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其他事项



　　一、俄国海关事件

　　1910年（宣统二年），俄国在绥芬河站非法设置海关，在中国境内检查出入俄国国境的车辆、物资、人员及新携带的证券、物品和邮递物品，征收关税。中国清朝政府及民国政府曾一再要求俄国、苏联政府将设在中国的海关迁回俄国、苏联境内。1921年6月5日，苏联远东共和国表示同意将海关迁回，但以苏联境内海关正在修建为借口，久拖不迁。1932年 3月20日，伪满洲国政府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又一次向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提出照会，要求苏方立即迁回此关。苏方声称“没有损害中国主权，便利旅客运输”，坚持不迁。日本收买中东铁路、日苏断交、铁路贸易中断后，苏联才被迫于1936年4月5日，将驻绥芬河海关迁回国内。

　　二、日军非法“驻防”事件

　　1917年，日本“西伯利亚后方联络队”步兵1个中队（第73联队）400余人，借干涉俄国“十月革命”之机，沿中东路非法进驻绥芬河。

　　1918年10月，100 余名日军官兵由苏联赤塔撤到绥芬河非法滞留，并在绥芬河设守备司令部等军事机构。

　　1921年4月15日，由松崎少佐率领的日军官兵250余人，全副武装乘军用列车 8辆由长春开来，抵达绥芬河非法“驻防”。

　　至1922年 8月，经中国北洋政府多次照会，并迫于国际舆论压力，非法驻绥芬河日军部队，陆续撤往南满铁路，于9月10日全部撤完。

　　三、俄白匪军避难事件

　　1922年9月，俄白匪军1万余人，迫于苏俄红军的追击，携带轻重武器陆续逃至绥芬河，投奔绥宁镇守使张宗昌。

　　四、苏俄军队越境枪杀、绑掠边民事件

　　1921年4月18日，农民徐元好、吕贯才、沙敬祥、吕守先、徐庆和5人赴山种地，行至别了洼时突遭越境苏俄边防军骑兵4人枪击和刀砍，吕贯才等4人当场死亡，徐庆和身受重伤10余处。为此，铁路第五段段长萧文藻请求东省铁路路警处向苏俄边防军首领交涉，要求引渡罪犯。

　　1930年1月22日，苏联骑兵在绥芬河以东越人中国境内，掳去3名农民及车马。后经绥芬河铁路交涉分局照会苏联驻绥芬河领事馆，苏方于次日将掳去的农民及车马放回。

　　1930年4月29日，安振东等6名农民在绥芬河东保府沟一带种地时，被越境的苏联边防军骑兵掳去，同时掳走马1匹、犁1副。在格罗捷阔沃扣留八九天，经绥芬河铁路交涉分局多次交涉，方予放回。

　　1930年5月16日上午10时，农民黄孝先、卢兆林、孙老五3人在保府沟一带种地时被越境苏联边防军骑兵掳去，押在格罗捷阔沃，至6月13日放回。苏方声称：今后不准再至该处（中方境）种地。

　　五、东省特别区保护俄国侨民事件

　　1921年 5月31日午后，一股“胡匪”在绥芬河南沟将俄国侨民奶牛百余头抢走，令牧牛人回报奶牛主人，每头牛以大洋15元赎回。奶牛主人（俄侨）托人送给“胡匪”大洋 590元。驻本地东省护路军闻讯后，立即派出两个连追至鹿窖岭处，与“胡匪”激战，击毙“胡匪” 2人，将奶牛和大洋如数缴回，一并交还奶牛主人。

　　六、哗变部队逃往苏俄事件

　　1922年9月11日，北寒葱河地方驻军绥宁剿匪混成营400余人哗变，张宗昌派兵围剿时，有100余人逃往苏俄。

　　七、张志邦驱逐日本人事件

　　1931年 9月下旬，40余名居住在绥芬河市的日本人，因日军侵华“九·一八”事件发生，被驻绥芬河地区的东北军第二十一旅六○○团团长张志邦下令全部驱逐出境。至1932年 4月16日，日本人全部离境取道海参崴回国。

　　八、拆毁绥宁铁路事件

　　1945年12月中旬，苏联士兵将绥芬河至东宁的铁路路轨全部拆除，并将绥宁线铁路桥梁、涵洞全部炸毁。其钢轨、机车、车辆等铁路器材，被苏联军队全部掠走运往苏联。

　　九、苏联边防人员殴打中国出国人员事件

　　1968年7月1日，绥芬河铁路车站出国人员王刚强等四人，在苏联格罗捷阔沃站因携带内有反修内容的《人民日报》俄文电讯稿，被苏方查出没收，与苏联边防检查站士兵发生争执和厮打。当日晚18时，绥芬河铁路车站副站长通过电话，就苏方边检士兵殴打中国出国人员事件，向苏联格罗捷阔沃站站长提出严正警告。

　　时隔两日，7月3日，在苏联格罗捷阔沃站，再次发生中方铁路驻在人员田锡荣等四人因携带《人民日报》俄文电讯稿被苏方没收，与苏方边防检查人员发生争执和被苏方人员殴打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