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投诉与受理


　　1946年建立人民政权后，由干部深入群众之中，访贫问苦，倾听群众的心声。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群众开始主动向干部揭发地主、富农、伪警宪分子和恶霸的罪行，揭发混进干部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

　　到50年代后，群众向政府投诉有两种形式：或找领导干部面谈，或用信函反映问题。找领导面谈者，多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者，主要问题是“不服行政处分”、“控诉领导打击报复行为”、“合理要求遭压制”等，也有找领导谈个人困难，请求政府帮助的。信访者一类为署名投诉，一类为匿名信；匿名信内容多属对违法违纪贪污等行为人的检举揭发。

　　到1967年“文化大革命”前，人民来信来访投诉的问题主要有三类：一类是1960年精简下放人员要求复职的，一类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戴帽”或受处分要求甄别的，一类是检举干部“压制民主”、“打击报复”、“违反政策”、“有男女关系”、“贪污”、“走后门”等问题的。

　　在1967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级革命委员会也受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上访问题多属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历史陈案。“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迫害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形成大量冤假错案。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绥芬河市委、市革委开始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冤假错案工作，信访工作得以加强。1979年，在中共绥芬河市委和市革委领导下，开展处理信访积案大会战，对历次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进行调查清理。年内处理人民来信来访327件。

　　1980年，市信访办受理人民来信来访案件比1979年增加 30%。1981年，人民来信比1980年下降4%，人民来访比1980年上升2%。

　　1982年，信访工作实行分级负责、归口办案，三定一包（定案件、定时间、定人员）的责任制。根据信访问题的性质，分级归口，充分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各单位在处理信访工作过程中初步形成一套登记、批转、催办、归档的办案制度。1982年收到关于1960年下放问题来信11件，比1981年的2件增加9件；揭发检举案件 5件，比1981年的2件增加3件。全年共处理信访案件584件次。其中来信108件次，来访476人次。

1983年仲秋节老年人座谈会　　


　　1978年至1982年，共平反冤假错案228件，改正错划右派10人。受理人民来信来访2 284件次，其中市信访办公室接待受理215件次，党政领导亲自阅批人民来信305件，接待来访群众1 350人，办案38件。为推动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市委先后召开20多次大型干部会议，15次中型专案会议。

　　1983年市信访办公室受理信访案件180件次。其中：中央交办1件、省交办3件、地区交办1件，全部结案；自立案件87件，结案65件；重复上访53件，集体上访 2批11人；党政领导接待处理来信26件次，来访46人次。兼职信访人员增加到46人。

　　1985年全市共接待人民来信来访64件，其中人访29件，信访35件。越级上访 3件均系重访。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接待办理上访案件47件。

　　1986年上半年，按照中央、省黑政发 [1986]3号文件、牡丹江市政三次电话会议精神，由市民政局和信访办为60年代精简下放农村的老职工，落实生活补贴政策。全市享受生活补贴的精简下放职工54人，其中城镇19人，农村35人。

　　1986年，信访办公室共接待受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57件，其中来访20件，来信37件。立案8件，其中，信访办自立案件3件，市领导批办4件，牡丹江市交办 1件，占来信来访总数的14%；给来信者回音 8件。1987年，市所属12个基层党委共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18件、立案18件、结案率100%。市信访办公室共接待来信来访28件，其中人访16件、信访12件。立案 4件，其中信访办自立案件2件，市领导批办2件1，全部结案。

　　到1988年，因历史遗留问题上访者减少。新的上访问题主要有公民权利受侵犯问题，检举贪污腐败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中产生的新矛盾，如承包兑现问题，工人被辞退问题等。同年，市信访办公室共接待来信来访23件，其中人访4件，信访19件，全年无越级上访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