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农业合作化及高潮之掀起 第二节 农业合作化及高潮之掀起
合作化事业之发展，农村劳动力集中统一使用，生产力日益增强。1952年以来，农村水利事业有新发展，水田面积扩大。至1956年，全县水田面积增至1260垧(18 900亩)、大小水渠20余条，总长度为 250公里。粮食产量已有成倍增加。自民国三十七年(1948)土地改革至1953年间，本县财政自给，年运往富锦佳木斯等地之大米在1 500—2 000吨之间，为本县地方财政收入之主要来源。
1953年，全面学习并推广肇源谷子宽播密植丰产经验。同时，成立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合作化进入新阶段。1951年桦川县、东宁县先后建立了二处集体农庄之后，1952年，本县四排村，率先建立先锋农业生产合作社。与此同期，西林子赵立会、刘云让，小南河王洪钧，三义栾世田等相继建立土地合伙组，土地、耕畜、农具入伙，集体使用，确定租金，收入粮食，除缴纳公粮，偿还租金，留出明年种籽、生产费、公积、公益金外，均按劳动日分配，实际与半社会主义之初级合作社无异。因未经县委批准，故又名之谓“黑社”。其时，农业合作社初办，惟恐难以巩固，影响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之积极性，因此取谨慎态度。即发展一批，巩固一批，防止盲目盲进。
1954年五月，根据省政府指示，撤销区级建制，改村屯制，由县直接领导行政村，村下领屯。为工作方便，又以原区所辖范围，划为四“片”。派驻工作组，以片为单位，编成组或队。县委为加强农村工作政策指导，在办公室属下建立农村政策研究室，由王吉厚、郝长海、杨东亮三人组成。1955年元月，县委机关正式成立农村工作部，将原农村政策研究室人员合并农村工作部，专门负责全县互助合作组织指导，调查研究，总结与交流经验，为县委在农村工作之参谋部。1955年，各村均出现一批巩固的长年性互助组，一部分村屯出现初级社及土地合伙组。互助组规模较一九五三年前扩大，一般均在十至十五户乃至更多。季节性互助组减少，农村走集体化道路，已成为人心所向，不可阻挡之势。同时，农业生产连年增产丰收。小南河村王洪钧土地合伙组，1953年第一次播种十垧(150亩)农林 29号抗锈抗倒伏小麦，播种前，实行赛力散拌种，无腥黑穗病，每亩获得 280斤高产。谷子推行薄地租二号品种，获得丰收。西林子赵立会、刘云让互助组，获大面积水稻丰收。刘云让组，1953年水稻获垧产13 600斤丰收，受到中央农业部的奖励。四排村合作化后第一次开发水田，粮食全部达到自给。1955年第一次向国家出售余粮。
与此同时，在一些落后村，亦出现了不愿走合作化道路之情绪。生产搞不好，怕吃大锅饭，车马较强之富裕户，不愿搞互助。
1955年七月，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贯彻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传达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讲话，其中心思想是：几年来我国互助台作运动，已有很大发展，全国出现生产资料全部集体所有之集体农庄及生产资料入股，集体经营、按劳分配之农业生产合作社，根据试办经验，应采取稳步发展方针，应根据国家工业化速度，即根据半机械化新式农具及机械化拖拉机生产之速度，装备一批，发展一批, 巩固一批。根据我国工业化进程，用15至20年时间，全部实现农业合作化，也不算迟，即生产关系必须随农业生产力之发展而相适应，决不能急躁冒进……会议共历时18天，将近结束，北京传来省委书记欧阳钦电话：令各县委书记及农工部长不要回去。八月十日欧阳钦传达了毛主席七月三十日在中央召开之省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之《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落实合作化规划方案及具体发展步骤。
在此以前，三义栾世田土地合伙组，曾多次请示县委批准建社，因本着稳步前进的方针，一律未获批准。根据毛主席迎接合作化高潮这一指示，本年九月，县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贯彻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此后不久，县委对全县六个土地合伙组，全部批准为农业生产合作社，计有西林子赵立会互助组建成黎明农业生产合作社；三义村栾世田互助组建成三兴农业生产合作社；小南河王洪钧互助组建成旭升合作社；新兴镇(即饶河镇)李全义互助组建成新兴农业生产合作社；小佳河陈景全互助组，建成曙光农业生产合作社。
经过一段整顿酝酿之后，1955年冬，合作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同年十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根据毛主席所作《农业合作化问题》之报告，通过《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加速农业合作化高潮之到来。据此，黑龙江省委指示，到十二月末，要全部实现合作化。为加强与充实农业合作化之领导骨干，同年冬，省委由各厅局抽调大批干部下放各县，充实农村工作力量。下派本县共十人。在农村工作部属下组成农村工作队。
1956年元月，省委召开第二次农村工作会议。本县出席省农村工作会议的人员，以全县百分之九十二实现初级合作化之成绩，向省委报捷。而其他各地市县已实现高级合作化——即生产资料全部归公有之合作社。本县正相差一个阶段。于是即速电报县委。三天以后县委回电：全县百分之九十六农户，全部进入高级合作化。大会交流经验时，将本县代表排在上午第四个发言，黑龙江日报随即刊登本县实现高级合作化之大幅文章。
与此同时，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也一并告成。全省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全省各大中小城市，同期门窗上贴双“喜”字，敲锣打鼓游行庆祝。在实现高级合作化作化过程中，农民怕归集体，连夜偷宰猪、鸡，对耕畜、小畜放弃经心饲养之情形，已属普遍。
此次会议确定如下方针：即在全部实现高级合作化过程中，对处理社员入社股份基金时，要坚决地贯彻农村阶级路线，即坚决地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不侵犯中农利益。具体解释，即：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骨干组成，必须以雇贫农为主体，应占绝大多数(绝对优势)，中农比例不能超过三分之一。所谓不侵犯中农利益，即雇贫农人单力薄，车马软弱，有生产基金与股份基金不足者，由国家给以投资解决，凡雇贫农缴纳不出股份基金者，不足部分，由国家给以补贴之。以此与中农投入相等数量之基金。县内各社生产费与股份基金多寡不等，大体为：生产费基金 70元，股份基金120元。本县国家共投入股份基金贷款为 82 965元(见一九五六年《中共饶河县第一次党员大会材料》金融工作)。
会议颁发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之自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为农业八字宪法。提出 12年内，黄河以北，亩产达到400斤，黄河至长江以北地区，亩产达到600斤，长江以南，亩产达到800斤。
本县农业全部实现高级合作化之后，在贯彻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同时，私人工商业亦全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入股定息。全县庆祝三天，灯火联欢，至为热烈。
因无巩固之思想基础及生产管理基础，缺乏领导经验，凭一轰而起之运动，将全县28个村子以村为单位，各成为一个独立之农业合作社，一时车马绳套农具牛羊猪等，全部归并一起，车辆农具不能尽用。合作化前，新兴镇(县城)300多农户，大小牛马车辆230余辆，集体化后，车辆使用不过百分之二十，农具所用亦无多，余全部堆在一起，经风吹雨渍，腐烂变成废铁木堆。马车集中使用，耕牛只用一部分，余尽归大群放牧饲养。一时畜舍难得齐全，很多老牛幼犊，已成无人管理之势，常年露天在外，雨淋霜袭，加以喂饮不上，死亡率迅速增高。以上情形，几成普遍。1955年全县共养牛 1 750余头，高级合作化后，仅二年时间，至1957年，全县牛总数，仅剩1 420头，减少了320余头。马1955年，805匹，1957年减少至720匹，下降百分之十以上。猪，一九五五年总存栏数为 4 210头，由于全部归并集体饲养，加以农村口粮标准限额，人不超560斤，农民手中无余粮，因此无饲料养猪。1957年全县猪存栏数只剩有2 200头，下降百分之五十以上。
因牲畜之全部归并集体，粮食物资之统一保管，畜舍、仓库之修建，车马绳套犁具各种设备之添置，摊子多，开支大，集体负担过重，且领导经验不足，社员心不齐，造成窝工浪费严重。各村多是当天安排农活。村口上，每天早午上工，必聚挤一帮人，直到凑齐，方始动身。工日效率之低，可想而知。
1956年五月，根据上级指示，撤销村屯制，改为乡村制(见《县志》卷二建置、行政区划)。
高级合作化后，除原来有基础之六个合作社(包括土地合伙组转建的)，扩大了土地面积，做到适时播种，及时铲趟，余多耕作不良，田间管理不及时，缺苗现象已成普遍，虽获得一定收成，除去生产费用及公共积累，所分配数额不及百分之五十。于是群情烦怨，将生产未搞好之原因，集中于社队干部身上。1956年，县委农工部副部长郭庚戌，去西林子整社，仅半月时间，将西林子党支部书记高尚柏，小南河支书兼社主任王洪钧，新开村支书刘吉田等人，全部撤掉。另换了一套新班子。回来在县三级干部会上，作为经验介绍。说：“群众都说，党支部书记也应交给群众选举”等等，并拟推广此经验。农工部一部分同志，反对此种看法，向县委提出：合作社生产未搞好，不能全推到社队干部身上，也有其客观原因，应从帮助提高入手，不应将一些土改老干部，合作化积极分子，全部轻率撤掉。县委书记张福裕，郑重考虑此种意见，遂放弃对撤换班子经验之推广。不久，《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要爱护农村基层干部”之社论，正说明了此乃全国性问题。社论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骨干，是在长期合作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中坚力量。在合作化过程中，他们干了大量工作，没有他们的努力，农业合作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同时，由于高级社初办，缺乏经验，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只要不是坏人或阶级异己分子，对他们的态度都应是热诚地帮助和提高，而不能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存在的问题，全推到干部身上。至此，埋怨农村基层干部情绪，有所制止。
1955年在合作化高潮中，封冻前，动员全县 300余名民工，开凿镇江至高丽窑子段水渠，共长50华里。1956年春，并抽出机关干部职工 100余人援修，至五月中旬修通，放水使用。计饶河镇新开水田180垧，太平20垧。
本县粮食统购统销前之1953年，各水田村收割水稻时，多招聘短工，以每割一个工日，付给20至30斤大米为工酬，因此，无水稻村屯，每年均抽出一部分闲余劳力到水田村割水稻，以换取大米食用，每年秋季流动帮工人员在200人以上。1954年本县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外地1953年实行)，禁止粮食自由买卖，但考虑水田村收稻劳力不足， 劳力调剂已成历史习惯，不许以粮付酬，短工难招，势必造成水稻弃收扔地。为此，仍允以粮付酬。1956年水稻增至 1 260余垧，较上年增加 200余垧。且不准以大米兑付工酬，搞好收割期劳力调剂，更是至关重要。早在秋前，县委农工部即向县委提出劳力调剂方案。十月五日，在县第一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大佳河村支部书记兼社主任荆田增等六人，又一次作为提案提出全县需要支援收割水稻短工300名，仍未引起重视。县委主持工作之副书记蔡春延提出：“要坚持自力更生”。当时各村已集体化，不经全县统一调配，劳力实难抽出。各水田村，普遍办起农忙食堂，星夜二时，即吃饭下地，仍然收割不迭。直到十一月十七日天降大雪，农民从雪里抠挖水稻，未及二三日，稻子全被大雪掩埋。全县共埋雪水稻188垧(2 820亩)，计大佳河42垧(675亩)小佳河村 68垧(1 020亩)，西林子20垧(300亩)，三义、岭南 15垧(225亩)，镇江 20垧(300亩)，全县共计损失水稻100万斤。
尽管如此，本年农业为中等以下年成，加之高级合作社初办，开支尤大，社员收入，远不及高级合作化前。
一九五六年全县各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动日值如下
单位：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