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编　人大　政府　政协
概述


　　1886年（光绪十二年），沙皇俄国通过《中俄密约》和《东省铁路合同》修筑中东铁路后，绥芬河作为中东路的中断站，今建华村以东地域被划为铁路附属地，形成实际上的沙俄“租借地”。附属地内行政、司法、设警、驻军等项主权，均为沙俄操纵的中东铁路管理局所控制。期间，为长期占有附属地行政主权，1908年在铁路管理局民政部的操纵下，在绥芬河铁路附属地成立自治会。但附属地内主要行政权限仍控制在中东路当局，自治会有名无实，附属地内的绥芬河人仍未摆脱沙俄长达20多年的殖民统治。

　　20年代初，东省特别区相继在绥芬河设市政分局和市政公所，并派要员担任市政头目。这一时期，地方政权及各级行政机构呈现相对稳定，因此促进了绥芬河口岸经济一度快速发展。然而，潜在的各种危机也在日益加深。军伐争战不休，匪患迭起不弭，尤其是东省当局与苏联政府之间有关中东路路权之争愈演愈烈，日军侵华势力不断扩张，东省及绥芬河市封建政权开始动摇。

　　1933年日军侵驻，绥芬河市沦陷。日伪当局在绥芬河先后设伪市政公署、保甲办事处、街公所等伪政权机构，其机构的主要头目均由日本人担任。绥芬河地区人民又陷入日本帝国主义长达13年的殖民统治。

　　1945年8月，绥芬河解放。1946年3月，绥阳县民主政府派员到绥芬河组建民主政权，但刚刚解放后的绥芬河区政局不稳，部分群众对共产党政策的认识尚不明确，在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挺进军”的阴谋策动下，混进区公安局的几十名日伪残余分子发动“五四”暴乱，武装扼杀了新生的区民主政权。仅1个月后，民主联军剿灭匪徒，并组织群众重建区政府。至1949年3月，绥芬河区各村选出人民代表，召开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人民委员和区长。由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产生并得到确立。全区各级政权建设的加强，为生产支前、参军参战等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地方政权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1956年 4月，绥芬河由区划分为镇和乡，设镇乡政府。1958年成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领导地方行政工作；口岸外事工作由军政委员会主管。行政体制的日趋完善，使本地区经济建设和涉外工作相应得到恢复和发展。但由于受全国大气侯的影响，工作中也出现一些左的错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脱离实际、瞎指挥，影响了各项事业的发展。当觉察到并按上级指示纠正这些错误后，全镇的经济建设开始步入发展轨道。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中断；各级政权机构和各级行政干部普遍受到冲击；而且这一时期本镇行政建制、隶属关系以及行政机构设置频繁变动，干部队伍不稳定，使得本地区政权建设和口岸经济建设等各项事业蒙受重大损失。

　　1975年，国务院批准绥芬河建市后，在党和国家的重视关怀下，绥芬河市的地方政权建设开始得到加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经过拨乱反正，全市的经济建设得到恢复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适应工作重心转移的需要，1980年 9月绥芬河市革委会实行党政分设，召开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市“一府两院”组成人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本市的恢复和完善，为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与国家法律、法规，审议决定全市重大事项，监督“一府两院”工作和依法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干部，推进全市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年 5月，召开政协绥芬河市第一届委员会，选举产生政协绥芬河市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市政协充分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作用，组织委员和党外各界人士积极参政议政，围绕口岸的两个文明建设开展调查视察、咨询服务、献计献策等活动。市人大、市政协工作的深入和活跃，促进了本市政权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市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经1984年精减改革，整体行政效能得到提高，从而加快了口岸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实施，推进了绥芬河“通贸兴边实验区”各项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