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征购销售

　　1937年（伪康德4年），日伪颁布“农业基本政策”，对稻米、小豆、大豆实行统配。1938年（伪康德5年），日伪颁布《米谷管理制度纲要》，加强了对粮谷控制。1940年（伪康德7年），日本残酷推行“粮谷出荷”和“粮食配给”两项政策。1943年至1944年，“出荷粮”按地亩不断增加交粮量。以1943年为例，全县粮食总产量10万余公斤，“出荷粮”高达5.1万公斤，占总产量的51％。
　　解放后，政府成立了财粮科，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1946年成立勃利公粮仓库，半年时间征购公粮2000万斤。10月在倭肯火车站西侧，成立倭肯建国公粮仓库，负责接收依兰、双河、刁翎、勃利4个县部分区的公粮700万斤。
　　1949年10月13日，东北人民政府颁布《东北地区粮食购销暂行条例》。1950年粮食部门直接参与粮食市场自由交易，实行“挂牌”收购。粮食市场大体分为3个时期：
　　1949年至1952年为粮食自由交易时期。它是在国营商业领导下，实行公私兼顾大力收购，由于掌握不严，粮价不稳，粮商囤积投机现象时有发生。
　　1953年是粮食统购统销时期。由于城市居民和工业用粮增多，农村余粮户观望粮食涨价，握粮不卖，国家出现粮食供不应求的现象。为促进购销平衡，缓解市场紧张的局面，国务院颁发《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全国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勃利县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可分7个阶段。
　　1953年至1954年为初期阶段，实行粮食“多余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购”的政策。
　　1955年至1957年为“三定”不变阶段。对农村合作社和个体户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简称三定）政策，对城镇居民和各行业用粮，实行定量供应。发行了全国和地方粮票。
　　1958年至1960年为“算大帐”阶段。实行分配征购粮任务的办法，算好产、销、余大帐，余多少购多少，国家定任务，生产队交公粮，超过任务部分。实行20一40％的加价增购政策，对歉收的社、户适当减购。
　　1961年至1964年为“征购包干”阶段。实行增产不增购、减产不减购，特大自然灾害适当减免。
　　1965年至1970年为“一定三不变”阶段。合理调整征购基数，减轻农民负担，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超购队多卖余粮加价30％，超购加价粮占征购粮任务的47％。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村开始有了储备粮，当年全县储备粮食4762万斤。
　　（国家代农储备3474万斤、农民自储1288万斤）。1969年勃利遭灾，粮食欠收，因为没有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推行交“保权粮”、“红心粮”、“爱国粮”，结果购了农民口头粮。第二年动用了1225万斤储备粮。
　　1971至1975年为“一定五年”阶段。1971年8月国务院下达了“一定五年”的收购政策。省定任务1亿斤，（比一定三年基数增加20％）。起购点450斤，定销补差粮400斤。1975年酱菜豆实行单独计价，起点为430斤，定销补差粮380斤，口粮不足430斤、马料不足700斤的免除当年征购任务。
　　1976年至1981年仍为“一定五年不变”阶段。1978年省确定：按现行标准留粮，完成征购任务后，实行粮食、油料议价收购、议价销售。1978年，全县向国家提供商品粮7562万斤。
　　粮食议购议销时期，它是粮食统购统销计划以外，根据市场供求情况，由粮食部门统一经营的一种粮食流通形式，是统购统销的补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1978年至1984年的7年中，议购粮食8034万斤，平价转议价2250万斤，外地议价调入2154万斤。议购小油料和油脂95万斤，平价转议价16万斤，议价调入55万斤。议价销售粮食3385万斤。议价调出1865万斤。议价销售油料26万斤，议价调出油料60万斤。1985年向国家交售商品粮，开展粮食议购议销业务，促进了生产发展，增加了粮食收入。国家开辟了粮源，活跃了市场，方便了群众，为粮食企业增加了原料来源，调剂了粮食品种、补充了国家粮食库存。