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三年困难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天灾人祸，使二龙山农场的生产、生活在1959-1960年和全国一样也发生了严重困难。生产上吃国家的大锅饭，生活上低标准，瓜菜代。
　　一、吃大锅饭
　　“大跃进、瞎指挥”打乱了二龙山农场的管理体系。“反右倾”挫伤了干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干活最时髦的方法是：“大兵团作战，打歼灭战”。无论干什么活，都喜欢“大帮轰”，图热闹。实行人海战术，搞突击，搞夜战。哪个单位搞突击、夜战少就说他们的干劲不足。因此，都进行攀比，看谁搞的次数多。当时流行着“白天红旗飘，晚上红灯照”的说法。不搞夜战就不能算是干劲冲天。有一个单位，在没有月亮的夜里夜战捆谷子。出工时点了名，一到地里就谁也看不见谁了，有的人摸黑干，有的人却钻到谷堆里避风，收工时满地找人。
　　工人上班，只看出勤，不管出力不出力．干多干少一个样。工作效率自己报，不管质量好坏，报多的就是好汉。1960年，小麦垧保苗株数在500万株以下的1350垧，占小麦播种面积的17.5%。还有2300垧小麦播后没有镇压，中耕从报表上看普遍铲趟2—3遍，实际却草荒严重。脱谷，平均班率只完成定额的45.5%。亩成本提高4元，斤成本提高 O.6～0.8元。1960年经营亏损294.3万元，1961年亏损304.7万元。没钱只好伸手向上要，吃国家的“大锅饭”。
　　二、低标准，瓜菜代
　　1960年农场职工的生活极度困难。必需的生活用品，如肥皂、线等，实行凭票凭证供应。说是凭证供应，实际有证也不供应，肥皂每户一年才供应一条。洗衣服用过滤的草木灰水。由于吹牛缴了过头粮，口粮不够，实行“低标准，瓜菜代”。职员每月供应粮食24斤，工人每月28斤。不足部分用“瓜菜”代。而瓜菜又没有那么多。副食品基本看不到。人饿急了就将玉米叶、豆吻子、甜菜叶等磨碎，放进水里沉淀，捞出上边的粗滓，剩下底下的细末，当时管它叫淀粉，用来代替粮食。麦麸子是高级的代食品，买点麦麸子需场长批条。国家规定，高级工程师每月能买到1斤白糖、1斤黄豆。当时把这样受优待的干部叫“糖豆”干部。后来，淀粉也没有了，就将地里没有成熟的青玉米棒磨成浆糊，做煎饼，蒸发糕，很受群众欢迎。这是名副其实的“啃青’。农场的这一做法，受到省、地领导的关注。黑河地委将这一经验报告了省委，省委向各县批转了黑河地委的报告，介绍这一经验。
　　尽管这样，人还是吃不饱，几乎家家吃饭都分着吃，不管吃饱吃不饱。有一家，一个 4岁的小男孩，早饭吃了一个小饼就不吃了，大人问他吃饱了吗? 他说：“我的份吃完了。”说得全家都要哭了。又如，四分场的工人蒲顺清，因饿假托到北安看病，领15斤粮票，到北安大吃起来，两天就把15斤粮票用光了。他说：“这两天我算吃个足，谁管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人都吃不饱谁还顾得上牲畜!仅11、12两个月，就饿死大牲畜100多头，4040头猪饿死一多半。
　　机器零件奇缺，价格涨的没边。1个C-80拖拉机的链轨螺丝5元多。有的零件价格涨10多倍，而质量又非常低劣，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大跃进”产品，一使就坏。当时，就是这样的产品也得走“后门”才能买到。
　　在小麦即将成熟时，遍地金黄，人们看到这种丰收的景象都笑逐颜开。可是一想到油罐都是空的，机器下不了地，又都心急如焚。北安市委无法满足农场麦收用油的需求。农场领导亲自出马到省农垦厅求援。他们在家走时就下定了不给油就赖在厅里不走、等待受处分的决心。因为他们清楚，弄不回油来是无法向群众交待的。燃油基本解决了，虽不足也差不太远，但机油还是解决不了，农场领导发动群众献计献策，解决机油问题。后来，想出用榆树皮熬水代替机油的办法。机器也实行了燃油低标准，机油“瓜菜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