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经营管理

　　“一五”计划期间，贯彻执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等多种商品流通渠道，在部分商品紧缺的情况下实现了购销两旺。1956年，全市国营商业采购额完成3600万元，销售额完成3900万元，零售额比1955年提高了92％。一些商品销量显著上升。棉布比1951年增长1.1倍，胶鞋增长2倍，肥皂增长4.4倍。经营品种达到9965种，比1955年增加1800种。城乡购买力达到3750万元，比1955年绝对值上升800万元，提高27.1％，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营商业发展最快、取得显著成绩的一年。
　　“二五”计划期间，由于“大购大销”和片面追求高指标、放卫星，给商业购销业务带来很大困难。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由于实行以国营商业为主导，集体商业为助手，集市贸易为补充的三条商品流通渠道，使全市商品购销工作全面好转。1963年全市商品零售总额由1957年的4519万元上升到8380万元，增长85％。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堵不住资本主义路，迈不开社会主义步”“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极“左”思想影响下，全市合作商店普遍执行国营商业的管理制度。合作商店在流通领域的助手作用被削弱，集市贸易被取消，使商品流通的补充渠道被堵死，形成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局面，普遍出现商品脱销断档，经营品种下降。1966年全市专业公司共经营9966种商品，1968年下降到7600种。
　　1979年以后商业部门广开商品流通渠道，在“把住二级站，省内常年转，省外不断线”的方针指导下，采购员深入产地，开辟新渠道，大抓货源，组织适销对路商品2600多种，金额达1700多万元。猪肉年平均每人供应21市斤，比1978年增长11市斤；蔬菜供应每日平均有15种以上，做到平日大路菜不断，节日细菜丰满。
　　1980年全市商业系统普遍实行了经营责任制。市商业局同各专业公司、各专业公司同商店层层签定了经济合同，完成合同规定的计划指标得奖，完不成受罚。并坚持定额加奖，推行“百分算奖”法和大店实行两级核算、毛利到组等办法。把经济效果同干部、职工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增强干部的责任心，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当年完成销售额12756万元，比1979年增长11.9％，盈利217万元，费用水平8.5％。比1979年下降0.48％。1981年，在总结推行定额加奖和实行“财政包干”的基础上，结合企业的实际，进一步落实经济责任制，采取了六种形式；①对盈利企业（百货、烟酒、五金、石油公司）实行利润“定额包干，超利分成”；②对亏损企业（食品、蔬菜公司）实行“亏损定额包干，超亏不补，减亏分成”；③商办工业对生产有定额，原料有保证，产品有销路的工厂、车间，实行计件工资；④对小型微亏企业实行“三不变、四定一包”，工资浮动，盈亏自理，超利归企业；⑤企业对部组，如对经营蔬菜的小组实行“毛利包干、超毛利归组”；⑥其他班组分别实行指标到组、“三定到人”、“联销联利”或“联质”提奖，百分算奖到人。豆制品加工厂1981年实行经营承包制后，联产联质计酬，产量节节上升，质量步步提高，“干豆腐厚，水豆腐薄”的老大难问题得到解决，全年盈利23300元。处于亏损边缘的岭北百货商店，1981年上半年亏损21000元，7月份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下半年就完成销售512000元，上缴利润3000元。对企业实行责、权、利挂钩，把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结合起来，调动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对完成和超额完成各项计划，改善企业管理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1985年全市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品国内纯购进额为173059万元，国内纯销售总额为302622万元，购销均创历史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