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徭役义务工
概述


　　民国时期，阜宁屯垦公司向佃户派工，从事公益建设。诸如修路、挖井、开水渠等。绥芬河市居民很少出徭役，公益事业多以捐资解决。

　　沦陷后，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人民徭役负担沉重。徭役用工主要有修筑工事、修“国防公路”、村镇建设等。徭役用工由警察管理，通过百家长十家长分派到各户，有人工也有车工。不管农户生产多忙，活多急，一有徭役派下来，必须无条件服从。不然，轻者被警察暴打，重者以“反满分子”为名治罪。

　　1935年10月，伪满洲国政府公布《劳工法》，强征徭役，为日本侵略者从事繁重的军事及其他工程建设。绥芬河地区每年都有上百人被迫当劳工。日本侵略者从外地抓来大批劳工及被俘的抗日战士，为其修筑天长山军事要塞工事。工程完毕，日本侵略者残无人道地杀害了全体劳工。

　　1942年11月18日，伪满洲国政府颁布《国民勤劳奉仕法》，强迫青年每年做3至6个月的劳工。同年12月，日本侵略者又颁布《学生勤劳奉公令》，强迫学生半日读书半日劳动。

　　1945年解放后，绥芬河维持会组织民工，从事战勤服务，疏通铁路隧道、修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出义务工成为每个公民的义务。义务工服务范围主要有：公路建设和维护，城乡街路建设，水利建设，修建学校，站岗放哨，街区巡逻和其他公益事业。出工出车由村政府轮流摊派。城镇义务工由各单位统筹安排。在抗美援朝期间，各单位党、团员，干部到车站参加装卸援朝物资义务劳动。

　　1956年合作化后，义务工和生产用工由生产队统一安排。出工人员由生产队统一记工，到年末分配决算时，将义务工从总劳动工日中扣除。之后，将总义务工数，分摊到人头，再从社员一年总劳动日中，扣除应摊义务工。义务工不参加收益分配。社员年摊义务工在20个左右。

　　1958年“大跃进”时期，城镇职工给农村义务积肥，每名职工年积肥 1立方米左右；各机关、单位、工厂组织职工下乡，参加社队深挖（翻地）大会战。

　　1968年后，城市道路建设中的挖土、填石等工程，多投义务工。义务工由各党委分摊到各单位，各单位再动员职工参加义务劳动。一般情况是，一有义务劳动任务到单位，便全员出动，在工作时间内完成。

中心广场义务劳动

　　1968年后农村义务工增多，社员不堪重负。义务工项目主要有：民兵训练，堵截越境犯，站岗放哨，战备后勤，看管被揪人，管理学校，管理农村商业，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等等。后来，义务工多至无法计算，只好一刀切，定一个义务工数，分摊（从劳动日中扣除）到个人。有些政治性义务工参加收益分配，使农村收益分配中的非生产劳动工时膨胀，劳动日值下跌。

　　1984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义务工按户分摊。出现义务人出钱雇劳动力去完成义务劳动的新现象。

　　截至1988年，全市用义务工完成重大工程有：庆大水库（天长山水库）、中心广场、市内主要街道、部分乡级公路、各农村校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