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畜牧业生产的发展


　　解放后，党和地方政府加强了对本区畜牧业工作的领导，广大贫苦农民从地主、富农手里分得了牲畜，至此、全地区畜牧业生产才有了新的转机，具体说，建国37年来大同地区的畜牧业生产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至1956年）

　　光复前，日伪统治的横征暴敛导致全区畜牧业生产急转直下。到1949年，全地区仅有耕畜12，017匹（头）按全地区实际耕地面积所需尚缺1，200匹 （头）以上。面对本区耕畜严重不足的实际情况，党和地方政府一方面组织广大翻身农民换工插犋尽量发挥每头耕畜的实际作用，另一方面又加强了对耕畜管理。如确定畜权、发放畜照、严惩盗窃和屠宰耕畜行为，帮助广大翻身农民初步解决了畜力不足的问题。

　　1950年，国家颁布的《家畜保护暂行条例》下发后，党和政府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家畜防疫，并进一步加强了对草原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又于1951年在大同镇内建起了第一个家畜兽医站。到1952年末，全地区大牲畜饲养量已发展到26，190头，生猪发展到15，658头，胜利完成了恢复和发展畜牧业生产的任务。

　　1956年，高级社成立后，党和政府进一步把保护和加速牲畜繁殖做为畜牧业生产的一项中心任务，在各公社分别落实了定额管理、计驹评膘和超产奖励制度。特别是继1953年大同镇内建立第一家种马繁育站和1954年老山头建起人工受精站后，种马在最初的多拉基米尔的基础上，又发展了阿尔登、苏重輓等。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使广大农民逐步认清了人工繁育的意义和好处，加速了本地家畜的改良，提高了畜群质量。

　　第二阶段（1957至1966年）

　　在这一时期内，由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影响，饲料、饲草严重不足，给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人民公社化后的牲畜管理又暴露了一些饲养方法及经验方面的不足。如1958年秋，大同镇在长发大队兴建了一座万头猪场，但由于饲料不足、管理不善加之卫生防疫不及时，终因牲畜大批死亡而解散。全地区从1957到1962年的六年时间内，畜牧业生产基本呈下降趋势。大牲畜由1956年的25，062匹（头）下降到1962年的16，901匹（头），下降了32%。

　　1960年，大庆区兽医院正式组建，全区十个人民公社都先后成立了兽医所。并在1962年通过贯彻家畜疫病“防治并重、以防为主的方针。”各公社都加强了对集体畜群的管理，落实了繁育措施，各生产队都配备了繁育员，并落实了饲养、繁育奖惩制度。过去的定额管理、计驹评膘、超产奖励制度又重新得到了恢复，全区畜牧业生产又有了新的发展。到1966年末。全区大牲畜存栏数发展至34，173匹（头），相当于1962年的二倍，生猪存栏26，350头，相当于1962年的二倍多。

　　第三阶段（1966至1976年）

　　十年动乱期间，“左”的思想延伸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畜牧业生产中的“吃大锅饭”使农村社队的畜牧业经济管理责任制都先后废弛。所以“文化大革命”十年内，大同一带的牲畜存栏数基本停滞在1966年的水平。与此相反，这一时期内，以发展个人家庭养猪为主的养猪业却有了较大发展。如1976年的生猪存栏数竟达到44，978头，相当于1966年的170%。

　　第四阶段（1977至1985年）

　　1976年，我们党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畜牧业生产开始重新出现转机。特别是1978年后，随畜牧业机构的逐步健全和管理、繁育技术的逐步发展，大同区的畜牧业生产进入了一个繁荣兴旺的稳步发展的新时期。

　　在这一时期内，区政府重点抓了畜禽的繁育改良和疫病防治。其中包括马传贫病的普查和疫苗注射，奶牛的结核检疫、犊牛、羔羊的检疫和寄生虫病普查等。黄牛改良也有了新突破，各生产队的“寡妇牛”（有母牛无种牤）开始减少，本交和自然杂交习惯都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施用冻精改良黄牛取得了较好效果。仅1979年人工授精就达1，770头，怀胎1，230头。这一事业的发展对提高全区家畜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

　　1983年，大同区普遍落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各生产队将集体耕畜全部作价承包到人，全区涌现出了一批养畜专业户。其中尤以牛、羊发展最快。1983年，全区黄牛存栏 17，023头，比1976年增加了4，138头。羊发展至56，371只，比1976年增加了20，828只。如双榆树公社边界大队社员高术清1982年开始养畜，到1983年末已发展养牛14头、羊150只。

　　1984年后，随着经济承包制的进一步落实，农村中出现了很多养殖专业户、重点户，畜牧业集中在几户人家的情况比较突出，如全区黄牛专业户147户、养畜975头，户均六头多。奶牛生产开始出现，仅六户即有奶牛56头，户均十头左右，可见农民在养殖业上向商品化发展了。1985年。在中央一号精神的指引下，在畜牧业上又出现了一批专业村，重点户，如1985年全区养猪专业村二个，屯八个，户622个（其中大户62个），养羊专业村一个，屯二个.户209个（其中大户32个）；奶牛专业村一个，屯三个，户240个（其中大户23个）；养鸡专业村一个，屯30个，户870户（其中大户16户）；养黄牛专业屯五个，户182户（其中大户15户）；养鸭专业户196户（其中大户10户）；其它（孵化，养蜂、兔等）71户。

　　1984至1985年，区畜牧科在办繁育站，输精点的基础上，认真对农村专业户进行了技术指导和示范，仅1984年进行了冻配黄牛475头，妊娠394头、受胎率 83%；奶牛冻配215头受胎198头，受胎率92%；马人工授精650匹，受胎507匹、受胎率78%；冻精实验配种24匹，准胎10匹，受胎率 42%。在1984年的基础上，1985年进行了大胆实践，专业户也尝到了甜头，所以，这一年的数字大大超过了1984年，如黄牛冻配1，465头，准胎1，169头，受胎率 79.5%；奶牛冻配331头，准胎257头，受胎率77.5%；马鲜精配种574匹、准胎387匹、受胎率67.4%；冻精配种74匹，准胎32匹，受胎率43%。

　　1984和1985年后，区畜牧科小面积试验引进东北细毛种公羊10只，对双榆树、葡萄花绵羊改良起了一定作用，后因管理粗放而淘汰；引进长白种猪10头，分布在庆阳山、大同、八井子三个乡镇，每年配种 210头左右，产仔2，000头左右；引进杜洛克杂一代种猪一头，配种30头，产仔315头，育肥杂交，二代猪提高瘦肉率10%左右。

全区各种家畜历年存栏统计表　单：头


　　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大牲畜的发展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是直线的，尤其是自1983年后，农村认真贯彻了几个中央一号文件，使农村的养殖业迅猛发展起来，如黄牛生产，除供使役外，向国家外贸部门提供大量菜牛，使农产品逐渐转化为商品经济。但也出现了不平衡因素，如1984年猪的存栏数明显下降，主要原因是在搞活经济方面农村市场不活跃，以致养猪户减少。1985年，进一步贯彻了政策，农民托了底，因而养猪业有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