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马匹与农业的发展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百业箫条，全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然而当时军马场的生产，却在困境中求得发展。
　　畜牧业：从一九六三年开始，逊克军马场就不断进入基础母马，这年九月由畜牧科赵文墨带队到内蒙古五岔沟接马500多匹，一九六四年八月，由副场长栾国斌带队到五岔沟又接马500匹，技师杨俊逸带队到内蒙古二连浩特接马500匹。以后又分别从新疆等地引进不少基础母马。为了发展骡，于一九六六年由邢学孟带队到吉林省白城军马场接种公驴十一匹。
　　随着马匹饲养和出场任务逐渐增大，全场除有三个专业养马队以外，原十六个农业生产队，多数逐渐改成既种地又养马的农牧业生产队。一个队有一至两群马，有的队多至三群，每群有100至200匹左右的基础母马和部分种公马。另有专门饲养育成驹的队，养到三至四年后，经过检查合格即可到部队服役。各队都有一至两名兽医，一名畜牧技术员，有的队还配有人工授精技术员。此外，条件好的队，各厩(一厩为一个马群)设有兽医卫生员，经常随群出牧。
　　为了加速马匹的发展，从一九六五年起，马匹繁殖采用人工授精的办法，不久这一技术在全场基本普及。各队都盖有配种室、兽医室，还有两栋砖石结构的马厩。到一九六六年，马匹就由年初的2496匹增长到年末的3614匹。到一九六九年末，马、骡、驴总数增加到5212匹，到一九七一年全场马匹最高峰时，达到7000多匹。
　　在管理制度，全场认真贯彻畜牧防疫制度，在全场严格执行：一、外地马不准进入本场，本场马不准进入老乡的村屯；二、发现有四号病的(传贫)马匹，立即隔离处理，定期对各个马群做点眼检查；三、厩舍、圈栏天天打扫，粪便堆放在指定的地方。由于在全场认真贯彻了这些防疫措施，因此有效的控制与减少马匹各种传染病的发生与漫延，保证了畜牧业的发展。
　　在饲养管理上，则要求广大牧工和干部做到精心饲养，科学管理。总后军马部提出：养马如养人，爱马如爱子。做到人不离马，马不离人。全场的马匹配种采用人工授精办法后，马匹有较大的发展：一九六九年马匹配种受胎计划是86％，实际完成88.9％，超额2.3％，产驹成活1297匹，比往年增加一倍多，繁殖成活率达56.3％，比一九六八年的28.9％增长一倍，这一年出场军骡马260匹，比原计划的230匹超额11.54％，给场创造12万多元的利润。同时调出公马15匹，支援了兄弟军马场。
　　一九六九年末，马、骡、驴总数达到5212匹，纯增加902匹，纯增率达20.9％，比一九六八年增长7.8％。
　　成立女放牧班：
　　从一九六八年以后，场的马匹越来越多，养马的任务逐渐繁重起来，牧工不足的问题就显得突出了。这时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姑娘们，在牡丹江军马场女放牧班的影响下，向领导提出来：“男人能做的事情，我们女人也能做到”，要求成立女放牧班。总场领导经过研究，批准了姑娘们这一请求，于是各队女放牧班都相继成立起来了，因为参加女放牧班的全是姑娘，所以又叫姑娘放牧班。
　　然而现实和想象之间总有那么一点差距。姑娘们的胆小、体力不足、娇气等，在这繁重而艰辛的劳动和带有一定危险性的放马活动中都明显的暴露出来。有的姑娘从马的左边上去，接着就从右边摔下来，有的叫马踢得的鼻青脸肿，有的不敢夜间出去放牧。但在这些困难面前，她们不动摇，不害怕。她们觉得能战斗在军马第一线，为部队建设献出自己的力量，是她们的光荣和骄傲。她们说道：“摔死为革命，不死再上马”。在男同志和老牧工的耐心帮助下，她们终于学会了喂马、骑马、放马到管理大马群，她们几年来和男职工一样，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是酷热的夏季还是严寒的冬天，始终战斗在军马第一线。
　　七十年代以后，由于马匹逐渐减少，姑娘放牧班也随着慢慢消失。姑娘放牧班存在的时间是短暂的，但她们在逊克军马场的发展篇章中却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农业：为了加速农业的发展，扩大耕地面积，1966年组成东西两线的两个开荒点，称为东西开荒民兵连。东线民兵连长李和，指导员兼支部书记王宽夫，下设两个排。一排在松树沟乡的东安，二排在松树沟乡的治安，这两个排以后分别建成一分场的四队、七队(1979年归四分场)，主要在库尔滨河沿岸的草原。西线民兵连长徐超，指导员兼支部书记刘景亢，下设三个排，一排在九清河(现在的二分场24队)三排在五道林(原15队、1979年交给地方)二排修路暂没有固定住址(以后建成了13队住开拓团)，主要开发南大岗。经过一年的努力，共开荒1.35万亩，修简易公路60公里。东线当年进两群马，西线进牛、马各一群。
　　同年秋季建二皮河17队、队长雷良森，指导员兼支部书记杨广金，第二年开荒养马，以后改成一场七队(到1979年归四分场)。
　　1966年，全场耕地面积已达16.66万亩，播种面积达12.64万亩，其中小麦6.07万亩，大麦0.21万亩，燕麦0.79万亩，水稻0.04万亩，大豆3.01万亩，超过粮豆种植计划的1％，年终粮豆总产量1768.9万斤，平均亩产174.4斤，粮豆商品率达60.8％，粮豆亩成本15.4元，斤成本0.176元，农业总投资137.3万元，创造产值270万元，农业盈利132.7万元。
　　1969年，耕地增加到18.89万亩，这一年由于严重的内涝，农业上欠收，畜牧业损失也较大，亏损167.4万元。这时全场有拖拉机104混合台，胶轮车 16台，联合收割机44台，割晒机22台，选种机11台，农具704件，其它各种农用机具95件，载重汽车54辆，工程车一辆，拖车13台，畜力胶轮车139台，兵器马车(小炮车)100台。
　　1975年，经营土地面积283953亩，播种220209亩，其中粮豆180700亩，平均亩产101.5公斤，粮豆总产量18341.5万斤。
　　丰产不丰收，增入效果差；1969年的生产形势，本来比1968年好，但由于这一年霪雨成灾，丰产不丰收，反而变成灾年，农业严重减产，军马生产更受到很大影响。几个养马重点队，三月份后突然发生不少母马驹流产，后期竟达到13％，牧地、棚圈潮湿严重，造成幼驹发病多，尤其是幼驹的付伤寒病更为严重。这一年仅幼驹天亡就有201匹，产驹成活1612匹，完成计划的 80.46％，每匹幼驹成本比原计划高出119.80元。由于管理上的不善，造成事故死亡的马、驴为22匹，损失23000多元，出场的军骡马中，有40匹应是头年出场，由于不合标准养到今年，占出场骡马总数的15.23％，又增加了一年的饲养成本。
　　1969年以后，职工人数有显著的增加，由年初的2465人增加到3864人。他们多数是刚参加工作的知识青年，缺乏生产技能和生产知识，加上管理上的不利，职工人数虽然增加了，生产效果反而下降了。每个职工创造的产值： 1968年2225元，1969年只1646元，下降6.7％，每个农工担负的耕地面积： 1968年133亩，1969年124亩，减少了6.7％，每个农业工人1968年19084斤，而1969年是10187斤，减少46.6％。
　　在十年文革动乱时期，逊克军马场能有发展，主要原因是：
　　一、“四大”在全场只进行了三个月，时间较短，对生产秩序和各种制度，尚没有造成严重的影响。
　　二、由于军马场的政治思想工作，组织纪律都属于军队性质，所以职工思想和纪律方面都比较稳定。
　　三、以转业、复员军人和一些老工人为骨干的职工队伍，政治素质较好，尽管场外搞的天翻地覆，场内的生产仍能正常运转。
　　四、各级班子比较稳定，在“四大”开始虽有冲击，但很快恢复正常。
　　虽然文化大革命没有使军马场生产遭受严重的损失，但在“文革”中所推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条极左路线，对场的影响是深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