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知青回忆录


　　　　　　　　　　　　　　　　 第四节 知青回忆录
　　　　　　　　　　　　　　　　　　　　龙　　门
　　　　　　　　　　　　　　　　　　　　 庞壮国
　　龙门农场位于龙镇与孙吴之间，小兴安岭南麓。我清贫如洗来到那里的时候刚18岁。一进宿舍看见百米长的大通铺，许多同学都哭了，尤其女的，声还挺大。当时我还纳闷，有什么可哭的呢？龙门的冬天比故乡齐齐哈尔的冬天要冷，相距一千多里，没想到龙门的雪地上竟然印满了狼脚印，一日三餐白而黏的馒头比齐齐哈尔的窝窝头咬着舒心。一顿吃掉一斤二两，连续三四个月，创了我生平就餐史上的最高纪录。粮票不够，常常要家里寄。每月挣知青的三百二十大毛，月月要给老妈寄10元，因为老爹还牛鬼蛇神着，据说跟老市长章林关在一起。妈妈来信说月末就等着这10元，弟弟拿着户口本粮本，去完邮局再去粮店，好买苞米面。
　　龙门在伪满洲国曾经建制为龙门县。北安城通往黑河城的铁路上，龙门算是个大站。据说那里在军事上很要害，有暗堡群，有飞机场，不知日本关东军哪一支精锐之旅驻扎。1945年秋天这里肯定落下过排山倒海般的炸弹，让钢铁碎片给犁了一遍，犁得啥也不是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第二十三个年头，我裹在齐齐哈尔两千多下乡知青的潮流中，在这片埋过中国劳工和日本士兵尸骨的肥沃土地上耕耘。
　　知青到来之前，龙门是个劳改农场。我没见过架着机关枪，在田野上插一圈小红旗，一群劳改犯在红旗界内劳作，有胆敢越界者便会被枪击的惊心动魄情景。在押犯都转移了。刑满释放就业人员(当地的干部及干部家属仍叫他们“二劳改”)多数成家立业，过着被歧视被监管被训斥被欺侮的生活。阶级斗争正好到了天天半的年月，他们属于不斗就没啥可斗的那帮倒霉蛋。
　　龙门四周环绕着森林。20世纪70年代一场罕见的山火，整个龙门方圆百里陷在浓烟之中，夜晚四周一望，龙门被镶着灿灿的金边儿，那就是森林在烈火中死亡所焕发出的最后的美丽。
　　做为知青第一眼所看到的龙门，是龙头山下一截截坍在水中的铁路桥墩，是卧牛河边一座站立着的被削掉半个脑瓜的混凝土水塔，是东大片水泥飞机场上一个连一个的炸弹坑，坑里长满了碗口粗的小树。
　　龙门当地人之中，有些个象样的猎手。有个外号吕毛子的，冬天带狗进山，野猪黑熊罕大犴都收拾过。银行的李行长、武装部干部乌云飞都是打大雁的能手。有一年全场没肉吃，打猎队上山，场部食堂靠几十个狍子柈、野猪柈过的年。我在场部食堂干挑水的活，余暇时间帮着大师傅剔狍子肉，才知道狍子肉嫩得象猪肝，用手撕就能从骨架上撕下来。
　　怎么会想到呢，龙门这个本来与我互不相干的地方，竟然与我的青春时代骨肉相连。
　　有青春总要有歌声。现在的追星族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是青春萌动的少男少女，生活就是如此。灰色的青春与火红的歌声为伴，或者反过来说，火红的青春与灰色的歌声为伴。前者我过了，后者当代少男少女们正在经历，这仅是我自己的一孔之见。
　　我在少年时听别的课往往一听就会，唯独音乐课让我知道我也有挺笨之处。人家有听完歌就能写下简谱的，也有听个三两遍便能哼出大概的，我怎么着也不行。进了农场，没成想算是自我进修了音乐课，竟然学会了当年老师教多少遍也白搭的简谱，并且能用口琴把一个陌生的歌谱溜下来，然后一句一句学会唱。90年代红太阳系列歌曲东山再起，很荒谬地在大街小巷走红，我自己也没料到那些歌我全会唱，而且基本上不给人家改编(或曰跑调)。
　　自修唱歌不是因为快乐得不行，也不是因为痛苦得怎样，大概是因为这也算一件可干的事吧，除了战天斗地和满足生理吃喝拉撒睡之外。轮到我在40多岁当上父亲的时候，许多歌儿就派上了用场。我抱着女儿豆芽，悠她入睡，什么“满怀热望满怀理想昂首阔步到边疆”，什么“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你讲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你唱”，什么“人人哪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赛江南”，什么“抗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全成了摇篮曲。豆芽从没在我的歌声里哭过，说明她挺爱听，听着听着就眯上了眼睛甜甜睡去。当然，抱着半岁或一岁或一岁半的女儿唱歌，一定比从前抱着扁担或锄头或镐头唱要温柔许多，全抛弃了当初那股豪气和壮烈，也不再有考验我的风霜雨雪。歌子里，仅仅是仍在朦胧青春梦中不能自拔的我，和我姗姗来迟的女儿。
　　知青歌曲或许能成为一特定名词，它包括知青自编自创的一类，例如“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成天的修地球是我神圣的职责我的命运”，似乎歌里还有“南京古城”字样。龙门这一带，尾山、引龙河、长水河、苏家店、香河、花园、永丰、格球山、龙镇等等数十个农场，有上海、天津、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鸡西、北安各地知青，就是没听说有南京知青。另有一首歌里头出现嘉陵江字样，大概是重庆知青的作品。这些歌在那个年代被定为反动歌曲，传闻词曲作者都进了监狱。但是很神，没长腿，也能从中国大南边大西边跑到大东边大北边，并且象森林根部腐殖层里的地火，悄悄悄悄蔓延着。不知现在这些歌给平反了没有，眼下这么时兴钩沉旧歌曲，连伪满时期的何日君再来、蔷薇蔷薇处处开都上了磁带，知青自创歌曲却不见多少踪影。
　　在知青中，我属于基本向上的那一种。这样的歌，刚开始唱内心有一种犯罪感。却抵不过歌子本身的力量，不知不觉也会唱了。尤其孤身一人在田头地脑，轻轻吟唱能把内心淤得疼痛的一些东西随着歌儿流淌出来。唱着，唱着，眼睛就湿了，甚至哽咽了。而后就有了雨过天晴的感觉。
　　再一类是洋的土玩艺，民歌，俄罗斯的、乌克兰的、加拿大的。伏尔加冰河上跑着三套车，其实在辗轧在我们自己孱弱的胸口。红河谷盛开着含露的玫瑰，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心流溢着悲伤的芳香。巴尔干山有多少痛苦多少秘密，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瞳仁后面隐藏着令我们自己惊诧不已的东西，却不知道那是我们自己真实的灵魂。
　　还有就是新疆民歌内蒙古民歌。达板城的姑娘两只眼睛水汪汪。百灵鸟儿高高飞是为了爱情来唱歌。由于那曲调字词中间充满了当时人间所欠缺的温馨、真诚、爱情，所以无论农场当局怎样三令五申禁止，也是屡禁不止。
　　我最喜爱的歌有两三首。至今一唱，仍能把我带回20岁。那样的歌是嵌在青春的骨缝里，成为树的年轮，假如我是树。
　　有一首名叫《航标兵之歌》，是60年代一部纪录片的插曲。“歌声迎来了金色的太阳，双桨划破了千重波浪，我们在海上架桥铺路，愿航行兵用生命的火花，点燃了那永不熄灭的灯光。”歌子的节奏是一只小舢板在静静的海面上寂寞划行的节秦。还有一首《草原之夜》，“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等到那冰雪消融……姑娘就会来伴我的琴声”。歌子里有草浪的起伏，有星光的冷瑟，最主要的是心，心在隐隐的疼。
　　打动我的当初又打动我的现在，无疑是歌词与曲调天衣无缝合而为一所产生的意境。常常因为唱它而流泪。那是歌子里面深深包藏着的忧郁和惆怅引发了我的忧郁和惆怅。在已逝的日子里，曾力图彻底忘掉自我而又不能，把牺牲看得神圣悲壮，在理想主义光环中忍受真实。古人曾说，痛定思痛，其痛何如？我想，其痛已是一股风，或者说是一两首歌。反过头再唱全不是当年的滋味了。成年以后多少理解了那些歌和唱那些歌的那个我，就有些奇怪，想当初我还挺那么坚贞不屈来着么？
　　回忆龙门，竟然龙门的山水人物都成了虚渺的符号，而那些歌却顽固地在记忆里抹不净，歌这种癞疮太可怕。尤其是夜晚，大通铺上下两层再加上对面单层，百十号清一色火赤愣的小伙儿扬脖合唱，惊天地，泣鬼神，一辈子也忘不掉。晚上10点钟，远处嗡嗡响的座机一下子停下来，走电的瞬间就等于冥冥之神下了“预备唱”的口令。一人起，百人和。“送你一枝玫瑰花，你送我一个胖娃娃”；“活生生的小妹呀，你呀莫悲伤”；“世上人嘲笑我，说我精神病患者”；“送郎出征漫步原野情别月意浓”……如同群狼望月长嗥，恰似众鬼破地而出，人们的魂魄从头盖骨禁锢的黑暗之中升华到云层之上阳光一般喷涌，唱得荒山寒水为之颤栗。假如没有连队干部吃错了药一般跑来，镇压阶级敌人一样凶猛地敲窗户，这种悲凉壮美的大合唱能进行到后半夜去。
　　那样子野蛮玩命地唱过了，至今听见港台的酸牙之声，爱得阴阳怪气不死不知虚心假意弄景玩戏，我就听不下去，甚至还有点义愤填膺。禁不住就骂，什么东西，狗灯，矫情矫到了闹心的地步。
　　不唱歌的时候，愿意看打架或者听打架的事。谁能打架，并且打得有几分侠义，谁就是知青中的民间英雄。对不包括欺侮弱小或是胡打乱凿那一类，那类属于癞痞。
　　有一回在食堂窗口挤饭，我不慎踩了一个人的脚，恰巧那个人是上海知青中属于大小王之类的人物，人高马大，曾经在南京路上与人拚过刀子。我的脚跟与他的脚尖发生关系的瞬间，就是惹火烧身了，开始了狼追兔子，我正处于兔子的惊惶恐惧之中。幸亏我个子小，腿脚灵快，况且是在逃生的时候。
　　食堂外面，阳光明媚，近百名知青伫立，看狼追兔如同看戏。忽然我听见一声喊：“往我这跑！”是我同年级同学田智慧喊我，我们曾结伴去北京想看伟大红太阳没看上。他的父亲是齐齐哈尔京剧团的关牌武生，一条金箍棒耍得满堂喝彩，后来被斗死了。他曾是齐齐哈尔少年冰球队的主力。小田在人群中站着，身材并不威猛，人也精瘦，别人无法透过他那身浅黄军装看见他浑身蓄满力量的疙瘩肉。我跑到他身后。上海长脚仍然张扬着扑来，并未把小田放在眼里。小田在他扑近的刹那间突然跃起，拳头短促地一伸，碰在他的脸上。咚的一声，大个子已经摔麻袋一般倒在尘埃中。“你再欺负他，我还揍你。”大个子方才大梦初醒，站起来，拍拍身上土，转身走掉。到底还有点大将风度，不象那些小癞痞，这时候总要回过头，哭唧赖尿还假装恶狠狠地说：“你等着我饶不了你”之类不咸不淡的话，他一声不吭，好象什么事都没发生。后来上海大个子被分派在我们挑水班，一块往水房的五六口大锅里挑水，我和他互相处得还不错，谁也没再提打架的事。
　　打架先是在学校或分场之间展开。一分场的知青来自齐市第十五中，二分场的是一中，五分场十一中，三分场四分场我记不清了，可能有三中八中什么的。赶上放假，知青从四面八方聚向场部，逛逛小商店、俱乐部，有病没病再到医院里转一圈。战斗就爱在场部发生。傍晚，知青陆续回到分场，就有挂彩见红的了。
　　不久，打斗扩展到地域之间。先是良种场的牡丹江知青与二分场的齐齐哈尔知青在场部看完《地道战》之后发生地面战，而后又听说四分场的鸡西知青与北京知青小试锋芒。待到两千多上海知青进入龙门以后，北方人与南方人之战此伏彼起。鲜血和血绷带使灰雾般的知青生活陡然添了些明丽色彩。
　　那时候的小青年都有点气不顺，神经似乎全部沾毛病。走在路上，谁瞪谁一眼，往往就是一场斗殴的开端。胜者扬长而去，败者便找同学校友再杀回马枪。
　　颇具规模和声势的一次武斗发生在六分场。春节过后，知青陆续回来，大包小包，把父母的血汗钱换成炸咸鱼、肉丁炒榨菜、麦乳精、炼乳之类。上海知青带回的给养更为丰盛，风鸡、腊肉、干肠、肉松以及名烟好酒大白兔奶糖。有几个玩命玩惯了的齐齐哈尔知青便聚伙打劫，对刚下车的上海人挨个勒索，翻拿逼要，不给，他们就给耳光，犯了众怒。上海人开始秘密准备；那几个颐指气使的小痞照样这个宿舍蹿蹿，那个宿舍蹿蹿，碰见上海人聚餐便俨然首席客人，坐下就造。迎接他们的几乎都是笑脸。他们并不知道人家板铺底下已经藏匿着成捆的镐把和镰刀。
　　一日中午，平时总爱先去排队的上海人谁都没去食堂。开饭的钟声当当一响，上海人从宿舍中手持镐把呐喊着冲出，席卷残云，横扫食堂和所有宿舍。开始是棒打痞子，打成血人不再挣扎为止。后来也许打红了眼，几乎见到东北青年就打。我有个朋友，姓金，手风琴拉得很有专业水平，只是因为平时同某个上海人曾经口角，这次突变中被人家趁机报复，头上挨了七八镰刀。幸亏命大他抱着血葫芦逃出了六分场。
　　事件发生之后，六分场的上海知青手持镐把日夜巡逻，设岗立哨，严防其他分场的东北青年前来进犯。据说场部荷枪实弹去了几个干部，又灰灰地撤回。后来，不知经过怎样的谈判，事情好像是不了了之。
　　还听说过一个只身闯阵的人的，外号娃子，当时也就十八九岁，在一分场喂种马。有天他的同学在七分场被北京知青打了。他给种马套上大车，扯动长缰，飞车而去。种马那四只小盆般的蹄子在北黑公路上敲出一串沉雷。三十多里路，他赶到七分场正开午饭，棉袄襟向两边一扯，操起腰间别着的两把菜刀，在饭厅里抡将起来，吓得一些北京知青跪地喊服。可惜，打人者并没挨砍。当天晚上，娃子已乘火车逃回齐齐哈尔，一去数年再不返场。
　　精致小巧的注入游击战和列阵对杀的运动战就这样发生然后消逝。人们写农场史或者知青史，恐怕都会回避这些烂眼子事儿。但是，那些瘟病般传播的打斗事件，在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心理上记忆中已经冒烟地烙下了罪迹。生活表层是刷了一层又一层的红油漆，油漆上描画着金黄的最高指示，满世界飘浮着左得可爱的各种口号，而生活的底层和内里竟然如此不堪入目不堪回首。我们这一代人可谓得天独厚，做了后来多少代人都不敢做的荒诞之梦。
　　我在龙门农场整整八年，抡钐刀扛麻袋一晃之间等于经历了一个抗日战争。在虚伪横行、欺诈满眼、鱼龙混杂的生活之中，我肯定不能算洁身自好纯洁如玉，但我绝不肮脏。至今，我仍无法从内心里诅咒我的青春时代。农场知青里面拥有一大群理想主义者，他们几乎坚信能够把毛泽东的思想融入自己的脑细胞和血分子之中，战天斗地，勇于牺牲。那是一支队伍，后来走出许多民族精英。我应该算是那里头的，从后头倒数，数个三四该能数到我。
　　白天干活，晚上写“诗”，从1968年10月踏上龙门之土便如此，一写写到现在。农场并不在乎你写诗不写诗，正如不在乎你爱不爱下围棋一样。聂卫平的故事我在70年代就听说过，那时他在山河农场，为下一盘棋跑出去三四十里，因为耽误出工，肯定挨过农场干部的批。写诗不耽误出工，晚上一根蜡或一盏煤油灯，伏在木箱子上就行。那年月我的诗里没有自我也没有艺术，多是这样的句——“千条绿垅连天下，一腔壮志作青松”；“饭后快把衣袍整，脱麦场上打冲锋”；“个个铁臂铜腰汉，扛飞一百八十斤”；“淤粪沾脚泥溅手，铲地脱坯也是诗”云云。三十多岁我的诗接二连三刊载于《诗刊》、《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的时候，我曾面对知青时十几个练诗笔记本脸红过。现在则我心自若，它们到底不能叫作诗，但是它们乃我青春的一部分。我穿过开裆裤，我不是天生的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诗人。
　　农场干部多数是管教犯人的出身。对知青当然不能象对犯人，但是嘿哈惯了，一时改不彻底。他们大多属于真正的贫下中农，文化不高。知青得接受他们的再教育，这本来是伟大舵手指明的光辉航程。可在实际中往往令知青们困惑不解。不是讲大公无私么，贫下中农怎么偷公家的小麦喂鸡？不是讲向工农兵学习么，但工农兵领我们学习一张口尽创造些笑话，不能不让人嘻嘻哈哈，可怎么学得下去？
　　天天晚上要学毛著，甲种本，乙种本。开会前，连队指导员免不了得讲上几句。老指导员就拍着小红册子说：“这老三篇，你们要好好学，你们看看人家张思德是怎么学习《为人民服务》的！”还有，“毛主席教导我们，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几个苍蝇呢？地富反坏右，加上美帝和苏修，一共七个苍蝇。”还有，“毛主席有三个好朋友，都是美国人，安娜、路易期、期特朗”。知青们开始不敢笑，憋着，生怕一笑再笑成个政治错误。后来只得豁出命笑了，并且挺喜欢老指导员训话，他一本正经严肃认真顺口而出的那些连珠妙语，就连最会编造的作家们也望尘莫及。
　　我写过扎根书，立志务农六十年，一辈子不返城。那是在知青大返城的前一二年。从内心里写的。后来上调到《黑河日报》，临离开农场时我深感羞愧，有一种叛变革命的犯罪感觉。但是搞文学工作这种诱惑太强烈了，心想叛就叛吧以后不叛就是了，还是收拾行李卷投奔了黑河。幸亏第二年知青们凡没在农场成家的一水水回到城市，我算是彻底放下了思想包袱。
　　在龙门我曾当过场部场院的班长。到七分场当过排长。排长在军棋里面是捅炸弹控地雷的炮灰干部。在农场里实际是三十来人里面下大地打头的。不久我这个排从住砖房的七分场调到住帐篷的八分场。八分场是半截破水塔下面的一片荒坡。早春，我和牡丹江、上海的兄弟们扛着原木蹚过流冰的小河，从此知道骨头疼是什么滋味。帐篷里床下的洗脸盆不敢存水，不然早晨就是冰坨。我当上八分场团支部副书记，团支部书记由党支部书记兼着，估计再干上一年半载，八成能入共产党。可是不久我被场部学校的校长看中，调去当老师。一个初中毕业生竟然教起了高中语文，而且还算骨干教师。
　　有一年春涝，北黑公路都翻了浆，分场到场部的土路变成泥塘。三分场无法运进麦种，不能春播。那时的龙门农场团委书记杨维玲把全场团干部集合起来，扁担水捅布袋子，挑着扛着背着抱着，三十里稀泥，一身大汗。我那时是学校团总支部书记，肩扛麦种沉甸甸的，以为历史重任亚非拉解放反帝防修就是这么一齐压在肩上。心里唱着嗨嗨哟嗨，年轻的朋友努力向前走，一百里路程我走了九十九，还有那一里地就是不到头。杨维玲是我小学同班同学，中学同年级，后来她到黑河地委办公室任副主任，现在大概是省广播系统某公司的经理。
　　还有一年，深冬，青年几乎跑光了。因为实在难熬，馒头黑得扔进麸子堆里找不着，菜汤是白水煮冻菜，碗底筷子厚的泥沙，夜间四壁挂着白霜，要戴棉帽子口罩睡觉。我还是挺到春节前放假了才走。没什么显积极的意思，况且农场干部也不太关注你干好干坏。他们生活得也不易，挣四五十元上有老下有小的，还老是丢鸡丢鸭，又没法坐火车跑，只能在冻死羊冻死猪的这个冬天里苦熬干修。我当时仅仅是觉得我能坚持住，况且不给假就走有点临阵脱逃的味道，害怕开春来时心里不得劲。
　　一回首，龙门已遥遥地站在二十多年以前。此刻我抚摸自己43岁的心境，突然间坠入了一种恍惚。想问问镜子中那个鬓上有了白丝的我，这一切是真的么？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果然那样生活过么？
　　　　　　　　　　　　　　　　　　　　　　　　　　(选自1994年《北方文学》第7期)
　　　　　　　　　　　　　　　　　　白桦躺成一条路
　　　　　　　　　　　　　　　　　　　　庞壮国
　　在龙门农场当知青八年，真正意义的垦荒，在我来说，就是一个秋一个冬外带半个春天。场部决定在破水楼子底下建个八分场，我带着小队三十来人就被七分场派到那儿去了。破水楼子与七分场遥遥相望，只是隔了一条北黑公路和一条卧牛河，那河看起来两步就能跳过去，深秋的河面结着薄薄的冰。我们扛着原木，一前一后两个人，挽着裤子赤脚赤腿走在河里。啊呦，腿脚在水里那不叫拔凉，那叫疼啊。而且不是皮疼肉疼，是骨头疼血疼。这才感觉卧牛河挺宽，要走四十步五十步呢，这时候我成了八分场团支部副书记，要带头去挨疼。
　　小木桥还没架好，临时修建的土路从两头伸到卧牛河就断捻儿。于是砍来几大车白桦树，一根根摆放在水里，白皙的桦树尸体铺作一条路，任那粗鲁的铁牛履带在上面肆意碾压，从初冬到早春，油罐、柴油、帐篷、粮食、家具都陆续运到坡上，帐篷支起，八分场就算正式成立。
　　10年后我有一首诗《沼泽里，白桦躺成一条路》在《上海文学》发表。“一下又一下，砍伐中/难道真的要脱离/我的小兴安岭/用泪滴，用碎屑/我反抗命运的斧刃/真害怕昏眩的空气/和躺倒前难耐的一瞬// 痛若消逝得太快了/一个短暂而快乐的雷鸣/我又能依偎大地了/这次不是一只脚/而是全身，是全身//在这片号称酱缸的死沼/我和我的兄弟/肩并着肩，挨着挤着/躺成一条洁白的路/泥浆，染黑了白袍/碧绿或是金黄的花帽/也落在出发时的匆忙中， 往昔，还有什么呢/该丢失的丢失/该奉送的奉送/这是工作，尽管不再有/ 风吹小叶的诗韵/月光拂拭的轻松/近了，又一队轰鸣/ 布谷鸟叫得多欢/泛绿的风月就等着播种/既然钢履奔行的时代/必须从这里出发我们负重/我－们－负－重。”20年后我再读这首诗， 仍有隐隐心疼的感觉，仍有陷在泥沼里不得不无奈又不得不乐观的感觉。也许现代或后代的年轻人会笑话我们是 阿Q式的理想主义者，但我们这代人对自己的这份心思这份情感仍会珍重，直到老死。
　　本应是在三伏天开荒，那时野草正肥，还没结草籽，犁铧把肥厚的翠绿翻在土下，到开春播种的时候土地最有劲，而且不起草荒。可我们动手晚了，只好开秋荒。四面八方点着烧荒火，便在黑黑的田野上耕耘处女地。人们都得下地，刨树根子，砸土坷垃和垡头。只留下一个人，看家兼烧一个大水壶，这种值班简直就是休息，便轮流。有一天是我来烧大水壶，身边五六个帐篷静悄悄地，云雀在头上滴溜溜地叫。这时候大水壶响起了汽笛，那热气腾腾的美声唱法的女高音，把寂静的荒原搅得浑身震颤。远远的拖拉机隐隐地马达声回应着那是憨厚的男性的歌唱。
　　正值这个期间，上面精神说这年推荐工农兵学员实行考试，大多数知青都投入紧张的复习之中。一到夜晚，帐篷里点起十来支蜡烛，昏黄的烛光下，小青年们展卷铺纸，埋头苦读。一连两三个月，我烧掉的蜡烛估计我一把都抱不过来。语文、政治、历史、地理我不怕。唯有数学我只读到初二，听说考的是高中。我硬头皮去啃那些课本，囫囵半片，临阵磨枪。
　　听说我的考卷出类拔萃，但是在场部体检时说我的肝大一指半，从录取名单上给扒拉出来。吃的是无油汤就黏馒头，干的是挣命的活，睡的是寒风作伴的觉 (一到早晨铺底下的脸盆如果有水保证会冻成冰坨)， 而且点灯熬神必到半夜，生活仅仅还我一个肝大，没让我肝硬化或肾衰竭或别的什么，至今回想我仍感恩不尽。没当上工农兵大学生使我难受了好些天。我们在白天拼命劳作，不愿因为复习文化课而耽误开荒建点，如此残害自己的身体，其后果最终还要我们自己承担。从八分场党支部书记到普通知青都为我抱不平，但是不能去上学的事实却也无法扭转。这时候场部学校校长找八分场领导，要把我调去当老师。
　　后来我同这位校长成为了忘年交，是他跟我说，在阅卷时他发现我的成绩不错，赶上中心校一下子送走了好几名知青老师上大学，得补充教师队伍，就选中了我。我一个初中还未念完的文化程度，在这学校竟教起了高中语文，而且还算骨干教师，历史老是闹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误会。
　　从八分场往学校搬我的一个小行李卷一个小书箱的那天，我在汽车上望着越来越远的破水楼子和新开垦的黑油油的田野，心想我该流泪了。可是没有，我不知为什么竟然麻麻木木地告别了此生难得再逢的垦荒生活。
　　　　　　　　　　 (选自黑土地的足迹·火炬杯征文·1996年10月8日《黑龙江日报》)
　　庞壮国：著名作家、诗人，1950年出生于齐齐哈尔市。在龙门农场(1968～1976)当过八年知青。出版多部诗集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大庆市作协主席，《岁月》文学社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