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的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会议批判了“单干风”和“翻案风”。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10条），部署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9月末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和规定（草案）》（即后10条）。同年10月10日，市委提出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规划，组建以市委书记处第一书记为首的运动领导班子。12月10日，市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刘玉保带“社教”工作队进驻长青公社试点。市委确定社会主义教育的内容：（一）“双十条”教育；（二）开展“五反”运动；（三）划阶级；（四）干部参加劳动；（五）领导作风革命化；（六）整党、整团、调整选拔干部。
　　1964年1月10—26日，市委召开全市农村三级干部会议，部署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求在运动中贯彻“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会后市委从市直单位抽调7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基层单位组织学习中共中央文件。全市有处、科级报告员1056名向群众宣读文件，组织讨论，受教育人数191880人，占应受教育人数的94.3％。同年2月，市委又派出以市委书记处书记余延祥带领的119人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进驻滴道河公社，在8个生产队和4个直属单位开展“社教”运动。这次进驻，树立贫下中农的优势，培养贫下中农骨干分子131名，发动群众揭露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原掌握四类分子22人，运动中又揭露出43人，在原任297名社队干部中有188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四不清”问题，占干部总数的63.3％。其中，贪污68人，投机倒把9人，多吃多占的111人。成立贫下中农协会，建立贫下中农队伍，整顿党、团组织、妇女及民兵组织，培养了一大批积极分子，有12人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130名青年加入共青团，培养非党积极分子309名、30岁以下的革命接班人86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改善了干群关系。
　　8月17—20日，市委召开二届七次（扩大）会议，分析了当前阶级斗争形势，重新制定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规划。8月24日—9月19日，市委集中培训203名“社教”工作队员。10月4日，参加培训的部分队员回滴道河公社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其余队员去牡丹江专署继续受训。11月，市委决定在农村分期分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并成立市委农村“社教”领导小组。
　　1965年1月27—29日、2月7—8日，市委分两个阶段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纪要一《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23条）。明确“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重新安排。7月8日，市委成立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小组，组建城市、农村两个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市委书记处书记姜瑞山、矿务局党委副书记王贵、副市长钟林率城市“社教”工作团（分7个分团）进驻恒山、小恒山、二道河子、张新煤矿、恒山人民公社和工交、财贸系统。7月27日，市委书记处书记黄程飞，郊区工委副书记刘玉保带领农村“社教”工作团分别进驻红旗人民公社和柳毛人民公社。截至1966年3月，在2个公社787名干部中揭出417人有“四不清”的问题，贪污总额1614万元，贪占粮食28250公斤。评审103名四类分子，对其中有破坏活动的25人进行斗争，给5名四类分子重新戴上帽子，实行就地监督改造，5名定性错误的人给予纠正。
　　同时，市委部署在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城市社教工作团由市委书记姜瑞山担任团长，王贵、赵连敬、钟林任副团长，下设9个分团，共有队员898名。其中，处级干部77名、科级干部272名、一般干部482名、技术干部91名、工人11名、大专学生26名、社会青年19名，党员占64％、团员占21.2％。政法社教工作团共有44名队员，进驻市公安局、市人民检察院、市人民法院。
　　1966年4月4日，市委部署第二批农村社教工作。市委书记处书记黄程飞、郊区工委副书记刘玉保率领1239名社教队员分为8个分团进驻郊区机关、市供销社、食品公司及红星、长青、滴道河、兰岭、梨树镇、麻山公社。城市“社教”工作进行到1966年9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止，到9月20日工作队全部撤出。受“左”的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在运动中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一些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基层干部，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均给予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