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
第一节 红卫兵运动

一、批判“三家村”
　　1966年，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六”通知之后，二龙山农场中学的广大师生怀着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刚从生产队夏锄回校就立即投入到运动中来。1966年6月6日，农场党委派工作组进驻学校，向教师传达了中央文件并组织学习批判“三家村”的文章。会后教师写大字报表态。6月25日学校的学生放暑假，教师集中搞运动，大字报从表态进入揭发问题。7月，接触实际，开始批判在农场的“三家村”分店，场直中学化学教师滕振良首先被批判，为二龙山农场第一个受迫害的人。接着，场直中学支部书记被宣布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停止了他的工作。
　　二、红卫兵兴起
　　1966年8月，学校在文革小组的支持下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当时，参加红卫兵是有条件的，必须是红五类、团员及进步的学生。因此，人数不多，只成立两个组织，农中单独成立一个，初中各年级联合成立一个。不能参加红卫兵的学生进行串联，自己成立组织。这样，红卫兵的组织就多起来了，如“风雷激”、“红后代”、“横空出世”等等。同时红卫兵很快由学校转向社会，场部机关和各生产单位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如基建的“红色造反团”，汽车的“四野战斗团”，机关的“全无敌战斗团”，加工厂的“卫东战斗团”，修理厂的“捍卫团”等。红袖章象一阵风似的布满全场。
　　三、大串联
　　1966年8月底，农场的红卫兵第一批赴京串联，这次串联是在校文革小组领导下有组织进行的。串联队伍由各班选出的代表组成。场批准统一为每个去串联的红卫兵买了背壶、背包、皮带。第二批进京串联的是农中的学生，也比较有秩序。后来，农场和学校就控制不住了。初中学生也三个一帮、五个一伙纷纷外出串联，一切免费。一个十二、三的学生只带5元钱，回来还剩下3元。10月达到串联高潮。进京串联规模较大的有4批。其他是到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串联。初中学生还组成一支长征队，徒步走到绥化，脚板磨起大泡。后来，他们有的乘火车去北京，有的就乘车返回学校。
　　四、扫四旧
　　扫“四旧”是农场红卫兵的一个小战役。当时，所谓“四旧”，是指“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而红卫兵不管那一套，只要不顺他们的眼就说是“封、资、修”的东西，一律扫除，正确与否没人敢阻拦。农场的场名因为有一个“龙”字，他们就大为不满，说封建皇帝叫“真龙天子”，叫“龙山”就是封建的东西不能用，改叫“红卫” 农场。他们以同样的理由把新建成的火车站“二龙山屯”的龙字刨掉了。这一行动影响颇大。财、富等字也被人看作“四旧”。红、卫、新等字身价倍增，于是，“立新”、“红卫”“卫东”、“东红”一下子时髦起来，很多人用这些字眼更名换姓，以顺应形势。
　　当时，在商店门前广场中心有一塔形红色建设，四面写有增产节约方面的白字标语。就因为塔顶上有个红五星，“小将”们就认为是“苏修”的货色给推倒了。
　　俱乐部门脸上刻有二龙山农场建场纪念章的图形，因为图形上的山象是三座，被认为是象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小将”们费了很大的劲，冒险爬上去抠了下来，并扬言要追究设计者的责任。
　　农场工会图书馆藏几千册图书，其中有中国古典小说和外国名家的小说，“小将”们把这些书说成是宣传色情的黄色书刊。工会仓库里存有演戏用的道具，如古代、现代、少数民族的服装以及沙发、香炉、水烟袋等，“小将”们把这些统统算做封建主义的黑货，不客气地采取了“革命”行动，把所谓黄色的、黑色的以及一些唱片，一律堆在俱乐部门前当众焚烧，顿时浓烟四起，火光冲天，劈啪刺耳，气味难闻。围观的人无不掩鼻锁眉，默不作声。
　　五、共产主义探讨队
　　共产主义探讨队可谓是二龙山农场红卫兵运动的一个独创。它是由1963年来场的部分哈尔滨市青年发起的，有男女青年40多人参加，要求单独成立一个队，声称要探讨共产主义。场长让他们在小八队(现科研附近)建点，并派宣传干事任探讨队党代表。这个队成立后，只喊抓革命促生产，实则一冬没干活，1967年2月宣布解散，劳民伤财。
　　六、“夺权”
　　运动发展到12月份，文革小组失去作用，进入夺权阶段。红卫兵喊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各级领导几乎都成了“走资派”，没有一个好人。每个单位的红卫兵部夺了本单位的领导权。个别单位的红卫兵，夺本单位的权是形势所迫，因为你不夺，外单位的红卫兵就要来夺。这时，二龙山农场的红卫兵有两大组织，一叫“革命造反总部”，简称“革造总”，一叫“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总部”，简称“贫革”。“革造总”首先夺了广播站的权。接着，“贫革”夺了农场的党政大权。“革造总”又夺了公安局的权。
　　七、两派的产生与对立
　　农场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是在党委领导下，各级文革小组的支持下进行的。后来，农场的领导机构日趋瘫痪，文革小组也失去作用。分散的红卫兵组织已不适应新的情况，并且上边也号召他们联合起来。为了统一行动，便于批判党内走资派和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自然形成“革造总”和“贫革”两大派。“革造总”以“红色造反团”、“四野”、“捍卫团”、“风雷激”、“卫东”为骨干。“贫革”以“全无敌”、“硬骨头”、“红后代”、“横空出世”为核心。“革造总”主张按工业十条办事，“贫革”主张按农村十条办事。选择革命干部，“革造总”认为党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是革命干部，“贫革”认为场长是革命干部。
　　1967年1月20日，两派共同召开“炮打司令部火烧党委”千人大会。当批斗走资派场长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时，“革造总”有人要给场长戴高帽，“贫革”有人不让戴，当场展开了戴帽与摘帽的争夺战。从此，两派各拉山头，各有各的批斗对象。你要斗场长，我就斗书记。后来，两派都把各自的革命干部保护起来，谁也斗不着了。但两派的斗争日趋激烈，形式多种多样，如大字报，传单，宣传车，漫画等。在辩论中，双方都标榜自己是唯一正确的、是革命的，对方是错误的、保皇的。有不少家庭、夫妇间、兄弟间各为一派，在家里也争得脸红脖子粗，劝对方向自己一派靠拢。
　　八、成立革命委员会
　　1967年2月21日，黑河军分区支左部队进入二龙山农场实行戒严，支持“贫革”，宣布“革造总”为反革命组织。1月23日出动飞机撒传单。3月17日分别判处“革造总”被捕的25人有期徒刑和依法管制。“革造总”部分人到省和中央上访。
　　1967年4月，成立二龙山农场“三结合”(军代表、革命干部、造反派)的革命委员会，开展批斗关押在二龙山农场的党委书记与政治部主任等所谓的“走资派”，并对参加过“革造总”的人员进行“肃流毒和反革命自首登记”。
　　九、平反
　　“革造总”被镇压后，参加“贫革”的人扬眉吐气，而参加“革造总”的人却忍气吞声。“革造总”的头头，有的送进牢房与囚徒同列，有的受管制与四类分子为伍；一般成员有400多人，要“肃流毒”，随时准备接受“飞机式”的折磨。有上千的人要进行“反革命自首登记”，随时准备接受审问和训斥。有的杀了回马枪，反戈一击，境遇有所改善。被“革造总”保护过的干部，也受株连被关押、游斗，打成了反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参加过“革造总”的人，为了向党申诉冤屈，相继去省和中央上访。
　　1967年12月20日，事隔1年，支左部队发表了《平反公开信》。
　　1968年2月22日，支“左”部队再次发表《平反公告》。
　　1978年12月2日，在拨乱反正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共北安农管局委员会和中共二龙山农场委员会按着省关于“三案”平反的规定，给“革造总”进行了彻底平反，召开了千人大会，并把受迫害的干部、群众请来参加大会，宣布《平反决定》。决定说，支“左”部队由于受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于1967年2月21日在二龙山农场，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对“革命造反总部”群众组织的广大干部群众实行武装镇压，制造了“六七、二二一”事件是错误的，“二二一”事件是一起假案。遵照省委关于“三案”平反的规定，彻底平反，公开恢复名誉。平反决定的十条，充分体现了落实党的政策的彻底性，在“二二一”事件中受迫害的广大群众是满意的，激发起了这些同志建设四化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