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初期
　　经过“社教”运动，全场干部作风有了很大的改变，群众思想觉悟也有了明显提高，生产蒸蒸日上，1966年开始了东西两线的开荒建点，加快了本场建设的步伐。就在全场掀起一片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潮时，《人民日报》从 1966年6月1日起，连续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论。不久，《人民日报》、《解放日报》 《红旗》杂志全文登载了中央颁布的《五、一六》通知，从而一场史无前例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一巨大的浪潮也迅速波及到逊克军马场。
　　场党委于1966年6月11日至15日召开了党委扩大会，对如何开展本场
　　“文化大革命”活动做了首次研究与布置。6月16日至20日前后，各单位分别召开声讨“三家村”的大会，宣读了《解放军报》发表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要点”的文章。全场职工写了不少大字报，由此，逊克军马场拉开了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炮轰司令部 三个月的“四大”
　　1966年上关年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委的领导下以正面教育形式进行。以后上级指示：军马场各级领导要引火烧身，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1967年元旦，首先召开场直的全体职工大会，场政治委员兼党委书记盛乃平，代表党委在大会上表态，当晚场直各单位立即成立造反组织，写出矛头直指党委和场领导的第一批大字报。
　　翌日，几位场领导分头到各生产队和大平台分场，动员群众起来革命。元月初，总场修配厂、车队首先揪斗职工代表大会主任吴森林。元月九日召开的“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大会，远在二百里外的大平台分场，连夜乘着大爬犁，冒着零下40多度的严寒，赶到总场参加大会。会上把场长陈仲元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批斗中，没有搞任何打骂或变相体罚。接着全场各单位都纷纷召开了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大会。
　　红卫兵的作用和停止“四大”：
　　1966年8月，厂职工子弟学校初中班的45名学生，组成“红卫兵造反纵队”，停课闹革命，占领学校办公室，批斗校长陈吉昌，批判学校执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虽然他们也参加了炮轰司令部大会，但作用不显著。1967年元月份，总场学校红卫兵下队串联，抄了部分领导和干部的家。
　　1967年3月份，总后勤部命令，军事企业和在边疆的单位一律停止四大，转为正面教育，解散了各种造反组织，生产和工作恢复了秩序。然而，所谓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战略部署，仍然在党委领导下，以正面教育形式继续在贯彻执行。
　　清理阶级队伍：
　　1969年3月，全场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党委常委副场长李英贤主管全场清队工作，设有清队办公室，闫希仲任清队办公室主任，各队支部成立3—5人的清队领导小组。
　　如何确定清队的对象：一、看档案；二、内查外调；三、群众检举揭发。被清队的人员主要是“三特一反”(日本特务、美国和台湾国民党特务合称三特，苏特，叛徒)，还有被认为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
　　清队开始以大批判会开路，在会上点名点事或点事不点名，发动群众在会上揭发批判。随着全场清队工作的深入，被清理出的对象逐渐增多，于是总场办了清队学习班。进学习班的共有30多人，时间近一年。学习班的地点开始在良种站，不久搬到了14队(现在的二分场24队)，最后又迁到三分场10队(即现在的37队)。参加学习班的人员，过着集中的半军化生活，每天的活动内容是：出操、学习、写材料、交待问题。
　　1969年，全场搞了一次清查“五、一六”分子和内入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登记，均无结果。
　　整建党：
　　1969年初，遵照毛泽东提出的党内要吐故纳新指示，开始整建党的运动，先生产队后机关的顺序。这次运动要求做到试点与训练骨干相结合，与清理阶级队伍相结合，与调整领导班子相结合，与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相结合。党委计划从1969年4月10日起首先在三队(现一分场三队)，七队(现二分场二队)、九队(三分场九队)开始试点。在搞好试点的基础上，全场分两批搞完：第一批是一、二、四、五、六、八、十、十一、十三、十四、十六、十八队，还有良种站和大平台分场的基建队(大平台分场二队)等。第二批有：十二队、十九队、十五队，松树沟分场部，大平台分场部，场直机关支部，最后是总场党委。
　　整建党的方法除学习文件外，主要办法是通过“忆苦思甜”的形式来激发大家的觉悟，搞好这次整建党。“忆苦思甜”的具体做法是动员出身贫雇农的职工，在大小会议上回忆在旧社会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压迫和种种苦难遭遇，会后吃忆苦饭。通过这一形式教育，使大家认识到，只有搞好这次整建党，才能使我们党不变颜色，劳动人民不吃二遍苦，不遭二茬罪。场党委于 1969年底开始整建党，除各单位的党员代表和职工代表参加会议外，还邀请了一些厂建初期的老同志，到会给党委提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