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语言
第一节 特点

赵光农场是由多民族人口组成的大家庭，来自南国北疆不同省市和地区。多民族有多种语言，多籍贯也带来多种方言。这就形成了农场语言多、杂、俗的特点。
　　建场初期，除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外，还有极少数的苏联人和日本遗孤。这些人除在本民族间说民族语言外，通常都说不大流利的汉语。经过几十年发展变化，农场各族人民都使用汉语，说普通话。场内少数民族的语言使用的机会极少，人口少，散居，且异族家庭较多，有些少数民族已经不使用民族语言文字了。就是人口较多的满、回、朝鲜、蒙古族也都说汉语。偶而，朝鲜民族同族交往中说几句民族语言。方言，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和影响扩大而趋向消失。少数老人使用的民族语言及方言只限很小的范围内，在边远生产队特别是与附近农村接壤的居民中，方言显得多些、俗些。带有浓厚的黑龙江方言特点的，如“干啥、嗯哪、唠扯、磨不开、颠儿、嗑巴、这疙瘩”等都是人们常用的语汇。而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在农场社会各个领域内起着主导作用。农场发布的文件，做计划、写总结、会议报告以及书信往来等书面语言都是标准的、规范化的汉语。
　　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语言的习惯也不同，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称呼，多杂俗特点表现明显：有直接的、间接的称呼不同；年龄性别不同；同一关系称呼不同；关系不同，称呼不同；哥们义气者，常以绰号代称呼，等等。如老年夫妇互称“老婆与老头”，“内当家与当家的”、“内掌柜与掌柜的”、“孩子他妈与孩子他爸”、“孩子他娘与孩子他爹”等直接称呼不下10余种；年青的夫妻则常互称姓名、或姓前加“小”、“大”、“老”等字称呼；而“爱人”、“老伴儿”、“那口子”等带有中性特点的称呼，在间接称呼时，可指男，也可指女。老年父母对子女称呼时，极少数人还称乳名或直呼“儿子”、“闺女等；青年父母对子女称呼都习惯呼名字。同胞兄弟姐妹间，常以哥、弟、姐、妹相称，有时加上排行加以区别指向。非直系亲属或左邻右舍，多以资辈称呼。同学关系称姓名，同事关系称“老张”、“小李”。对领导干部，人们都习惯于以职务相称或冠以姓氏，如“王场长”、“赵书记”等。随着时代变迁，称呼习惯也在改变。过路问道或上街买东西，早年常称“老乡”、“同志”，如今称“师傅”、“爷们”的多起来。
　　又因农场地处北疆，靠近森林边缘，对有些动植物、机械等名称的称谓习惯，同地理位置，生物习性、形态等关系密切。如黄鼬 称“黄鼠狼、黄皮子”，野兔称“山兔、跳猫子”，黑熊称“黑瞎子、狗熊”，野狼称“狼三儿、张三儿”；向日葵称“瓜子儿、毛嗑”，各种胶轮拖拉机称“大轱辘、铁牛”，手扶拖拉机称“蚂蚱子”等。
　　上述举例不少是后缀“儿”字、“子”字。后缀“儿”字，黑龙江人称“小字眼”，就是儿化韵。儿化不仅引起音变，而且有语法修辞作用，能改变词性。如动词“画”，儿化后的“画儿”就成了名词；再如“一点”，儿化后的“一点儿”，不是一点，而是少的意思，改变了意义；又如“麦子”，儿化后的“麦子儿”和“老头”儿化后的“老头儿”，都有喜爱、喜欢的情感。“老疙瘩”、“老儿子”、“老叔”等老字前置，还有“最小、最末的意义。
　　在学校的语文教学中，学习汉语和普通话的正音时，教师常用“日头热，晒人肉”作例句，来校正卷舌音与平舌音不分的、不符合标准音要求的方音；校正“四”、“是”不分的舌尖前音与舌尖后音混同的不标准音；校正读错韵母的字：如“学”字读成“淆”；校正零声母的字带上了声母，如“鹅、恩、爱”等一类字；校正多音字，无论在什么地方用都读成平音，如“血”字等。有些中小学生对字的读音不规范主要是受家庭老人的影响造成的。
　　随着社会变革，历史上描述层出不穷的新事物的词汇不断产生，如50年代的“大跃进”、“人民公社”，80年代的“承包”、“家庭农场”等。民族间的语汇也互为补充，如有些少数民族交往言谈中夹杂汉语语汇，如“共产党”、“毛主席”等，汉语中也吸收少数民族一些词汇，如“哈达”等。这些都起到了丰富各民族语言，增强各民族语言表现力的作用。
　　50年代至70年代，受山东移民和知识青年影响，不少“老赵光”也学说北京、天津、上海等内地语言，如“您”、“馍”、“干嘛”等；知识青年不仅说本乡本土的话，而且也学说北大荒的话，如“干啥”、“晌午”等。大批知识青年离场后，赵光土生土长的学说内地话的机会也就不多了。
　　国际交往日渐频繁，在使用汉语时，外来语汇越来越多地被吸收进来。早年，俄文音译词“马神”(缝纫机)、“闹门儿”(旅馆房间)、“毛必鲁”(机油)、第一批进口的苏联拖拉机“斯特兹”等和英文音译词“麦克风”(话筒)、“康拜因”(联合收获机)等，这是人们使用汉语时常用的语汇。人们的口头禅也常夹杂外语语汇，如英文音译词“拜拜“(再见)、“耶斯”(是)等，“公司、沙发”等英文音译词和“喂大罗”等俄文音译词，更是屡见不鲜，已经变成汉语的语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