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刑事检察

　　一、批捕与起诉
　　1955年1月，鸡西县人民检察院开始对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人犯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交起诉或免予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起诉或者免予起诉。当年批准逮捕反革命案犯60人，其他刑事案犯220人。
　　1957年，中共内部开展整风运动，按照边整边改的精神，改变坐堂办案的旧作风，采取深入实际，面向群众，就地办案的工作方法。曾先后深入到情况复杂、案件较多的梨树区和滴道区就地办案，准确而及时地打击了各种犯罪分子，提高办案效率。审查批捕工作由过去每人每月平均办结27件提高到30件、审查起诉工作每月平均由7.17件提高到24.54件。
　　1958年4月，市委召开政法战线誓师大会后，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破案高潮，在各部门的配合下，打击现行、清理积案，共审查决定提起公诉案397件。其中，反革命案112件。
　　1960年，反革命破坏、强奸、盗窃、赌博等案件急剧上升。当年，批捕各种案犯462人，是“文化大革命”前批捕人数最多的一年。其中，现行反革命案犯86人，占“文化大革命”前12年批捕总数的52.7％；其它刑事案犯的批捕数也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多。人民银行鸡西市支行职员皮家修，曾拉拢10多名青年组织反革命集团，借职务之便贪污公款，为反革命活动筹集资金，妄图逃往海外，组织反革命武装，搞所谓“曲线救国”。经公安机关侦破后，及时起诉，给予严厉打击。鸡冠区无业赌博分子马升、马祥等人，在春耕期间，先后拉拢80余名落后群众，大搞赌博活动，严重地影响社会治安秩序和工农业生产。市人民检察院主动与公安局、法院配合，查处其中的9名首要分子，并召开干人大会公开审判，进行法制教育，效果很好。
　　1964—1966年，国家经济形势好转，社会治安秩序稳定，发案率下降，捕人较少，3年合计批捕各种刑事案犯201人，比1963年1年批捕的案犯少22人，比批捕最多的1960年减少56.5％。
　　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在全国城市治安工作会议上提出整顿社会治安的方针政策，市检察机关对杀人、放火、抢劫、强奸和其他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的犯罪分子，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公、检、法机关集中办公、分头办案，打破按部就班、坐等报案的常规，坚持积极配合，闻风而上，加快办案速度，提高办案质量。全市各级检察院与公安局、法院对15起重大案件进行现场勘查，参加31起重大案件的预审工作，还主动承担公安机关呈捕的47件62人补查工作，及时而有力地打击了刑事犯罪活动。1980年，全市检察机关共依法批捕“五类”犯罪分子243人，占批捕刑事罪犯的61.83％。其中，在3天内办结的213人，平均批捕时间2.85天。
　　1981年，全市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严重刑事案犯235人，占批捕刑事案犯总数的69.32％。1982年，批捕严重刑事案犯255人，占批捕总数的61.15％；起诉严重刑事案犯240人，占起诉总数的60.9％。
　　1983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对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流氓、盗窃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实行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方针，要求在3年内实现社会治安秩序根本好转。市人民检察院借调39名干部，组成24个办案小组，与公安局、法院协同作战，在市委领导下，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当年批捕严重刑事案犯534人，占批捕刑事案犯总人数的41.94％；起诉各类刑事案犯1103人。1984年，批捕严重刑事案犯455人，占批捕总人数的60.64％。1985年，批捕严重刑事案犯195人，占批捕总人数的56.03％。
　　二、侦查监督
　　1955—1966年，在审查批捕中，查出并追捕属于侦查中漏掉报捕的案犯9人，不批准逮捕的598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192人。在审查起诉中，决定免予起诉和不起诉的102人，退回补充侦查的44人。
　　1979—1985年，在审查批捕中，查出并追捕属于侦查中漏掉报捕的案犯51人，不批准逮捕的257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215人。在审查起诉中，查出并追诉属于公安机关漏诉的44人，免予起诉和不起诉的213人，退回补充侦查的191人。
　　查出这些该捕（诉）而不捕（诉）、不该捕（诉）而捕（诉）的人数共达1914人，占受理捕诉总数的14.9％，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不漏捕犯罪分子，不冤枉无罪公民，从而堵塞侦查中的漏洞，保证了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在审查中发现的非法拘押、非法逮捕、刑讯逼供和其它违法行为，也都及时地用口头或书面形式予以纠正。
　　三、审判监督
　　1955年，县人民检察院只担负部分案件的起诉任务，没有出庭。1956年，出席公判庭只占起诉案件的4.42％。1957年5月，市人民检察院全部担负起出庭任务。2年间，对法庭审判违法活动、错误判决与裁定，共提出10次纠正建议，都得到恰当的处理。
　　1958年“大跃进”开始，办案程序、出庭制度被打乱，加上1959年“反右倾”，只重视配合，忽视法律监督，审判监督活动未能很好地开展。
　　1978年，检察机关重建后，恢复审判监督活动。1979年，出庭率占14％，1980年后，出庭率达100％。在出庭支持公诉中，通过宣读起诉书、参与法庭调查、发表公诉词和进行法庭辩论等活动，揭露犯罪，宣传法制，教育群众，扩大了办案的社会效果，也保护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1979—1985年，全市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抗诉案件10人（次）。其中，由法院改判的9人，查清事实后重新审判的1人，对法院量刑畸轻畸重的案件，用口头建议改判的案犯41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