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改造工作

一、管教科主要领导人
　　1953—1957年4月，许才。
　　1957年5月—8月，陆宝林。
　　1957年9月—1958年3月，刘X X。
　　1958年4月—1959年5月，高敬恒。
　　1959年6月—1962年春，翁荣显。
　　1962年—1966年，朱希武。
　　二、劳改农场的性质、任务和劳改的方针、政策
　　性质、任务 劳改农场是劳改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之一。它的任务首先是通过劳动改造罪犯，使他们以一个罪犯的身份进去，以一个熟练的劳动者出来，其次才是生产。农场虽然担负着政治经济两方面的任务，但生产不是目的，而是改造犯人的手段。因此，北安农场按照军队的编制，设政委、支队长、教导员、管教员、看守员等。
　　劳改的方针政策 改造罪犯的方针是改造第一，生产第二；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
　　三、管教工作
　　1953年收押犯人2828人，当年释放398人，假释6人，提前释放5人，回村执行2人，死亡14人，逃跑45人。年末有犯人1766人。
　　初来北安农场的犯人，成份复杂，思想混乱。新入监的多，从南方疏散来的多。这批犯人大多数未经冬训教育，认罪服法的观念较差，消极怠工，抗拒改造。从河南来的犯人，气候对其威胁很大，部分企图逃跑。支队针对以上情况，进行了如下工作：
　　清监 对犯人的财物进行清理登记，建立保管制度；对犯人进行身体检查，老弱病残者，分别处理，保外就医33人，保外释放6人。这样，大部分犯人受到感动。如毒品犯魏高峰，过去一贯软磨硬泡，有劲不使。清监后他说：“不曾想政府对犯人还这样，今后我一定好好干。”
　　结合清监建立卡片登记簿，进一步健全了档案制度，从而控制了犯人的活动。
　　精确掌握犯人劳动时的出工人数，并在劳动现场规定警戒线，越出警戒线打死勿论。
　　6月份建立了“特情”，开展侦察工作，掌握犯人的思想动态。如新建大队反革命犯秦小日、王正然等犯人，想集体逃跑，经“特情”反映没有得逞。
　　7月份规定犯人一律穿赤色囚服，并在右袖印上“犯’字。
　　建立考核奖惩制度 对犯人的思想改造程度、劳动状况，分别按月、季、年进行考核，分类排队，找出好坏典型进行奖惩。每年召开一次奖惩大会。对好的典型给予奖励，或表扬，或记功，或减刑，或假释；对顽固不化、进行破坏的坏典型，从严惩处，或批评，或记过，或加刑，特别严重的处以极刑。1958年在奖惩大会上给予减刑的2人，记功的 39人，受物质奖的214人，保外就医的4人；受到惩罚加刑的13人，记过的5人，禁闭反省的18人。1959年，给予减刑的2人，记功的20人，受物质奖的141人，受表扬的222人：加刑的20人，记过的13人，禁闭反省的8人，批判斗争的119人。最典型的是反革命犯尚忠岐，原系国民党警察局巡官。1951年因反革命罪被济南市法院判刑8年。1953年来北安支队改造。1958年释放就业。就业后，继续犯罪，于1959年8月被送到福安劳动教养。 1960年12月又以反革命罪被北安市法院判刑10年，再次送北安支队改造。在改造中仍不认罪，不服法，抗拒劳动，煽动群众写抗议书，先后拉拢19名犯人，企图逃跑未逞。1963年 2月27日晚，他乘停电之机逃出。看守发现后，接连发出口头和鸣枪警告。他不听警告继续逃跑。当他爬出铁丝网3米远处被击毙。
　　四、犯人的劳动、学习、生活
　　劳动 要把罪犯改造成为新人，一方面要在政治上、思想上改变他们的反革命立场，观点；一方面要通过劳动改掉他们在旧社会沾染上的恶习，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劳动是改造罪犯的主要手段之一。为了充分发挥罪犯的劳动积极性，在劳动时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劳动竞赛，如流动红旗、升降表、跃进台、卫星台、光荣榜、比武打擂、劳动标兵等，并进行考功记分，实行超额奖励。因为定额合理，全场有95%以上的犯人，得到了超额奖。一般是提前完成生产任务，缩短了劳动时间。
　　学习 常年坚持学习。一般每天学习两小时。学习内容有：政治、认罪服法、形势、生产技术、文化知识等。通过学习，90%以上的犯人受到教育，取得很好的效果。过去有一些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也开始认罪服法，接受劳动改造，不仅能进一步交待自己的罪恶，而且能向组织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检举材料。过去，一些盗窃成性、长期过寄生生活、毫无生产本领和文盲的犯人，通过学习，61.3%的人达到技工的水平，68%以上的人摘掉文盲帽子。
　　生活 犯人的生活，原则上不低于当地农民的水平。50年代伙食供应标准6～11元。除3年自然灾害时期外，犯人都能吃饱。有个别没有改造好、游手好闲的犯人，释放后，怕苦怕累，不能自食其力，又主动要求回劳改队。
　　五、特赦
　　刘少奇主席于1959年建国十周年时发布“特赦令”，对“确实改恶从善”的犯人实行特赦。
　　北安劳改支队奉命于1959年9月13日开始进行这一工作，到11月9日历经56天，完成这一工作。分3批，特赦103人。
　　第一批，10月1日，特赦反革命犯侯永兴；
　　第二批，12月15日，特赦81人；
　　第三批，12月31日，特赦21人。
　　在特赦人员中，留场就业的82人，回原籍的21人。
　　六、三高队
　　北安劳改局实行对犯人“分监关押，因人施教”的原则，将其所属的十几个劳改农场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共产党干部科级以上和大专院校毕业的(包括科技人员)知识分子等108名犯人，编成“三高队”，由北安农场看管教育。其中国民党高级将领有：
　　国民党少将师长李正义； 　 国民党中将师长张照谷；
　　国民党少将师长皮显猷； 　 国民党东北行辕少将高参刘培伟；
　　国民党少将代师长赵明义； 国民党黑山团管区司令林法南。
　　“三高队”与一般犯人有很大的区别。在管教上，由农场政委亲自负责。“三高队”大队长梁国兴，教导员王召。“三高队”犯人以学习为主，适当参加劳动。物质生活高于一般，每人每月豆油半斤(一般3两)，零花钱5元(一般3元)。对医师以上的技术人员，根据劳动好坏和态度，发5～30元的技术补贴。文化生活、居住条件、照明设备都较好。还定期或不定期的，由专职干部带领到外地参观学习。
　　七、就业
　　对刑满释放的犯人，本着多留少放的原则，一般安排留场就业。对就业人员的政策是政治上区别对待，经济上同工同酬。 就业人员根据其原判，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摘掉帽子，给予公民权利，一类是仍戴反革命或坏分子帽子，剥夺公民权利。没有公民权的就业农工，在经济待遇上，根据技术水平和劳动能力，给予同等工人的工资。在政治上，农场设专职管教人员，管教他们，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根据他们改造的好坏，随时报请上级批准摘掉帽子，或再戴上帽子。对这部分农工实行奖惩办法：思想改造好，劳动表现好，给予记功，提级、摘帽等奖励；不安心就业，抗拒劳动改造，给予批评、记过、判刑等处罚。这样做，促进了就业农工的思想改造，加速了他们站在人民行列的进程。1961年，327人受表扬；84人中有的立功、有的受到物质奖励，逐步地摘掉帽子。1964年末，还有就业农工1448人。1977年末，仅剩285人。
　　有少数人抗拒改造，继续与人民为敌。1957年释放就业农工钟英恒，拉拢、组织就业农工，企图叛国投敌，又被判刑12年。1957年释放就业农工冯恩选，在就业农工中造谣煽动，拉拢就业农工上山为匪，又被判刑10年。
　　1978年末，根据政策，凡留场就业农工，都按基本工人管理。
　　　　　　　　历年就业人数(期末数)


　　八、劳改政策的巨大胜利
　　北安农场正确、全面地贯彻执行了劳改方针，按“以一个罪犯的身份进来，以一个熟练的劳动者出去”的改造犯人的要求，使大多数犯人能认罪服法，悔恨过去，立功赎罪，重做新人。1961年就业农工提出合理化建议742条，采纳344条。反革命犯赵奎，盗窃犯李四亭是福安大队的顽固典型，经过教育转变了。他们说，这回可得好好干了。很大一部分犯人，释放后回到社会上，做到了改恶从善，积极地从事各种工作，有的成了国家干部，担任技术员、工程师、农艺师、兽医师、医师、统计等重要职务，为四化建设做出一定的贡献。曾在北安农场“三高队”关押释放的原国民党少将代师长赵明义，现任沈阳市于洪区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