产，8月份被批准，宣告正式破产。
　　赵光糖厂自1977年正式投产到2000年正式破产，从难苦创业到创造辉煌，历经23年历程。
　　　　　　　　　　　　　　　　 赵光机械厂
　　黑龙江省赵光机械厂于1948年2月5日成立。工厂创建于刚组建不久的通北农场。当时的通北农场场长周光亚同志鉴于农场发展中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渴求，委派王荫波同志前往齐齐哈尔市招收了首批14名老汽车工人，并于2月5日到场，其中杨寿东、张树兴两同志根据工作需要，被分配搞起简单的农具修理。从此，赵光机械厂由当年的杨寿东等7人和5件简单设备的一个小农具修理组而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型农机制造企业。
　　赵光机械厂地处小兴安岭西南麓，北安市赵光镇东南角，东望沃野，南向平川，西傍滨北铁路，北接赵光农场场部。厂区面积约14.8公顷，工业用地约7.6公顷，住宅区用地约7.2公顷，另拥有多年垦植的耕地面积约73公顷。目前，全厂共拥有2 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工业建筑2座，1 000平方米以的工业建筑2座，450平方米以上的工业建筑3座，办公楼1座。检测中心大楼1座，其它生产设施（含仓库）10座，后勤服务设施3座，总建筑面积达14 096.8平方米。
　　截止2002年底，企业在册职工1 100人，总人口1 968人，总户数571户，离退休人员205人。在册职工中，工程技术人员152人，其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9人，工程师职称的25人。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47人，（其中正处级2人，副处级4人，正科级20人）。
　　赵光机械厂现为厂、分厂两级管理，设有铸造、锻压、机械加工、冲压、模具及零修、总装等 6个生产分厂，机关设有三部一办一所一会，即党政工作部、生产技术部、经营管理部、行政办公室、科研所、工会。拥有各类机械加工设备 219台（套），其中拥有国内先进的齿轮加工设备9台，金属热处理设备22台，各类齿箱加工专用设备3台。企业有较完善的检测中心，能够从事材料的物理试验、化学试验分析和量具检测等。固定资产达1 059万元。
　　赵光机械厂前身为通北农场农机具修理厂，1958年改为赵光农垦局农机修配中心，其服务覆盖面为8个独立农场，至1968年扩展为9个农场、89个生产连队，以及14个局直单位的各种农机具、汽车等机械的维修加工，兼营小型农机具制造。1974年开始研制生产丰收二卧型玉米收获机，并通过了省部级科研成果鉴定，成为原机械电子工业部玉米收获唯一的定点生产厂家，并由此奠定农机制造基础，跻身垦区农机骨干厂家之列，在全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多种产品陆续走向垦区、走向全国、走向国际市场。
　　赵光机械厂建厂以来，先后研制生产了数十种产品，为黑龙江省垦区乃至全国实现农业机械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4年，赵光机械厂经营由专门农机具修理逐步过渡到修理加工农机配件制造，其中1953年底至1954年初就已能生产替代进口的合金瓦片，产品畅销黑龙江垦区及东北三省，受到用户的普遍欢迎。
　　1957年开始，赵光机械厂在巩固农机具及整机的大修能力的基础上，开始生产一些简单的机械和农用机具，如自制龙门刨床、车床、铣床等。1959年开始生产粉碎机、榨油机等机械。从此，赵光机械厂开始初步走上机械制造企业的道路。
　　1964～1974年的10年间，虽然曾受“文革”的影响，但仍然开发了很多种农机具，如小麦割晒机、喷雾机、制砖机、饲料粉碎机、镇压器等。
　　1974年，赵光机械厂与中国农机院、黑龙江省农机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共同研究开发适应中国国情的玉米收获机。当年样机试验成功，并通过省级科研成果鉴定，1975年就生产了第一批33台玉米收获机。之后在20多年里，无论市场如何变化，赵光机械厂始终致力于玉米收获机械的开发、研制和改进工作，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玉米收获技术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1974年生产的国内第一台牵引式 4YW-2型玉米收获机和1990年生产的第一台国内自走式玉米联合收获机分别填补了我国该项产品的空白，并获国家专利，赵光机械厂也随之成为中国玉米联合收获机的发源地。其产品远销新疆、北京、河北、河南、吉林等21个省市自治区玉米主产区，其中 4YW-2型玉米收获机曾多次出口到厄瓜多尔、菲律宾等国家。至2000年，赵光机械厂玉米收获机生产能力已经达到年产 2 000台，并已形成自走式、牵引式、悬挂式三大系列15种型号产品，基本满足了各地不同用户的需求。玉米收获机系列产品在国内曾多次获奖，其中：4YW-2A牵引式玉米收获机获农业部优质产品称号，1990年获第二届全国收获机械现场表演展评会“丰收”奖，1991年获“七五”星火计划成果博览会银奖； 4YZ-4型自走式玉米联合收获机获首届全国农业博览会铜质奖，1992年获国家级新产品奖；龙光牌系列玉米收获机获1997年中国（黑龙江）首届名优商品博览会金奖。
　　1997年赵光机械厂引进德国技术，与德国门格勒公司合作生产当时在国内乃至亚洲地区处于领先地位的玉米青饲料收获机，满足了黑龙江垦区和全国的畜牧业发展的需求。
　　另外，赵光机械厂多年来开发的产品还有农用托车、大豆精量点播机、玉米割台、液压园盘耙、甜菜移植机、扬场机、大豆脱粒机、粮食烘干机、亚麻翻铺机、亚麻摘桃机、半链轨清粮机、松旋起垄机、喷药机、中耕机、三铧犁、气压全自动给（改）水设备等。
　　　　　　　　　　　　　　　　农垦北安分局中心医院
　　农垦北安分局中心医院（简称中心医院）座落在北安市和平区东八道街（又称东繁荣街）2号，距北安火车站、长途汽车站1.5公里。市区内有公共汽车直通中心医院。中心医院所在地北安市是哈北、齐北、北黑铁路枢纽。随着公路建设的飞速发展，北安市的公路交通十分便利，可直通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等大中城市以及北安垦区所属14个农场和一些劳改农场、军队所属农场。
　　北安分局中心医院的前身是1969年始建的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医院（院址在北安市北岗，现为北安农业学校址）。1976年 6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撤销，一师医院划归当时刚组建的北安国营农场管理局，并在这个医院的基础上重新组建了北安农管局中心医院，院址迁至到北安市东八道街2号新址。1997年更名为黑龙江省农垦北安分局中心医院。
　　北安分局中心医院新址占地29 583平方米，医院机关及门诊大楼建筑面积 3 200平方米，住院部大楼建筑面积6 600平方米。院内建有绿树成荫，环境优美的休闲小区，绿化面积达7 000平方米。
　　中心医院是一所全民所有制国家二级甲等医院。主要任务是承担北安垦区14个农场，局直企、事业单位20余万职工家属和北安市附近一些市、县广大人民群众的防病、治病任务，是北安垦区卫生系统医疗、教学和科研中心。
　　中心医院内设循环、消化、呼吸、神经、泌尿、胸外、脑外、骨外、普外、五官、小儿、妇产、感染等临床诊疗科室以及放射、透视、手术、化验、药局等辅助检查科室。住院部设有260张病床，并设有条件良好的高级病房。
　　中心医院现拥有先进的医疗诊断设备百余台件，其中有美国产的GE-SYNERYG型螺旋CT机、TH-600高频遥控X射线诊断系统、APOGEE-CX100彩色 B超机、ALOOKCL7200扇超机、脑电地型图WLP3800心室晚电位、RC-3000线扇B超仪、心脏自动诊断系统、手术自动监护仪、BCC×OOIB超微处理彩色显示仪、自动生化分析仪及血球计数仪、COBE百特血液透析机、CU监护中心、肿瘤微波治疗仪，三座一卧高压氧仓，德国产的彩色三维颈颅多普勒诊断仪、HPOIIA心电多域信息自动诊断仪、全自动电脑控制新型血透机，日本产电子胃镜及电子结肠镜，意大利产RADIUS移动C型臂数字检影X光机等医疗器械设备。
　　中心医院现有在岗职工316人，其中医疗卫生技术人员225人，包括主任医师 7人，副主任医师24人，中级职称 138人，初级职称56人。多年来，中心医院采取举办各种类型专业人员学习班、培训班等措施提高医疗人员素质。并曾多次选送专业技术人员到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大医院进修学习。由于不断接受新知识，掌握新理论，应用新技术，医疗水平不断提高，治愈了很多危重病人。1995年给一名严重前列腺病患者，成功地进行了“经耻胃后保留后尿道前列腺割除术”。同年6月，又成功地为患者马春英摘除重2.5公斤、直径达20厘米的左侧肾肿瘤。1997年 4月15日，中心医院为抢救一名心脏停跳15分钟的来自孙吴县兴北乡的患者霍淑芹，及时组织20多名医务人员仅用5分钟就抢救成功，给患者带来第二次生命。1998年4月17日，孙吴县22岁青年杨本军因患伤寒病住进北安分局中心医院，患者刚住院时生命已危在旦夕，传染科及时为患者进行了血液透析治疗，使其在一个月之内治愈出院。同年 6月16日，中心医院开通绿色生命通道，成功抢救一例心脏损伤，急性心包添塞的罕见重伤患者，使患者王彦和起死回生。
　　1991年 8月，北安超声会诊中心，在北安农管局中心医院正式成立。该中心备有进口先进的医疗设备，能快速、准确地诊断颅内血管狭窄和血管痉挛、脑血管畸形、颅内高血压、脑动脉硬化等各种脑血管疾病，并能准确查出具体病壮，为有效预防脑血管疾病提供可靠信息和依据。
　　中心医院由于医疗设备的不断更新与加强，为医院开展科技攻关，推广新疗法提供了可靠保证。医务工作者先后完成了“上腹部下弧线形线横切口”、“高血压脑出血的手术治疗”和“产期术中监测生命体征”等攻关课题，其中，妇产科开展的“外阴癌根治术”及“卵巢根治术”填补了中心医院空白。
　　介入治疗是中心医院最新通过招标引进国外先进 PSA数字减影介入治疗系统，现正全面向身患各种疾病患者提供服务。这种新的高科技疗法，已被国家卫生部列为与内、外科并列的第三大医疗学科。
　　多年来，始终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继承和发扬北大荒精神，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病人至上，作为办院的宗旨。经过不断深化改革，医院实行标准化管理，开展全面质量管理，不断提高医务人员思想和技术素质，争一流服务、争一流质量、争一流信誉，医疗服务工作做到社会满意、患者满意、家属满意。为更好地为广大患者服务，又新增了特色服务项目，即病人选医生制度、病人选择护士制度和双处方制度。
　　1986年以来，北安分局中心医院先后被北安市、北安分局、省农垦总局、省卫生厅授予“文明单位”、“先进集体”和省级“文明医院”称号。1990年被省农垦总局授予“文明单位标兵”称号，同年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文明单位”。1998年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文明单位标兵”称号。
　　　　　　　　　　　　　　 北安分局农业科学研究所
　　北安分局农业科学研究所（简称科研所）位于黑龙江省北安市东北部，距北安市区 5公里。地理座标为：东径126°30′，北纬48°20′。总控制面积为14.18平方公里。北部与北安市建华林场相邻，南部与北安市城郊乡的新维村、永青村隔道相望，东部与北安市胜利乡的炮台村为邻，西部与北安市二井镇的建革村和建兴村毗邻。
　　科研所地处小兴安岭余脉西南麓边缘的丘陵地带，总的地势是中间高，四周低。最高点为海拨311.54米。年平均降雨量500毫米，年平均气温-1℃最高气温 39.5℃,最低气温-41.5℃，全年日照时数2 600小时，全年无霜天数118～122天，结冰期10月15～20日。
　　科研所土地总面积1 418.2公顷，其中：耕地917公顷，林地117.6公顷，牧草地248.8公顷，水面35.4公顷（科研所水库）。总人口1 199人，在岗职工163人，从事科学研究及综合技术人员89人，农、林、牧、副、渔业从业工人74人。从事科学研究人员中，具有专业技术职称人员34人，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12人，有5名高职科技人员享受国家特殊津贴待遇。
　　1957年，黑龙江省公安厅劳改局，在原北安农场的南站（一个生产队）建立了北安良种场（简称北良），隶属北安地区劳改工作分局。该场承担北安地区劳改农场的农作物良种引进、培育和繁殖任务，并开展耕作栽培、土壤肥料、化验、植物保护及综合农业丰产技术的科学研究工作。1972年，北良随北安地区劳改农场划归黑龙江省农场管理局黑河分局。1974年，北良改名为北安农业科学实验农场，仍属农业科学研究事业单位。1976年组建北安国营农场管理局时，将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所址在赵光农场境内）并入北安农业科学实验农场，组建成北安农管局农业科学研究所，成为以应用开发研究为主的农业综合科研机构（属事业单位），行政级别定为处级。1997年 1月，北安农管局改为农垦北安分局，北安农管局农业科学研究所更名为北安分局农业科学研究所。
　　1976～1984年间，北安农管局农业科学研究所内设有农业、农机、畜牧及多种经营 4个研究室，其中农业研究室内设有农作物育种、耕作栽培、植物保护、土壤肥料、综合化验室、农业气象及多种经营研究组。1985年以后，农机、畜牧和多种经营研究组先后撤消。至2000年，只保留农业研究室及各研究组。主要任务是承担北安分局及国家农业部、黑龙江省和黑龙江农垦总局多项农业科研推广课题的试验研究工作。先后育成推广农作物优良品种（主要是大豆和小麦）40余个，获奖农业科研成果80余项，其中获国家级优秀成果奖12项，省部级12项，黑龙江农垦总局级13项，北安分局级44项。
　　1990～2000年间，育成推广的北丰6-16号大豆新品种、北新1-6号和垦北1-6号小麦新品种，已在省内外适宜种植区普遍推广应用。1997年育成的北丰 9号、北丰11号大豆新品种，荣获黑龙江省“省长特别奖”、“省重大科技效益奖”、“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北丰 9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北丰11号）。1998年北丰11号大豆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命名，成为国家级品种。这些优良农作物新品种的育成和推广应用，为北安垦区及全省农业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
　　北安分局科研所是一个具有40余年培育优良农作物品种的农业科研单位。随着科研所体制改革的深化及两高一优效益型农业的实施，特别是实施“种子产业化工程”以来，实行了种子“育、繁、推”一体化，加快了育种速度，提高了良种的质量。1990年以后，科研所的科技人员更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现承担着国家农业部、黑龙江省及省农垦总局多项农作物优良品种选育及农业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示范、推广任务。全所广大科技人员及全体职工，发扬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的精神，面对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新环境下的国内外农业科技的竞争与挑战，有信心、有能力，一如既往地用最优良的农作物品种、最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成果，最优质的服务面向垦区内外用户，为国家大豆振兴计划，科技兴国做出新的贡献。
　　　　　　　　　　　 　农垦北安分局第一高级中学校
　　北安分局第一高级中学校地处北安市北郊二井镇 202国道和北黑铁路东侧，1981年建校，1995年晋升为黑龙江省省级重点高中，2000年晋升为黑龙江省首批示范高中，成为黑龙江垦区第一所省级示范高中。同年又被国家教育部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命名为“绿色学校”。国家农业部副部长刘成果、民盟中央副主席王佐书、副省长申立国等领导同志都曾到校视察，学校享誉省内外。校园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校舍总面积36 000平方米，绿化面积29 300平方米，现有班级27个，在校学生1 400人，教职工138人，专任教师110人，其中硕士研究生4人、特级教师 2人、高级教师50人、中级教师42人。学校各类设施齐全，教学用房，教学场地，教学仪器、设备、器械达到或超过国家一类标准和黑龙江省教学技术现代化学校装备标准。计算机网络中心、语音听力系统、电子备课室、大型多媒体电教馆等设施超前。学校被评为“九五”期间省级现代教育技术优秀学校。被总局授予“管理明星学校”称号。学校遵循“德育为首，五育并举，全面发展，学有特长”的教育思路，坚定扎实地构建“文明向上，苦学求深”的学风。
　　学校立足“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办学指导思想，教学手段先进、质量优良，全方位、多角度地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2000年高考升学率达 96%以上。学校创建23年来，为社会培养各类人才6 300人，向高校输送大学生4 900人，其中48人出国留学深造，86人获得博士、硕士学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全国著名高等学府输送了 137名品学兼优的学生。
　　北安分局一中立足于现在，又着眼于未来，结合社会发展趋势和学校使命，深化改革，规范学校管理，加快教育现代化进程，正朝着“教学质量一流，教育技术一流，学校管理一流，师资队伍一流，办学条件一流，办学效益一流”的目标迈进！
　　　　　　　　　　　　　　　　 北安农垦物资总公司
　　1973年 3月，成立黑龙江省农场管理局黑河分局物资供应站，地址是北安市西育园街14号。该站即是北安农场管理局物资处前身。当时供应站为科级单位，负责北安至嫩江19个国营农场的一切生产物资的计划、进货、调运、储存、销售工作。
　　1975年，黑河分局物资供应站，改为黑龙江省农场管理局物资处北安分站。
　　1976年组建北安农场管理局后，管理局设立物资处。该处由赵光供应站、龙镇供应站、黑河分局供应站合并而成，办公地点设在赵光供应站。
　　1977年撤销了赵光、龙镇两个供应站，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物资处办公地点迁到北安市内现地址。下设机电、农机、燃料、金属回收、储运、财务、政工、办公室等科室以及赵光中转油库、龙镇中转油库，各农场及局直单位企业设立物资科，形成一套完整的采购销售体系。
　　1995年根据改革发展的要求，成立物资总公司，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既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又对各农场物资管理行使管理职能。1997年组建北垦物资产业集团，成员单位有物资总公司及各农场物资科。董事长：李广志。
　　历任处长、总经理有：孙 万、林显峰、杨之军、李广志、高凤军、于福林。
　　历任副处长、副总经理有：潘贵仁、刘永林、丁培成、韩宗康、林显峰、马启发、胡良义、杨之军、申吉才、王永乐、李志臣、高凤军、盛 莉。
　　历任党委书记有：孙 万、王喜辰、林显峰、李英翔、刘俊兴、李广志、于福林、冯玉璞。
　　历任党委副书记有：滕文君、李英翔。
　　历任纪委书记有：滕文君、顾 明、王永乐、王景祥、盛 莉。
　　历任工会主席有：潘贵仁、滕文君、顾 明、王永乐、王景祥、盛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