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闲闻轶事


　　贿选省议员，徐伯勋被击毙

　　黑龙江省设立省议员是在1918年，议员要由各县选举产生。原则是按每户所有土地面积多少而定，另一种是按人口比例定。

　　中华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肇州县财主徐子万对当省议员一事早已垂涎三尺，派其在大学读书的儿子徐伯勋，到大同活动，游说贿选，一时闹得满城风雨，而区官乔允青却支持。这件事传到老山头张德福窝堡梁好滨（梁在北京读书）处，梁十分不满。在其岳父车占元协助下，他俩直奔大同，欲当面评论是非曲直。徐伯勋十分傲慢，盛气凌人。梁好滨乘徐不备，掏枪开火，将徐击毙。

　　徐死后，梁、车二人下场如何？本地有两种说法：一是梁、车二家重金赔尝、使徐家没到官府告状。过后徐家设宴款待梁好滨、车占元，二人在席间中毒身亡，徐家报了杀人之仇。另一种说法是：梁好滨入狱、双方重金买动官方，梁终于死在狱中。梁好滨的行为也打击了贪官污吏的贿选罪行。


　　反贿选、一洪告三青

　　一洪（李元洪），三青（张俭青、刘廉青、乔允清）一说（刘廉青、乔允青、于俊青），这些人都是大同地区开荒户、又叫荒揽头。其中刘廉青土地最多；张俭青则兼营商业，他本人精于书法，善通古文，曾办私塾，在本地颇有名气；乔允青则居官任职，中华民国十八年（1929年）曾任肇州第四区（现大同）区官。他们三人之间，关系密切，成为本地称霸人物。而李元洪也是一个开荒占草的老户，家住七井子（现八井子公社）既占有土地又广交社会人士、能说善辩，好打不平，人称“刀笔邪神”。

　　在民国年间，黑龙江省（现齐齐哈尔）选省议员，如果选中，则名利双收，因而使很多地主、财阀、乡绅梦寐以求，欲得席位，不惜重金。大同地区活动最积极的要算三青。他们勾结地方的绅士、官吏、贿买选票。这些丑恶活动，使老百姓十分气愤，但又无能为力。李元洪联合几名乡村富豪，集资奔赴省城。由于三青买通官府，屡告无效。所带盘费所剩无几，又无人接济。他毫不气馁，继续上诉，省方终于派人调查，加以当地百姓群情激愤秉直相告，使三青贿买选票，鱼肉百姓的罪行得以揭露，受到惩处。

　　李元洪为告倒三青，竟变卖了全部家当，才获得成功。晚年成了破落地主。

　　但，他敢于据理力争、不惧邪恶的斗争精神，在大同地区影响很大。因之“李元洪告倒三青”的事，几十年来一直传为佳话。


　　李海青和他的抗日队伍

　　对于“闹海青”的事，大同地区七、八十岁的人都略晓一、二。

　　李海青，又名李青年、李忠义、李俊峰，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为他送号“李丹忱”。原籍山东省下津县人。1896年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12年一家四口随母亲逃荒来东北，定居在肇州县李木匠铺屯。先后给李长录、刘国良家扛活，先是放马，后学过一年多瓦匠，1915年因家贫和家务纠纷，帮李海青便离家外走，曾到扶余县东菜园子赶车。不久，借东家一匹马到东山里（现庆安县一带），在“海龙”（大胡子头）手下当“二当家”的，报号“海青”，他率领三、四百人的队伍时常活动在肇东、肇州、扶余等地。

　　1925年被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招降收编，授予少校营长军街，驻防在肇东县境内，与肇州、肇东各界群众相处较好。1928年，年仅32岁的李海青因人命案子监押在齐齐哈尔监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黑龙江代理主席马占山从狱中放出李海青，并恢复原职。李为了报答释放之恩，集聚五千余人马抗日，马占山委任他为“抗日别动从”总队长，参加了1931年11月 4日驰名中外的“江桥抗战”，战后升为旅长。后率队退到松花江南扶余县。

　　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后，加紧对反抗力量的镇压。 李海青毅然成立了 “抗日救国军”（后改称“抗日义勇军”）自封为总司令，招集了大批农民、军警和学生三、四千人 （号称两万人）以誓死攻破伪满都城——新京 （现长春）为口号，转战南北，给日、伪势力以沉重地打击。人们称这个队伍为“海青队”。把他们的行为叫做“闹海青”。

　　1932年 5月5至6日，李海青部队从江南北渡进肇州县，以丰乐镇为根据地，对中东铁路西线一段进行搔扰，日本派出平松支队在肇东一带进行堵截。肇州驻军团长张太达极力集中兵力、企图顽抗，准备守城待援。后因李海青部队战斗勇猛，致使张太达部人心涣散，战斗失利后于5月8日向大同方向狼狈逃窜。李海青部队入城后，提出库存枪支、释放所有监犯、逼令交出征收的捐款，并张贴出“打倒日本、驱除倭寇”的标语。接着，向大同方向穷追张太达残部。大同元年（1932年）五月份，李海青部与张太达部在大同南相遇，双方展开了激战，张部惨败，向南退去。李海青率队到大同驻防，休整队伍。在大同时，他除了补充一部分兵员外，又到海青窝堡（现双榆树公社向阳大队七队）省亲。他队伍中三个侄子李发、李福、李才同往。将刘廉青女儿要为“三太太”。吸收了东省特区四中（现安达一中）学生沙振乾、沙振坤、张鹏举等七人加入“抗日义勇军”，并把这些学生分配到参谋处任“小参谋”。于同年秋末冬初，经小参谋们详细侦查，周密布置，攻占了安达站，伪军缴械投降。

李海青队伍发展很快，成分愈加复杂，群起响应者，都以“海青”名义活动在松花江，嫩江流域。

　　由于李海青部队在中东铁路西线给日、伪以沉重打击，日军十四师团于1932年下半年增派中山支队和松田支队，配合地方驻军，以飞机、大炮向李海青部进击，沿铁路线向齐齐哈尔方向的大兴和前后官地方向紧逼，企图缩小李海青部占领范围。时值下雨，双方在泥泞地带展开战斗。李海青部队寡不敌众，向北撤走。1932年10月21和22日，日本（种村支队、旅团支队）两个围剿李海青部队先后进入大同镇，做短暂休整，向东北转到安达站。从此，李海青队伍进入内蒙地区。

　　李海青部退到内蒙后，部队损失严重后转战到河北。李海青欲战不能，想散不忍，在张家口投靠冯玉祥将军。这时冯玉祥任“民众抗日同盟军”北路前敌总指挥，邓文为左路指挥，李海青为右路指挥。冯玉祥下野后，召开了廿多人参加的会议，有李海青参加，后来被宋哲元收编为29军骑兵第一团任团长。

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海青重整旧部，组建队伍。由于叛徒出卖，他在战场上中弹身亡。当时仅41岁。

　　李海青绿林出身，后降为民国营级军官，在马占山的感召下，利用他在土匪中的威望，举起抗日旗帜。收编土匪武装，对日、伪政权予以沉重打击。

　　他的队伍有建制、官兵有饷，但靠的是捐大户或绑票筹集。有纪律约束、违法者往往就地正法。但因成分复杂其部下有些表面上服从调遣，背地里却往往以抢掠为主，给李海青队伍造成极坏影响。轰动一时的“闹海青”事件只在人们心中留有印象，却不见史册。

　　抗日第三路军十二支队和抗日救国会

　　大同地区在伪满康德七至十一年（1940至1944年）曾被日伪划为“匪区”（三肇地区）的一部分。这里有三肇九个抗日救国分会中的两个，即永福村三兴（现祝三公社）抗日救国分会和大同抗日救国分会。

　　1938年 3月15日根据中共北满省委第九次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将我党我军的活动中心从下江一带（松花江下游）转战到北安地区，重编了抗日联军开辟“三肇”地区，进行平原游击战。

　　1939年 6月，在我党办的抗日军政训练所学习毕业的徐泽民（又名徐振东、张振华），来三肇开辟游击区。首先落脚在大同公寓刘惠州处。他在短时间内，结识了很多社会人士。因贩卖大烟（他以此为公开职业）被警务科马处长和特务股腾所长发现，怀疑徐泽民有地下活动的迹象，暗地计划逮捕他，后经谢荣久（此人是盲人）担保，官方才解除了怀疑。此后，徐泽民从孙德林处讨得一匹马，离开大同，到肇州县万国道德会入会，并将骑马赠送道德会，从而赢得了信任，成为该会的理事长。徐便以此身份为掩护，经常到县内各地秘密进行抗日救国活动。

　　大同地区的抗日救国活动始于1940年 8月下旬，中共北满省委和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派遣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十二支队长戴洪彬 （原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军长）、政委许亨植（又名李熙山，朝鲜族，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参谋长） 率领队员七十余人，从庆安出发，突破敌人包围圈渡过呼兰河，进入兰西县。接着急行军，横越中东铁路，经肇东县于九月初到达肇州境内。在肇州县茶棚屯附近的瓦盆窑与徐泽民取得联系后，就开始了该地区的武装游击活动。

十二支队的进入肇州，把抗日的火种带到了肇州各地，使沉睡中的肇州同胞，开始接受了抗日救国道理，对日伪的统治愈加痛恨，一股股复仇的怒火在日伪统治区点燃起来。

　　康德七年（1940） 7月22日永福村三兴（现祝三公社）抗日救国分会成立，以耿雨臣为会长的八名会员开始了地下抗日救国活动。救国会下设组织科、宣传科、总务科。大同镇抗日救国分会是十二支队工作员徐泽民第二次来大同时组织的。伪满康德七年（1940年） 4月18日凭其对大同地区原有的熟悉情况，利用庙会的有利时机扮成卖药先生，先是在大庙住下，经胡万福介绍、结识了慈善会会计李志山（当时大庙与慈善会为邻），以李志山为中心、入救国会人员达十三人，并发了由会长金策签署的会员证。入会的人员成份较复杂，有市民、店员、大夫、道士、手工业工人、农民等，同时将伪自卫团团长苏学孔也吸收进来。

　　抗联十二支队建起地下的抗日救国会后，“三肇”地区人民反满抗日的形势出现高涨。继1940年9月12日对肇州丰乐镇和1940年11月 8日对肇源街的袭击后。在大同地区的大官村（现双榆树公社）对日伪机关进行了突袭战斗。

　　伪康德七年（1940）11月末，地面已铺上大雪，活动在三肇地区的十二支队，沿松花江西行，转嫩江北上。得知大官村日伪兵力空虚。徐泽民任总指挥，由杨大队长和王大队长、刘中队长三人直接指挥，从三个不同方向向村公所和警察分驻所进攻，日伪人员闻讯，早已逃之天天。进屯后，焚烧了村公所和警察分驻所的房子及其它设备后，向群众进行了演讲，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然后，从容撤出大官村。

　　抗联十二支队又向东南方向转移，在康家围子、纪大房子、后窝堡屯与日伪军展开了战斗。

　　1940年12月23日上午11时，十二支队袭击了康家围子（现老山头公社永久大队）。康家围子是大同镇通往西南村屯的要道，介于春和村和永吉村之间，日伪经常在此地活动。十二支队进村后，经群众告发，有密探跟踪，于是，十二支队当即逮住密探，予以处决。

　　1940年12月25日中午12时40分，抗联十二支队与追击我军的敌骑兵警备大队在永吉村纪大房子屯（现老山头公社永吉大队）相遇。这里是伪满肇州县永吉村公所所在地，日伪兵力在此集中，欲一举击溃我十二支队。双方展开了激战，因敌兵力胜我数倍，仅战斗十数分钟，我军主动撤出，向南转移。

　　十二支队在大同附近的活动给日伪极大打击。伪滨江省调动了讨伐队围剿十二支队，1940年末，十二支队进入后窝堡屯（老山头公社永富大队），日伪闻讯，由日本顾问善本五十六亲自率领日伪军四百多人，分别乘汽车或骑马追赶十二支队。为了避免伤害百姓，徐泽民又主动把队伍撤出村庄。日伪军追到狐狸洞岗子，十二支队埋伏起来，善本五十六下了汽车，手持望远镜向西瞭望时，被十二支队尖刀班击毙。十二支队紧接着反击，打得敌人狼狈逃窜。

　　抗联十二支队在三肇地区的活动，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的统治，使得敌人惶恐不安。日本军滨江省防卫司令部立即召开“三肇”地区肃正工作会议，拟定肃正方案。三肇”地区广大人民面临着日本侵略者大屠杀的严重威胁。

　　日本侵略者成立了以日军滨江省防卫司令部大战犯紫安和夫为首的“宣抚工作委员会”，滨江省（现哈尔滨）警务厅下达指令，由郭尔罗斯后旗警务科成员组成特别搜查班，搜捕抗日志士。此外，还派遣省警务厅特设的强力搜查班，伪满军第四宪兵队赶到“三肇”地区。他们还在肇州把原来由肇东、安达、青岗、兰西等县编成的特别搜查班合并成特别搜查本部，在“三肇”地区进行追查搜捕。从1940年11月11日逮捕肇源城内抗日群众单奎元等22人开始，到1941年 3月15日先后逮捕了抗联十二支队代队长徐泽民，参谋长李忠孝（后叛变），“三肇”地区工作委员会、工作员、各抗日救国分会会员及群众175人。

　　三兴抗日救国分会和大同抗日救国分会就是在敌人大逮捕中被破坏的。由于日伪把“三肇”划为“匪区”，实行了白色恐怖政策，对反满抗日的人民群众加紧搜捕。混进大同抗日救国分会的伪自卫团长苏学孔，看到讨伐“三肇”加剧，唯恐被捕，竟首先向伪大同街街长自首并供出了其它人，于是伪街长刘维廉向伪大同警察署署长赵清泰报告了救国分会详细情况。受县警务科旨意，于伪康德八年（1941年）旧历一月初十晚间，大同抗日救国分会的同志们全部被捕。

　　被捕后，日伪严刑逼问，并于第二天送往肇州县，日伪成立了肇州县军法处，于伪康德八年（1941年）3月6至22日，将被捕的抗日志士一部分就地宣判，一部分押送伪哈尔滨高等法院，分别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

　　肇州军法处于同年 3月24日将三十二名抗日志士押至南门外，执行枪杀。其中有十二支队战士张德和大同抗日救国分会李志山。日伪还将张德的头颅割下来，装进木笼、悬挂在十字街中心的炮楼上，妄图以此动摇人民的反满抗日情绪。这次枪杀事件造成了著名的“三肇事件”。

　　虽然抗日斗争处于低潮，但人民并没有屈服，四年后，终于迎来了最后胜利。


　　李祝三烈士和“六烈士事件”

　　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我党即从华中、苏北急调一批干部赶赴东北接管地方政权，以配合主力部队的行动，在东北站稳脚跟。这批干部到哈尔滨后，组织分配一部分去哈西地区（三肇一带）工作。12月份，由哈西地委组织部长李祝三为去肇州县的五同志分配了工作：韩清华任县委书记、岳之平任副县长、王耀先任县委组织部长、孙新华任民运部长、邓国志任民运部副部长。并与伪县长蓬世隆（已任命为肇州县县长）等人接上了头。

　　当时的肇州县，由于伪县公署解散，临时以汉奸、地主中的头面人物为首，成立一个“地方治安维持会”，临时维持地方秩序。维持会的委员长由原伪县长蓬世隆担任。当时我党为了团结、争取各方面力量，稳定局势，李兆麟将军任命蓬世隆为肇州县长，等待我党派干部来接收，蓬任职后，口头上欢迎我党派人来接收，暗中却盼望国民党早日到来。

　　这时，肇州先后成立了肇州县国民党部、复兴工作委员会、松江青年护党团、国民党第六路军等反动党团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多是一些敌伪人员、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分子。因而岳之平等五人来肇州接收所处的环境十分困难，更主要的是没有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

　　1945年12月30日，哈西公署专员王学明下令调蓬世隆到专署另有任用，李祝三第二次来肇州，于1946年1月1日在县政府举行的新年团拜会上宣布了这一命令。

　　1946年1月1日晚八时，蓬世隆召集李忠孝等人开会，策划叛变，逮捕在肇州的共产党工作人员，1月3日晚李祝三给蓬世隆打电话，催促与岳之平交待工作。蓬世隆于当晚召集李忠孝等人密谋，商定提前行动，4日举行叛变。

1月4日上午八时左右，蓬世隆在兴农金库临时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对叛变做了具体安排。会后，立即分头执行。叛匪从不同地点逮捕了李祝三、岳之平、韩清华、王耀先、邓国志、刘德明 （肇源县委书记，李祝三找他来肇州研究工作）。 捕后，关押在公安局监狱，砸上了木狗（一种刑具）。孙新华因在丰乐开群众大会，当天没被捕，几天后，由丰乐押到肇州。这七位同志在监狱里受尽了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怒斥蓬世隆等人的叛变行为，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

　　李祝三等同志被捕后，蓬世隆一方面积极等待国民党接收，一方面组建和改编肇州县公安大队为“国民党东北第六路军第一师第三旅”，下设六个中队，一个独立炮兵排。另外，与邻县互通消息、组织叛乱。肇源叛变后，他们决定东进，调用了五个中队，一个炮兵排的兵力于1月13日向昌五进攻。交战一夜后，被我军炮轰击退，大败而回。

　　李祝三等同志在押期间，哈西地委当即报告了我党北满分局，并尽力设法营救，经多方交涉无效，敌人不予放出被押人员。至1946年 1月下旬，从山东转战东北的我军一支主力部队在杨国富师长率领下移至扶余一线。闻讯后，派一个团过松花江北上平叛，营救被捕人员。由于时间仓促，对江北情况不明，误把肇源当肇州，待肇源叛匪平息后，方知情况有误，即急行军向肇州进发。

　　蓬世隆等得知我军解放肇源的情况后，便分别率队逃窜。李忠孝先带匪一、四中队南进蒋管区长春，匪二中队随后追上与一、四中队汇合。张忠信带六中队东窜 （此中队在我军追击下，缴枪投降，张忠信只身潜逃）。 蓬世隆、张纪贤也决定马上逃走，到安达成立县政府，以待时局变化。1946年 1月30日（农历乙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晚八时许，蓬世隆带匪三、五中队及部分伪县公署人员向大同方向逃跑。行前派人从监狱里将李祝三、岳之平、韩清华、刘德明、王耀先、邓国志六人提出，分别押上两辆马车，四周坐着叛兵。由于匆忙，将孙新华遗漏下来。这伙叛匪在半夜时分到了邹万灵屯附近（现肇州县永乐乡六烈大队）蓬世隆等人做了杀害李祝三等六人的决定，在村南一个大坑边站下后，将李祝三等同志拉入坑内。刑场周围布置了警戒线，蓬世隆等人在后监视。蓬下令开枪，李祝三等人倒在血泊里，又由杨宽给六位烈士一一添了枪。六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为了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

　　烈士就义后，经地委批准，命名“祝三、之平、清华、德明、耀先、国志”村。祝三村划归大庆市大同区。为缅怀烈士的英灵，让烈士英名永垂千古，地委书记王建中题写了碑文，黑龙江省主席于毅夫为纪念塔题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