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授课 民国初期，学校按课程设置分节授课。每课时50分钟，课间休息10分钟。相同的课穿插进行。讲课侧重用传统的灌输方式，教师向学生传播民主思想和立身扬名思想。教师责任感强，教学诲人不倦。
1919年“五·四”运动后，课本仍用文言文。体育课主要是队列、做操、游戏等内容。音乐课由教师自选、自编歌教学生。20年代中后期，体育、音乐课因器材增多，活动内容增加。1930年前后，阜宁镇小学教师刘鲁藩在音乐课中教唱自编校歌： “金风潇洒八月天/我校成立又一年/忆昔日/创设艰/念当局/栽培难/…… 地势壮观兮/靠水环山/院落宽阔兮/设备周全/校训定/屋宇全……。”1930年秋， 开始执行教育部颁发的小学国语课程标准教学，课文用白话文并推行注音符号识字；小学算术课，低年级学加、减、乘、除，高年级学小数、分数计算。
1931年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暴露清楚。教师的民族意识增强，利用讲课等方式向学生传播爱国思想、民族思想。音乐课中，学生学会了爱国歌曲——“东洋倭奴坏良心/处处欺压中国人/若然同胞再不醒/一定要做亡国民”。1932年末， 阜宁镇小学校长刘文洲、教师刘鲁藩、王子风、王炳林等带领赵相云、刘忠林等全体学生，每人手提一盏纸灯笼，上书“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上街游行（称“提灯会”）；师生边游行边唱“东洋倭奴坏良心……”。日本侵略军进驻绥芬河前夕，教师向学生讲：我们这个学校到今天就结束了。同学们，把书都烧了吧！日本人很毒辣，别再象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于是学生便将课本全烧掉。
1933年沦陷后，日本侵略者一手施行怀柔政策恢复学校秩序，一手推行殖民教育。向学生灌输“日满亲善，共存共荣”思想，并施行日语教育，学生多不愿学。1937年，高级小学试行用日语讲课，体育课改为军事训练内容。教室内不许挂中国地图，学校的日本主事不许学生说是中国人，要说是“满洲国”人，否则挨打。1942年，学校贯彻伪满政府《学生勤劳奉公令》，强迫学生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军训课也增加，教学受到影响。
1947年后，民主政府领导下的学校，加强对学生的阶级教育。歌唱共产党、挖苦根的教学内容增多。因尚无新的体操套路，体操课仍做沦陷时期的体操。音乐课唱“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送郎参军”、“当兵要当八路军”等进步歌曲。学生参加站岗、巡查、斗争地主等社会活动。1949年，学校教学秩序趋于稳定。
1951年，落实教育部“以教学为主”的指导思想。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劳动的时间控制在每周 2小时以内。教师实行集中备课，学校开展公开教学。教学中要求传授知识系统、准确，提倡教师精讲、学生多练。提倡教学用启发式，反对灌输式。加强对学生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第一小学教师张雅芬的识字教学法和邢素娥的班级管理办法得到推广。
1953年，各校推行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的“教育法”，即教学“五环节” （复习——导入新课——上新课——巩固新课——部署作业）和成绩“5分制”（即5分为优秀、4分为良好、3分为及格），增强了教学的计划性和系统性。
1956年，教学中推广汉语拼音和普通话；要求教师备课必须写教案，教学按国家《教育计划大纲》进行。约1956年，小学初、高年级试行分时授课。一二年级每节课40分钟，三至五年每节50分钟，因相互干扰，数月后又改为45分钟一节课。
1957年，要求教育必须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此后，教育教学的政治性逐渐增强。学校被随意停课。学生、教师的劳动时间增加。教师白天上课，晚间还要加班劳动。教学工作受到削弱，学生的智育被忽视。1961年，国家颁布《中、小学教育工作条例》，纠正了教师和学生劳动多、学校负担重、正常教学受干扰的问题。
60年代前期，教学工作能够正常开展。教师之间经常交流经验。学校常组织教师走出去学习先进经验。教风、学风均较端正。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学校处于停课状态。上课断续无常。教师成为学校“资产阶级”的代表，部分教师被学生批判甚至揪斗。教师中也产生激进分子。学生走向社会“破四旧”，“砸烂封、资、修”。1968年，学生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复课闹革命”，但学校的教学秩序难以恢复正常，一部分课程被“学工、学农”的劳动代替。上级规定学校每学期组织学生劳动不得少于半个月，实际劳动时间还要长。1972年，教学工作刚有所恢复，又开始批“业务第一”、“智育第一”、“白专道路”、“个人奋斗”。讲“又红又专”，实际只“红”不专。因此初中一年级需补小学五年级的课，其中语文以识字为主。1973年，中学学生按专业分学习小组，兴办木工班、会计班、通讯班。学校兴起“反潮流”、“反一言堂”，兴师生共同讲课的“群言堂”。让教师当学生，学生上台讲课。1974年至1976年，教师、学生搞各种批判等等。文化大革命10年，教学内容被压缩、课时被缩减，代之以劳动和政治学习、批判。
1977年，教育开始受到重视，教师的精神禁锢开始解放。1978年，文化课被公开提到重要位置，学校开始有计划、按步骤执行教学任务。1979年，试行《中小学工作条例》。各校制订并执行教研、备课、听课、教学检查等制度。教学中开始注重利用教具、电教仪器、实验室。中学因教师少，工作量大，教学滞后，高中一年级全学年8个作文只作了2个。外地教学经验尚不能积极引进学习。
1980年，各校开始注重学生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教学中掀起利用形象化手段高潮，幻灯机、录音机等仪器，卡片、挂图等教具和实验室的利用率大幅度提高。学生学习效果得到巩固。学校领导、教师听课增加，学校经常搞观摩课、汇报课等公开教学课。市第一小学为解决师资力量弱的问题，采取“以老带新、以高带低”的办法提高教师备课、授课质量。各校均抓新旧教材的过渡问题，注重抓毕业班的教学工作。当时，教育界认为，各校的教学经验仍没有很好地总结应用。
1981年，增加课外教学。上半年中、小学组成差生补习班或编成差生单班补习主要课程。教师、学生的教与学活动形式增多，小学有朗读会、看图写文、命题作文，中学有数学、物理、化学竞赛等内容。教育界认识到教学设备不足，中学生实验课难以正常进行。1982年经市教育局验收，市第一小学、第二小学初等普及教育达省教育厅规定标准。同年，教师新教材过关检查合格者占 50%。同年，全面开展的工农文化、技术补习教育，采取全日脱产、业余办班的面授方法和函授自学等形式。技术学习则采取理论与实践结合办法。1983年，市第一小学教师姜淑兰因三个学年度带的毕业班合格率、升学率名列全市第一，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同年，经市教育局验收，建华小学、建新小学，初等普及教育达省教育厅规定标准。
市委书记刘海涛与苏联客人在第二小学观摩教学 1984年，各校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初期，有的教师不理解，后来渐被接受。部分优秀教师开始总结教学经验并上升到理论。中学部分教师责任感下降。教案简单或无教案，授课质量差。同年，经市教育局申报，省教育厅批复市第一中学从“1984—1985年学年度开始执行较高要求的教学纲要。”同年，全市有5所学校普及初等教育验收合格。
1985年，大型学校普遍开展电化教学。利用幻灯、电影、电视、录音等形式直观教学。农村小型学校开展较差。1986年，部分教职工思想觉悟提高缓慢，只教书不育人现象仍普遍存在，个别教师忽视自身品德修养。职业高中课程尚未离开普通高中的格局，尚未具备职业技术教育的特点。普通中学端正教育思想，改进教学方法，开展检查、评比等活动，扭转初中年级越高成绩越低的塌腰问题，但效果不明显，教育界领导对此状况感到焦虑。下半年至1987年，教师共同备课，互相听课，分开教学形成风气，中学各学科教研组组织学生搞知识讲座、竞赛、展览等。中学物理、化学实验率在50～60%。
全国模范教师姜淑兰介绍教学经验 截至1988年，市教育局领导、各校教师对教学工作认识深刻、透彻，大部分教师教学责任感加强。教学工作成为学校工作的核心。课内教学严谨、有序。启发式教学应用普遍；利用教具成为教学的重要手段，但包括实验室在内的直观教学工具仍不完备。校内、校间的相互听课，交流教学经验普遍。教学形式多样化，课外教学活动增加，以提高基础知识为目的的竞赛、讲座、展览活动在学生中经常举行。非考试科目的教学受到重视。初中“塌腰”现象有明显好转，毕业班教学受到高度重视。各校教学质量得到稳步提高，已接近牡丹江市中等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