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大跃进”与反右倾斗争

　　一、“大跃进”
　　1958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继续批评反冒进，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4月22日，市委召开一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学习传达中共中央成都会议和省委全委会议精神。5月23日，中共八届二次会议结束后，全市掀起学习宣传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高潮，接着开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炼钢铁。大办小土群、小洋群，大办集体福利事业。各条战线领导干部大下基层，宣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意义，宣传赶英超美，宣传高指标、上《纲要》的奋斗目标，宣传“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开展“插红旗、拔白旗”的大辩论，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批评“观潮派”、“秋后算账派”。6月下旬，各区成立大办工业办公室领导工业“大跃进”。地方工业项目由157项猛增到2097项，改、扩建企业17户。全市所有能劳动的人都参加炼钢铁，从事收集废钢铁、砸矿石和修小高炉的劳动。各工业企业开展挖潜、革新、提合理化建议活动，提倡敢想、敢说、敢干。1年中工业战线职工提出合理化建议549234条，采纳256500条，创造价值1847万元。上半年，各矿、各区小高炉、小焦炉已遍地开花。与此同时，农村大搞深翻地和农田水利建设，大搞农机具革新，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谎谬口号。幼儿园、托儿所、敬老院、公共食堂也普遍建立起来，一个时期有80％的人都吃上了公共食堂的“大锅饭”。1958—1960年，全市工业总产值每年分别比1957年增长57.3％、115.3％和143.6％，煤炭产量分别增长52.5％、114.1％和109.2％，钢产量分别增长66.2％、80.7％和70％。
　　1961年，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冒进中建立起来的小高炉，小工厂逐步下马。1959年全市小型工厂有872家，到1961年只剩下100家；1958年办的300家公共食堂，200所幼儿园，到1961年大部分因维持不下去而解散。
　　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八届八中全会，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斗争，作出《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定》。8月7日又发出《中共中央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指示》。同月，黑龙江省委召开一届十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坚决拥护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和决议精神，于8月中旬部署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党内从上到下围绕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认识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开展大辩论。先是在市委领导核心，后延伸到基层领导及一般党员。每个人要进行思想酝酿，对照检查，针对本单位存在的问题进行辩论。在农民党员中采取整社的形式，进行总路线教育；在党外人士中开展“三面红旗”的大学习、大宣传、“插红旗、拔白旗”活动。参加运动的党员干部占应参加学习的99.4％。运动中被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16人，认定为反党分子的10人，犯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6人，有严重右倾思想的8人，有严重个人主义错误的7人，另有132人犯有一般右倾保守、畏难松劲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错误。运动中，市委还对矿务局局长李奎生及刘泽节、李茂勋、徐云、崔作栋、韦德有等人以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集团的罪名进行批判斗争。同年10月，在市委一届二次会议及其它大型会议上又连续进行批判，主要“罪状”是“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攻击大炼钢铁、大办小土群、小洋群、大办公共食堂，攻击党的领导等等。随后又批判了吴裕声等10名“反党分子”以及为他们“鸣冤叫屈”的赵丽华。
　　1962年，上述被错误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分子的人均予以甄别平反，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