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体制
第一节　土地所有制及经营结构


　　中东路修筑前，绥芬河地区无专业农业生产，为采集、狩猎、种植综合经营的自然经济；采集、种植生产为个体劳动，狩猎生产有个体行为，有个体之间的协作行为。

　　中东路修建后，始建立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经济。种植业总经营人是屯垦公司，其由国家领得《土地执照》以招佃出租方式经营土地。佃户从屯垦公司租入荒山荒地开垦种植。租金甚廉，吃用有余。佃户除负有缴租义务外，还接受屯垦公司的管理。佃农从事种植业生产，一般以户为单位。以父兄等男劳力形成生产主力，妇、幼相辅之。屯垦公司以开发边疆保护国土为大业，对佃农实行让利辅助政策。部分早期佃农，在屯垦公司租荒较多，在转租中有剥削行为。向老佃户租地者，时称耪地分子，其收入也可养家糊口。大佃户（二地主）有劳金（雇工）棚子，称某家大院，劳金在“打头的”（工头） 率领下，为地主从事农业生产。

　　民国时期土地经营人中，还有中东路管理局。其按《合办中东路合同》、《购买吉林省铁路应用地亩章程》获得在铁路沿线一定范围内的铁路用地。有少数中国农民由铁路部门租入铁路用地。日本侵略者可随时剥夺农民租种的土地，使之流离失所。日本侵略者出租的土地，多落入乡绅、富豪以及日本侵略者的走狗、特务手中，形成以二次转租为剥削手段的地主阶级。

　　沦陷后，屯垦公司的土地被日本侵略者收归“国有”。日本侵略者以出租收取租粮的形式管理土地。

　　1946年土改运动中，以地主为土地垄断者的土地制度被推翻。土地平分，耕者有其田。从事农业生产的除农民外，也有少数铁路工人，季节性手工业者和其它手艺人。铁路用地，仍由铁路部门经营。

　　至1947年，农业生产单位有单干户、互助组。政府派工作组驻村帮助农民安排生产，村政府在农民中间组织协调农业生产。

　　1950年，放宽政策允许农民在农忙季节雇工。

　　1954年试办初级社，至此，合作社、互助组、单干户三种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并存。至1955年末，单干户约占农村总户数的10%。非农业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日趋减少。

　　1956年，全区实现合作化，在绥芬河镇辖区内仅剩59户单干户，占全镇农业总人口的6.2%。1957年开展拔白旗（单干户）运动，单干户全部转为合作社社员。合作化后，领导农业生产是镇（乡）政府的中心任务；农业生产纳入国家计划，不再放任自流；支援农业，扶持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各行各业的光荣义务。

　　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制度后，农业经济全部进入社会主义轨道。人民公社生产队，是农业主要生产单位。社办林场，是林业主要生产单位，基地转运站、海关等单位所办农场，为福利性农业生产单位。人民公社社员，不再拥有任何私有土地，生活所需，由集体供应。

　　1962年，中共中央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60条），根据60条规定，生产队还农民少量自留地，由社员自由种植。同时允许社员适量开荒。绥芬河社员自留地为每人 3.3分，一般家庭能分得自留地1亩以上。社员在经营自留地中，不断向外开垦（生产队拿出的自留地用地，多是集体不宜经营的零散土地），面积渐增。大集体的地种死不长庄稼了， 弃耕后便由社员拣起。死地到社员个人手中，很快复壮。这时，生产队再将弃地收回，相得益彰。小开荒生产者，除社员外，还有职工和城镇居民。在生产队大块地的周边、中间，均有小开荒，时称镶边地、夹心地。其中夹心地，皆为生产队弃耕的草荒地。自留地政策活了社员，卸去集体统包的沉重负担。

　　在7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农业集体经济中增加了新成员——青年点农场。后来在改造干部运动中，产生“五·七干校”农场。这两类农场不交任务粮，产品或内部分配或卖给国家。

　　截至80年代初，“小开荒”虽然经历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砍资本主义苗”等厄运，但仍顽强地生存着，形成全民务农的时代。知识青年返城后，知青农场退出农业队伍。

　　1982年全面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在集体所有制制度不变的情况下，社员分田到户，生产模式由集体化的大生产（“大帮哄”）又回到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日益繁荣，各单位办的福利型农场自行消失。“小开荒者”，多转入贸易行列。全民务农成为历史。农民也向亦农亦林、亦农亦工、亦农亦林、亦农亦牧的多种经营路子转化。农业劳动力日益减少。

　　截至1988年，农村经济呈农、工、商、服全面发展局面，农业仍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按行业分主要有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和其它多种经营。农村经济所有制形式有全民所有制、村集体所有制、部门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经营方式呈百花齐放状态。国营林业生产，仍为企业化经营；农村种植业，为村（集体经济组织人）有（土地所有权）户营（土地使用权）；畜牧业、渔业、其它多种经营，多为个体经营，其中规模生产者称专业户。工、商、服务、运输业以个体户为主要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