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编　综合经济管理
概述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后，中东路当局攫取铁路附属地行政权；其对铁路附属地内经济秩序的管理，以榨取华人利益、维护俄国人市场为宗旨。以阜宁屯垦公司主办万福华为代表的爱国志士，与中东路当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万福华据中东路用地合同和绥芬河铁路附属地原图，清理了中东路当局扩掠的土地；并于铁路附属地毗邻兴建“中华市场”，与俄国在铁路附属地的垄断市场相抗衡。

　　1920年后，民国政府陆续收回中东路行政权；原中东路绥芬河铁路附属地的工商行政，初由东省特别区绥芬河市政分局执掌，后由市政公所执掌，主要管理事项是签发营业许可证，对市场秩序的管理，由警察机构执行；绥芬河暨阜宁镇商会，对市场秩序行使监督权，发现问题直接向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呈文报告。“中华市场”，由阜宁屯垦公司管理。

　　在市场管理上，国家对走私贸易持放任态度。1922年，张宗昌开烟禁、赌禁，鼓励鸦片经济。使绥芬河地区的经济进入一个误区。到20年代后期，国家颁布“禁烟令”，遏制鸦片交易和生产。但，经济方向尚不明晰。

　　1933年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封锁中东路出境口，禁绝对苏联的贸易。1939年，日本侵略者推行《商品统制法》，向居民强制发放《统账》，实行物资配给。警察、宪兵和监狱，是日本侵略者在绥芬河地区推行殖民地经济的主要手段。 阜宁镇一居民酒后吐出大米饭， 被警察以“经济犯"罪逮捕，投入监狱。

　　1947年人民政权巩固后，没收了以丰义杂货铺、东亚酒庄为代表的敌伪汉奸企业财产，分别建立国营、集体工商骨干企业，并保护私营工商业。新的经济秩序建立后，政府一方面加强对市场的管理，打击投机倒把，一方面组织国营、集体工商业，积极生产，保证供给，以坚实的物资基础，稳定市场，平抑物价，巩固人民经济。

　　1949年，县政府设工商科，负责工商行政管理。

　　1952年，工商界不法分子破坏人民经济新秩序，在全国统一行动中，绥芬河区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打退不法势力的进攻，巩固了人民经济新秩序。

　　1956年，私营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分别加入公私合营商业和手工业联社，成为集体所有制经济。至此，市场经济完全被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取代，面对市场执行国家意志的工商行政职能，也随之结束。计划委员会、劳动科（局）、物资科（局）、粮食科（局）等部门相继建立，并不断完善和加强，履行制订、实施国民经济计划的职责。绥芬河属公社（镇）建制，为计划执行单位，不设综合经济管理机构。日常管理，由县各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执行，公社予以配合。重要活动，在县统一部署下，列为公社（镇）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齐抓共管。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综合经济管理制度废弛；设武装小分队，抓商贩，禁绝一切非公有经济活动，致使市场商品奇缺、服务一片空白，买瓶酒要领导批条，修自行车找不到地方。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计划经济秩序，到1977年10月，绥芬河市先后成立计划委员会、劳动科、物资科等国民经济综合管理机构。

　　1978年后，实行“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解为辅”的国民经济新体制。个体户、私营工商业经济成分应运而生，以市场为管理对象的综合经济管理部门，相继建立。到1984年，先后成立了工商行政管理局、标准计量管理局、物价局和土地办公室；从计划委员会中析出统计局。

　　截至1988年，绥芬河市有综合经济管理部门 9个：计划委员会、统计局、劳动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物价局、标准计量局、土地管理局、物资总公司（局）、审计局；有综合经济管理干部100余人；发展个体工商业户945户，其中商业542户，饮食业11户，服务业98户，工业233户，建筑与水暖安装业20户，其他41户。个体经济的兴起，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全市商品零售额达3 686.3万元，其中个体有证商业33.2万元，占0.9%。改革开放，繁荣了经济， 国民收入生产额达5 20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