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三团前期的经营管理


　　一、三团规模的扩大
　　组建三团后，1969年初，根据“屯垦戍边”的要求，三团用跑马占荒的办法大量采点，用老连队包建新连队那种母鸡下蛋的办法，四处建新点。从老连队抽几个老职工，带一部分下乡青年，到指定的地方盖房、开荒，就算建一个点。当时，在现一分场场区建了8个；在潮水河西至陡沟子钓鱼沟一带建了6个；在大河口一带建了4个。此外还建了一些当年上马又下马，甚至只盖完1栋土房就下马的连队，如10队与11队之间的1个点，红色水库的1个点，托里木南五里桥的30连，潮水老头沟的31连，8号公路的21连，陡沟子的36、21连等共9个点。当年由于连队建了撤，撤了建，番号多变，体制混乱。至年底，全团生产队级单位共72个，编为6个营。
　　1970年春，原一师独立三营并入三团，编为第三营。并入连队14个，510户，4615人，职工3086人，耕地5.4万亩，拖拉机27台，收割机15台，汽车3辆，房屋27366平方米。这一年，三营建新点包括当年下马的有12个。三团在三里丁又建了27连。至年底，经过撤消、合并，实有农业连队40个，工副业连6个，编为8个营。
　　1972年，原一师64团并入三团，并入基层单位17个，男女整半劳力3019人，耕地5.09万亩，拖拉机39台，收割机9台，汽车11辆，大牲畜177头，房屋1.8万多平方米。
　　1973年初，经过调整，三团体制稳定下来。大五家子、潮水一带为一营，大河口为二营，孙吴县沿江乡一带为三营，辰清一带为四营。三团地跨爱辉、孙吴、德都三县。
　　1969、1970这二年，三团共建新点41个，到1973年初，共下马28个，只剩13个。二年间，扩大规摸建新点，浪费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如陡沟子32、33两个农业连，从1969年春建点至1971年底，达成耕地仅3162亩，两连劳力287人，人均耕地只11亩，仅是当时全团人均耕地面积的47%。1972年撤点时，耕地和房屋全都扔掉了。
　　二、知识青年投入屯垦戍边洪流
　　1968年5月7日，广大知识青年响应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首批哈尔滨下乡知识青年到了农场。当年到场的哈尔滨、上海下乡青年计972人。1969年又有上海、北京、天津、牡丹江、鹤岗等下乡青年5054人到三团，两年内，三团接收下乡青年6026人。此外，后并入的三营、四营当时各接收下乡青年791人和2784人。三年总计接收下乡知识青年9601人。知识青年到三团后，受到了各级组织和职工、家属的热烈欢迎。广大青年在三团这片广阔的天地里茁壮成长，他们朝气蓬勃，吃苦耐劳，勇于上进。绝大部分青年给边疆、给农场建设留下了重要的一页。1979年开始陆续返城。1984年底只剩142人。
　　三、经营成果下降
　　三团成立后，由于“左”的路线破坏，农场经过近二十年摸索和积累的经验遭到了批判，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废除了，已经建立起来的生产秩序被破坏了，所有过去的东西被全盘否定。这期间，体制多变，干部大换班，盲目学大寨。1970年掀起了农业学大寨高潮，提出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让大寨的精神家喻户晓，让大寨的红花开遍全团各个角落，“誓把我团办成大寨式的团队”的口号。贬低机械作用，秋收中提出“不用C—6，用C—7”、“小镰刀打败机械化”等口号。轮作制度没有了，生产无计划，管理无制度，劳动无要求，消耗无定额。养畜谱系搞乱了，畜群不盘点，饲料消耗无定额。由于知识青年大量到农场，农场劳动力过剩，无效或低效劳动明显增多。1969年与1967年比较，耕地面积减少了8162亩，减少了5.75%，而职工人数却增加了4.12倍，人均土地面积从1967年的24.07亩下降到1969年的6.8亩，由于人为的原因，生产急剧下降。1969年与组建三团前的1967年比较，生产率下降了21%，亏损竟增加了6.4倍。
　　1969年，耕地面积、粮食产量、产值、上交粮豆等各项指标急剧下降，而人员、费用、成本却急剧上升。这种情况说明，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被破坏及违背客观规律的瞎指挥，不可避免地带来生产上的停滞和倒退，使正在蓬勃发展的农场经济遭受严重的创伤，并使自己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1970年，三团提出“打农业翻身仗”的口号，号召“打低产仗，摘低产帽子，翻低产身”，但又以“阶级斗争为纲”、“打破旧农场的框框”。1970、1971两年粮食产量虽有回升，但到1972、1973两年却又急剧降下来。1973年粮豆平均亩产27.5公斤，是建场以来最低产量。与此同时，经营亏损却直线上升。1969年至1973年五年间，经营亏损累计2582.7万元，是建场至1968年20年亏损的4倍多。三团1969年与1967年各项指标比较

三团前期(1968—1973)经济状况统计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