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爱国卫生运动
第二章 卫生防疫
第一节 爱国卫生运动
解放前,人民健康无人过问,疫病流行和蔓延,使人民深受其害。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把卫生防疫工作当作大事来抓。1947年9月即成立以市长董仙桥为首的防疫委员会,组织发动各单位和人民群众开展卫生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市委、市政府贯彻执行“预防为主”的方针,将卫生工作纳入重要议程。逐步建立健全卫生防疫专业队伍,充实设施设备,改善卫生条件。50年代初美国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全市围绕反细菌战的重点,广泛宣传毛泽东主席关于“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的号召,开展群众爱国卫生运动。1952年3—4月,郊区庄和屯、江山屯、集农屯、松花江大桥等10余处,发现蜘蛛、苍蝇、蚊子、毛毛虫等异常虫情,及时动员职工和居民群众进行捕打灭虫。1952年3月,郊区草帽顶山再次发现大苍蝇等7种异常虫情。市政府立即成立灭虫指挥部,动员2万余干部、群众上山灭虫。在反细菌战的同时,在全市普遍建立基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组织。经过整顿至1957年,共有基层爱卫会89个,卫生小组869个,群众卫生检查员655人。城市里形成卫生监督网络,农村兴起“五有三勤”(牛马有棚、猪羊有圈、鸡鸭有架、户户有厕所、家家有灰仓,勤起、勤垫、勤打扫),使城乡卫生面貌有所改善。
50年代后期,城乡转向以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后改臭虫)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城乡动员,声势浩大。仅1961年统计,全市共清除垃圾9.26万吨,挖蛹0.5万公斤,密闭厕所1300余个。使“四害”密度大为降低。
1978年起,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以治理“脏、乱、差”为重点,大搞环境卫生。同时在农村推行“两管五改”(管水、管粪,改水井、改厕所、改畜圈、改炉灶、改环境)。同年,出动26.6万人次,各种车辆2.56万台次,清除垃圾、污水、残土6.39万吨,城粪1.76万多吨,疏通沟渠5.4万米,维修厕所50多个,对1203个厕所进行药物灭蛆12次,投放灭鼠饼干0.8万斤。经三年连续作战,使“脏、乱、差”的局面根本改观,农村“两管五改”亦取得显著成效。至1980年,郊区各村共铺砂石路39条,修整土路68条,共长7310米;绿化村屯37个,绿化乡道29条、21公里;维修、新建厕所652个,修建猪羊圈1824个;改良水井18眼。到1985年有45%的村安装自来水。
自80年代中期起,城市爱国卫生运动转向以建设卫生文明城市为目标,一手抓治理整顿,一手抓治本建设。1985—1988年4年间,市区修建和改造9条主干道、47条区级干道、180条背街小巷,铺筑路面59万平方米,路面硬化率达到80%以上;新修下水管道2.4万米;绿化美化21个生活小区。开展群众性灭鼠活动,集资30万元,投放灭鼠毒饵1160吨,老鼠密度由19.5%降到0.86%。继而整顿食品卫生,1989年取缔非法经营和卫生未达标的厂商51家,限期改进360家;城市垃圾基本作到日产日清、卫生填埋,厕所完好率达到95%;落实门前卫生、绿化、秩序“三包”责任制,27条主要街道“三包”合格率为95%。通过开展卫生升级赛,市区先后创建省级卫生文明单位304个。佳木斯市在全省检查评比中,先后获得市容环境卫生先进市、城市卫生先进市、基本无鼠害城市等荣誉。
为加强卫生宣传教育工作,1958年,市卫生局增设宣传教育科,后改为卫生宣传教育所。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举办有关浮肿、肝炎、代食品化验、野生植物采集等卫生防病知识教育的学习班共3855人次,印发宣传单7万份。并在中小学、师范等校每周开设一节卫生课。60年代后,通过办刊物、举办展览和放映影片,宣传卫生防病、计划生育和战地救护等知识。
1980年以后,卫生宣传教育工作开展面广,形式多样。1985年放映疾病防治和卫生科教电影、幻灯732场,印发宣传单12.55万份,标语5.7万张,宣传画3万幅,有100个单位设置卫生宣传橱窗,建立卫生监督岗30个。
1986—1989年开展重点人群的卫生知识教育。一是幼儿群,在市区267所托幼组织中,有1.47万名幼儿接受保健知识教育。二是中小学生群,在4所中小学健康教育试点的基础上,扩大到187所中小学,受教育的学生达3万名。三是老年人群,有老年健康教育活动室80个,以及老年人大学、老干部活动室等,有3265人接受教育。四是农村家庭主妇群,办班20期,接受卫生防病知识教育的农村妇女有4.14万人,受教育面达99%。大中型企业还开展“健康100题”宣传教育活动,印发《100题资料》2250份,受教育职工达5万人。市卫生宣教所摄制《健康教育之花在永红区绽开》、《东风新貌》、《佳木斯爱国卫生》等录像节目3辑。印发《佳木斯卫生》26期,发行10.4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