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兵灾匪患


　　地方驻军搜括百姓

　　中华民国十八年（1929年）黑龙江警备办公处改组为黑龙江省保甲总办公处。黑龙江保甲总办公处保安队防区驻地队别兵力记载：肇州全境为骑兵第一中队，下分第一、二、三分队、迫击炮队；步兵第三中队，下分第四、五、六分队，迫击炮队；步兵第三中队，下分七、八、九分队，迫击炮队。驻守大同的是步兵第三中队一部分。

　　这些驻军，其兵源以本地招募为主，军饷由当地商务会捐款解决。兵饷极低，多以敲诈勒索群众等办法解决。在大同西南街，设一兵营，俗名南大营，驻军属肇州保安队管辖。

　　地方驻军大多是无业游民，懒散百姓出身。入伍后，虽薪俸低微，但凭着私自勒索，亦可饱食终日。据知情人士透露：南大营驻有职业兵居多，他们在本地作威作福，明抢暗夺，是本地民国年间一大灾害。


　　警察渔肉人民

　　大同地区自中华民国到伪满洲国都设有巡警和警察署。警察成了本地的太上皇。民国年间的区官乔允青不仅握有大量土地还经营商业，而最厉害的是在政界担当巡警区官，他成为本地土皇帝。伪满洲国时，警察是日伪直接统治、压迫老百姓的工具。在政治上，他们仰承日本侵略者旨意，任意搜查政治嫌疑人物，任意搜捕“政治犯”、“思想犯”，一旦逮捕就送矫正院反省，或解送其上级衙署判刑或杀害。在经济上，到了伪满后期，他们竟严禁人们食用大米白面，抓获定为“经济犯”，并扣押问罪。他们随意殴打善良人民，随时随地勒索人民的财物，买东西不给钱，吃吃喝喝不给钱。人民给他们的绰号是“大巴掌”“大马棒”等。为把东北同胞变为日本殖民地奴隶，警察们“竭尽忠诚”、自称是“皇帝陛下警察官”，耀武扬威地压迫、统治着城市、乡村的广大人民。人民称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走狗、民族的败类，渔肉人民的害虫。


　　土匪四起害黎民

　　大同地区自放荒开始，不同时期，都有土匪活动。

　　中华民国年间，这里土地荒芜，屯落稀疏，经常有匪帮活动，有的几人一伙，有的十几人一帮。在初建屯落时，经常发生拦路抢劫，夜里砸孤丁事故。使老百姓总是提心吊胆过日子。如果建屯的领荒户（建屯人）能广交官府，私交土匪，尚可少受侵扰。兴隆泉一带在民国年间建的屯落，大多被土匪抢劫一空，而人走家搬。使土地再度沦为荒草一片。

　　社会变革，更是土匪蜂起时期，1945年光复后，这里曾出现“青山好”、“保园”、“东边”、“五洲”、“四季好”、“占中央”、“小三爷”、“东丹”、“双全”、“松柏”、“金龙”等三十余伙土匪在大同周围活动。　最严重的是1945至1946年夏天。他们趁人民政权没有巩固，肆意抢劫，破坏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生命财产。以“青山好”为首的一千多人曾于1946年春，进犯大同镇，曾与我回民支队发生战斗（详见军事篇）。周围村屯受土匪抢劫者不下几十处。一个时期以来人心惶惶，城里城外失去联系，各富豪之家只好把财富隐藏起来，有的购置枪支，准备与土匪拚个高低。

　　最猖狂的还是政治土匪，本区1946至1947年初活动十分猖狂的是以十一区（现兴隆泉乡）的“小满洲国”（又名“秧子队”）为首的。这伙土匪的成员纠集了地主、伪官吏、美蒋特务、伪军人、伪警察和反动土匪为主，接受国民党地下建军组织的旨意，提出“专打八路，等待老蒋”的反动口号。匪帮设大队长、副大队长、参谋长、军医等，下设中队、小队。专门与人民政权、人民解放军、土地改革运动为敌。他们接纳邻县反动武装“小三爷” （蒙古族王爷），颜丹（蒙古族头领） 等股入伙，人员达千余人。活动在肇州、肇源、泰康三县的三角地带，归国民党黑龙江省保安团统辖。

　　他们破坏人民政权建设，妄图摧毁我刚刚诞生的人民政府。于1946年农历八月进犯了我双山子村政府（现高台子乡踊跃大队）打死农会干部二人、群众一人，抢去步枪七支，放火烧了房屋。然后逃窜到蒙古屯（现八井子乡永合大队）与我人民解放军嫩江军分区独立五师一团二营展开了战斗。开始，敌人欲抗拒到底，经过一天零半宿的围歼，才把匪众赶出蒙古屯，向北逃窜。“秧子队”每到一个村屯，不只抢掠财物，而以搜捕“穷人头子”（土改积极分子）为主，凡捕住，不是活埋，就是背绑扁担从高处摔下，名曰：“翻身”，其中十有八、九致死。这股政治土匪，真可谓罪大恶极。

　　我人民军队乘胜追击，把残匪赶到杏树岗（现太康县），一部分残匪向南逃往蒋管区，有的被编入蒋军骑兵第三旅，继续与人员为敌；一部分被我军打散。东北解放后，这股作恶多端的匪徒，受到了人民政府的法律惩处。


　　土匪受降动火

　　1946年春，土匪进犯大同镇失败后，以“青山好”为首的几股土匪便在大同周围农村活动，对大同镇仍进行威胁。但此时，我党的接收人员陆续到来，并建立了基层组织，对原来的商务会经过整顿，仍为地方的有经济实权的组织。1946年9月份，“青山好”匪部驻扎在七井子（现长安大队）， 一方面扬言好好庆贺一番，从邻村富豪人家掠来了猪肉、粉条、面粉等；另一方面，作贼心虚，感到自己的日子已不好过，想与我地方政权谈判，从而受降归正。

　　来大同负责接收的我共产党员朱政委，及时动员大同各界人士选派代表出面洽谈。经充分酝酿地方绅士刘廉青、商务会印子钧、李荣久、我党代表朱政委、接收部队代表颜士勇团长等赴长安村。经过谈判，“青山好”同意受降，并予当天下午，率领余匪二十多人，大摇大摆从西门进街，他本人洋洋得意，眼戴墨镜、头戴礼帽，手执文明棍，后跟两名携枪的护兵。

　　入城第二天，在原警察署院内举行受降仪式，双方站好队伍，土匪一伙将枪中子弹全部拿出，我方恐敌人有诈，用一部分人荷枪实弹但在没正式行动前，前屋双方两个小通讯员因为互看枪支发生了口角，并扳动了枪机，动起火来。后院站队土匪看势头不妙，欲上弹开火，已来不及，只好徒手行动。我接收部队，先发制人向敌开枪，将顽匪撂倒七人。余匪乖乖举手交枪。这场事件发生后，翌日受肇州县命令，到县里开会。后来，“青山好”连同两个护兵 （皆“青山好”义子），被处决于肇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