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战备


　　一、抗美援朝期间战备

　　1950年 9月，美帝国主义把侵朝战火扩大到鸭绿江边。全国人民掀起大规模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绥芬河口岸担负着各种援朝军用物资转运任务。针对侵朝美机以及台湾国民党飞机曾窜入牡丹江地区侦察、威胁等敌情，绥芬河区迅速进入战备警戒状态。

　　当时绥芬河区为东宁县委、县政府所在地，口岸战备工作开始是在县委、县政府和驻军领导进行。1951年10月绥芬河军政委员会及警备司令部成立后，直接领导口岸的战备警戒工作。期间，成立了口岸战备警戒领导机构，领导成员由县委、县政府、军政委员会、驻军、铁路系统、涉外机关及区委等部门的主要领导成员组成。下设军运保卫、防空警戒、戒严区巡逻、细菌防御等领导小组。

　　战备开始后，首先确定绥芬河口岸的警备区域，成立警备区司令部，派驻军及基干民兵实施警备区域巡逻。同时，将火车站、油库、发电厂、国界交通要道等地域警备戒严区，设警卫岗哨，公布有关戒严条令，严禁无证件人员出入。

　　为防止敌机空袭伤亡，军政委员会成立防空科及哨所，负责对空警戒。各机关单位及居民普遍挖了防空壕，并按照统一部署进行多次防空演习。各党政机关派人昼夜值班，掌握动态。各单位武装基干民兵组成小分队，轮班巡逻，维持社会治安。居民备好了食品及简易行装，以备用于发生突然情况，同时，落实了妇女、儿童及年老体弱居民疏散转移的地点及措施。

　　二、1969年战备

　　1969年3月2日，“珍宝岛事件”爆发后，绥芬河区革命委员会3月3日向全区党政军民发出“紧急行动起来，加强战备”的动员令，全区进入一级战斗准备状态。同时成立绥芬河区战备领导小组，区革委主任田长源任组长，其他领导成员由区革委副主任、驻军首长、铁路和涉外机关主要领导人组成。下设战备办公室具体负责全区战备工作。

　　为加强边防武装力量，组建了一四五七部队，沈阳军区在边境地区设立绥芬河前线指挥部。并于1969年 3月29日组建了绥芬河区武装基干民兵独立营，配备武器装备，实行集中食宿、集中训练。

　　按照区战备领导小组的部署，民兵独立营从4月初开始，进行4次较大规模的战备施工：修建了洛河桥（过水面）；修筑一条 9.8公里的战备路；构筑几条交通壕和隐蔽部、弹药库；协助部队挖了1 470米的地缆线沟。

　　为适应防空袭、防炮击的实战需要，区战备办组织成立 3个战勤组，由卫生革委所属医务人员组成的救护组，负责战时伤员救护转运和防毒气等任务；由城镇革委和道班职工组成的抢修组，负责战时抢修道路、桥梁及扑救火灾等任务；由公安干警和民兵警卫排组成的保卫组，负责治安纠察和安全警卫等任务。

　　尤其是外交部就苏联边防人员拒不拆除在绥芬河以东我国境内非法架设的木板房、牌楼、铁丝网等设施，向苏联驻华大使提出强烈抗议后，战备工作更加紧张，全区党政军民抓紧修筑战备工事，将过去梅筑的一家一户的防空洞发展到几家连到一起，直至最后连成地道网。同时对主要通道出入口、隐蔽部等用水泥、砖石加固、被覆。其间，砖厂、粮库、气象站、酒厂等11个单位，还研究制造了手榴弹、地雷、雷管、炸药等土武器。

　　至1970年2月11日，区革委战备领导小组宣布全区解除一级战备。

　　三、1979年战备

　　1979年 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后，绥芬河市党政军民再次进入一级战备。

　　市委成立战备领导小组，组长沈旭光（市委书记），副组长及领导成员由市委、市革委、市武装部、驻军、铁路及涉外机关主要领导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下设各种战勤小组和专业分队。同时，各级党组织普遍调整了领导分工，抽出主要领导人主抓战备工作。

　　市战备领导小组通过多种形式对全市人民进行形势教育和战备动员，民兵独立营进行了突击性的临战训练和轻重武器实弹射击训练。由市战备办公室组织落实了以交通科为主的运输连；以医疗部门为主的救护组和医疗队；由武装基干民兵组成的侦察、通讯、游击等专业分队；由街道和居民委负责的人口疏散组，并落实了疏散路线及地点。

　　同时，全市党政军民齐动员，不顾风雪严寒，抢修前沿工事。清理出交通壕 2 500余米，新挖交通壕2 600余米，构筑各种俺体、火力点、猫耳洞、隐蔽部、雷坑等550多个。

　　期间，沈阳军区调进大批军队驻扎边境，为确保前沿指战员给养充足，全市范围内掀起支援前线，慰问子弟兵的热潮。仅两天中群众主动捐献各种蔬菜2万余斤，鸡蛋500多个，防寒用品2 000余件，鞋垫2 000余双。其中有一位朝鲜族妇女，把家里的两条狗全杀了，做熟后亲自挑着送到山上慰问子弟兵，情景十分感人。

　　1980年 3月初解除一级战备。这次战备中，除极少数群众因恐敌怕战而躲往内地外，全市绝大多数干部群众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涌现出很多先进人物和感人事迹，后经全市战备工作大会总结，48个先进单位、309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和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