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优抚


　　大同区的优抚工作始于解放初期。解放战争中，本地人民群众提供了大量的兵源和物资。刚刚组建的人民政府，就把优抚工作纳入重要日程，并逐渐扩大了管辖范围，为支援前线，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起了重要作用。

　　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社会秩序比较混乱，生产生活极不安定，善良的人们时时有被抢被夺危险。人民群众积极响应上级党和政府的号召，成立了保安队、自卫团。这些拿起枪的农民群众，是保卫地方的武装力量，在保卫家乡、维持地方秩序上，他们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只尽义务不拿兵饷，对这些人的家属生活，完全由群众代耕、助耕方法解决。自1946年下半年，为了保卫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党和政府动员大批青年参军，拿起武器投身到解放战争中去，截止1946年末，大同一带近二百人应征入伍。这时也正值土改前夕，土地的所有权正待改变，对这些军属的照顾是地方政府优抚工作的中心。各街、村采取村包屯、屯包户的办法，在农田耕作上采取代耕的方法解决，在生活上及时发放生活必需品。这对支援前线起了很大的作用。1947至1953年，正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大同一带的军烈属都程度不同的受到优抚，使这些家属的生活水平优厚于普遍群众。据《肇州县志》记载：每一无劳力军属，每年包给二百个代耕工，发给适量的油、盐、煤油等。

　　1959至1964年，安达市大庆区民政科的优抚工作重点是解决城镇军烈属、残疾家属、盲目流动人员的生活安置及返籍问题。这个时期是本区国民经济最困难时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十分紧张，广大群众以“瓜、菜、代”为主食。民政优抚对象的军烈属领取部分救济金，并组织生产自救，优抚方式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国家、集体兼顾”。国家投资、集体筹物，扩大了优抚面，对战胜三年自然灾害，稳定优抚户的生产、生活，起了重要作用。1960年国家下拨民政优抚款二十一万元，集体筹资十二万元。大同一带的优抚工作，除具体抓物资救济之外，还抓了思想教育、政治鼓动等方面。自解放以来，每逢新年、春节、“八一”建军节，都召开有关优抚对象座谈会、谈心会或走访慰问。建国前后，农村盛行扭秧歌给军烈属拜年和赠送各种慰劳品活动。这项工作有时是政府号召，绝大多数是群众由区、乡（镇）、村（街）、生产队组织起来，向优抚对象进行慰问。这种老解放区的传统形式一直延续至今。

　　1978年以后，大同区民政科设专人负责优抚工作，优抚对象有烈军属、复员军人、转业退伍军人、残废军人、带病回乡的复退军人、老红军、老抗联、人民警察、参战民兵、民工。

　　建国初期，对军烈属优抚形式以代耕为主，完全由互助组和合作社负责。1956年以后，改由国家、集体拨款为主。安达县管辖时，优抚款下拨各公社。1981年全区烈属137户、军属563户，全年累计优待劳动日四万二千二百个，折合人民币五万四千八百六十元；1982年烈属93户、军属 429户，全年优待现金和实物折合人民币为五万八千八百元。原大同抗日救国分会会员曹之谦，从建国直至逝世一直享受民政部门发放的优抚金，使老抗日人员安度晚年。对革命残废人员的优抚分城镇和农村，共分三等，每等分甲、乙、丙级，1981年残废抚恤费为二万五千五百八十元，烈军属、复退军人补助费为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元；1982年残废抚恤费三万四千五百四十二元，烈军属、复退军人补助费四万一千七百一十八元。

大同区民政科除注意了城镇优抚工作外，也将农村优抚工作纳入日程，使烈军属等的生活相当于当地中等以上生活水平。1978至1981年，四年中在农村优待劳动日为二十五万七千八百五十三个，优待户数达1，289户。1981年优抚费达六万二千七百六十二元；1982年为八万四千六百六十九元，由于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1985年优抚为六万二千四百零九元。

　　1982年，由于生产责任制的不断完善，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对农村现役军人实行优待金。全区应享受优待金的 278人，共提取优待金九万零七百九十九元一角八分，1982年安置农村退伍军人，充分落实了政策，兑现了优待金。使农村现役军人安心在部队服役，退伍后无后顾之忧，体现了妥善安置，各得其所。农村优待金制的实行对服役军人的金额也逐年增加，1984年为八万八千九百七十元；1985年301人为十一万七千一百九十元。

　　建区以来，大同区共有回乡退伍军人230人，对他们的特殊情况 （病、残、单安心农身）分别予以安置，特别是住房、婚姻、口粮、治疗等方面，采取办法妥善解决，使这些人村，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

1978——1885年优抚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